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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中国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有三种主要的视角：干部视角、农民视角、知识分子视角。这里所说的视角，并不限于叙事层面，而是指一种身份意识和价值认同。高晓声的小说视角难以归入任何一种，呈现出强烈的独异性质，本文将其称为乡绅视角。有情的旁观者，是高晓声乡绅视角背后的角色定位。因为有情的介入，所以区别于知识分子视角；又因为冷静的旁观，所以区别于农民视角。在时间的维度上，乡绅视角又与社会主义语境下三农问题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有深刻且复杂的牵连。最后，论文由视角问题出发论析高晓声的创作得失，和19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内在困境。

关键词：乡绅视角 价值认同 农村题材小说 高晓声

概而言之，新中国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有三种主要的视角：干部视角、农民视角、知识分子视角。这里所谓的视角，并不限于具体作品中的叙事视角，而是指一种身份意识和价值认同，即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1高晓声1980年代以“陈奂生系列”为中心的小说创作，在视角层面很难归入上述任何一种，呈现出强烈的独异性质。这种独异性造就了颇具意味的小说形式感，和对农村问题独特的认识方式。

在我看来，如果一定要归结为一个阶层概念，那么可以将高晓声小说中隐含的价值立场，权且称之为乡绅视角。一方面，高晓声的身世、近代以来高家的命运升沉，以及江南深厚的士绅文化，构成了乡绅视角的经验基础，以及辨析其中互动关系的研究空间。更重要的是，在干部视角逐渐从1980年代主流文学叙事中隐失的语境下，乡绅视角提供了区别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视野和认知模式。重读高晓声1980年代前后的小说和创作谈，可以发现其间兼有自上而下的“劝人”，和自下而上的“叹苦经”的双重向度。有情的旁观者，是高晓声乡绅视角背后的角色定位。因为有情的介入，所以区别于知识分子视角；又因为冷静的旁观，所以区别于农民视角。而在时间的维度上，乡绅视角又与社会主义语境下三农问题的历史（以“土改”与“合作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实践）、现实（以“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为中心的农村改革）、未来（农村社会变迁的性质和远景问题），都有深刻且复杂的牵连。高晓声的创作得失，以及19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内在困境，也可以从视角层面重新考量。

一、乡绅的幽灵：高晓声自述中的家世与身世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阶层，费孝通、吴晗、张仲礼、费正清等海内外学者，都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尽管不同学者对这一群体的命名和界定略有区别，比如其概念本身就有缙绅、乡绅、绅士、士绅、乡绅士大夫等不同称谓2，但总体而言，所谓“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乡绅指的是在野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社会集团，通常是退任回乡的官员，和取得功名但并未出仕的人。在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里，他们是中央政权与地方事务之间的结合点，联络官民的中介，在地方上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权力。

费孝通曾于1948年组织过一次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班，讨论成果后来结集为《皇权与绅权》一书。在该书所收的论文中，史靖归纳了乡绅所必须具备的七种条件：第一，在家世方面必须要有光荣的过去；第二，其人及其父祖或其家族必须有对地方的具体贡献；第三，典型的绅士一定是有功名科第的退休官员，而且功名越高、官职越大，也就越有影响力；第四，有一份丰厚的财产，“绅士与地主往往不可分，……虽然所有的地主不一定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则一定是地主，并且是大地主”；第五，必须有地方人民的拥戴；第六，有一定的经验与资历；第七，如果上述条件齐备，还会拥有随之而来的威望和地位。3吴晗对士大夫的六点特征的总结与史靖基本一致，但他特别提到士大夫在社会结构上的“中间性”：“士大夫的地位，处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上面是定于一尊的帝王，下面是芸芸的万民。”4因此，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历史上，绅权成为了重要的调节杠杆，有时是皇权的延长，有时代表地方人民的权益。也是出于对“中间性”的认识，胡庆钧的论文尽管没有使用“阶级”一词，但还是明确将乡绅与农民视为“两种人”—他们“代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生活程度与知识水准”，“是上与下，富与贫，高贵与卑微的分野”5。从这个角度对读高晓声对于家世的自述，便有一种特别的兴味。高晓声1928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属常州市），其时科举制度早已废除，因此不能套用经典的乡绅标准，但是“经济基础、生活程度与知识水准”，仍然是评估高晓声家境的有效尺度。高晓声降生之时，高家有田十亩七分，三间两进带阁楼的木结构老屋。6高晓声在《李顺大造屋》和多篇散文中都曾提过一句苏南老话：十亩三间，天下难拣。可见高家当时的经济景况。高晓声称自己生于“耕读之家”7，意思是不同于只耕不读的传统农户。高晓声的父亲高崖清生于1898年（一说1896年），曾是国民党官员，乱离时期做过多所小学和中学的教员，抗战中还曾在村里办过私塾。在他当家以后，高家实际上少耕而多读，土地常年出租，主要以他做官员和教员的薪水作为经济来源。

但在历史剧烈错动的当口，高家在传统社会中的“光荣的过去”，转眼就成为了“黑历史”。诚如张鸣所说，中国农村自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政治的格局从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变为国家政权支撑的‘干部统制’”8。有关“乡绅”的家史，在解放后成为高晓声努力澄清，却也无法摆脱的“原罪”。他在写于1956年的档案材料《自传》中说：“解放前，一家生活，主要依靠父亲的薪水和‘打秋风’，并不宽裕，土地改革中，被评为中农（我认为不确切，因为我家土地是出租的，而生活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剥削）。”9

