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一开始老刘并不是小苹果舞蹈队唯一的男性成员。能光荣地成为万红丛中一点绿，广场舞娘子军的党代表，这事全起因于儿媳一句话。

儿媳孙尧尧一吃完晚饭总反复劝他出去走走散心，好像他在家里，就有一千一万个心被堵住了似的。也不知道堵的是谁的心，是老刘的，还是她孙尧尧的。

孙尧尧细眉细眼，皮肤白皙，是个河南姑娘，儿子工作单位的人介绍认识的，谈了快两年，去年年初终于分了房才结婚。老刘从老家来儿子家也才刚一个多月，这几十天和她相处得还算融洽，至少没有明面上的矛盾。孙尧尧的建议听上去也在情在理：爸爸，您看看下面那些老太每天跳得多起劲！您哪怕不爱跳，吃完晚饭后出门活动活动胳膊腿，对您也有好处。

老刘坐在他老坐的那张藤椅上“唔”了一声，表示听到了。媳妇在房间里和儿子抱怨他不爱说话，他偷听到过一次。其实主要是他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口音重。要不是老伴去世了在家实在孤单，儿子又老打电话苦劝他过来，他才不会人老离乡。刚来时每句话孙尧尧几乎都得“爸您再说一遍”，后来他在儿子家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今天媳妇话都问到嘴边了，不吭声到底说不过去了。

然而他没表态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孙尧尧只好再追问一句：“爸，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时间是一个三月的周六，晚八点。新闻联播刚结束，儿子家在七楼，依然能听到楼下隐约传来的动感十足的乐声。他们家是小区最临街的一栋，据说靠里面的那些楼基本听不到声音。自从北京治安管理条例出台以后，对广场舞的音量和地点都有了规范要求，基本就固定在地铁站附近那一小块空地。从音乐声判断，她们至少出来跳半小时了，而吃完饭老刘呆坐在藤椅上也快一小时了。客厅本来就小，儿子和媳妇挤在二人沙发上看电视，他就只能窝在这张藤椅上，倒并不是因为藤椅就比沙发舒服。黄金档电视剧马上开始了，但最近这部他不怎么感冒，也不好要求换台。他有点拿不定主意该怎么答，刚表示深思熟虑地又“唔”了一声权作缓兵之计，儿子先不耐烦了：“尧尧，早和你说过爸不跳，那玩意儿只有老太太感兴趣。你别老瞎出主意，想起一出是一出！”

儿子老这样。孝顺是孝顺，不过没准反让媳妇儿寒心，影响小两口关系就不好了。一想到这里老刘坐不住了，霍地从藤椅上站起来。

“爸，你干吗去？”

老刘终于开了口：“尧尧说得在理。我下楼转转，一会儿就回。”

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别透着勉强，稍微高兴一点儿。但口音太重，也不知道儿媳能感受到不。不过没关系，儿子会翻译他的塑料普通话的。小两口难得能在家单独相处一会儿，没准儿想背着他亲热一下呢——他想着，越发慌不择路，身上没带一分钱就出了门。

关门的瞬间屋子里似乎有声音在喊：“爸，爸！”他假装没听见，头也不回地摁了楼道往下的电梯箭头。

孙尧尧的出发点虽然不好说，但老刘一天到晚闷在家里也的确是无聊。白天还能随便靠着打个盹，晚上就只能坐在藤椅盯着电视发呆。当然也可以回自己房间——其实就是三面封上的小阳台——翻翻书看看报，从老家带过来的几本历史小说也快看完了。他们白天上班，他还是一个人待家里。而且一个孤老横插进二人世界，处处碍事。虽然孙尧尧脸上暂且还没挂相，但他有感觉。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他想，最多再住两个月，还是回家去吧。在老家一个人虽然孤单点，终究自在些。

老刘没日没夜琢磨到底回不回去、什么时候回去的事。他近年来也实在觉得自己老了，手上的力气也小了，稍微重一点的东西，拎起来就吃力。早上醒来胸口也总是闷疼。前两年做了心脏支架，此后每天至少要吃十多种药。来之前乡党笑话他，“一句塑料普通话都不会讲就敢上京城”，他还这么理直气壮地反驳。当时觉得自己晚来有靠，再竭力按捺，眉宇间也都是自豪。可真到了北京就不同了。和偌大的北京城相比，他迅速意识到自己的乡气和渺小，肉身又狼伉笨拙得无处藏身。甚至一开口就听到了空气里哧哧的来自不知何处的笑意。

2

出小区往南就是东四，往东几百米则是北京著名的簋街，号称二十四小时永不歇业的夜宵一条街——北京其他地界，据说一过九点就别想轻易吃着饭。他刚来北京那会儿，儿子媳妇还带他去那条街上吃过川菜，吃完好久肚子还像着了火，辣辣地一直麻到胸口。

