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张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1月

ISBN：978755983395

定价：49.00元

一个城市视角中的乡村故事（后记）/ 张翎

我在城市里出生长大，成年后也一直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尽管“文革”如一条粗粝的绳索穿过我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春岁月，我也没有像比我略长几岁的朋友们那样插过队当过农民。我一生中与农村的短暂接触，仅限于小学时学农劳动的那几天，以及十六岁辍学后到郊区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的那一个学期。学农劳动是在指定的范围里活动，一切参照学校事先设计好的台本；而在郊区小学教书时，每天早起晚归，步行上下课，并未住在学校—幸亏那时城市辖区小，步行就可以穿越城乡边界。我从未深入过农家的真实生活，也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

有一句英文谚语是“Never say never”（永远不要把话说绝），应用在我的写作经验中，还真合适。去国离乡三十年之后，我竟然写出了一部以一个江南村落为背景的小说《廊桥夜话》。其实，确切地说，不是我在主动寻找这个题材，而是这个题材经过数年锲而不舍的追索而找到了我。

在创作《劳燕》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群关爱抗战老兵的义工队成员，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结下了“兄弟”之情。其中有小江和阿田，两人老家都是务农的，只要聚在一起，他们就和我讲一些发生在乡野的趣事。乡村四季的劳作，各种怪异的生灵和植物，邻里间的鸡毛蒜皮，男女间的各样情缘，因小恨生出大仇乃至杀人放火的案子……穷日子里生出的种种故事，经过他们的莲花之舌，五味俱全，活色生香，听起来竟像是用莫言手法演绎的江南农村版《聊斋志异》。

每每看到我听得下巴跌落两眼发出贼光的样子，小江、阿田便开始游说我来写一写他们的乡野故事。我总是推却，我最实在也最顺手的借口是我不熟悉农村生活。他们的反击来势凶猛：你并未经历过战争，可是你也写出了《劳燕》；你并未经历过地震，又不是唐山人，可是你也写出了《余震》；我们老家和你的温州城在同一个省，有什么不能写的？

这样的话，一直在我耳边聒噪了几年。尽管我一直没有松口，内心的恐惧和好奇却一直在暗暗较劲儿。渐渐地，好奇占了上风，抵抗的那堵墙不知不觉间有了裂缝。我已经看到了漫天飞舞的灵感，但我还在等待，等待可以把散乱的灵感落到实地的契机。

契机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突然来临的。那时我恰巧在温州，时不时和小江、阿田一伙人聚会聊天。小江讲起他家所在的村里有座廊桥，还有与廊桥相关的一些民俗民风。我最早听到“廊桥”这个词，是好莱坞电影《廊桥遗梦》。小江嘴里的廊桥，是浙江泰顺县境内的一系列特殊桥梁，和《廊桥遗梦》里的美国路桥大相径庭。泰顺的廊桥大多建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桥身有封盖，整座桥所用木材都是由木榫连接，并未使用一枚铁钉，样式极为古朴清雅，是那一带特有的珍贵历史遗址和地理景致。

小江还谈起了他们村子里的越南新娘。小江老家在浙闽毗邻之地，由于海拔高，一年只能种一季稻米，蔬菜瓜果品种也少，又不靠海，自然也不能以海产为生。和大部分江南平原地区相比，小江的老家相对贫困。前些年，有些家境窘迫、身患残疾或长相欠佳的大龄男人，因交不起娶当地新娘的彩礼，就通过中介讨越南、柬埔寨女人为妻。一家的经验再传授给另一家，一个外埠新娘再介绍来另一个姐妹，于是，那一带竟形成了几个小小的国际村。

小江谈到的这两件事，一下子挑起了我的热切兴头。时值春耕季节，小江正要回乡探亲，我就提出跟他去村里看春耕。于是，我们一行四五个人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浩浩荡荡杀进了小江的老家。

一进村，我便怔住了。这些年我在国内走的地方不算多，但多少也是见过一些景致的，然而那些景致大多经过了人工修整，是各种规模的盆景。小江的老家由于相对贫穷，并没有多少人盖起新房，所以地貌景致大致上依然是旧时的自然模样。一片青山拔地而起，山势挺拔，自山脚到山巅，长着几个季节的树木，从阔叶到针叶，无奇不有。风吹时虽都是绿浪，却是深浅不同。进村是一条砂石路，不长，干干净净的，似乎还留着笤帚的痕迹。路的尽头是几级青石阶，高踞于石阶之上的，便是那座历经清朝、民国、共和国三朝的廊桥，阳光在桥顶洒下一片金黄，桥身线条清明如剪纸。沿着山脚低洼平坦之处层层叠叠铺开的，是前朝留存下来的旧民居。民居多是平房，也有两层楼房，都是木结构，墙面和门窗已被一个世纪的风雨洗涤得露出木头的经络。青瓦顶一垄一垄地紧挨着，远远望去像是铺在半空的大片鱼鳞。我不是没见过美景，也不是没见过贫穷，我只是没见过美景与贫穷交织在一起的景象，感觉震惊。

