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 序

长江流月去无声。不知不觉，笔者在长江之滨的南京从事词学研究与普及工作，已经四十三个年头了。说来也有趣，词学与我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因缘。

我的名字是我的太公，也就是我母亲的祖父，给取下的。语出《诗•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汉毛亨《传》：“振振，信厚也。”（“信厚”，犹今言“忠厚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一笑。）汉郑玄《笺》：“‘振’音‘真’。”可知“振振”二字当读平声。可是人们都以为它出自成语“振振有词”，故称呼笔者时误作去声读。名字这玩意儿，所有权虽然是你的，使用权却多半归别人，一如现今人家新装修的公寓里备来给客人换脚的拖鞋。既然如此，我也只好从俗从众，默认“振振有词”之读音与释义了。

1963 年，南京外国语学校初建，笔者有幸成了它的第一届学生，时年十三岁。那所学校创办的目的，原是为外交部培养后备人才的。而从事外交工作，须得能言善辩。因此，名取“振振有词”之义，倒也上上大吉。殊不料 ，1966 年开始的“史无前例”，最终断送了我的“外交官”前程。1968 年，我怀揣一纸初中文凭，离开南京城，下乡插队务农。十年后，以同等学力越七级（高中三年、大学本科四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工作三年，又回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从硕士到博士，都师从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教授，专攻词学。1988 年毕业留校，教学之余，亦主要从事词学研究。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振振有词”之“词”，并非“行人辞令”之“辞”，乃是“诗词”之“词”。造化弄人不自知，冥冥之中，命运和我开了这么个谑而不虐的大玩笑！

恩师唐圭璋先生，整整比笔者年长五十岁。老人与我，从名分上来说是师生，从辈分上来说却是祖孙。因为老人与先外祖施肖丞先生，既是同乡、同辈、同事，更是朋友。先外祖治小学，出章（太炎）黄（季刚）之门，曾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他博学多才，善诗词书画，藏书颇丰。笔者自幼寄养在外祖父膝下，受其熏陶，十余岁时便喜爱诗词，常从外祖父的书架上乱抽各种诗词读本翻看（其中就有唐先生笺注的《宋词三百首》等），许多名篇熟读成诵，还无师自通地开始了诗词创作。这一文学爱好，直到青年时期在农村种田，也没有中辍。总而言之，笔者是从爱读词、作词而走上词学研究之路的。其所以后来报考唐先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执着于词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固已先兆于垂髫之年，绝非偶然。

四十多年来，笔者有过一些学术方面的著述，也写了不少诗词赏析的文章。前者是给从事学术研究的同行们看的，后者则是为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古典文学爱好者而作。比较起来，我对这后一类文字更为偏爱，因为它们的读者面要广大得多。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篇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殿堂里的珍奇展品，属于全人类。向尽可能多的人民大众介绍我们民族的这些文学瑰宝，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为自己能够从事这项工作而感到光荣，同时也为自己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尽如人意而感到惭愧。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唐五代宋元明清词凡四十二家六十四首的 五十八篇赏析文章，是笔者从自己历年来的此类写作成品中挑选出来的。结集印行前，又做了不同程度的斟酌、修改。所鉴赏的词作，除少量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家名篇外，多是历来操选政者所不怎么注意的中小作家的佳制。其主要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奇”：或题材奇异，或构思奇特，或笔法奇变，或措辞奇妙，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乡前贤江宁陈匪石先生《宋词举》自叙曾言：“词之为物，‘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虽应手之妙，难以辞逮；而先民有作，轨迹可寻。若境，若气，若笔，若意，若辞，视诗与文，同一科条。惟隐而难见，微而难知，曲而难状。向之词人，或惩夫雨粟鬼哭而不肯泄其秘，或鄙夫寻章摘句而不屑笔之书。否则驰恍忽之辞，若玄妙而莫测；摭肤浅之说，每浑沦而无纪。学者扪籥叩槃，莫窥奥窔，知句而不知遍，知遍而不知篇，不独游词、鄙词、淫词为金应珪所讥也。”此言非深知读词之甘苦者不能道。词，读懂读通其文字难；读出其好处来更难；读出其好处，且能为文将其好处说与他人，尤难；能为文将其好处说与他人，而其解说之文本身也很精彩，实在难乎其难。笔者是否读懂读通了所鉴赏之各篇词作的文字并读出了好处？赏析文章是否说出了它们的好处并说得很艺术？虽然我是力图这样去做的，却不敢自信。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匡我未逮。

