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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君:在东瓯重拾小说传统

来源:北京晚报 | 张玉瑶  2021年04月23日15:19

见东君前,编辑告诉我说,东君老师低调、安静,像个“转世”的隐士。一见到,模糊的想象即刻成形:一切都在加速的时代里,他是为数不多的慢者,徐徐落座,缓缓打开面前笔记本,一边翻看为提纲所记文字,一边悠悠地说话,语调阴凉柔和,似岩间潺湲流水,让人不由想起他的原名,郑晓泉。低调也是真的,1970年代生人,写了二十多年,得过好几个颇有分量的奖,网上能找到的采访却很少,这次因新书《面孔》来北京,竟是第一次出来面向公众做活动。

“东君”是他刚开始写作时为自己取的笔名,来自屈原《九歌》,意为太阳神。也有个双关之意:东君是浙江温州乐(yuè)清人,温州古称东瓯,“东君”亦即“东瓯先生”。不像其他成了名的作家纷纷迁居大城市,东君一直守在乐清,以静制动,以简驭繁,过着安静、简单、自足的日子。他生于斯长于斯,写作的内容自然与这片土地有关。东瓯历史远至吴越春秋,早先是断发文身的边地,至汉归入中原版图,后渐成文脉绵延之地。城中那些不知年代却遭遇传奇、乖张清奇的某某人,是来往于东君故事中的常客,他们构成了这个阜盛之地不为外人知的一面。

《面孔》是本有意思的书,含《面孔》《拾梦录》《异人小传》《卡夫卡家的访客》四篇,是小说集,但初观似散文也似诗,甚至段子。“面孔”是第一篇的标题,其实整本书都写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物面孔,在你面前幽然浮动。于是你时常觉得自己处于巨大未名的时空中,时而接上了古人的灵感,时而又落入极具现代气质的反讽。在有限的地理空间里,东君创造了一个纵横广阔的文本空间。

散讲与笔记

张定浩评论《面孔》时,引了庞德的诗《在一个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很是贴切,《面孔》正仿佛是诗句的小说化呈现。四篇里,过眼有几百个面孔,有失恋的人,有怪癖的人,有在梦境中出不来的人,有感染了病毒的人……尤其是第一篇《面孔》,四卷339段,长长短短,至短到一句,却隽永传神,一个一个人皆有故事,让你时而默然,时而一哂,时而像被挠到痒处,像一颗颗青橄榄,涩而回甘。

东君说,这些段落原是小说的“边角料”,写小说之余在笔记本上随意记录,那些入不了小说的就放着,日积月累,竟有几百条之多。发给朋友们看,朋友说,蛮有意思。很多人第一时间都想起《世说新语》,但东君所叙并非清贵者,而是无名无姓众生,时间地点都是模糊的,像那些闲聊中相互交换的逸闻。

有些故事的确是听来的,有时朋友闲谈说起某地有个人挺有意思,东君就随手记一笔。就像书封所绘,素净的黑白底色上布满耳朵的意象,取洗耳恭听之意。闲聊听故事是温州传统,听鼓词,听签诗(解签),听乡约(乡里布告、新闻等),一切表达皆能化成故事。谈天说闲话,温州话叫散讲。每个村里都有善于散讲的人,这些人总有特别的本事,三言两语就能将一个人刻画得栩栩如生。比如,东君举例说,乡人总结最讨厌的人有三种,分别是“灯遮”、“棋戳”、“屙催”。乍看俗了些,但充满了一种准确的乡间智慧。他觉得那些人身上有魏晋人物的风度,说得雅一点是清谈,俗一点就是散讲了。

乐清的文人也继承了民间散讲的传统。《面孔》研讨会上,《西湖》副主编吴玄“爆料”说,此书清谈的风格,让他回想起他们一伙人上世纪90年代在乐清文联吹牛聊天的氛围。向东君求证,他笑,确实有那么一点味道,“当时文联有个旧楼,我们叫它聊斋,各色人等在那里聊天。”东君当时在《乐清日报》工作,单位离“聊斋”只有一条街距离,和吴玄及后来成为温州代表作家的马叙、许宗斌等,都常出入其中,在散讲中度过年轻时的漫漫天日。

散讲无边无形的精神进入小说,东君希望它像树一样自在生长,“有的枝杈长一点,有的枝叶少一点,歪一点斜一点,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庄与谐、俗与雅,都有”。他写小说,也写散文、诗和戏剧,不同文体树荫交映,写作时自由穿梭其间,撷取片叶。但投稿时编辑犯了难,不知这束文字该放在何种栏目下,一度想作为散文发表。东君说,还是不要发在散文里吧——他反复强调其“虚构文本”的特点,譬如注重情节叙事、不使用第一人称、只作客观呈现等,这些都是他“有意划出的边界”。最后双方勉强达成共识,“塞”在小说栏目下发掉。

但或许,将东君的小说置于另一传统中,又有着相当的适配性。这便是其汉语语源,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和班固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谓的“小说”,而非西方story或novel的对应译词。古代传奇、笔记小说,皆是沿着这样一个脉络,归根溯源,和“散讲”密不可分。东君喜读笔记小说,也写过多篇谈小说的文章,对这一文体的流变有相当的研究,他有意从中吸取资源,将其小说语言锻造得简练省净、弦外有音,这是古典传统在他所创造的当代文本中留下的遗音。看似无拘于体裁间的区隔,其实有相当的自觉,涵泳于这样一个传统中,他的小说并不孤独。

