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纪实影片《进城记》以覃猛、杨多晏等为代表的新蒲新区幸福社区搬迁户为视点，真实地再现各级政府部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的历史进程。

影片以网状叙事的手法，多角度、全方位、原生态地再现搬迁农民的生活、工作、学习等状况，深刻挖掘他们面对新生活、新环境、新问题的奋斗心态和复杂心理；真实再现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关爱，再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的领导、主导、保障地位和主心骨作用。

一

“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就是要给搬迁群众搭建新的平台，树立他们适应与挑战新环境的勇气和志气，激发他们“智”的潜能，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动力，从而达到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

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覃猛是“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典型。如果没有从僻远山乡搬迁，覃猛或许还在守着贫瘠的土地，重复着老一辈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使努力奋斗，但由于没有宽广的平台，他的人生也很难有较大的改观。搬迁到城市，拓展了覃猛生活的领域，给了他一个展示自我的人生大舞台。在遵义市电视台直播大厅“我是一代幸福的农民”演讲比赛中，他坦言出身不可以改变，但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过去的他就象石缝里的种子，很难成长。易地扶贫搬迁后党和政府提供的新环境，就像沃土和阳光，是他新的人生大舞台，可以让他去实现“由低到高”的改变。

演讲比赛使覃猛反省自我，思考人生，激发了他改变现状的志向。覃猛是敢于拼搏的青年“移民”的代表，他很快地融入城市生活，积极地探寻生存与发展之路。覃猛与妻子开起了小饭馆，但是餐馆的小本生意只能维持生计。他又组织起承办红白喜事的鼓乐队，但鼓乐队响动大，演出及排练时扰民，加之提倡新风尚，酒席少，生意少。影片结束时，他加入了一个影视团队，成为一名摄影师。根据覃猛的性格，可能摄影师也不是他的最后归宿，或许还会在政府搭建的广阔平台上，去挑战生活，挑战自我，选择更好的、更具挑战性的职业。

城市拓展了覃猛生活的空间，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遵义市电视台的演播大厅，他坦率陈词，侃侃而谈；在人潮涌动的张学友演唱会现场，他挥舞荧光棒，尽情高歌；在“新蒲新区首届农民丰收节”的活动现场，他喜笑颜开，积极参与；在“弘扬新家风、放歌新时代”文艺演出的舞台上，他激情澎湃，高歌一曲；在清澈的泳池中，他带着女儿覃诗洁尽情嬉戏；他骑着摩托车飞奔在城市宽敞的大道上，放飞自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覃猛如鱼得水，优游自如。

二

相对覃猛来说，杨多晏的情况复杂得多，其生存的选择艰难得多。覃猛“志”“智”皆被激发，有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而杨多晏重点是立志，确立生存、生活的志向。杨多晏的难处是因病而产生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中的新问题和难题。

杨多晏上有年老多病的父亲，下有正在念小学的儿子，与妻子离异已经多年。因患难以治愈的眼疾——视网膜色素病变，杨多晏失去了社区安排的工作，生活难以为继。由于眼疾，不适宜在城市工作，但他又是家庭的顶梁柱，一家人面临生存的困境。返乡还是留在城里，杨多晏进行着艰难的思想斗争，最后向社区熊书记提出回乡养羊的申请。

让搬迁进城的农民重返故里，这是一个大难题。经过调研，熊书记考虑到杨多晏的具体情况，决定帮助杨多晏解决这一难题。他帮助杨多晏申请到了5万元的“特惠贷”，作为回乡养羊的启动资金。这样，以“特惠贷”的方式把扶贫与扶志相结合，鼓励杨多晏开辟新的生活道路，让杨多晏有了切实的奋斗方向。杨多晏通过养殖的方式，找到了适合于他的生存方式，有了生活的新起点。因此，进城后又返乡，杨多晏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经历城市生活的熏陶后，在新的平台上开始新的生活。社区领导正视搬迁工作中的新问题，因地制宜地化解这些难题，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杨多晏并没有与城市断绝联系，父亲与儿子是他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父亲年老多病，但尚能自理并照看孙子。儿子杨子涵是杨多晏的希望，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一片成长的广阔天地。政府解决了儿子读书的费用问题，城市的良好教育能够让孩子健康成长。意识到自己将要回乡养羊，杨多晏加强了对儿子的教育。杨子涵学习困难，还将59.5分的成绩改为95.5分。杨多晏恨铁不成钢，用传统的打骂方式进行教育。同时，他教孩子踢足球，用“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激励孩子，希望孩子勇于拚搏、积极上进、自强自立。

