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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关怀与人性探微——2020年湖北中短篇小说述评
来源:《长江丛刊》 | 徐迅  2021年04月13日08:10
关键词:中短篇 湖北

新时期以来,湖北省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近年来,湖北作家沿续了这一优良的文学传统,立足现实,关注世道人心,书写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在艺术探索上呈现出多元开放态势。2020年湖北中短篇小说创作有诸多亮点,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20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湖北四位作家作品榜上有名,除网络文学作家猫腻、吱吱上榜网络小说排行榜外,晓苏的《泰斗》、谢络绎的《一只单纯的野兽》荣登短篇小说排行榜榜单,是2020年湖北中短篇小说创作可喜的成果。此外,资深的实力派小说家在2020年也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贡献了不少中短篇力作,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如池莉的《封城禁足99天脑子闪过些什么》、陈应松的《青麂》、於可训的《乡人传》系列、普玄的《生命卡点》、曹军庆的《纸上的父亲》、韩永明的《大事》等。同时,湖北的青年作家也奉献了不少佳作,以其先锋姿态与探索精神,使湖北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

直面疫情:现实关怀与人文忧思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迅速席卷全国乃至全球。面对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与挑战,大大激发了小说家的现实关怀与创作冲动。湖北作家在情感激荡之中,从自身经历出发书写了不少直面疫情的中短篇小说作品。还有一些小说看上去虽与疫情没有直接关联,但充满了对社会、生命、自然的终极关怀与对人类生活的反思。

池莉的纪实性中篇小说《封城禁足99天脑子闪过些什么》(《北京文学》2020年第7期),以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病毒爆发,武汉封城为背景,以作家本人长达99天居家隔离生活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从个体经验出发,真实记录了疫情爆发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小说记录和见证了疫情肆虐的严峻时刻,灾难之下世道人心、人性冷暖的真实状态,坐困愁城时武汉市民们的守望相助。小说兼具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一方面对疫情进行了真实记录与再现,展现了武汉封城前后的社会情态,另一方面将个体命运放置在群体命运中书写,展示人类在面瘟疫时的苦痛与坚强。小说从亲历者、平民化的个人视角出发,表现出在封城76天前后的疫情防控措施下,武汉市民与新冠病毒的顽强搏斗与生死较量,人们之间相互鼓励、共同坚守的抗疫故事。小说更将作者对生命与自然的反思贯穿其中,对疫病和人类病相的关注与表现,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类处境的深邃思考,在真切的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包含了对人类群体命运的关怀和体察。在自省与反思中,表现出面对宇宙与自然,人类这种生灵的渺小与伟大,使小说更具哲学韵味。

普玄的《生命卡点》(《人民文学》2020年第10期)则聚焦新冠疫情下的“正面战场”——武汉某医院的隔离病房。小说以章医生陪伴自闭症儿子休假结束,回到医院岗位就进入发热门诊,继而来到隔离病房开始“战疫”为开端,通过章医生的眼,讲述了隔离病房里面对疾病与死亡,在生命“卡点”上各种各样的生命故事,其间穿插着章医生对自闭症儿子的艰辛养育与所感所悟,展现生之艰难与生命的韧性。小说开头着重书写了“寂静”这个意象,并用多层次的感觉手段去表现“寂静”。“寂静”既是武汉封城后“见不到人”的城市的真实情形,也是隔离病房里客观世界的状态,同时也是身处隔离病房里章医生听不到患者家属哭声的“比死更静”“心酸”“可怕”的主观感受。作者将这种寂静与自闭症儿童的寂静的世界相关联,而章医生同时作为自闭症儿童家长与医生,是见证这一切的“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寂静”一方面暗示着来势汹汹的疫情下充满压抑的社会和医院,同时也表现了“寂静”背后涌动着的生命与激情,正是章医生这样与病毒赛跑的白衣天使,在寂静之中“一直在捕捉生命”,表现出“逆行者”的精神境界,弘扬着向上的精神力量。作者巧妙将自闭症患儿与新冠病人的行为遥相呼应,促使我们反思人类的行为与观念:人类面对自然的灾害、疾病与死亡时,高度发达的科技与现代文明亦是脆弱的,面对“生命卡点”,只有迸发出对生之渴望的强烈的生命意志,才能度过难关。小说表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生与死的搏斗,体现了作家对生命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

