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剑侠、侠客这类词儿，在金庸小说中肯定是常见的，只可惜在下读金大侠的作品不多，倒是参军前在故乡时读了不少晚清和民国期间出版的公案、剑侠小说，那里面的侠客之类的人物有的也算活灵活现，至少在当时也给了我很大影响。虽说那些剑侠的生活和性格很有虚幻色彩，但现实生活中我的确也遇到过具有侠肝义胆的真实人物，他们那种仗义执言、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和行为，给青少年时期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长达数年我个人和家庭遭受恶势力欺凌时，这种侠性人物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遏了恶徒们的凶焰；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有一簇代表光明的微火给了我相当的安慰——在敌伪统治下暗无天日的年月中，肯定是这样的。

我青少年时期有幸遇到的侠性人物主要有两位。一位是“男侠”邢广明，他比我大三岁，是我东邻家的独子。他身强力壮，话语不多，却生性主持正义，恶霸之类的“少爷”及帮凶们大都惧他三分，他与我一起上学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位就是“女侠”洪兰，她是本村首富的二小姐。她家主要的人丁大都在天津经商，她本来也在天津上学，只是在城市学校放寒暑假时才回家乡度假。因为我们乡村学校放的是麦假和秋收假，时间不一致，她才利用在乡期间，来我们小学插班听课，借以“补习”。洪兰比我大五岁，当时我十一二岁，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在我的记忆中，她总爱穿一件蓝色的阴丹士林大褂，白力士鞋，戴一只发卡，面容端正白皙，时常透着一种庄严。看得出，她对恶少和帮凶们妒忌我学习成绩好、家长老实无助而百般凌辱我的行为早就怒目而视，但可能是出于“客位”不便多加干预。但在邢广明告诉我，洪兰常在班主任老师甚至校长那里表达她心中的不平，揭露恶徒们的种种恶行，只是由于老师们也慑于恶少们家长的淫威而不敢正面加以管束。终于有一天，当恶少和为虎作伥的帮凶们对我进行群殴，在我的脸上抹秽物时（当时邢广明因为在家忙农活未来上学），“女侠”洪兰爆发了，她当即一拍课桌，手指恶徒们大声喝斥：“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坏，你们这样仗势欺压良善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敢管你们天也会管你们的！你们这样恶下去注定是没有好结果的！”

恶徒们在她厉声喝斥下一时有点被惊呆了，但缓过神儿来后，对洪兰污言秽语相加，一派下流嘴脸。洪兰一跺脚，大跨步地离开了课堂，我清楚地听到，她踏着深秋时节飘落的树叶，一去不回头地走了，永远地离去了……

过了些日子，贫农户老梁（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本村第一个秘密党员）告诉我母亲：洪兰没有回天津，而是独自去南山根据地当了女八路。

后来，八路军开过来，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不消说，我满含热泪地投身革命，欺压我的恶少们大都随家长逃至“美蒋”盘踞的青岛。我参军后，多少年也未听到“女侠”洪兰的任何讯息，直到1954年秋天我回乡探望父母，老党员老梁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洪兰所在单位，来村里了解洪兰的家庭情况，并介绍了她参加革命后的表现。她在野战军中一直担任主治军医，开始学的是内科，但她后来坚决要求做外科医生，因为她看到有太多的伤员需要救治，她要为他们做手术，救活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战胜敌人的力量。后来在实战中历练，她成为她所在那个军的“一把救命刀”，不光是抢救和医治伤员，紧要关头，这位“女侠”性子的军医也是一挺机枪，一门炮。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中，由于部队日日夜夜阻击敌人，伤亡很大，一名负伤经洪兰刚刚救活过来的机枪射手在敌方炮击下牺牲，敌军趁机蜂拥而上。情急之下，洪兰端起那名烈士的机枪，突突突……敌军应声倒下一片，他们被这个猛然出现的“女共军”打懵了。孰不知洪兰平时摸过各种枪械，入朝鲜后，轻重机枪、卡宾枪、汤姆逊冲锋枪乃至迫击炮，她都向老兵学习过，都使得挺溜。（溜，方言土语中“麻利熟练”的意思。）在洪兰和余下的战士“不要命的硬顶”之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成功地掩护了大部队安全北撤。由于在非常关头下的破格表现，洪兰医生被部队领导机关特记一等功。但洪兰医生也因右臂负重伤而被同志抢下火线，并转至东北后方医院治疗。军医院在研究对她的治疗方案时，曾有过截肢的动议。洪兰得知后，苦苦恳求有关领导和大夫们尽力保住她胳膊，她说我还要给我们的同志做手术呢。为此她竟嚎啕大哭起来。据说，这是她平生的两个“第一次”：一是苦苦恳求别人，一是嚎啕大哭。为此领导还请来了地方医院的外科“大拿”，大家集思广益，小心翼翼地保住了她的胳膊，也保住了许多生命和健康。洪兰千谢万谢拯救了她的同行。康复后她转业到一家军工保密单位医院工作。但她一以贯之地保持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做人风格，从不表功居功，绝大数人都不知道她在十年军旅生涯中，是一位立过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多次三等功而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功臣。平时她除了在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德技兼优之外，还自愿地加入慈善事业，在逢年过节时，给相识和不相识的贫困善良人寄点钱去。她这样做，出发点也极为朴素：我的待遇不低，多余了没用，让它多发挥点作用吧。其实她个人的生活非常节俭，人们说没见她添置过什么新衣裳。