村子很闭塞，不常有外人来。村民热情淳朴，不关心文学也不知道电影，却一片真心地款待着我们，仅仅因为我们是小江的客人。

我们去晚了几天，村里大规模的田耕已经基本完成。其实，现在的农村早已实行分田到户，以往集体制之下的大型耕种模式已经消失，各家分到的土地，居多是雇别人耕种或包租出去，真正亲事耕种的人家并不多。为了我们的缘故，小江特意叮嘱他的一位堂兄把牛从山上找回来—村里的牛除了春耕时节，一年到头基本都在山上放养。堂兄在一小块已经耕作过的水田边上等候多时，见我们来，就给我们认真上演了一出牛耕秀。牛是一头母牛，很顺从，但有些慵懒，踩进水里无精打采，挨了堂兄一鞭子。我心疼，堂兄斜了我一眼，那一眼就把我看成了一条爬虫。我一下子觉出了城里大小姐的酸气。“现在的牛，太享福了，一年到头什么也不用做。”堂兄说。

这头母牛因怀了崽，逃过了被屠宰的命运，自然而然地成了山上一群未成年幼牛的头儿。它一下山，那群牛崽像丢失了娘一样地惊慌失措，四下乱窜。表演完牛耕后，堂兄和一伙人在山上找了半天，才终于把小牛找齐了。下山来，两个小腿肚上满是被蚂蟥咬出的血疤。我无比愧疚。

小江的父母知道我们从城里来，吃遍了城里的东西，便决定以最农家的方式款待我们：杀鸡，摘野菜，做黄粿。小江父母在石臼里捣黄粿，一个抡木槌，一个捏米团，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样的默契必定是经过了千百个日子的磨砺而成的。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个过程几乎具备象征意义，我后来把它写进了书里。

小江的父母长相端正，白净，说话、举止、气度与一般村民很有些不同。小江告诉我说，他父亲年轻时是木匠，现在家里摆设的圆桌和柜子，都出自父亲当年的巧手。早在进城打工成为风气之前，甚至在“文革”年月里，父亲就已经走南闯北跑运输、做生意、揽木工活儿了。在一次外出贩卖木材的路途中，父亲遇见了母亲，一见倾心，半哄半骗地，就将一个俊俏的县城女子，带进了这个穷村落为妻。

小江告诉我他母亲在婚后出逃过两次，都被追了回来。小江还说婚后女人出逃的事，至今在这一带还时有发生。小江讲过一件趣事：有一次，他开着在城里买的汽车回乡，正和乡党打着麻将，有人来报告，说某某的老婆出逃了，让小江开车帮着去追。小江摇头摆手，说急什么急，让我把这一圈打完了再说。在这么一个不通舟车、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一个弱女子想步行走到可以搭车之处，那可不是一两刻钟的路程。

小江常常以这样若无其事的口吻，对我谈及乡村的各样故事，有的故事能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有的故事能让人抽起脚筋，有的故事能让人忍不住眼目湿润。他却全然无事。

我在旁边看着小江父母之间的互动，两人当然没有城里夫妻那种溢于言表的恩爱，但却也是和颜悦色，相互敬重。我悄悄问小江是否可以和他的父母聊聊当年的出逃，小江说：“当然可以，这种事谁家没有？”于是，在饭桌上，我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话头。小江的母亲低着头，微微笑着，说：“是啊，我是想走的，都走出那么远了。”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呢？”她没有立刻回答，同在桌上吃饭的大伯子淡淡地说：“我是民兵队长，我拿着枪，她什么话也没有，就跟我回来了。”我怔住了，半晌，才又问小江母亲为什么要走。她轻描淡写地说：“婆婆说话不太客气。”

我没有再往下追问。不用问我也知道一句“不太客气”里头可能蕴含的各样可能。一个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女人，两次执意要从一个并非鲁莽之辈的丈夫身边逃走，那应该是出于何等压抑和急迫的理由。可是小江的母亲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怨恨、难堪与羞辱，语气平静得仿佛在诉说一桩发生在别人家里的事，与她并无关联。倒是小江的父亲，离席坐到了院子里，独自默默抽烟。

吃过午饭，我们跟着小江去看他的另一位堂哥。这位堂哥在城里打工，留守在家的是他的越南媳妇阿珠。阿珠嫁到村里好几年了，已经有了一子一女。儿子大些，很是顽皮，骑在木马上满院子乱走，嘴里咬着小江从温州城里带来的大苹果。女孩还小，怯怯地依偎在母亲怀里，不吱声。阿珠的脸具有典型的东南亚女子特征，皮肤黝黑，颧骨很高，眼窝很深，脸上挂着一丝羞怯的笑，看起来不具备任何攻击性。阿珠的中文还过得去，发音纯正，但词汇有限，并不能深入对话。阿珠拿出她所在的户籍地开出的结婚证明给我们看，那是一个越南地图上没有标注出来的小地方，我们只知道了一个大致的方位，在越南中部，靠海。这个远离了家乡和亲人的女子，在这个语言不通、交通相对闭塞的中国村落过得快乐吗？小江告诉我说，有一天村里下大雪，一生从未见过雪花的阿珠突然赤脚跑到屋外，在雪地里转着圈子跳舞。在小说中我没能找到一个合宜的缝隙安放这个细节，但这个细节当时令我动容。我无法把我眼中的阿珠和那个赤脚在雪地里跳舞的女人联系起来。不知为何，这个场景让我联想到了“孤独”和“压抑”这两个词。