“恋乡”是人们永恒的情结。杨多晏担心儿子忘记家乡，忘记生他养他的那一片土地，他要坚固儿子与家乡的血脉联系。他带着儿子走在白雪皑皑的山林，要儿子永远记住生他养他的老屋基，记住奶奶住的屋子和安葬的地方，记住自己住的屋子，记住养羊的地方，养鸡的地方……他带着儿子跪在雪地里母亲的坟前，告诉母亲：我们一家现在搬到新蒲新区新中办松坡组6号还房小区，生活很好……

三

由于是整体搬迁，农民举家同时搬出山乡的家园。因此，不管年龄与辈分，都可以看作是“迁一代”。若要细分，也可以按年龄、辈分分为“迁一代”（祖辈），“迁二代”（儿子辈），“迁三代”（孙辈）。覃猛、杨多晏是“迁二代”的代表，他们通过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掌握生产技能，通过政府组织的招聘会寻找工作，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孩子是“迁三代”，如覃诗洁、杨子涵，他们在学校快乐地成长，能够很快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适应新的生活。

问题较大的是五六十岁及以上年龄的“迁一代”，如覃猛的父母，杨多晏的父亲。他们与家乡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给他们留下深刻的烙印，因此接受新的事物慢，适应能力差。也由于年龄问题，社保难度大，找正式工作困难。社区干部为了让他们融入新环境，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们体会到社会的温暖，找到“家”的感觉，逐渐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为了让他们老有所为，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社区熊书记四处奔走，多方调研，请专家论证，开“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集体经济发展讨论会”，确定将十亩土地打造为蔬菜基地，同时开办惠民超市，以部分解决“迁一代”这一群体的工作问题、收入问题。

易地搬迁，柴米油盐酱醋茶，千头万绪，繁琐复杂；群众生活无小事，事无巨细，事事具体，事事要紧。社区干部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后续扶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全心全意地为搬迁群众营建美好的新家园，让搬迁群众发自内心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四

《进城记》没有演员表，演员即生活中的本我，原型与剧中人合二为一。因此，影片没有“演”的成分，完全是散点式的生活实景，本真的生活实录，以真实生活细节的演绎，再现易地扶贫搬迁的历史真实。影片同时运用网状叙事的手法，穿插于城乡之间，描叙个人、家庭、社区、乡村的生活画面，点缀演唱会、演讲比赛、丰收节、羊肉粉节、过年景象等城市生活场景，加大影片的生活容量，拓展影片的表现空间，全方位地展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工作。

由于没有专业演员，没有精心结构的故事情节，没有刻意的渲染烘托，没有标准的、甚至是蹩脚的普通话，因此，影片在细节上下功夫，捕捉富有表现力的日常生活细节，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生活影像，让我们触摸到生活的温度，领悟到精神的力度，从而在散点叙事中表现立体的人物形象。如覃猛，有演讲比赛上的自信，文娱晚会上的潇洒，骑车奔跑时的豪放，与女儿在泳池嬉戏的柔情，也有创业时的迷茫，生活困境时的低落，对父母重男轻女的借酒浇愁。影片中有许多富于表现力的细节：因与覃猛吵架，覃猛的妻子直言不想生第二胎；杨多晏跪在母亲坟前报搬迁后的地名；杨子涵私下改分数，杨多晏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孩子；杨多晏找到熊书记，要交户口本，还钥匙，回去养羊，坦言“住不起了”；从来没有交过水费的群众为水费聚集议论；闲不住的搬迁农民利用边坡防护带种菜；搬迁居民为父亲生病办酒席被制止……这些“演”不出来的生活细节，令人思索，直叩心扉。影片坦诚地直面生活，没有掩饰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没有回避搬迁户的恋乡情结，表现出影片编导深入生活、体察民情、全方位再现历史真实的宏大视角。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工程，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民生工程。在遵义，有225个扶贫搬迁点，入住45999户197904人，实现就业44417户90713人。如此浩大的搬迁工程，如此规模的人员流动，如此强有力的后续帮扶，在遵义历史上绝无仅有。

搬迁不易，安居更难。遵义的各级政府直面困难，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使这项工作真正显现出“政治效果巨大、经济效果显著、社会效果良好、生态效果突出”的巨大效应。通过《进城记》，通过覃猛、杨多晏及幸福社区搬迁户的工作与生活，通过幸福社区干部为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所作的努力，我们看到遵义近20万及全国近千万搬迁农民生活、工作、学习的缩影，看到各级干部在世纪脱贫攻坚战中的伟大建树。

编辑为1.25小时的纪实影片《进城记》，以及两年来拍摄的海量素材，将成为记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的珍贵影像资料，成为讲述世纪脱贫攻坚战重要工程故事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