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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 从由史入诗到引诗入思
来源:文艺报 | 邱运华  2021年03月24日07:47
关键词:革命历史题材

《长征》

当一部艺术作品唤起你的历史感的时候,或使你感受到历史的跨越的时候,这部作品便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我看来,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就站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究迈向新境界的门槛上。

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是文艺创作中极具分量的题材,在各国文学艺术史上从来都占有重要地位。历史题材创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它具有题材、人物、事件、原因和结果的规定性,不仅历史人物受历史发展的规定,虚构的人物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大的历史环境的制约。例如,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就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去写,比尔·别祖豪夫不是伊凡·卡拉马佐夫,姚雪垠的李自成不是金庸《鹿鼎记》的李自成。历史小说里的人物也必须接受历史题材规定性的制约。毫无疑问,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中国开创的文艺创作领域,从五四运动、建党、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的这一系列对于中华民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这一创作领域的历史基础,而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现这一发展历程,是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哲学基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成为我党教育人民的重要艺术方式,也是夯实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不独新中国如此,经受过历史重大事件的国家和民族也不断取材于它,创作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作品,成为构建国家记忆、进行核心价值传递和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例如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以及不断反思的德国等国家。虽然上述国家并不使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这一名称,但把它归类为历史重大事件艺术创作还是符合事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世界历史重大事件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审视包括《跨过鸭绿江》在内的中国影视作品,探讨其创作规律和当下面临的理论问题,就具有了参照价值。

首先是由史入诗的问题。

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各国文艺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主要大国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取材于它的优秀作品,它们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这次大战的进程和影响。的确,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家都有自觉意识反思和表现战争的灾难、教训和启示。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美国和中国艺术家责无旁贷。三个大国的艺术家反思和表现这次战争,各有特点,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产出了大批优秀作品。

苏联从战争进程中就创作了一批批优秀文学作品,例如肖洛霍夫《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个人的遭遇》、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日日夜夜》和《生者与死者》、阿·托尔斯泰《俄罗斯性格》、巴克兰诺夫《一寸土》、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贝科夫《方尖碑》、邦达列夫《热的血》和《岸》、恰科夫斯基《围困》、斯塔德诺克《战争》等。苏联文学创作及其美学观念,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创作(如影视文学的创作)具有直接影响,例如全景式战争描写、文献记录式叙述、战壕真实表现、战争道德反思等等,在影视创作中都得到借鉴。在世界战争影视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如由弗·彼得罗夫导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卫国战争影片先河之一;尤·奥泽洛夫导演的《解放》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历史上耗资最巨大、场面最为宏大的影片;谢·邦达尔丘克导演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尤·奥泽洛夫导演的《莫斯科保卫战》分为上下两部(《侵略》和《台风战略》),每部又各分为上下两集;进入新世纪后,费·邦达尔丘克重拍了《斯大林格勒》和《他们为祖国而战》等等。上述所列是战争影视中的全景式、具有史诗性的重头之作,至于反映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分队的作品(例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更多,个性特色更鲜明。

苏联重大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突出了从斯大林到普通民众、士兵等全体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突出了正义战胜邪恶构成的思想基础,以民族自豪、制度自信构建了自身的精神力量。其次,塑造了斯大林、朱可夫等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影视形象,同时也把镜头投向前线的将士、普通士兵和参战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妇女,为他们留下了可感的艺术形象,影响深远。第三,在银幕艺术上,突破了文学创作视野局限,营建了全景式历史场面;采用文献与现场相结合的艺术手段,凸显历史感;历史与虚构相结合,成就了作品的史诗性。到后期,把战争的历史发展与个人内心发掘、反思等融合起来,形成了战争影视创作的新风貌。第四,在不同历史时期,苏联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形成各自鲜明的审美风范,从追求全局性、国际性、战壕真实、道德反思,以及对战争作荒诞手法处理等等,风格多样。第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越战争行为对苏联国家和俄罗斯民族的危害,而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予以反思,赋予它以哲理思考的色彩。