老梁在转述时，还特别提到一桩有趣的事：这件事我乍听颇感意外，原来洪兰当年在军中虽然是正营级，待遇还可以，却因为她的家庭出身，在入党问题上几度“卡壳”。1954年深秋，军工单位的地次“彻底”的外调解开了这个疙瘩。当时外调人员问老梁洪兰参军前的表现。老梁的回答坚决明确：“她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这没错。可人家上几辈就是正经的买卖人，从来没欺负过谁，一句话，没做过孽缺过德。不是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吗？那就看她本人。她年少在家乡时就很正，跟共产党、八路军有缘，说实在话，比我这个老贫农老党员的革命性儿半点也不差！“革命性儿”，在我们老家一带，这种语言场合是带儿化的。

据说就是经过这次外调，洪兰的入党问题算是解决了。从十七八岁到将近而立之年，也算经历了十年长征。但不管怎样，终于实现了她人生的一桩夙愿。

待到我九十年代最后一次还乡时，老梁已然过世，也巧，所幸又遇到了在内蒙与洪兰见过面的老梁的儿子。他于六十年代以技术工人身份去支援内蒙古建设，在一次去医院查体时，偶然碰上其父经常念叨的洪兰姑娘。洪兰当时也大感意外，她说，这是离乡二十多年来头一回遇到真正的老乡(同县还是同村)。在交谈中,小梁告诉她：“咱们村的石恒基后来也参军了，你们不是也认识吗？”（石恒基是我原来的名字）。洪兰听到这个信息显得特高兴，立马问他：“在啥地方工作？”小梁说：“好像是机要部门，具体啥单位我也不清楚。”所以尽管洪兰得知我亦参军，她并没有与我联系，那年代又没有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类寻人途径；再说小梁说我在机要部门已足以打消洪兰主动联系的念头，像她这样性格的人，是绝对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其实小梁并不清楚，其时我早已离开机要部门报考了大学，甚至已毕业到文学编辑部门工作了。

小梁说他也曾对洪兰提过她为啥不回家乡看看。一提起这点，洪兰脸色骤变，显露出一种相当复杂的表情，最后她还是吐了句话：“那里有我心里抹不去的痛。”小梁当时不晓，但我能够想到：在村校“补习”时那班恶少们的嘴脸和无耻行径，在她心底留下了太深的刻痕；还有由于她的仗义执言而遭到恶言秽语的辱骂，她可能还很难忘记。如确乎如此，那么在这位“侠女”开阔的胸怀中也还有一个柔弱的角落……

在此后几年发生的“风暴”中，小梁说也有人在医院门口给洪兰贴大字报，炮轰她坚持施善行为是“假仁假义、封建余孽”等等，但洪兰从容应对，她对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但那以后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小梁去医院看病，洪兰的同事告诉他，洪大夫歇病假在家。至于她的家庭子女等情况，小梁一点也没有涉及，是他不肯说，还是洪兰从来也未对他透露过，不得而知。

其实就在我最后这次回乡时，小梁已年届五旬，退休在家。由于他从内蒙古回来也有数年，我估计他对洪兰的近况也不见得详知。但当我问起时，他欲吐又止，最后他对我讲了实话：最近与内蒙古那边的老朋友通电话，他们有的说洪大夫已经走了，小梁解释说：“因为我怕传言不准，所以刚才没有对你说。”我觉得不是不说，而是像洪兰这样难得的大好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她真的走了……

她这年应该是七十岁，如“是”的话，未免也太匆促了。

自从她走后，几十年间始终未见一面，这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但她作为“侠女”的形象，绝不会因此而磨灭。而且，正因有此人真实存在过，我则坚定不移地认为世上确有侠性人物。

石英，男，《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