吕金华的《抗疫团》(《民族文学》2020年第9期)讲述了抗疫的另一个战场——湖北乡村抗疫的故事。庚子年春节前,刘核桃从工作的恩施城回到家乡农村过年,不料武汉封城,在武汉读研学医的儿子滞留在汉。刘核桃按捺住内心对儿子的担忧和焦虑,和村里的发小们一起组成了乡村抗疫团,共克时艰、共抗疫情,用热情与智慧在乡村筑起一道坚固的抗“疫”生命防线。刘树成《武汉爱情》(《长江丛刊》2020年第10期)讲述疫情时期人间的美好情感。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故事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疫情之下普通人物的情感纠葛与内心变化,展现出凡人英雄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辉与人间温情。彭定旺的《寻蝉》(《荆江》2020年8月创刊号)以武汉为背景,讲述了祖孙三代一家四口处于病毒肆虐、生命关口时的生死困境,以及在社会关爱下,家人互相勉励共度难关的脉脉温情。周娴的《猫年》(《啄木鸟》2020年12期)将疫情与一系列失窃案联结在一起,表现了人性的善与恶。鸽子的《一声冷汗》(《长江丛刊》2020年第4期),则通过秋生“妻女共染新冠肺炎并不幸去世”的南柯一梦,表现了对动物生命主体价值的尊重与人的自我忏悔。

还有的小说并不直接写新冠肺炎疫情,而是以疫情为起点,进而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将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人文关怀等综合起来思考。在庚子大疫之中酝酿产生的《青麂》(《上海文学》2020年第4期),是陈应松在2020年完成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青麂》应归入陈应松最负盛名的“神农架系列”。2020年陈应松发表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还有《声音》(《长江文艺》2020年第9期),《青麂》是陈应松生态文学系列的又一力作,陈应松沿续自己的自然和生态写作,在这篇小说中继续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主题。青麂是神农架的山中神兽,一种美丽而有灵性的动物,代表着天地之灵、生命之美。而人类为了一己之私欲,将其捕捉、折磨、杀害。人已不是人,变成了恶魔。而人终究因自己的残忍、贪婪遭到反噬。小说中还描写了人对动物的迫害,致使动物进行报复,自然环境发生变异。山中竹鼠的肉煮汤味道鲜美,于是被人类疯狂捕杀而食。竹鼠本来在地下吃竹根,是不吃荤的,为了报复人类,就开始逮着石蛙疯狂噬咬。石蛙为躲避竹鼠只好装作“假死”,并从身体里发出一股浓郁的尸臭味,让竹鼠赶紧走开,致使原本秀丽的山谷臭气熏天,人畜不能踏入。这个类似蝴蝶效应的寓言一样的故事喻示着,人类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存在,而只是自然生态链中的一环。人类中心主义让人面对大自然一直肆无忌惮地进行攫取、掠夺,人类文明高速发展到今天,已对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危害,而大自然必会对人类进行复仇和惩罚,最终会影响人类的生活与生存。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现实下,《青麂》如同一则警世通言,告诫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善待其他生物,牢固树立生命共同体意识,与万物生灵和平共处,才能走出困境。

二、

现实书写:价值批判与人性拷问

除了关注社会重大问题,湖北作家也继续着现实主义传统,关注当下的现实人生,关注人们的生存困境,挖掘人的精神困境,剖析人的心理成长历程,展现社会纷繁的众生相。晓苏的《泰斗》(《清明》2020年第5期)是他的“大学系列”小说,继承了《围城》的知识分子书写传统,以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为主要书写对象,表现了面对着物欲横流的社会,在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观念的冲击下,当今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化和灵魂堕落。小说通过“我”的视角可以观察到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和行动。他们的面目随着小说的层层展开而彻底暴露,整个知识圈层的卑微的精神状态也显露无疑。通过塑造这些灵魂溃败、人格卑琐的知识分子,晓苏对学术腐败、权钱交易,学术与资本相媾和等校园乱象与时代病灶也进行了尖锐而有力的讽刺与批判。

曹军庆的《纸上的父亲》(《长江文艺》2020年第10期)讲述了一个谎言与真相的故事。余世冰在强制戒毒所戒毒两年,他的妻子林美芬为了给儿子余万聪制造一个完美而高洁的成长环境,决定掩盖这个不光彩的事实,她编造出了一套说辞,将余世冰“塑造”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为了儿子,两年后余世冰从强制戒毒所出来时决心做一个“新人”、“好人”,然而他回到家中,发现人去屋空,妻儿早已离开,不知所踪——为了将余世冰的完美“人设”继续下去,妻子早就携子离开这个知道他们底细的小镇,远走高飞……当人们陷入生活的迷雾之中,是愿意选择充满善意而慈悲的谎言,还是赤裸而痛苦的真相?小说没有直接做简单的道德评判,在检视人物内心时赋予了理解,并冷峻地剖析了生存本相,窥探了生活中隐秘的角落,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幽微之处。