更糟糕的是，高晓声的父亲抗战期间曾经加入宜兴山区张少华的忠义救国军10，抗战结束后还曾担任国民党武进县党部秘书、参议员等职。因为以上的“反革命”履历，高崖清在1950年12月的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因此，在高晓声的《自传》中，也留下了“我和父亲的感情过去就不好，他的反革命的具体罪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对反革命的父亲的被捕，自己不曾动摇过”，“我和父亲一直没有联系”这类“划清界限”的字句。这种性质的材料，自然不可完全信任。高晓声与父亲的感情是否曾有“恶化”，我们不得而知，但在1958年高晓声遣返回乡之后，还常年与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985年乃父寿终。不过，在高晓声1990年代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青天在上》中，对主人公陈文清的父亲的描述是：他“是个坚决抗日的国民党普通党员，1944年被日本鬼子杀害”11。尽管小说自有其虚构的权力，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一耐人寻味的“改写”中，读出某种隐秘的“欲望”。

如上所述，尽管乡绅在地方事务中兼有经济和维持秩序的角色，但其最核心的还是在文化层面，例如书院讲学、刊布善书、主导乡论、善举劝业、移风易俗等。12对知识的占有乃至垄断，是乡绅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他们维护其文化权力的重要途径。费正清就此认为，中国文字的深奥难懂，使得大多数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汉文成为几乎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它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工具”13。而少年高晓声最真切的优越感，正是来源于知识层面。他与父亲和家族心灵上的深层联结，也由此得以建立和贯通。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村庄很大，家里有书的，伸手不满五指。而有几十部文学、历史书的，只有我一家，这都是我父亲读书时买的。”14“（我）比一般农家孩子优越的地方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文学作品，所以很早就萌发作家之志。”15抗战初期常州沦陷，高晓声还曾被接回乡下，在父亲自办的私塾里念过书。可以说，高家在知识层面的“超群”，自幼就在高晓声的心中，植下了与同村农家孩子的区别意识。

高晓声后来的成长轨迹，也像民国时期多数的乡绅后代一样，通过接受西洋化的教育，成为了新式知识分子16，并在解放后成为了苏南文联的机关干部。从表面上看，1958年被遣返回乡后的20余年，是高晓声“成为农民”的时期。17但事实上，高晓声在返乡后的每一阶段，在劳动、生活及实际生存状态等诸多方面，都和当地农民有着本质性的分别。18尽管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与当地的关系上，“乡绅”式居于中间、若即若离的状态，一直像幽灵一样伴随着他。《青天在上》的开篇部分，就从穿着、户口和经济来源的角度，形象化地呈现了这种局外人的疏离感。陈文清回乡当天就极引人注目，因为他的“那副打扮，还很有点气派。他的鸭舌帽和西装裤，是麦尔登呢料，已很有点洋味道。上身虽然还是蓝布棉袄，同国家发的干部制服一样，但做工精致得多。这可算是五十年代青年干部最时髦的装束，最突出地表现出摆脱土气的倾向”。他和妻子珠珠回乡之后，仍是按月领取原单位发放的薪资和粮票，尽管“工资已按六折发给，并且不再叫工资，改称为生活费了”（这一点和高晓声当时的情况完全一致）。因此，在“大跃进”时期公社开办食堂的时候，陈文清夫妇就在心里犯嘀咕——珠珠：“我是国家户口，又不是这儿的人，怎么去吃生产队的东西呢？”陈文清：“我还拿国家给的生活费，也不能再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19

“不是这儿的人”，虽然是从珠珠的口里说出，但又恰恰道破了陈文清（高晓声）之于家乡那种“在而不属于”的暧昧关系。而且正如以上所分析的，这种局外人的感觉，并不尽是源于“右派”的身份。回乡的性质是惩罚，返乡者之于当地村民的位置关系，本应是卑微、在下的。但是根源于“知识水准”的优越感，又总是不免滑动出来。在包队干部王国国嘲笑兴兴娘忧心粮食产量是小农思想的时候，小说这样写道：“这时候陈文清当然也在，听了王国国的话，大有感触，他忘记了自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监督，进行劳动改造的身份，脑海里居然冒出了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话来。”20而从1962年开始，高晓声就在“摘帽”同年调到武进三河口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一直到1979年平反，中学教师都是他名义上的本职工作。21从一方面说，高晓声是以“摘帽右派”的暧昧身份，略显尴尬地成为了农民子弟的“教育者”；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他是在兜了一大圈后，宿命一般地接续了乃父1940年代在村中的角色。

高晓声返乡后的“小环境”，也不是自始至终全无变化。其个人生活上的转折点，是在44岁时与武进魏村的寡妇钱素贞再婚，如他后来所说组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化家庭”。在这一家七口的重组家庭中，只有高晓声本人是国家户口，其余六口是农业户。22这种城乡交叉的家庭结构，高晓声后来在《宁静的早晨》《蜂花》等小说中都曾重复写过，可见感慨深系。也是因此，高晓声在《曲折的路》中这样说道，“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样投工、投资、投肥，一样分粮、分草、分杂物”，“我是农民这根弦上的一个分子，每一触动都会响起同一音调。我毋需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我知道自己想的同他们不会两样。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有意识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倒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生活”。但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高晓声与农民、农村和农业政策的联系？如果说他对农民仅有出于道义的关怀和维护，自然不妥；但如果说他像笔下的陈奂生一样，直接承受农村政策的后果，却也不甚确切。这里不妨参考史靖对国民政府抗战时期“三征”（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和粮食征借）的分析，他认为三征政策的奇重负担固然造成“民困”，但也不利于乡绅阶层，因为“征实征购固然使人民无隔宿之粮，也要削减绅士们的收入”；如果壮丁大量外流，也“势必要影响社区之内的人工和生产”，“这些都和绅士们的财产生活有密切的关联”23。高晓声与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固然远比上述情况紧密和内在化，但我们还是可以将返乡时期的他，视为农村政策的“间接承担者”——他不是农村户口，绝大多数时间不事生产，但是农村政策和他的经济生活实有密切的关联。