美国也把历史重大事件作为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创作了一大批经典影视作品,他们有自己的题材偏好,例如诺曼底登陆、占领柏林、太平洋战争等。典型例子是关于诺曼底登陆的艺术创作,先后创作出《六月六日登陆日》《最长的一天》《在诺曼底的地狱》等,另外,还有从不同角度反映这场战争的《巴顿将军》《珍珠港》《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相形之下,美国的影视创作更关注美国参战后的战争事件,影视作品主旨强调美国为欧洲、为世界和平作出了牺牲,宣传美国精神和文化,对普通士兵的人道情怀予以烘托,试图融合国家利益与人道主义精神,构建美国国家宏大叙事。美国影片多以普通人(士兵、妇女和家庭、夫妻、父子等)为情节主线、主要视角展开故事的叙述。另外,美国影视制作技术手段精良,投入成本巨大,战争场面宏伟。

中国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突出体现为革命历史题材艺术创作,以我党领导下的自五四运动到抗美援朝为历史基础,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50年开始到“文革”前,集中表现为军事题材电影艺术创作,例如《刘胡兰》《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奇袭》《英雄儿女》《红日》《地雷战》《地道战》等,这一时期的革命军事题材电影创作突出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突出革命战士的牺牲精神,主题线索单一。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影片《西安事变》和《南昌起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艺术创作,突破了革命领袖形象塑造禁区,首次在银幕上展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形象,开拓出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新局面。《大决战》系列及《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开国大典》等则以电影艺术的形式把这一题材创作推向新高度。第三阶段,走向电视连续剧创作繁荣。特别是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播出,有力地把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向电视连续剧领域推进,产生了大批优秀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八路军》《解放》《保卫延安》《人间正道是沧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开天辟地》《东方》《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寻路》《领袖》《开国元勋朱德》《太行山上》《长征大会师》《彭德怀元帅》《三八线》《毛泽东三兄弟》《淬火成钢》《秋收起义》《伟大的转折》《共产党人刘少奇》《外交风云》《为了新中国前进》等等。新世纪创作的这批电视剧塑造了更为丰满的革命领袖群像,他们个性鲜明,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有涉及,主要领导人都有专题作品,每一次重大战役都创作有影视作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壮举。综合来看,我国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形成了以下特征:一、确立了历史重大题材影视创作的革命主题和革命立场,坚持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贯彻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念;二、塑造出处于革命斗争旋涡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级将领群像,并塑造出一批感人的普通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人民群众形象;三、形成了以革命英雄主义崇高审美倾向为主体,关怀个人存在、个性价值和生命关切相结合的价值体系;四、影视作品从个别人物、个别事件逐渐发展到对历史发展全局的整体艺术把握;五、把革命历史事件中领袖与平民、将军与士兵、军与民的关系以及英雄与亲友、师生、家庭等私人化人际关系融合起来,表现历史进程更为丰富、复杂,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六、在艺术表现手段方面,从局部逐渐走向整体,从艺术改编转化为艺术创造,形成文献性与虚构性有机结合、全面呈现的景观;七、在展现历史发展铁律的同时,开始探索呈现战争的残酷性。

《跨过鸭绿江》以出兵决策、彭德怀渡江、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开城和板门店谈判、金城战役收官为线索,全景式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作品聚焦在毛泽东、彭德怀和志愿军将领群体、团级以下士兵群像上,深刻塑造了毛泽东、彭德怀等形象,拓展了传统形象内涵,全面挖掘了现代社会战争的内涵,更加突出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性、毁灭性,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追求史诗性进程中有了重要突破。

首先,《跨过鸭绿江》深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抗美援朝的政治认识。毛泽东看待抗美援朝战争的本质,不仅认识到美国占领朝鲜后对中国的威胁,而且特别强调抗美援朝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因此,抗美援朝不仅为新中国打出了50年和平建设环境,而且打出了新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国际威望,打出了共产党人肩负的神圣道义。毛泽东的这一认识,通过镜头艺术地表现出来,是作品政治含义的提升。

其次,《跨过鸭绿江》通过艺术手段,进一步深入挖掘了现代战争的实质,该剧采用大量镜头把现代工业、技术、机械化运输、物资储备、经济实力和电子化等因素突出出来,显示出现代战争的全局性实质。《跨过鸭绿江》对战争这一深刻内容的揭示,是对《大决战》以来战争观念的跃进。

第三,作品通过第十三兵团所属各军和第九兵团的将士,通过范天恩等团营连一级指战员和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雄人物个体,强烈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与敢于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蓬勃的战斗精神成为贯穿全剧的高昂主调。

