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没有到过罗布泊的人，也许想象不到，在这荒凉、贫瘠、风沙肆虐的戈壁大漠上，竟然生长着一种生命力特别顽强、又异常美丽的野花，名叫马兰花。马兰花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属兰科，小花盛开时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春夏时节，在泥土湿润的孔雀河畔，在春水流淌过的荒野上和沟渠边，到处能看到马兰花蓝莹莹的姿容。

当年，前来罗布泊为核试验场选址的首任基地司令张蕴钰将军，正是因为一眼就看到了盛开在孔雀河畔的马兰花，在用无线电向党中央报告选址位置时，他脱口说出了“马兰”二字。从此，马兰这个名字就与共和国的核试验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成为奋战在罗布泊的英雄儿女们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和忠贞无私的精神象征。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夕，1964年6月的一天，马兰核试验基地的一位首长，告诉了年轻的林俊德一个喜讯：基地研究所党组织正式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祝贺你，亲爱的同志……

在听到喜讯的那一刻，林俊德激动得热泪盈眶，双唇颤动着，却不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光荣啊，俊德同志！”首长轻轻拍了拍林俊德的肩头，目光里含着赞许和期待。

1955年7月，17岁的林俊德从福建永春县贫困山区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系。不过，因为家境贫寒，他差点失去念大学的机会。是家乡的党组织和乡政府、乡亲们，帮他凑够了从永春到杭州的路费。按照录取通知要求，早就过了新生报到的日期，机械系迟迟没有见到林俊德的踪影。负责新生报到的老师说：也许不会来了吧？系主任拿过花名册看了看，说：“这名学生家在闽南山区，离杭州路途遥远，再等等吧，一个山村少年能考上浙大，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位系主任猜得没错，林俊德在来浙大的路上，的确误了一些路程。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节省下一点路费，所以有好几段汽车路，他舍不得买票坐车，硬是徒步赶到了火车站。当他好不容易找到浙大校园时，机械系已开课两三天了。这个又黑又瘦的山区少年，穿着一身打补丁的衣裳，挑着简易的铺盖担子，赤着双脚走进了校园。

2011年秋天，林俊德70多岁的时候，回家乡参加母校永春一中校庆时，对师生们说道：“我是山沟里穷苦人家出身，如果当时没有党和政府的助学金，我根本上不了中学，也上不了大学，更不可能成为科学家、成为将军和院士。是共产党和新中国，让我‘绝处逢生’。我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党和祖国母亲的寸草春晖般的报答。”

1960年，林俊德从浙大毕业时，被党和国家挑选出来，穿上了军装，踏上西行的列车。就像突然间从亲人和朋友面前“失踪”了一样，从此，他与无数年轻的大学生、科技人员、科学家和解放军将士一道，恪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保密纪律，隐姓埋名，进入了与世隔绝的罗布泊荒原。

从1963年起，林俊德作为核爆炸冲击波机测压力自记仪研制小组组长，不仅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试验任务，也是少数几位参与和见证了我国全部的45次核试验的科学家之一。

罗布泊晴朗的夏夜里，满天的星星像晶莹的宝石，显得格外璀璨，仿佛伸手即可摘下。这天夜晚，在基地研究所简陋的小会议室里，两盏小小的电石灯被调到了最亮的亮度，灯光照耀着会议室小小的空间。林俊德和另外4名新党员，由一位张政委带领着，面对挂在墙上的一面鲜红的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拳，一句一句坚定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国际歌》的雄壮旋律从小会议室里传出，久久回响在茫茫的荒原和高远的夜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当时，林俊德和他年轻的同事们，包括他的恋人与战友、1963年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核试验基地的黄建琴，都对马克思这段青年时代的誓语耳熟能详，并以此互相鼓励。是一种崇高的信念和热忱，是一颗赤诚和炽热的初心，支撑和鼓舞着林俊德、黄建琴与战友们一起，把美丽的青春芳华和宝贵的壮年时光，无怨无悔地挥洒在茫茫的荒原深处。

在黄沙漫漫的戈壁滩上，在风雪交加的严寒的日子里，他们睡过地窝子和简易帐篷，喝过孔雀河最苦的碱水；在全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年月里，基地的粮食供给不足，他们甚至也吃过榆树沟里的榆树叶和榆树皮。为了采集试验数据，林俊德和战友们也曾多次攀登到滴水成冰的天山冰大坂和雪峰上……

“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这是每一位进入罗布泊的英雄儿女的青春芳华的真实写照。以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力量，铸成中华民族最坚固的“核盾”，实现新中国国防科技的强国梦想，不负党、国家和人民交给的神圣使命，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和最坚定的信念！