精神的创伤和存在的迷茫,死亡的阴影和生存的艰辛,生命中难以回避的沉重和痛苦,人何以去面对?青年作家丁东亚的《生事弥漫》(《天涯》2020年第4期)中,年近七十的老杨头,生活的主旋律就是独自照料着中风的老伴,默默忍受照料病人的琐碎和老伴古怪暴躁的脾气。儿子在十二岁那年落水死亡,是他心头隐秘的痛苦。在丁东亚的笔下,原罪永恒存在,老杨头也是一个背负着原罪十字架生活的人:年轻时的他因醉酒和妻子发生口角,恼怒中踢向妻子,导致女儿差点流产,夫妻感情破裂。老年的他似乎屈从于无奈的日常生活,有部分原因是对自己过往的赎罪。人的肉身在现实的深渊中无法挣脱与逃离,只有在老盲子讲述的流浪经历里,他的灵魂才能随之一起出走,仿佛找到了生活的美好与诗性。小说带着先锋文学的余韵,在现实、回忆、幻想与梦境之间游走,在叙述中不经意道出人性存在的内蕴,文字间氤氲着浓浓的诗意,充满着神秘与感伤。

三、

乡土叙事:乡村纪实与想象虚构

湖北有着较为浓厚的乡土文学传统,过去一年中乡土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也是精品迭出。湖北作家中有不少曾是乡土生活者,现在则大多在城市里工作生活,这让他们一方面有着乡土情结,熟悉乡土题材,一方面又带着“他者”眼光来审视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乡土社会的变迁。同时,作家们也在艺术形式上做出了种种探索和创新,或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方式、或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丰富了乡土题材小说的面貌。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随着精准扶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湖北作家也紧扣时代脉搏,生动书写着脱贫攻坚战中的人物和故事。韩永明的《酒是个鬼》(《长江文艺》2020年第2期)讲述嗜酒如命的老埙被派到雨村做驻村扶贫工作。老埙的任务之一是帮扶村里的贫困户谢石头改造危房,而谢石头是个酒鬼加懒鬼,对村干部的劝说油盐不进。老埙在“酒”上找到两人的共同点,以此为突破口慢慢赢得石头的信任,让其重获生活信心,决心改变贫困命运,老埙也胜利完成了扶贫工作。同时,老埙也因扶贫和戒酒而经历了个人精神上的转变和心灵的升华,走出了庸庸碌碌的人生困境,从单位里的“多余人”变成扶贫先进工作者,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赞许,重新找回了人生价值。《酒是个鬼》在关注社会重大问题的同时,着重描绘了普通人的精神状况,通过“人的转变”表现了精准扶贫不仅仅是物质扶贫,亦是“扶心扶志”的人的精神扶贫,书写出当代乡土社会中的人心人性及农民心理的嬗变。

著名学者於可训在学术研究之外从事小说创作已有三十多年,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颇丰。2019年於可训教授在《长江文艺》开设《临街楼》专栏发表小说,先为乡村教师书写立传,2020年又以“乡人传”系列接棒。从第一篇《看相细爹传》至第九篇《博士外公传》,是一组表现鄂东地域风情、农村民间生活及其奇异人事的笔记体小说。“乡人传”系列小说用虚实结合的方式书写了时代变迁中乡土社会中的芸芸众生相,历史的风云变幻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在小说中交相辉映。叱咤扒界的“贼王”、能通鬼神的阴婆、懂医会武的江湖“教师”(教头)、参加革命多年却身份特殊的“遗烈”、儿子变成鱼的饭铺老板娘、巧手雕花的“细博士”(细木匠)……组成了一组鄂东乡村的“俗世奇人”画卷。於可训教授自陈,他笔下这些乡人传奇,“不是英雄传奇,也不是历史传奇,而是普通人的人生传奇或生活传奇。”他们是乡村手艺人、江湖游医,甚至就是普通的村夫村妇,他们的传奇来自于他们所具有的超乎常人的技能,如描龙画凤的技巧,神奇的接骨医术,也来自于他们从乡村社会中保留下来的自然纯真、朴实善良的品格,这让他们在沧海横流的年代中历尽劫波也依旧保持着人的尊严顽强活着,将凡俗的人生过成了传奇故事。透过作者笔下的乡村人物群像,我们看到了时代变迁的诡谲,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平凡乡土生命的厚度。“乡人传”系列小说取法唐人传奇,接承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令人想到汪曾祺和林斤澜的小说。当然,於可训先生对他书写的家乡黄梅的乡土意识和奇人异事有着与他人绝不相同的艺术感受和文学体验,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趣味和文学风格。