以上我以“乡绅”为线索，梳理了高晓声自述中的家世与身世。这样做的意义，一方面是澄清事实，以便重新思考高晓声在文学史中的位置。这至少可以指向三个向度：第一，在1980年代初期的江苏文坛，汪曾祺和高晓声可谓双峰并峙。24但在人们的印象中，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高晓声是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但事实上二人身份上的相似性，或许比他们的差异性更值得稽考。第二，在更长时段的视野中，高晓声与鲁迅创作层面的共性，特别是“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一直是高晓声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对这一层面的相似性，仍可进一步追索背后的思想根源。周家在历史上就是绍兴的乡绅大户，鲁迅祖父周介孚就在《恒训》中说：“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25鲁迅也曾回忆过家道中落之前的情形：“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26这些都可与高晓声的自述并而观之。第三，在农村题材的脉络上，高晓声又常被拿来和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前辈作家比较。但是高晓声所置身的苏南乡村，在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上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农村的历史性差别，也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7

在另一方面，附着在传统乡绅阶层上的中间性、交叉性和混杂性，也渗透在高晓声的创作中，凝聚成隐含的中心视点，支配并组织着小说的叙述。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高晓声生活的年代，“乡绅”是已经消失的事物。因此我们所说的乡绅视角，或者说是乡绅立场（站在乡绅一边）、乡绅意识（扮演乡绅角色），实质上都不过是一个话语位置，一个带有虚拟性的“空位”。在这个意义上，高晓声小说的中心视点，更接近德里达意义上的“中心”（center）——“中心”既意味着“临在之点”（a point of presence），将一种限制强加于它所存身的结构之上，但同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虚拟的：它是它创造的系统或者结构的“中心”，但它实际上并不是这个结构的一部分，它是外在于那个结构的，是一个从它的创造物中撤退出来的创造者。28

二、“为民请命”和“两面都骂”

前引史靖概括的乡绅必备条件里，第二条就是其人及其家族必须有对地方的贡献。而所谓的良绅，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29在必要的时刻，他们甚至要挺身而出，与官府周旋抗衡，为地方人民争取权利。丁帆在比较高晓声和赵树理的异同时曾说：“高晓声的小说基本上是和赵树理的小说相似，试图概括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现状，以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来为农民请命。”30如果置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度上看，这里所说的为农民请命，也可以看成是从本地农民的利益出发，以小说的形式对中央的某项政策提出商榷的行为。不过，若从高晓声和赵树理的作品中细加体味，当能发觉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差别。高晓声小说中的“为民请命”，或者说对“为民请命”的想象，令人惊异地表现为经典的乡绅模式，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

如研究者所说，为高晓声奠定声名的代表作品，如《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特别是前两篇《“漏斗户”主》和《陈奂生上城》），都以表现当代农民的命运著称。人物的经历与各个时期的政治事件和农村政策的关联，是作品基本的结构方式。31但是，在这些作品的形式层面，其实也包含着不应被略过的意味。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当代农民的故事“是什么”，也应特别留意这些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也即它们是以怎样的口吻、态度、立场进行解说、议论和评判的。

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高晓声喜欢在小说中玩弄隐身术，通过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发出声音，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陈奂生系列”里的陈正清，我将其称为陈奂生故事里的高晓声。陈正清在《“漏斗户”主》《陈奂生包产》和写于1990年代的续篇《种田大户》中都有出场，作为贯穿始末的线索式人物，承担解惑、质疑、串场、评议等叙事功能。32在陈正清戏份最重，也最有讨论价值的《“漏斗户”主》中，他是以陈奂生的“堂兄”“小学教师”的身份出现。“漏斗户”主陈奂生前后两次与他打交道，都与“代笔写信”这一需求有关。第一次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

有一天晚上，陈奂生终于忍不住了，他跑到小学里去找堂兄陈正清老师，想请他写封信给报社，反映反映他的情况。

陈正清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说：“不能写。”

“为什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事实。”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还会骗你吗？”

“我知道你不骗我，”陈正清忽然生气道，“可是你不懂，事实是为需要服务的，凡是事实，都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天堂，所以你说的都不是事实，我若替你写这种信，那就是毒草，饭碗敲碎不算，还会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的！”

陈奂生吓了一跳，忙说：“不写就不写吧，你别恼，我不害你。”说着，拔脚要走。

陈正清一把拉住了他，原想笑着向他道歉，却忽然湿了眼，悲怆地说：“熬不下去啊，特别是我也懂一点……”

第二次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尽管陈正清的情绪变好了，同他讲了好几次充满希望的话，也尽管陈奂生信任他，但却实笃笃地问道：“现在你能替我写信了吗？”

这就把陈正清难倒了，即使形势变得如此之好，他也还没有胆量把陈奂生的情形在社会上摊出来。因为有许多的人还不肯承认这种现实，而且似乎也和当前的大好形势不相称了。尽管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白地指出我们的国民经济已濒于垮台，但一个小人物也说这样的话却照样会被某些人指责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这就是当代的玄学。33