进一步再退一步

很多人说,东君小说有庄子味,有道家气息。《拾梦录》有一篇正是据庄周梦蝶演绎而来,由先哲的思辨始,最后一句则瞬间转场至两千年后的当代,夜里梦见庄周、醒来瞥见窗台停着一只蝴蝶的“你”。“你”是所有的现代人,梦和困惑都是现代式的。东君的小说常是这样,深深的古意里,蕴藏着极为现代的内核气质,传统与现代,是他小说同时呈现出的两副面孔。

刚开始接触文学时,东君尚是个十几岁的少年,那时文坛正是现代派和先锋派的试验场。他在浙南乡下,“算是比较早受到影响的”,和那一代所有文学青年一样,撇开原先的中国书,开始源源不断地阅读西方文学,感到“脑洞与眼界同时被打开”。开始试写小说时,写的也是“先锋文学”,投稿不甚顺利,到了二十七八岁上,又重新回过头读一些传统的东西,突然觉得“不一样了,读出了另一种东西”。他写了一些糅合古典气质的作品,陆陆续续发表了,给朋友们看,他们说,挺好玩。渐渐地,这种风格在他手里成型、成熟,2012年他以讲古琴故事的短篇小说《听洪素手弹琴》获郁达夫文学奖。

陌生化,是东君屡屡谈及的词,看得出是他有意的追求。读过西方文学再读中国古典,有陌生的体验,写作也是——“有人做过这种尝试,把翻成英语的唐诗再回翻为中文,会有种陌生化效果,我就想,如果现代小说回归到从前的小说,会是什么样的?”

书中最末一篇《卡夫卡家的访客》,可以看作是一次极致陌生化、“从现代回到从前”的书写。起因是东君发现他身边有许多写得不错却默默无闻的作者,他想为这一类人写篇小说,但一直没想好怎么写,直到看到卡夫卡一篇记述某日一个中国人来访的短文。此人姓甚名谁来自何处皆不得而知,但蓦地燃起了东君的灵感,他以此为引子,引出一个中国跨文化学者和一部佚书,继而引出一系列晚明江浙文人的小传。他们皆不见经传,自绝仕途,终生布衣,相互间有些传承式的关联。写好后发给几个朋友看,朋友们第一反应都是“这写的是真的吗?”东君开了个玩笑,给研究本地文史的朋友说是真的,朋友诧异,说我搞了一辈子文史,怎么一个都没听过?东君笑笑不语。但对另一个诗人朋友,他又说是假的,朋友也诧异:卡夫卡的确写过一个中国人来访,怎么能假?东君同样笑笑不语。文本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效果,让东君感到颇为得意。

以卡夫卡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起点,从欧洲到江南,绕地球半个圈,把两个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东君有自己的寄托。在他看来,这些不得志的文人都是另一个卡夫卡,卡夫卡尚有勃罗德为他整理遗稿,这些人则书稿飘零不知所终。某种意义上,二者构成一种世界性的互文,对比出一种荒诞的真实。作为读东方也读西方的人,东君在绕了一圈后意识到,西方现代文学能够跟中国最好的文学产生呼应,但如果不先走出去,是无法回过头挖掘的,所谓“先前进一步再退一步”,就像他引用好友孔亚雷的话,“先要走出埃及,才能回到埃及”。

和家乡的距离

乐清是县级市,1993年才撤县建市,由温州代管。小时候乡间接触不到太多读物,东君买书要和哥哥坐船去温州市区,来回一下午,回到家天色已晚。那时他心中羡慕,如能住在市区多好。但将近30年过去,他还住在乐清,原因一方面是“宅”,另一方面是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买书、写作和朋友交流在任何地方都能进行,他觉得跑到大城市好像也没什么必要了。

但另一方面,他又明白,写作必须是某种拉开距离的观照,要警惕身在其中的局限。这些年80后年轻作家纷纷冒头,很多都是从小地方去到大城市,又反观人生经验,在空间距离的拉远中,书写小镇青年的故事。但东君,如他所言,是个“没有故乡,只有家乡”的人,从来没有过那种叫做“故乡感”的东西,所能拉远的,只有时间的距离。他写东瓯的历史文化、往昔人事,是因为这些能给他时间上的遥远感,提供另一种在地的陌生化,让他不断获得新的书写经验。

东君对当地文化和地方志很熟悉,总能随口讲起一些儿时的乡间传奇故事。2004年到2007年,有三年时间,他甚至中断了小说创作,与人合作一部图文志,可以说是一次集中的地方田野调查。每天所做便是游走于乡间,访老宅老人,搜集掌故歌谣,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皆有涉及。该书以《西乡旧事》为名出版,署名郑晓泉,而那些采集来的掌故,后来常常进了署名东君的小说。

作为小说家,东君有意让自己广泛吸收各种杂质。他对各种民间技艺和艺术门类感兴趣,有次和当地相熟的木雕大师聊天,他发现对方在读沈从文的《中国服饰史》,为的是雕刻衣服上的花纹,尽管那人不知道沈从文竟是个写小说的。他觉得有意思,写作也是如此,必须了解许多“杂项知识”。就像他练书法,一边说这是“玩物丧志耗费精力”的邪趣,一边又说起它和小说的联系:一个字,有时方方正正不好看,故意歪斜一点,姿态反而出来,就像一个人,太正太雅不好,带点癖性倒可爱,“艺术之间是相通的”。读书也杂,无论中国西方、小说诗歌、历史哲学,他觉得无妨,都是作为作家修养的须读之书,“不要分那么细”。

“以前向外打开,现在做减法。”东君的生活也在做减法,很少开会:和外面联系不多,慢慢地写,写好了还要再放放。在写作和经验渐趋同质化的今天,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在哪里写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一个点,从这里开始自己写作上的冒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