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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2021年03月31日08:48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作者: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2月1日

ISBN:9787020160303

定价:65.00元

《巴黎评论》:你一定知道非洲最好的部分,是什么让你决定去那儿的?

伊萨克·迪内森:我还是个小女孩时,从来没有过想去非洲的想法,我也无法想象一个非洲农场会让我待得十分舒服。这也证明了上帝比我们拥有更伟大的想象力。当我和表弟布洛·布里克森订婚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叔叔去非洲参加大型狩猎,回来后对那片土地赞不绝口。西奥多·罗斯福当时也去过那里打猎;东非也出现在新闻中,所以布洛和我决定去那里试试运气,两边的亲戚资助我们购买农场,在肯尼亚的高地,离内罗毕不远。到那里的第一天,我就爱上了那块土地,我感觉自在又快活,即使置身那些我不熟悉的花朵、树木、动物中间,还有恩贡山上不断变幻的云朵,和我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东非那时真的是天堂,借用印第安人的说法,是“快乐狩猎之地”。年轻时我特别着迷于打猎,但在非洲的那些年,我对非洲各地的部落更感兴趣,尤其是索马里族和马塞族。他们都是漂亮、高贵、无畏且聪慧的人。经营咖啡种植园并不容易。一万英亩的农田、刺槐,以及干旱……当我意识到我们所在的这块台地实在太高、不适合种植咖啡时,一切都已经迟了。我相信,那里的生活很像十八世纪的苏格兰:赚钱很难,但生活在很多方面又很富足,美妙的风景,几十只马和狗,还有众多的仆役。

《巴黎评论》:海明威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曾说:“关于有政治头脑的作家,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如果他的作品得以长存,你读它的时候需要跳过谈论政治的部分。”当然你是不会同意的。你现在依旧相信艺术可以为某项事业“献身”吗?

西蒙娜·德·波伏瓦:海明威恰恰是那种永远不想公开做任何政治表态的作家。我知道他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但他是以记者的身份。海明威从来没有深刻地献身于任何事业,所以他认为文学当中能够永恒的是没有注明日期的部分,是没有任何政治瓜葛的部分。我是不同意的。有许多作家,我喜欢或不喜欢他们是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关的。过往的时代里,并没有多少作家的作品真正抱有政治主张。虽然人们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阅读他的《忏悔录》抱有同样的热忱,却没有人再去读《新爱洛伊丝》了。

《巴黎评论》:评论家经常说您晚近的诗歌不那么形式化,更“开放了”。他们说《地理三》中有更多的“你”,情绪范围更宽阔。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评论家说他们要说的。无论是我多么想写的东西,我从来没写过会让自己毕生仰慕的东西。也许没有人能写。评论家总爱作惊人语!

《巴黎评论》:我正在读安妮·史蒂文森关于您的评论专著。她说在您的诗里自然是中立的。

伊丽莎白`毕肖普:是,我记得中立这个词。只不过不太明白她要表达什么意思。

《巴黎评论》:你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是因为超出一定的水平之后,男女性别二分法对你来说就失效了?你和过去几十年的女权主义运动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它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对这样的运动抱有恐惧,因为我觉得一名知识女性配得上一个有智识的男性——只要你找得到—而一个愚蠢的女性和愚蠢的男性同等无聊。人性的邪恶在两种性别中的分配几乎是均等的。

《巴黎评论》:女性友谊作为文学新主题出现,这是不是让你的叙事很不寻常的原因?现在所有人都承认,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没有任何关于女性友谊的文学传统。在之前的小说中,你讲述的也是孤单女性的故事,她们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尽管勒达在海边时——这也是你提到的——她很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但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就好像她没有女性朋友。

埃莱娜·费兰特:你说得对。黛莉亚、奥尔加和勒达都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问题,她们没有任何其他女性可以求助,可以获得支持。只有勒达后来打破了一种孤立状态,想和另一个女人建立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但这时候,她做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埃莱娜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她的所有故事都是和她儿时的伙伴纠缠在一起。

《巴黎评论》:虽然你非常反感篡改历史,虽然小说的一百五十九个人物中只有一个是你虚构的,克伦威尔私生活的故事肯定是你编的。

希拉里·曼特尔:这就是我需要做的。否则你就是一个伪历史学家。

《巴黎评论》:由此就延伸出了一个新的开始的可能,一条通往未来的清晰路径。你写过:“继续做新的工作,意味着继续发展出一种让作家自己都会意外的风格。”你最近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意外?你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几年会做什么吗?

珍妮特·温特森:有一个关于王子和黑石头的童话故事。在一座水晶山的山顶上有一位公主(或者其他价值连城的东西,最被渴望的东西)。这个王子——踏上冒险之旅的英雄——想要走到公主身边(想要得到那个价值连城的东西),他开始爬这座山。因为山是水晶做成的,特别滑,特别难爬。刚开始的一段,王子爬得还可以,紧接着,沿途的黑石头开始对他说话。它们说:“你是个傻瓜。你为什么要爬这座山?你永远爬不到顶的。而且就算你到顶了,也不值得,那里什么都没有。”它们还说:“你会渴死的,你会饿死的。”一路上,沿途的黑石头都在不停地说这些话,王子越来越沮丧,他想,我永远也爬不到顶了。当然了,最后,王子爬到了山顶,解救了公主。他回头望去,才发现那些黑石头都是此前爬山失败的人的灵魂,所以它们不想看见任何人成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失败是合理的。对一个作家而言,这是个有用的故事,因为我们沿途遇见的全是这样的黑石头。你只知道那个价值连城、绝对值得的东西存在在那里,知道你必须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尝试得到它。每一次,当你沿着陡滑的山岩向上攀爬,完全不知道能不能爬到顶,你该做的就是塞上耳朵,继续攀爬。

《巴黎评论》:你能够总结一下你作为记者的方法论吗?

琼·狄迪恩:我问不出什么问题。时不时地,我会被强迫去做一个采访,但也只是形式而已,只是要让我有资格在那待上一段时间。对我来说,人们在采访时对我说什么并不重要,因为我不相信他们说的。有时候采访中你会问出来很多东西,但是你从公众人物那里得不到这些。

当我为雷克伍德的那篇文章进行采访时,采访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关键所在。但这些人不是公众人物。一方面,我们在讨论我表面上在调查的故事的主题,也就是“马刺帮”,一群本地高中男生因为若干犯罪行径被逮捕;另一方面,我们也一直在谈论加州的国防工业在走下坡路,因为所有人最关注的事情,这是这个城市面对的问题。在报道那个案子的过程中,我既做了很多采访,又努力聆听别人

《巴黎评论》:你以詹姆斯·莫里斯的身份开始写作三部曲。第二部写于性别不明确的那十年,你当时正在服用雌性激素,还没有转换性别。第三部是以简·莫里斯的身份写的。性别转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三部曲的写作?

简·莫里斯:我不认为有影响,真的。我带着审视影响的念头重读过这些书。我不认为有巨大的差异。这是以纯粹的思考或者说是美学的、艺术的方法去呈现一个相对遥远的主题。我不认为我自己的私事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受到的影响不比我写的其他东西多。

《巴黎评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你是否觉得你的感知力都完全改变了?

简·莫里斯:这是不同的问题。从开始写作三部曲到结束,我的心境是一样的。但是我也承认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一场漫长的闲荡,打量这个世界,同时让这个世界打量我。我想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对我的观点,和我对世界的观点都改变了。当然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