“代笔写信”是一个在文本内外都极具意味的行为事件。它原本就是历史上乡绅的职责之一，“他们帮助人们读写信件和其他文书，按照当地借贷规则算账，主持结婚典礼，仲裁社会纠纷，管理公共财产”34。尽管“代笔写信”之事在《“漏斗户”主》中并未实现；在小说讲述的年代，也不存在能够“为民请命”的所谓“绅权”，但我们可以暂且搁置这一行为的多重虚构性，而去追索在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动因。闫作雷在探讨返乡时期的高晓声时就曾指出：“他还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农民们有事会同他商量，这又使其类似于传统乡绅。”35也就是说，小说中的陈正清和小说外的高晓声，在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上是具有互文性的。在这里，他已悄然完成了身份想象的转换，不再是接受改造和再教育的“右派”分子，而是如同在野的乡绅一样，发挥着文化领袖的作用。

在其讲述当代农民历史命运、具有“反思”框架的小说中，高晓声都像在《“漏斗户”主》中所做的那样，站在本地的立场，代表农民的利益说话。这也就是他日后所说的“叹苦经”，替农民道出他们的辛苦。这种自下而上思考、反映问题的模式，与赵树理颇为相似。但二人根本上的区别，则是在价值认同，即本文所说的视角层面。尽管赵树理的思想和创作都有超越同时代人的深刻和复杂处，但是他的绝大多数小说，采取的都是典型的干部视角。如李国华所分析的，赵树理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可析为“村里出问题—农村工作者来调查—村干部和村民积极配合—解决问题—外来的农村工作者发表意识形态训诫—群众欢迎鼓舞（出问题的人反省）”的叙事框架，叙事者的认同对象一般是“具有共产党员身份或共产党政府工作人员身份的区长、书记、支书、农会主席等”，“由此可见，赵树理小说的叙述主题最核心的价值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意识形态主张和政治政策”36。而由于时代语境的转换，赵树理小说中的干部视角，正是高晓声所要拆解和反转的。这不是作家主观意愿上的对立，而是历史造成的戏剧性错位。37不妨以赵树理小说中具有结构性功能的“群众大会”38为例，看看高晓声是如何在小说中完成“去干部化”的。

赵树理小说中的“群众大会”，最终要义是要论证中央农村政策的正确性。高晓声则是要通过“群众大会”，反证“深翻”“大跃进”“统购统销”等运动和政策中的失误和荒诞。因此与“十七年”小说中常见的“群众路线”相反，在高晓声的小说里，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些群众大会上的沉默者。在《青天在上》落实“大跃进”的社员大会上，包队干部王国国用生动的语言讲解政策，会场气氛热烈：

“什么叫大跃进呢？知道么，什么叫大跃进？”王国国提高声音发问，……他自以为是地说：“……他们知识分子，咬文嚼字惯的，我就同他们咬一咬，也不曾输，是伐！跃，就是跳，跃进，就是要跳着前进，我们现在还不是普普通通的跳，而是要大跳，就像孙行者翻斤斗，一翻十万八千里。……”

说到这里，社员好像已经经过酝酿消化了，突然再听到“大跃进”三个字，就活跃起来，轰然拍手喊好。有几个小青年像马一样乱跳起来，一面叫到：“王部长，怎么跳？这样跳可对？你来跳给我们看好不好！”

王国国跟着大家笑了一阵，……接着王国国就介绍先进经验，让大家明白今后生产队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这种方式，就不要分你的我的，鸡的鸭的，狗的猫的，统统都是大家的。……

大家听了，自有一番议论。……凡赞成的，就有许多话说。连陈文清的小叔耀明也是赞成派，尽管不大会讲，也讲了几句：“我一家全了就一大一小两个光棍，有烧好了现成的吃，就省得我烧。小末代（指儿子细清）比我还懒，十顿倒要我烧九顿呢。”

情绪最高的是陈庭法，这个急性子的人，平常总唱反调，这一次却成了积极分子。他大声说：“这个就对啦，……共产主义搞成功了，大家享福，最好没有。我家里的东西，从现在起就归生产队。我说话算数，生产队要什么，只要我家里有，先到我家里去拿，拿光了再拿别人的。”39

在如此浩歌狂热的氛围中，未发一言的陈文清自然也受到感染，但还是“有一点想不通”。在回家关起门来以后，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几条原则（教条）”为依据，和妻子讨论“大跃进”是否意味着生活资料也要公有的问题。在受到妻子的嘲笑后，“文清忽然心灵起来，也好笑道：‘是不是马克思也右了？’”

在高晓声的小说里，王国国这种过“左”的农村工作者，一般都是腹内草莽的反面形象，自不待言。即使如耀明、陈庭法这样的积极执行者，也在《青天在上》的后续情节中处境凄凉。“是不是马克思也右了”这样的戏谑，则是高晓声标志性的小说语言。他敢于这般冷嘲热讽，固然是源于对历史进程的“后见之明”，但在这个片段中，发出训诫的干部和被干部动员起来的群众，不仅不再是真理的掌握者，而且成为了历史背景板上的丑角，又确实构成了对于赵树理的结构性反讽。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高晓声的独特意义，绝不是体现在诸如此类的“去干部化”上，因为新时期绝大多数的农村题材小说都是以类似的方式，配合意识形态层面的“拨乱反正”的。高晓声的独异性，体现在建设性的“立”的方面，即他提供了不同的替代性视角。在干部视角失去主导地位的1980年代，替代视角的性质有时不再直接显露，而是体现在其与知识分子视角，尤其是农民视角的相互关系之中。

在上引《“漏斗户”主》第一次代笔写信的段落后，小说叙事者跳出陈正清与陈奂生的对话，直接大发议论：

艰难的岁月啊，只有那些不仅关注上层的斗争，而且也完全看清陈奂生他们生活实情的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林彪、“四人帮”把国家害到了什么程度。