我问小江：“你堂哥对阿珠好吗？”小江瞥了我一眼，说：“那还用问？”我问：“怎么个好法？”小江说：“每次堂哥回村里，总会给阿珠带来各式各样的新鲜水果。越南人就爱吃水果。有些品种很贵，他自己是不舍得买的。”我叹了一口气，说：“我无法想象不能随意聊天的夫妻，该怎么一起过日子。”小江就笑我脑子坏了，说：“夫妻的事，床上解决就行了，用得着那么多话吗？”我无语。小江和阿田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他们的话语系统让我觉出了自己的苍白无知。比方说，当我顺嘴夸赞小江家里某一只公鸡生得流光溢彩，或是某一只羊羔的模样乖巧可爱，他立刻就问：“你是不是想吃？我让我爹杀了给你吃。”我说：“没想吃。”他哼了一声，说：“在我们这儿，不想吃的东西你别瞎夸。”我忍不住说：“你的心咋能这么狠？”他就歪着脑袋嘿嘿地笑，说：“你我之间的不同，就叫作城乡差别。”我突然就懂了：早年乡村生活给小江留下的痕迹，是一辈子的城市生活也无法彻底抹去的；城市只能给人换一层皮，城市并不能给人换血。

晚饭之前，我们一行人在村里那条大路上散步。白日里下了一场雨，雨后的傍晚阳光厚腻，空气微甜，风吹过来有些寒意，树叶子窸窸窣窣，廊桥在暮色里散发的气味与白天不同。此刻廊桥在路的尽头与山的起始之处孤独地匍匐着，威而不怒，仿佛是一件镇住一切邪瘴之气的宝物，让人在它面前不禁屏声静气，踮着脚尖行路。这个时分山野的景致，更像是一幅以灰色为主调的水墨画。路上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走过，小江指着两个孩子对我说：“他俩的妈，就是柬埔寨人，现在在外面打工。”

在回温州的路途中，《廊桥夜话》的大致故事框架就已经形成，只是小说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却是在稍晚的时刻才渐渐进入我的脑海的。那就是阿意。阿意虽然来得最晚，却是我脑海中最灵动的一个人物，因为她离我的个人经历最近。她就是我，不，我应该说，她是我们那群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们的一个化身：我们和阿意，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努力用高考改变了命运；我们和阿意一样，一生都在渴望逃离与希冀回归之间撕扯纠结。我唯一需要做的，是把一个名叫阿意的单独个体，从这一群人的背景里剥离出来，然后安放在一个陌生的贫穷的乡村之中。因为阿意，廊桥承载了更丰富的内容。因为阿意，世世代代走过廊桥的人们，在贫穷与苦难之外，也孕育出了隐隐一丝希望。

当然，这个希望并非没有代价。《廊桥夜话》中的这个家庭，包括阿意本人在内，失去了许多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比如无忧无虑的童年，比如一桩至少可以说得通话的婚姻，比如一家人相互守护的亲情岁月。为阿意和她的法国丈夫准备的那场乡宴里，这个家庭潜藏了几十年的疮口终于破皮，脓汁溢流在乡野的路上，甚至溢出了国界。可是脓汁并不仅仅是脓汁，脓汁里也夹杂着血。没有人能把血从脓汁里沥出，因为脓和血已经混成了不可分离的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血，就是亲情和乡情。

阿意的出现还有一个意外的功用，她让我的叙述过程变得不那么艰辛干涩。为了上学，阿意从小被送到县城外婆家抚养，长大后就长久地生活在外边的世界了。这个有一座廊桥的村落，不过是她在寒暑假和回乡探亲期间的短暂停留之地。她和我一样，都是外来客。在小说中，我经常借阿意的眼睛作为叙事角度，这个我和她共享的外来客视角，使得我不必因为自身对乡村生活的一知半解而产生过分的不安和自责。阿意让我对也许不那么贴切的农村叙事多少有些心安理得。我知道我的廊桥叙事一定不符合小江和阿田的版本，我的版本也许夹生，但它对我来说却是真实的，我遵从了我的眼睛。

就这样，我以一个留洋多年的城市知识分子的观察角度，构思了一个非主流的乡村故事，既痛痛快快又忐忑不安地写出了我人生的第一部乡村题材小说。小江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至今不知道小江对《廊桥夜话》的真实看法，但他给我的反馈是：还像那么回事儿。

我想借此篇幅深深感谢小江、阿田，还有参与安排那一场并不十分顺利却值得记忆的春耕之旅的朋友们。那几天我好奇，快乐，文思泉涌。他们让我懂得：人生有很多种活法，每一种活法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都值得用文字来记录和尊重。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于多伦多

* 因隐私之故，文中涉及的所有人名都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