但此刻正是饭点。簋街冲天的麻辣香气远远地飘过来了。

许是媳妇老让他跳广场舞，跳舞队又正好在他家楼下花坛旁的广场集结，老刘这次特地多向那群老太瞅了几眼。本来一直觉得广场舞折腾，吵人也闹心。仔细看看，一个个跳得还真一板一眼。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前后左右，左右前后，左手这么一抬，右腿必定那么一踢，头前后转动，左右对称，边上几个老太手脚稍迟缓些就踩不准节拍。另两三个站中间的反而出挑，每下都合乎章法，不偏不倚，节拍当快时快，音乐当慢时慢，看得人浑身上下无一个毛孔不舒畅，像趁热喝了一碗芋头汤。居然还有道具——红绸扇子在三月料峭的春风里舞得虎虎生威，每张笑脸都笼在一团红云里。老刘不多时也乐了：这不就是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逢年过节扭的秧歌吗？首都就是首都，小年轻二十四小时吃烤串，大妈们成群结队扭秧歌，喜庆。

他知道自己没带钱，背着手沿东四北大街走了一圈回来，发现那群老姐妹们还在跳，遂忍不住停下来又看。

老刘个子高，腰板挺直，虽然头发全白了，可看上去还是一个很登样的老头。没多久，就有个跳得蛮有章法、尚且有余裕眼观六路的大姐注意到了他，下一节休息时专门走到他跟前招呼：“大哥好，你也住这附近啊？”

老刘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吓一大跳，过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和自己说话：“哦，是的，我就住在这过（个）楼上。”

他被自己的塑料普通话窘住了。好像平时在家口音也没这么重，怎么一出来，那股子原汁原味的土气也跟着蹿出来了。脸涨得通红，好在有夜色遮蔽。

“那咱们是邻居呀，我也住附近。大哥贵姓？”那边倒毫不介意，而且显然听懂了。下一节音乐响起来了，她也不着急走进十几个人的队伍里去。

“我姓刘，刘长青。”

“听口音大哥是湖南的？”

“就是，湘乡的。老妹妹你呢？”

“知道，曾国藩家乡的嘛！我是四川德阳的，听过没得？离成都很近。”

“四川好，四川人好。”他连说两个好字，想不起来该怎么往下接。难道说四川菜比湖南菜还辣，所以好？

和他搭讪的大姐看上去也就六十上下，应该比他小。在湘乡可不作兴堂客随便找外头男人搭话。北京城就是不一样，作风大胆、活泼、开放——同时也严肃、紧张、团结。他尽可能像个城里人一样得体地笑着，可手心捏着一把汗。

“老妹妹”自我介绍叫王红装。他试着问：“可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装？”

她乐了：“刘大哥就是脑壳灵光哦，还不光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装——”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福至心灵，接口道：“‘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也是它？”

红装大喜：“简直说对啰！好多年没遇到这么熟读毛主席诗词的人了！大哥，我们有缘啊。”

两个毛泽东诗词爱好者迅速地聊上了。红装说，夜里的簋街也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他说，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挂上大红灯笼，外地人一来，还以为老过节呢。

这会儿老刘的俏皮话像气泡压不住似的直往外冒，连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家他可没这么活泛，经常一整晚上不发表一句意见。其实他还有个感想没敢说，怕王红装说他老不正经——旧社会一般是特殊行业才挂灯笼，北京城也不知作兴什么规矩，青天白日，怪模怪样。

聊了没多久，跳舞队就散了。有人招呼王红装一道回，她笑着答应，临走时问他：“刘哥，你明天还来不来看我们跳舞？”

他说：“好，好，还来。”

“那我们不见不散！明儿见！”

老刘没想到一散心还真就散出个四川妹子来。楼道依旧漆黑，按了电梯升上去，心却从里到外都亮堂了。

3

除掉口音，老刘的另一块心病，是孙尧尧和儿子结婚两年了还一直没孩子。他作为公公当然不好催，更不好问。

他早看出来了家里主事的人不是自家儿子。儿子的确足够争气：打小成绩就是全班第一，一帆风顺地考了乡上的小学、镇上的初中、县里的重点高中，最后是北京的重点大学。在学校也刻苦，还当了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很顺当地考取了公务员，过几年单位又分了房，一举解决了大不易的京城居住问题。否则怎么可能在二环里的北新桥住着，离最繁华的王府井才三站地？虽然面积小了点，才五十平方，但儿子上班就在朝阳门，近。孙尧尧公司在国贸，坐地铁也不远。

饶是如此，孙尧尧还老动不动抱怨房子太小，回头生了孩子住不开。儿子则说，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城外一间房。现在房子小虽小，但胜在地段黄金，还是景山学校的学区房，回头小孩落户上学都方便。每次孙尧尧抱怨房子小，老刘总不得劲，觉得指桑骂槐，是说给自己这没用的公公听的。他有一次忍不住说：“尧尧回头生了孩子，我来帮你们带。”

孙尧尧“哧”地一笑：“爸你带过小孩吗？回头教出一口湘乡话怎么上景山学校？还是让我妈从信阳过来吧。”