陈奂生没有这种觉悟，他也没有心思去考虑这样大的大事，但陈正清也终于努力使他懂得一点，他比以往更明白，他是不该吃这样的苦头的。他弄不清也没有能力追究责任，但听了那么多谎言以后，语言终究也对他失去了魅力。他相信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事实。（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不长的两段里，密集地出现了大量与思想能力相关的词语——认识、觉悟、心思、考虑、懂得、明白、追究、相信、看清/弄不清。这一方面点明了陈正清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源所在，尽管这种权力相当可疑，且只能在消极的意义上（看破实情、认清形势）发生作用。另一方面，高晓声对陈奂生们的认识也由此可见。在高晓声的观念中，陈奂生之所以来求陈正清代笔写信，表面上是缺乏识字能力，根源上还是表达和思维能力的缺乏，使得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自身的处境。

吴晗曾以戏谑的笔调，犀利地指出乡绅士大夫的中间和两面性：“士大夫是站在人民普遍愤怒与专制恐怖统治之间，也站在要求改革要求进步与保守反动之间。用新名词来说是走中间路线，两面都骂，对上说不要剥削得太狠心，通通都刮光了我们吃什么。对下则说：你们太顽强，太自私，太贪心，又没有知识，又肮脏，专门破坏，专门捣乱，简直成什么东西。”40尽管此言略带夸张，也不尽符合事实，但对我们理解高晓声的乡绅视角，却有启发意义。高晓声的“两面都骂”，特别是对于农民弱点的直言不讳，让他自1980年代以来饱受诟病。“忘年交”叶兆言就曾挖苦说：“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多。”41在1988年于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高晓声历数自己笔下农民人物的局限性，如陈奂生、李顺大、黄顺泉（《钱包》）、江坤大（《大好人江坤大》）、周汉生（《老友相会》）表现各异的逆来顺受，刘兴大（《水东流》）、朱坤荣（《泥脚》）、崔老二（《崔全成》）程度不同的因循守旧。42而在另外的场合，当谈到80年代苏南的新型农民时，高晓声甚至说：“农民家庭已不仅是农民组成，而是有工人，有知识分子。这种变化带来了家庭结构的复杂性，拉开了性格上的距离、思想上的距离和爱好上的距离。这种距离会促进社会进步。家庭中有了一个干部可以减少不少麻烦，有了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少犯许多错误。确实是这样，如果光有农民，很多问题都要请教别人，他自己不懂，现在则就可以在家庭内部解决。”43这些相当“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自然会让站在农民立场的论者恼怒。但高晓声的这种认识，其实和《“漏斗户”主》“陈正清+陈奂生”的人物结构，以及高晓声自身“1+6”（一个国家户口、六个农业户口）的家庭结构互为表里，有其个人经验作为支撑。

尽管“两面都骂”，但高晓声之于农民，仍不失为一个有情的旁观者。即使在上面提及的斯坦福演讲中，高晓声对于笔下人物，也不仅指出弱点，同时也有爱、理解和温情，如说陈奂生“莫看他一无所有，一颗心珍贵无比”。人们对高晓声农民认识的不适感，一定程度上是混淆了话语和实存的区别而造成的误会。关键在于，高晓声对于陈奂生们的感情，不是抽象的阶级情感，也不是人道主义同情，而是对于具体个人的情感，因此没有虚美、隐恶，并且包含着人性的全部复杂性。总的来说，高晓声谈论农民的思维逻辑，是从具体再到抽象，而这不合于我们已有的认识装置，因而自然发生排异反应。人们习惯的是“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的“农民”，是提升为阶级概念的农民的高度纯净。然而高晓声谈论的是作为个体的农民，以及他们聚合而成的“理想类型”，其内涵是他在深度交互和共同生活之后做出的总括，因此仍然保留了他们身上原有的杂质。当然，高晓声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创作谈里，都不是无可指摘。但正如雷蒙•威廉斯在谈论19世纪英国知识分子笔下的“旧英格兰”时所说的：“这些见证中至少有一些是根据作家自身的直接体验而写的。对于这些叙述，我们需要深究的不是史实错误，而是历史视角。”44

三、视角的限度与农村题材的终结

历时地看，高晓声的小说视角，在中国文学中绝非空前，但确乎是久违了。而它之所以在新时期初引人注目并发挥特殊的历史效用，首先源于其有效地瓦解了“干部视角”的叙事模式。45高晓声不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待农民、书写农村的，他笔下的主人公——如李顺大、陈奂生，在十七年文学的视野中都是不宜作为主角的“中间人物”；人物的好坏、善恶、幸或不幸，也不再由其阶级身份所决定。高晓声在作品中坚持传递一种朴素的观念：一个人（农民）的命运，是时代、环境、出身、能力、运气、性格、文化水平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这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常识，但在当时却有突破阶级决定论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连续成功，助推和加速了“干部视角”在主流文学中的消隐。

如上节所述，高晓声的乡绅视角，实质是一个并非农民，但又与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写作者，所独具的一种既内部又外部的视角。“为民请命”和“两面都骂”的双重性，是它最本质的内涵。因此，“乡绅视角”的形式意义，从负面来说，会因其“走中间路线”而腹背受敌，“两面都骂”也造成了“两面（甚至多面）都被骂”的批评史奇观。46但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它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偏颇、偏激和偏狭，并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告别革命”的新启蒙意识形态，或者说与官方、庙堂、民间的三种话语力量，都保持可供审视、分析的距离。在另一方面，正如赵树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47的自省，秉持“农民视角”的作家，往往不可避免地陷入实际身份和拟想身份的分裂。杨庆祥在1980年代的路遥身上也发现了这种分裂，他反问说：“路遥难道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的可能性吗？他难道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自我’实际上离他的‘农民’们已经很遥远了？他难道没有意识到当他把农村、煤矿作为需要重返的对象和客体时，他实际上只是在‘想象’一种和他并没有关系的生活？”48而高晓声的小说，即使接受最严格的新批评细读和叙事学分析，也始终是在消解和抵抗这种幻觉。他反而还会调动各种形式因素——如通常使用第三人称（极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或如“陈奂生系列”中的陈正清那样，在小说中再插入一个“他者”（非农民）的观察视点——从而保持身份意识和价值认同的高度同一性。