以散文著称的舒飞廉,擅长用质朴温暖的笔触回忆过往的乡村生活,他的小说《温泉镇》(《西湖》2020年第2期)依旧描写的是作者热爱的“蛋白质乡村”。不同于一般湖北作家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温泉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只是“我”带女友回到老家度过夏天,在这个江汉平原上的村庄里进行漫无目的的游历。小说通过魔幻与现实的交汇,碎片化与梦呓般的叙事,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童年回忆和现实生活相互交错和联结,以此来抵抗乡土的荒芜和凋敝,建构出一个奇幻神秘、亦实亦虚、诗意盎然、万物有灵的乡土世界。

作为湖北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在2020年也推出了数篇佳作,《过阴》(《红岩》2020年第6期)借一场农村丧葬习俗,表现了欲望与金钱腐蚀下亲情与人性的深刻变异;同样关注乡村葬礼礼仪,韩永明《大事》(《长江文艺》2020年第21期)则从许子由这个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外来者”角度来观照,表达了作家对市场经济冲击下乡村文化伦理秩序的崩坏、农村空心化等问题的深刻思考,表现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尖锐冲突;异曲同工的是叶牡珍的《还礼》(《长江丛刊》2020年第6期),以德明和匡子叔侄两代人对乡村丧礼的不同态度,表现了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的逐渐没落及乡村伦理的演变。

四、

女性书写:精神困境与命运抗争

湖北有着一批优秀的、活跃的女作家群体,她们在文学书写中发挥自身性别优势,以女性为书写主体,敏感而细腻地捕捉女性的独特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自觉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生命经验,探讨女性人生价值,表现时代巨变下,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女性生存命运。

谢络绎《一只单纯的野兽》(《钟山》2020年第3期)通过对年轻女孩胡桃的创伤书写,表现了“逃离”与“等待”的主题,展现了转型期家庭伦理失序与人的精神困境。小说里的几个人物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然而每个人之间都无法沟通理解,相互之间漠不关心,孤独、隔膜似乎是他们每个人的宿命。胡桃的母亲一生都没有真正关爱过她,对女儿人生中的困难和离家出走都毫不在意,只扬言“找回来我打死她”。“我”听闻外甥女胡桃出走,姐姐向“我”求助帮忙寻人,“我”也一拖再拖不愿动身。“爸爸”找到自己的私生女胡桃,没有给予她爱和关怀,只想拉她去做亲子鉴定。庸俗暴躁的母亲、长期缺席的父亲、破碎无爱的家庭,让每个人都在“逃离”。胡桃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任何地方召唤我我都乐得前往”。胡桃的弟弟住校几乎不回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家中恶劣环境的逃避。“我”也有意考取远在北方的大学并留下来工作,母亲去世后更常常托辞说忙而不回家,目的是远离姐姐家一地鸡毛的生活,对他们“不闻不问”。造成胡桃一家生存困境的原因是现实的残缺、亲情的缺失、人的异化。现代社会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极为繁荣,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陷入一片荒芜,现代人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疏离与隔膜,信任难存。等待“爸爸”的胡桃,如同等待戈多的孤独者。“爸爸”什么时候来?“爸爸”的到来真能给胡桃带来希望和救赎吗?些许荒诞的情节,让文本跳出了一般的女性书写,上升到对人终极命运的拷问,也让小说散发着现代主义文学的色彩。小说最后,疲惫至极的胡桃将身体浸在浴缸里泡澡休息,像婴儿一样不受惊扰地睡去。盛满水的浴缸象征着人类的母体子宫,充满羊水的子宫是人的第一个温暖的家。自我无处安放的现代人,面对着精神的荒原,只有回归到最初的母体中,才能找到自我的存在感、安全感。