就为这，老刘又添一段新愁。但目前孙尧尧还在吃叶酸阶段，他只能怪自己自私：就为了能和儿子住在一起，竟然不盼着儿媳添孙。

思前想后，他终于下定决心：细伢出生后他看一眼就走，换亲家母来。在照顾细伢方面，亲家母显然比他有用得多。毕竟是女人，有经验。真疼儿子，就得知好歹，有分寸，能牺牲。

此刻老刘更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是没地方去、没人可说话。

4

偌大一个北京城像个怎么都逃不出去的大牢房，去哪儿都谈不上方便，从北新桥去中医院拿药，地图上看那么近的一小段路，坐电车起码堵上半个钟头。每当这时他就格外怀念老家：一条主街从头到尾，十分钟走完。以前素芬还在的时候，两人都退了休守在一处，讲讲笑笑，吃完早饭商量中饭，吃完中饭睡个午觉，醒来看一会儿电视，香喷喷的晚饭又端上来了。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上北京和儿子儿媳搭伙过，来了才发现“树挪死，人挪活”纯属瞎说。一个人年纪大了，人也就老成了树，动一动都是伤筋动骨损根基的事。来北京第二个礼拜他就后悔了：这么小的房子，三个人错身都困难，他来添什么乱？

周末儿子也不是不带他出去。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来回路上，到景点还不够转一圈的。颐和园、北海、故宫……统统大得没有章法。北京城就是北京城，平民住的地方那么小，皇帝家却天大地大，一天都转不完。

儿子给他换了老人手机，屏幕字大，让他没事给老家的亲戚朋友打打电话。他打过几次，发现彼此也没多话，最多问问身体还好？媳妇抱孙了没？别人要也礼貌地回问一样的问题，他第二块心病却又犯了，心里更不得劲，渐渐地也就不爱打电话了。

好在阳台朝南，光线还好。三面窗户封起来就多了一间玻璃房子，像温室。他夜晚就睡在这温室里，清早坐起来伸懒腰的同时正好看看楼下的车水马龙。白天经常一整天一整天靠床上看报纸，几乎每个版面都不错过，连招工信息和夹页广告都仔仔细细看完，结论是现在社会上什么节最后都过成了购物节。教育体制改革他不懂，三农问题北京报上也不怎么提——其实也早和他没关系了——他播报了一辈子国家大事，现在不怎么爱琢磨政策方针了，心累。

在三月和煦的阳光里他常不知不觉靠着被子昏睡过去。中午起来给自己下碗面，碗底卧两个蛋。又看报上说每天最好只吃一个蛋，否则胆固醇高，他就赶紧减了一个。切点儿葱花放进去，再加一勺子自己炼的猪油，香得要人命。周末他也给儿子媳妇做这种面，一开始孙尧尧说香，爱吃得不行，直到发现他加的是猪油。

“爸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天，您不怕得三高？”

老刘当然知道三高是什么：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报纸电视一天到晚普及，当然也是为了卖广告。他一承认，孙尧尧圆脸上立马写满痛心疾首：“就算不得三高，这热量也太高了！我还减肥呢——”

她今年比刚结婚那时是胖了些。他想，但也不全是猪油的错吧？

儿子立起眼制止了她继续唠叨下去。他过来后一直给他们做晚饭，自从发现那罐白花花的猪油后，孙尧尧对他整个饮食体系都产生了怀疑，老觉得油盐酱醋太重——倒不嫌外面的川菜火锅味道重——而且湘乡做法即便不放新鲜辣子，也总归要加一勺剁辣椒调味，她一吃就嚷上火。

“爸，北京不比湖南潮湿，天干物燥。您以后做饭能不能少放点儿辣椒？”

老刘想起她昨天打包带回来的川菜是干煸牛肉丝。基本上只见一盒子干红辣椒，不见几丝肉。但这话不能说，说了就像抬杠了。现在孙尧尧在备孕，将来肯定更不能吃辣，他最好现在就养成习惯。

白天没人，到晚上老刘也想和儿子多聊几句。单位里的事，或者亲戚二三。但儿子老是太忙，周末还经常出差。孙尧尧和他有语言障碍，但为表示亲善，他一过来就给他网购了个电动洗脚盆，他只用过两回，觉得第一太费水，一通电又按摩得脚底生疼，自己腰有旧伤，又不好老让儿子媳妇倒水，最后终于堆在阳台上他睡的行军床旁拉倒。这东西偏偏体积还相当大，不但落灰，进出关门都碍事。他有时觉得自己就和这洗脚盆一样。看上去好像还有点用，其实就是废物一个。

以前在老屋还练练字，到北京家里没地方铺开纸笔，也就搁下了。

可这下好了，认识了王红装。有朋友，也就有说话的人了。

日子有盼头了。

……

文珍，女，1982年生于湖南。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金融系，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出版有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散文集《三四越界》，诗集《鲸鱼破冰》。曾获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