“乡绅视角”在1980年代最大意义的生产性，潜在于传统乡绅的文化角色、农村改革的实际展开，和小说（文学）的社会性功能的交叉点上。其一，在自上而下的向度上，借助乡绅式的“文明与教化的代言人”的地位，写作者以小说作为工具，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或政策宣传。其二，在自下而上的向度上，在1980年代中央减少干预、地方权力加强的经济学基础上，写作者以文学的方式发现问题、反映现实，在农村实际工作的层面成为“下意上达的导管”49。其三，在文学的意义上，写作者通过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描写细节，由此展现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关系。在以上三个方面，“乡绅视角”的小说叙述，有潜力转化为具有生产性的实践形式、认知形式和文学形式——三者不可截然分开，而是交叉互渗。但是，内在于高晓声创作中的生产性，无论附着于实践、认知还是文学的形式，都未能实现充分的释放。正是在潜能转化的过程中，“乡绅视角”作为形式，触碰到了自身的限度。

首先，如前文所分析的，所谓的“乡绅视角”，只能是一个空洞的话语位置，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层面的建构能力。正如《“漏斗户”主》中“代笔写信”的桥段，其实是建立在多重虚构的基础之上：第一，这一事件发生在小说（而非现实）中；第二，这一事件发生在小说中的过去（而非当下），而且是历史已经翻过的一页；第三，即使是在小说中的过去，“代笔写信”的行为也未发生，因为并不存在能够完成这一行为的阶级和权力。因此，高晓声以文学的形式“为民请命”，多少显得可疑。它的实际意义，不过是抨击已有官方定论的错误的农村政策。这里不是要质疑高晓声的真诚，因为是“打落水狗”还是“打死老虎”，区别只在一息之间；何况即使是“打死老虎”，在当时的语境下也并非全无意义。我只是想要在此指出，乡绅视角的第一重限度，体现在文本之外的实践层面，也就是它无力解决农村的实际问题。传统乡绅的“两面都骂”，是与其上可周旋抗衡、下可决策管理的权力紧密相关的。而无论80年代的农村改革向何处去，这种权力都不可能被重新赋予。此外，与前辈作家不同，高晓声对于写作之外的农村事务，以及艺术与现实如何发生关系、怎样激活群众主体性等“文艺大众化”问题缺少兴趣。虽然他也多次谈到启蒙农民的重要性，但对启蒙的实际工作并不热衷。因此，高晓声的所谓“劝人”，更多停留在“骂人”（教训、揶揄、指摘）的层面，并未致力于规劝农民走上新路。更何况，高晓声在1979年后重返城市，与传统乡绅衣锦还乡的轨迹恰好相反；他在1980年代的“离土又离乡”，也确实削弱了他与家乡和村民的血脉联系。因此，如果说具有生产性的实践形式，意味着小说“是用以解决农村工作中不能轻易解决的问题的有效工具”50，那么高晓声从未致力于此，也不可能在这一向度上深入开掘。

同时，高晓声也与高扬文学主体性的新一代作家不同。他真正擅长，并且愿意倾注精力的，还是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的交点，也就是小说作为认知形式和文学形式的接合部。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高晓声真正意义的代表作，是他未完成的“年鉴小说”或“编年小说”的计划。高晓声原本打算从1979年开始，用十年时间写100个短篇，每年出一本，书名按年编号。尽管这一计划中途夭折，但就像未竟的拱廊计划之于本雅明一样，也可以视为他“全部奋斗和全部思想的舞台”51。如果把高晓声的年度小说集视为一个连续性的整体，那么可以看到，高晓声越来越自觉地，尝试将变动中的农村生活通过小说的形式问题化，并以文学社会学年鉴的方式，提供1980年代农村改革的编年史和断代史。因此，他的这些作品也被论者称为问题小说、社会分析小说。52从这个角度看，最社会学的意义，也就是它最文学的意义，反之亦然。此中内含着颇具个人特色的形式感，本可能成为后来研究者眼中“新颖的高晓声文学”。但也正是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上，高晓声遭遇了创作生涯中最重大的挫折。

如同赵树理的评价史足以成为文学史的专章一样，高晓声的接受史，也是1980年代文学的一桩公案。高晓声在新时期初迅速蹿红，连续获得1979和1980年两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顺位均居前列，并在1979年的颁奖大会上作为作家代表发言（首届大会发言的作家代表是凭《班主任》获得首奖的刘心武）53。在《七九小说集》由省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1980和1981年的小说集都由国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1982年又降为省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和1984年的集子则都由“新人”（1983年创立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且1984年集已经出现拖延出书的迹象。1985年小说集（《觅》）一直延宕到1988年春天，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印行，而且很有可能是该书责编叶兆言出于私情才“照顾”出版的。54世态炎凉如此之速，不免让高晓声牢骚满腹：“老天爷怕我太顺利了会折寿，于是1985年的小说集……一直拖到1988年3月……，这时候再叫‘高晓声1985年小说集’自然有明日黄花之感，所以一改惯例，以其中一篇小说《觅》作为书名，大有何处觅知音的意思。1986年开始，我已转入长篇小说创作，加上这几年社会上过分热闹，干扰创作的因素空前增多，……看天下英雄豪杰，熙熙攘攘，皆为利来，我那些小说，只好站在西北风里，自惭形秽，能发抖而不能发声。”55高晓声将自己被冷落，归因为作品不够“热闹”，因而出版社“不愿出，怕亏本”56。但这只是一部分的理由，更根本的原因是，高晓声尽管尝试走“中间路线”，也曾具有某种体制内部的反抗性，但其本质上依然行进在农村题材小说的范畴之中。因此它们意义的生成，需要一整套制度性因素的支撑与配合。而高晓声的无地彷徨，也是19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内在困境的隐喻。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小说不仅是一种类型，而且是一种制度。1940年代“解放区”和1950-19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多采干部视角，正是缘自这种制度内在的强政治性和强意识形态性。经典农村题材小说的方法论是论证式的，前述赵树理小说的根本要义，便是证明农村政策的正确性。柳青也曾这样说明《创业史》的题旨：“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57也就是说，文学不能被理解为意义自足的本体，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意义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也就是为什么，题材在“当代”的定义，是指“可以作为材料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并按照政治事件和社会生活领域分门别类（如农业题材、工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划定等级（重大题材、非重大题材）。因此，视角的转换就不仅是艺术手法的嬗变，而是牵涉到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问题。