胡雪梅的中篇小说《后皇嘉树》(《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讲述了一个寻求真相的女人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个类似《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这样有点“轴”,一心要“讨公道”的女性刘善喜。虽然刘善喜不是农村妇女,还曾是个官太太,但市长丈夫去世后,阶层地位的滑落、拜高踩底的人群,让她同样感到了人情的冷暖,命运的虚无。中年丧夫本就生存艰难,女植物人被众人认定是市长的“二奶”“情人”,更成为她和过世的丈夫洗不去的“污点”。只是她无法走法律途径“讨说法”,只能寄希望于女植物人苏醒开口,为此不惜掏空家底医治女植物人,甚至亲自动手伺候她,以致女植物人容颜焕发,自己却面黄肌瘦。在众人的不解与嘲笑中,刘善喜执拗地坚持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耗在了治疗女植物人上,为的只是两个字:“清白”。她在流言蜚语编织的牢笼里执拗地突围与寻找,寻找自己生命的尊严,然而正是这种寻找让她陷入孤独之境。刘善喜抗争路上的无助和孤独不仅折射出了个体生命与社会秩序、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和抗争,也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的普遍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

青年作家喻之之的《四月的牙齿》(《作品与争鸣》2020年第1期)前半截似乎是一个精巧、时尚的武汉都市爱情故事,红男绿女坐在优雅的洋房咖啡馆里,讲着精致的笑话和故事,扑朔迷离、充满机锋的对话中,浮动着都市欲望和小资情调。然而小说最后突然笔锋一转,通过女主人公莫莉的讲述对准了都市高楼大厦阴影背后的寻常巷陌,汉口里分中阴暗破旧的老式厢房,这曾是旧社会有钱人的住所,现在却是武汉底层城市平民的蜗居。逼仄的居住条件、恶劣的生存环境,汉口弄堂姑娘莫莉的底层市民身份是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她在贫困、卑微、窘迫、争斗中长大,被现实生活训练得机敏伶俐、精明有为。她从社会底层拼命往上爬,在世俗的泥沼里为生存搏斗,希望改变人生和命运。面对城市“富二代”男生的青睐,她可以通过婚姻跨越阶层,选择更为轻松的生活。生命的存在与价值取向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同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生命“轻”与“重”的叩问:“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莫莉最终舍“轻”就“重”,没有为改变阶层而违背内心嫁给不爱的“富二代”,而是选择自己直面现实人生。莫莉身上有“来双扬”、“李宝莉”这些池莉、方方笔下汉味小说中市井女性的影子,但又带着新世纪女性独立干练的特点。作者对城市底层女性的成长秘辛与生存困境寄予了深切的关怀和脉脉的温情,在书写苦难的同时,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通过对生命轻与重矛盾辩证的展现,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关照和人道主义情怀。

此外,赵丽的《穿旗袍的老女人》(《解放军文艺》2020年第6期),菡萏的《好婆》(《朔方》2020年第12期)都将女性命运放置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进行考察,围绕着抗战、革命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历史背后生命的尊严,书写了人世沧桑。

除上述作品之外,2020年还有不少中短篇佳作,如叶梅的《碧云天》(《民族文学》2020年第9期)将历史真实与当代精神融为一体,表现出作者的审美追求与个体意识;朱朝敏的《倒立》通过对苦难的书写来诠释生命的坚韧与可贵;凉爽的《双胞胎》(《莽原》2020年第3期)用巧妙的构思描写了一对互为镜像的双胞胎兄弟,用善与恶、强与弱的对比道出人性真相。此外,樊芳的《药引子》、李菊的《牵手》、吕先觉的《石桶麦田》、吴远道的《村民小组长》、宋离人的《难以启齿》、李伟的《哪边高,哪边矮》、周莹的《掐一把蓝花给你》等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限于本文篇幅,本年度还有很多精彩的中短篇小说未能在此详述。纵观2020年湖北中短篇小说创作,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创作实绩,但如放在全国的版图中来看,优秀、亮眼之作并不算太多。从创作观念来看,不少作品仍略显陈旧、简单,写作手法相对单一,题材也需要进行深度的开掘。此外,推出湖北中短篇小说扛鼎之作的,仍以50、60后作家为主体。放眼全国,近年崛起的以双雪涛、班宇等为代表的80后“新东北作家群”,周嘉宁、张怡微、王占黑等80、90后“上海青年作家群”,他们尤其擅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并以集中化的叙事主题与独有的美学风格受到了国内更多的关注。湖北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方重镇,青年作家还需继承文学前辈的优秀传统,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继续前行、努力耕耘,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