2 几年前，我有幸得到一个机会，经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有关部门邀请和获准，与熊召政、刘燕燕等几位作家、艺术家一起，进入罗布泊腹地的马兰核试验基地和当年的核试验现场采访和体验生活。这是我永难忘怀的一次采访活动，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之旅。我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天狼星下》《罗布泊的孩子》，都是献给马兰的英雄儿女们的。

除了林俊德和他的战友当年放飞试验气球的天山雪峰我们没有登过，林俊德其他足迹所至之处，我们都寻访了一遍，包括爆破试验的大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核试验研究所曾经驻扎的红山山谷营房、林俊德一家住过的房子，林俊德做试验的房间等。在某部工兵团的院子里，保留着几个他们初到罗布泊时睡过的“地窝子”，我也特意“睡”进去亲身体验了一下；孔雀河和肖尔布拉克苦涩的碱水，还有博斯腾湖清清的“甜水”，我们也亲口尝过。

罗布泊腹地有一片狭长和开阔的谷地，仿佛是大自然特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一片“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一直隐藏在蜿蜒迤逦的天山和大漠的皱褶里，不为人知。随着核试验的步步推进，从1966年开始，试验基地研究所的所有机构，陆续告别临时搭建的帐篷区和“地窝子”，迁入了位于天山南麓的这片隐蔽的山谷之中。

红山营房外，西北角靠近山脚处，几株白杨掩映着一排干打垒的平房，房子不远处有一条靠山顶的积雪融化而成的小河。一些平房门前的院子，四周用红柳枝条围成矮矮的篱笆墙和小院门。

这里曾是科技人员和后勤人员的宿舍。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黎明时分的山谷，火红的霞光映照着附近的山冈、小河、房屋和树木，一声声嘹亮的晨号声，在天空回响。谁也不知道，这片与世隔绝的山谷里，正埋伏着“千军万马”，不久的一天，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从这里横空出世，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将震惊全世界！

我们去寻访的时候，山谷里的营房早已人去楼空。当地的几户维吾尔族兄弟偶尔会到这里来放放羊。春天里天气暖和了，溪流边的马兰花又将盛开；沙枣树和红柳丛也会恢复生机，长出新的蓬勃的枝叶；云雀会在孔雀河边的芦苇林上空，欢唱着飞入云霄；沙鸡之类的沙漠禽鸟，还会在戈壁上飞跑和追逐……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心地区，遍地都是灰黑色的、细碎的石头。不难想象，当时，该有多少巨大和坚固的岩石，以及一些用于试验的效应物，如飞机、汽车、坦克、房屋、大炮、钢梁等，都在巨大的爆炸中，瞬间变成碎石，化作齑粉。如今，一块巨大的褐红色花岗岩矗立在当年的爆心位置，仿佛一块永久而无言的纪念碑。花岗岩左边，还残存着半截深插在地下的、足有成年人体半径一样粗大的空心钢管，显然是当时支撑起那颗原子弹的脚手架的某个支点。

奇怪的是，在遍布细碎的石头和曾经烧焦的大地上，又长出了一丛丛顽强的芨芨草和骆驼刺。每一阵大漠风沙吹来，它们都会发出有如铜丝一般铮铮的鸣响，仿佛在诉说着英雄儿女们不朽的功绩。

中国核武器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离不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那一代领袖集体的坚强领导与坚定决心，也倾注了奋战在罗布泊大漠深处的数万名马兰人的智慧和心血。有许多部队将士和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都默默地做出了巨大牺牲，不少人献出了年轻和宝贵的生命。

马兰基地创建后，在进场试验或施工爆破中不幸牺牲的战友，就临时掩埋在一片生长着几株高大的胡杨树的空地上。一年又一年，胡杨树下的新坟不断增多。今天，矗立在马兰基地的一座安息着数百名在核试验事业中英勇献身的马兰英雄的陵园——“中国核试验基地烈士陵园”，就是在当年那几株胡杨树下的墓址上落成的。这些共和国的英雄儿女，把青春的热血洒在了戈壁滩上，他们年轻的生命，像天山一样巍峨，也像大漠一样壮阔。

3 从位于红山山谷的生活区营房去往试验场区，要经过一条几公里长的狭长沟谷，因为沟底生长着很多粗壮的老榆树，马兰人把这里称作“榆树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年月里，这些老榆树上的“榆钱儿”和榆树皮，给马兰的英雄儿女们充过饥；老榆树粗壮的树干和巨伞般的树冠，也为英雄儿女们遮挡过雨雪和风寒。

我们在马兰采访的时候，特意去了趟榆树沟，为的是亲眼看一看一棵足有两人合抱粗的老榆树。在这里组织和指挥首次核试验的张爱萍将军，给这棵榆树命名为“夫妻树”。马兰人没有不知道这棵夫妻树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棵老榆树见证过一对年轻的共产党员夫妻的“奇遇”。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前一年，即1963年，在北京某部研究所工作的王汝芝副所长，奉命调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参与首次核试验任务。对一位年轻的科技人员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使命。王汝芝兴奋得连夜开始收拾行装。