在紧密相联的另一方面，当代文学中的“题材”，还有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内在规定性。“新”必然要在与“旧”的关系中确立，并在历史的前进方向上获得其所以为“新”的性质。这就指向一个包括起源、过程和终极在内的时间性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在纵横而成的坐标系中做个界定：什么是作为制度的农村题材小说？在纵的维度上，农村题材小说处理政策与生活的关系，向上具有论证式的结构，向下承担情感动员的功能。在横的向度上，农村题材小说建构起源、当下与未来的联系，雄辩地说明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今天通向理想图景的现实可能性。这也正是高晓声们，试图以“乡绅视角”（或“非干部”视角）替代“干部视角”时面临的深层困境。在农村题材小说的范畴中，个别的、局部的问题和分析，只有置入总体性的视野中，才能被赋予意义。因此，刘大先批评高晓声说：“我并不认为高晓声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了一个有思想穿透力和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形象，事实上更多时候他过于贴合在农民的生存与生活实景上，他的实用理性体现为切实生计的改变，无法发现‘三农’在新时期变化所内含的深度模式。”58无论这种深度模式是什么，一套具有解释能力的“宏大叙事”，都是穿透细琐问题不可或缺的。因为在这种小说、题材，或者说文学制度中，局部和整体是相互阐释、相互建构的。如果总体视野和历史远景暧昧不清，局部图绘也势必面目模糊。诚然，提供终极的小说往往带有乌托邦色彩，但是没有了“美好新世界”的想象和召唤，也就没有作为制度的农村题材小说了。高晓声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温和”的“文学改良”，最终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性质的变化，是将其创作转变为一种去体制化的文学。因此，在1985年前后的历史潮汐中，它们只能孤身进入“热闹”的文化市场，在“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读者中讨生活，寻觅不知所踪的知音。但这不是高晓声的个人问题。在1980年代，农村正在发生变革的大势路人皆知，但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对改革的旨归、方向、目的地的指认则是个难题。当时的普遍认识是：“中国农村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之中。”59但无论如何表述，都不可能像“共产主义”“新的世界”那样明晰、响亮、振奋人心。

不过，说是高晓声“抛弃”了农村题材小说，也是言过其词。如果农村题材小说可以代表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文学-政治制度，那么在1980年代，这种制度与作家的渐行渐远，就不能简单用文学自主性来解释。事实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也是（或本质上是）政治与文艺的歧途，背后是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可以看到，在短暂的“拨乱反正”以后，198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不再倚重文艺的前导作用。在实践的层面，社会主义文艺特有的政策宣传、情感动员的功能，不再被认为是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认知的层面，文学作品“诗可以观”的效用，也不被实际工作者所需要。如方岩所提示的，“在人文学科分工充分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若想获取一个时代的详细信息”，完全可以“借助其他更为专业、丰富和准确的知识门类”。从政策研究的角度说，如果可以依据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报告，为什么要依赖“不可靠的”文学叙述呢？因此，高晓声始料未及的冷遇，和他由此陷入的创作困境，就不只是他的个人悲伤，而是农村题材小说——作为一种制度、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注脚。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第一代作家口述史及其研究”（项目编号：19CZW04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英国学者亨利•伯恩斯坦在《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中的观点：“很多关于‘小农’（以及‘小规模农民’和‘家庭农民’）的定义与用法带有明显的规范性要素，目的性很强，即‘站在农民一边’（taking the part of peasants），反对在缔造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过程中摧毁或损害农民的一切力量。”伯恩斯坦认为这些术语“最好用于分析，而不是用于价值判断”，因而反对“站在农民一边”的倾向。李国华《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在引述伯恩斯坦的观点时，从中国的语境出发提出了反驳。他认为，与“农民说理的世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是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符号体系下能够得到清晰的说明的，必须‘站在农民一边’，借助‘农民’提供的视角，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分析和理解”。参见该书第280-281页。

2 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命名和使用，与他们各自研究的侧重点有关。比如，费孝通一般使用“士绅”，张仲礼则用“绅士”一词，并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一概念的英文译法，也有gentry、gentleman、elite、literal等多种。关于这一问题，及“乡绅”问题的研究史，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61页。本文论题不涉及概念辨析，只在基本内涵的层面，一律使用“乡绅”一词，英文用法则采用相对通俗的gentleman，后文不再一一说明。

3 23 史靖：《绅权的本质》，《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吴晗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121、122页。

4 40 吴晗：《论士大夫》，《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吴晗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54、54页。