若干年前，笔者写过一首关于说诗、读诗的《踏莎行》词（此调例用上去声韵，笔者改用入声韵，是新的尝试）：

和月分梅，带霜采菊。

一肩挑出深山谷。

说诗人是卖花人，

卖花声里幽香扑。

不拣怡红，不拈快绿。

斑斓五彩都收蓄。

读诗人是赏花人，

赏花莫厌通宵烛！

广义的“诗”，也包括“词”在内。此词用比兴手法表达了笔者对自己的期许，对知音的期待，总算可读，姑用之以为本文之结束。

敦煌曲子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发现了大批古代写本书卷，其中杂抄着相当数量的曲子词。其写作时代，大约在八世纪至十世纪之间，亦即唐、五代时期。除极少数可考知作者姓名的文人创作主外，绝大多数是无主名的民间作品。原件大部分于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07—1908）被英国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法国伯希和劫取，今藏伦敦、巴黎。近人王重民编有《敦煌曲子词集》。

定风波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㑩？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征服偻㑩未足多，儒士偻㑩转更加。三策张良非恶弱，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

项羽翘据无路，酒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当本，便知儒士定风波。

【注释】

攻书学剑：汉代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见《史记》本传。后遂以“书剑”为士子的特征。

争：怎。骋：逞。偻㑩：聪明伶俐、机灵能干。

绿沉枪：古代名枪。唐殷文圭《赠战将》诗：“绿沉枪利雪峰尖。”绿沉，深绿色。

龙泉：相传春秋时名匠欧冶子、干将作铁剑三枚，其一曰“龙渊”。见《越绝书》。后用为宝剑的泛称。唐时避高祖李渊讳，改称“龙泉”。斩新：崭新。

康：大。当时西北方音读作“科”。从任半塘先生说。

狼烟：即烽火。古烽火用狼粪为燃料，取其烟直而聚。

征服：原抄件作“征復”。窃以为当是“征夫”的音讹，不当改“征服”。功：任说当时西北方音读作“锅”。窃疑“未是功”是“未足多”（义即“不值得称赞”）之讹。“多”字的俗写与“功”字形近易混淆。《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曰：“而循礼未足多也。”

转更加：转，反而。加，超过、在上。

三策：原抄件作“三尺”，任校改“三策”。按《礼记•玉藻》载古代士人束腰丝带长三尺。唐王勃《滕王阁序》：“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三尺”正与张良的儒士身份相符，可通，不必改。说见蒋礼鸿先生《〈敦煌曲子词集〉校议》。非恶弱：不差、不弱。

翘据：原抄件即如此。不辞，待考。

一曲歌：《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被汉军围困在垓下，饮酒于帐中，对爱姬虞美人、骏马乌骓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史记》《汉书》均无关于虞姬自刎的记载，其事当出自后世传说。

当本：原本。

这两首词的原抄件今藏巴黎。由于抄写者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错讹甚多，几乎不可卒读。此处所录，是任半塘先生校理过的文字（见任著《敦煌歌辞总编》卷三）。

从文义来看，它们应是两个人的对唱。当我们司空见惯了文人词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的独唱歌曲，再回过头来读一读这两首词，不禁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民间词里还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艺术表现形式！