凡是被挑选出来进入基地的人，都必须执行最严格的保密纪律，必须做到“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临行前，王汝芝编了个理由，对丈夫张相麟说：“我去外地出一趟差。”

张相麟也在某研究所工作。听到妻子的话，他只是平静地说了句：“好啊，注意照顾好自己啊！”王汝芝又叮嘱了一句：“对了，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回来，记得写封信给我妈，报个平安，免得她惦念。”

一个月后，王汝芝穿着军装来到马兰基地。一进试验场她就明白，和丈夫压根儿也不再抱见面的希望了，连通一封报平安的信都不可能。所以在老家的母亲一直以为女儿被派到国外学习去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汝芝和几位女同事从试验场回来，刚走到榆树沟时，突然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她们只好跑到沟里的老榆树下躲雨。不一会儿，又有一些人扛着试验器材跑过来躲雨。突然，王汝芝看见，有一个穿着军装的身影怎么那么眼熟？那个人低着头，提着器械箱，撩起衣服遮挡着雨点，三两步跑到了老榆树下。

王汝芝好奇地走上前去，扳过那人一看，不由得愣住了，惊喜地叫道：“相麟，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张相麟也像在做梦一样，眨巴着眼睛说：“汝芝，你……你不是出差去了吗？”两个人愣愣地看着对方，先是惊喜，继而又会心地相视而笑。

不久，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来到基地检查工作，听说了这对夫妻的故事，就特意绕道经过榆树沟，看了看这棵老榆树。一对战友夫妻在互不知情的状况下竟然在榆树下巧遇，这位诗人将军不由得感慨道：好啊！这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吗？略一思忖，他当即给这棵老榆树起名为“夫妻树”。默默无语的老榆树，见证了一对共产党员夫妻对党的纪律、党的事业的坚守与忠诚。

当年，首批进入马兰试验基地的有40多位女同志，分住在5顶临时帐篷里，张爱萍将军也曾为女同志们住的帐篷区取名“木兰村”。黄建琴当时就在王汝芝任主任的研究所一室工作。这些女同志，也被后来的马兰人尊称为“核大姐”。

我在西安采访“核大姐”黄建琴时，她回忆说：当时她与林俊德恋爱两年，虽然都在同一个研究所，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的时间还不到一整天。不是他进场，就是她进场，互相之间也从不过问去哪里、去干什么，这在试验场区是大家心照不宣、再平常不过的。那棵夫妻树，见证了我们那代人的爱情，更见证了我们对党的忠贞、对事业的热爱和执著。

“再会编故事的小说家，也虚构不出夫妻树这样的现实故事。”我问黄老师，“你们这些‘核大姐’，没有一位想写小说的吗？多好的故事素材啊！”黄老师笑着说：“不能写！那时候每个人都明白，既然我们选择了这项事业，就要一辈子隐姓埋名。像汝芝大姐这样的夫妻故事，也只有我们马兰人自己来分享了。”

4 沙漠上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晚。当严酷的冬季还没走远，人们苦苦盼望的春天还没有抵达冰封的孔雀河两岸，马兰花坚强的根须，在泥土之下默默存活和忍耐着，感知和谛听着沙漠之上春天的脚步。虽然春天的脚步时常会受到暴风雪的阻隔，但春天的脚步终究是任何风沙和风雪无法阻挡的。随着残冬的步步退却，蜿蜒的孔雀河畔，辽阔的博斯腾湖边，坚冰开裂，残雪融化，马兰花在所有植物中最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绿意，向人们预报着春天的到来。

马兰花、胡杨树、芨芨草和骆驼刺的顽强的生命，多像那些牺牲在罗布泊的英雄儿女们的英魂！他们的骸骨和英魂，都已化作了马兰花、胡杨树、芨芨草和骆驼刺的枝枝叶叶，每年春天都会捧出一片新绿，装点着祖国壮丽的山河，也装点着这片铭刻着一代代英雄儿女的奋斗记忆的大漠。

2012年5月31日，已是生命垂危、身上和口鼻处插满了各种管子的林俊德院士，在女儿的扶持下坐在电脑前，为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使命，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埋在马兰……”

凡是在罗布泊马兰基地奋斗过的人，几乎都留下过这样的遗嘱，希望自己能“魂归马兰”，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2014年，林俊德的骨灰也安葬在“马兰革命烈士陵园”里。陵园里巍峨的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的碑文：“……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后来者懂得，正是这种苍凉与悲壮才使‘和平’二字显得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