5 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吴晗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6 参见朱净之《高晓声的文学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李怀中主编《高晓声自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关于高家田产的数目，高晓声曾有“十亩七分”“九亩七分”“八亩多”等几种说法，此处取第一种说法，参见王彬彬《高晓声评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7 15 高晓声：《我的简史》，《高晓声自述》，李怀中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8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写在前面的话》，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张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9 高晓声：《自传》，《高晓声自述》，李怀中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10 忠义救国军是由国民党军统局组织的非正规部队，在解放后的“正史”中属于反动武装。《沙家浜》中胡传魁率领的汉奸部队，就是忠义救国军的一支。张少华也在1950年被枪决。

11 高晓声：《青天在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这部小说的情节主线，是以高晓声与第一任妻子邹主平的患难之情为蓝本，二人于1955年相识、1957年结婚，1959年邹主平因病去世，共处时光与高晓声被划为“右派”并遣返回乡的一段交叠在一起。小说的大量桥段基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可以作为观察高晓声这一段生活的旁证。

12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33页。

13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转引自《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徐茂明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5页。

14 高晓声：《想起儿时家中书》，《高晓声自述》，李怀中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16 高晓声高中毕业后，报考南京的中央大学，未被录取，只好在1948年2月自费进入私立上海法学院，并遵从父意选择了经济学专业。1949年4月，高晓声又考取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关于乡绅子弟在民国时期的分化，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中说：“清末废科举、行‘新政’、办学堂之后，传统士绅失去安身立命的制度保障，开始出现结构性分化，纷纷流向实业、教育、军队等领域，年轻学子则通过新式学堂获得知识更新，成为新式的知识分子。”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7页。

17 这种看法见于多数文学史著述中，例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高晓声的介绍中就有“被迫返回家乡务农2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的说法。关于这一问题，近年来已有高晓声文学研究会和王彬彬等学者做出过细致考证，兹不赘述。

18 32 关于高晓声回乡后的详细情况，及从户口角度对他和当地农民的差别的分析，参见拙作《高晓声：陈家村的“城里人”——兼论“陈奂生系列”的叙述视点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2期。

19 20 上述小说细节，参见高晓声《青天在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5、164、166、175页。

21 据各种资料显示，高晓声实际教课的时间并不长，可参见王彬彬《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3期。

22 再婚之后，高晓声的家庭成员数目一直在七、八之间，1979年高晓声平反时是一户七口。高晓声此前与祖母、父亲和继母一同生活，再婚后钱素贞还带来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并在结婚当年为高晓声产下一子。

24 关于此点，可参见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收王彬彬编《高晓声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精彩叙述。

25 周介孚：《恒训》，《鲁迅研究资料》9，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26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27 此处也可参见高晓声《曲折的路》中的叙述：“我的家，在长江以南，沪宁线中段以北，是一块富饶的地方。清朝时候，中国文学界有所谓桐城派、阳湖派，我的家乡，就是阳湖派的诞生地。可见文化经济，都极丰茂。”温铁军团队在研究1980年代以来苏南经济发展模式的《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也曾讨论过苏南的“良绅文化”，参见该书序言二。

28 此处关于德里达“中心”的引述，参见[美]保罗•H.弗莱《耶鲁大学公开课：文学理论》，吕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39-141页；杨慧林《西方文论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29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

30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31 可参看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高晓声的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267页。

33 高晓声：《“漏斗户”主》，《七九小说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47页。

34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赵旭东、秦志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35 闫作雷：《从启蒙到政治经济学——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再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6 38 47 50 李国华：《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100-106、170、23页。

37 关于这种错位，类似的例子还有陈忠实和柳青。陈忠实曾于1982年春天，被西安市灞河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落实责任制。他后来回忆说，当他在第一个分牲畜的村子做完工作，深夜骑着自行车回驻地的时候，刚从分地纠纷中冷静下来的他突然意识到：“（我）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1950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30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30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引自程光炜《柳青、皇甫村与80年代》《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参见该文讨论。

39 高晓声：《青天在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201页。

41 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高晓声研究资料》，王彬彬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42 高晓声：《关于写农民的小说：在斯坦福大学的讲演》，栾梅健整理，《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43 高晓声：《生活•思考•创作——在江苏部分青年作家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高晓声1984年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25页。

44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页。

45 本文中的部分观点，受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徐刚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袁红涛的启发。二位老师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会上对我的论文构想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特此致谢。

46 1980年代以来，站在启蒙立场和站在底层立场的研究者，都对高晓声的创作颇有微词。前者如王晓明的名文《在俯瞰陈家村之前——论高晓声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指责高晓声的思考方式“与农民同化”；后者如刘旭的《高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批判高晓声的精英意识。详可参见房伟《文学史时间中的高晓声与陈奂生》（《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的梳理。

48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49 日本学者根岸佶语，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页。

51 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52 58 刘大先：《三农问题与“社会分析小说”的得失——公私之间的高晓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53 参见《欣欣向荣又一春——记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

54 甚至叶兆言在责编该书时也没有“放过”高晓声。在内收首篇小说《送田》中，高晓声写了这样一句：“赵匡胤做皇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编辑在其后做注释说：“赵匡胤是赵普之误，民间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参见《觅》，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55 高晓声：《新娘没有来•作者的话》，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

56 张九龄、杨铁平：《壮心未觉桑榆晚——近访高晓声》，《常州日报》1990年2月3日，转引自朱净之《高晓声的文学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57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58 雷达、晓蓉：《农村在变革中，文学要大步走——记〈文艺报〉〈人民文学〉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文艺报》1984年第4期。该文是对1984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的报道，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若干看法，对于理解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问题，很有参考价值。相关报道还有《大胆探索 知难而进——记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人民文学》1984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