揣想当年演出时的情景，很可能是这样的：甲乙两人分别扮作文武二士，粉墨登场。“武士”斜眸白了“文士”一眼，露出鄙夷而不屑一顾的神态，挑衅地唱出了第一支曲子。他的唱词可真够尖刻的，一开头就把文士们所致力从事的学业贬了个一钱不值——“你们这些儒生，读几卷诗书，学两下剑术，能有什么大出息？”贬低他人，自然是为了抬高自己，故顺势带出第二句——“哪儿比得上俺们这些在边塞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武士啊！”接下去三句，进一步炫耀自己的勇武：“瞧，俺们武士手里握着铁一般坚实的长枪，宝剑磨得簇崭新，寒光闪闪，好似天上的明月，那才叫威风哩！”十六个字只写两件兵器，不着一语去描画人的形象，但武器精良如此，人物的剽悍更不待言了。这便是侧笔的妙用，比正面写人要来得精彩。上阕得意洋洋，风头出足，相形之下，“文士”已显得寒酸、猥琐，黯淡无光；但“武士”似乎还觉得不够尽兴，下阕又加倍跌宕，换头处再次折回去用直笔贬抑儒生：“往昔立下战功的军人们才值得羡慕，别瞎吹什么儒士的德行和能耐了。”末三句更变本加厉，改用诘问的口吻：“听说眼下四方边塞都燃起了烽火，请问你们这班儒生，哪位有勇气去平息战乱？！”这一“军”“将”得极狠，盖上文云云，还不过是说文学不如武艺，本领高低，前途大小，见仁见智，无关宏旨，“文士”尽可笑而不答，以示自己的雅量；而一旦问题牵涉到敢不敢挺身而出，为国家戡乱，则事关儒士的人格和荣誉，非同小可，容不得装聋作哑了，势必予以回答。然而，这问题又实在不好回答。倘若硬充好汉，投笔从戎，以书生文弱之躯去冲锋陷阵，即无异于羊入虎口；如果自认怯懦，作龟缩之状，那么从此再也别想抬头见人——真是进有所不能，退有所不甘，进退两难。在观众看来，“文士”已被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遁了。演出至此已进入高潮，人们当饶有兴致地等着看那“文士”如何下台。这时，只见他不慌不忙，脱口唱出第二支曲子来。

“你们武士那点本事算不了什么，俺们儒士的能耐更在你们之上呢！”——反唇相讥，“文士”一甩手，也抛出两句大话。何以见得？自有历史为证：君不见汉高祖手下的头号谋士张良乎？那张良体弱多病，从不曾率军作战，但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史记•留侯世家》），楚汉相争，楚强汉弱，而终究汉兴楚灭，可全亏了张良的谋略！“文士”拉出这面大旗只轻轻一晃，便化解了“武士”其来势也汹汹的进攻招数。脚跟既已站稳，下阕就势反击：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项羽本纪》载霸王《垓下歌》），武功不可谓不高吧？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张良的谋略面前，他还不是四面楚歌、走投无路，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弦外之音是：你们武士谁还狠得过楚霸王？什么绿沉枪、龙泉剑、“沙塞骋偻㑩”之类的话头快快收起，休要再提了，匹夫之勇，何足道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正面的启示，反面的教训，都已说尽，最后便自然而然地遥应前篇，以直截回答“武士”的诘问作收：以古例今，从来就是儒士平息战乱！俺们书生最“善于”定风波，岂止“敢去”而已？那“文士”成竹在胸，辩口捷给，眼见得这场“舌战”是他赢了。如若曲子词也援杂剧之例，须用小字注出演员临场时规定的表情和动作的话，此处必定是以“‘武士’垂头语塞科”而告结束。

从这两首词的创作倾向来看，作者当是下层社会的一位士子。创作动机也很明显，大抵当时的社会风气重武轻文，词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和伤害，因而借歌伶之口一吐愤愤不平之气，到娱乐场上去谋取精神胜利。关于它们的写作年代，任半塘先生《敦煌曲初探》推断为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间（713—755），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看其中充满着为国靖边戡乱以建功立业的自信心，格调豪健爽朗，确实是有些“盛唐气象”的。

平心而论，安邦定国自须文武并重，相辅相成，二士持论都不免失之于偏颇；然而“武士”既自负沙场野战之劳在先，“文士”又何妨转而标榜一下帷幄运筹的重要，以“过正”来“矫枉”呢？词中喜剧式的争执气氛，活脱脱表现出“文”“武”二士好强斗胜的个性，质朴可爱，并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那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尽管这两首词的笔触还显得稚拙，但它们的艺术构思却是很精巧的。玉蕴璞中，连城之价并不因表面的粗糙而遂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