第四,在形象塑造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入挖掘了彭德怀这一主人公形象深刻而丰富的内容,给观众带来了坚韧、果断、绵密、宽厚的银幕形象,显示出很强的弹性。这一掘进值得特别研究。因为这涉及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难题:历史人物有其为大众广泛接受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为许多大众媒体和文献所记载、固定化、脸谱化,以致于掩盖了这一人物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彭德怀形象在《保卫延安》和《百团大战》等艺术作品中、在庐山会议等文献里体现出来的刚直、勇猛掩盖了他性情的其他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被脸谱化了,而他对普通士兵、对家属、对亲人、对战友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性情,并没有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体现,这是很遗憾的。《跨过鸭绿江》在这一形象塑造上取得的进步,值得历史题材创作深思。

第五,《跨过鸭绿江》用强烈的镜头语言突出了现代战争的极端残酷性,这是以往类型制作比较少见的。猛烈的炮火轰炸、机枪扫射、烈火焚烧,毁灭了大批活生生的生命;零下30-40℃的严寒,把志愿军战士冻成冰雕;因战火而波及的城市、村庄、道路、山岭,灭绝一切生机;饥饿、焦渴、连续多日不能睡眠;伤者无法救治,死者无以掩埋,病者没有医药;特别是战场上下死者和伤者的惨状,令人感受到战争的恐怖……把战争的极端惨烈用慢镜头展示出来,效果极为强烈。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机枪眼那一刻,背部被子弹打穿了,鲜血呈喷雾状;邱少云被燃烧弹燃烧,撕心裂肺的剧痛,通过镜头拉出,令人不忍直视;九兵团战士埋伏在长津湖旁,被冰冻成雕塑,还保持着战斗姿势……类似的镜头,赢得了热泪,也唤起了深思。对战争惨状的处理,在美学上该如何理解呢?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黄功吾题为《火从天降》的摄影作品,也联想到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题材的系列作品。

最后想谈谈引诗入思,即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哲思问题。

历史题材创作有着自身的规律。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有吸引人眼球的优势,又有陷入固定模式、难以逾越的短板。历史事件发生发展有史为证,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也记录在史册里,但又必须鲜活地表现在屏幕上,使之生动、可感,如何艺术地处理好这一矛盾,考验着艺术家的能力,也是这一领域创作提升的瓶颈。例如领袖集体、前线将军群体、普通士兵和老百姓各自戏份比例的处理,领导决策戏份过多,就容易陷入宫廷戏模式;普通人戏份不足,则导致剧情不生动,戏份多了则容易冲击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固有的特性,变成另一种性质的作品。这个尺度需要艺术家合理把握。历史题材创作还自有整体性,但艺术创作又要有所取舍,无取舍的面面俱到也就不是艺术,而是战争史的全面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赓、杨得志等后续入朝参战的将领,没有必要一一露面,而宋时轮和九兵团将领,作为同时入朝参战部队,特别是东西线彼此呼应的一条线,着墨太少则难以平衡。

《跨过鸭绿江》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创造了再反思的契机,例如在由诗性超越迈向哲思的问题上,要有把抗美援朝战争放在全人类命运层次上予以沉思的艺术思想准备。就战争说战争,将局限这次战争巨大牺牲的意义,就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来阐释这场战争,将限制对它的价值评估,要善于用镜头表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正义的意愿,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宗旨和永恒追求。苏联经典电影《解放》(4)以苏军战士攻入一个动物园结尾,苏军战士救助了一个受伤的猴子,科涅夫元帅命令他照护好它,说“这是命令”。影片在这里结束。看起来,这一情节似乎是闲笔,但效果却意味深长……

哲学沉思,是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短板,甚至可以说是理论上的盲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搞不好很容易落入普遍人性、抽象人性甚至宗教教义等西方话语体系之中。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缺少对这一层面的思考和实践,很大原因是在这一层面下功夫存在着一些制约,有“禁区”,也正因如此,还存在着提升的空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急需在这一领域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当下中国影视剧追求情节故事多变,对市场呼声应对很及时,但应对心灵呼声却反应迟钝,反映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则体现为史的方面很实,思的方面则相对较弱,缺少类似“闲笔”,诗性意味就很薄弱。《跨过鸭绿江》里有许多令人震撼的镜头,如松骨峰、上甘岭、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长津湖等,《志愿军军歌》作为主旋律,贯穿始终,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最强音。但是,从心理学上说,震撼不能带来反思,反思需要强烈震撼之后的舒缓,需要“闲笔”。这是急需中国影视艺术家努力的空间,也理应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