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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当代文学中，汪曾祺坚持对短篇小说文体的耕耘，但鲜为人知的是，汪曾祺也曾苦心构思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以书信为线索，可以发现汪曾祺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不仅贯穿了现当代文学的194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三个时期，而且还囊括了历史小说、高邮系列小说、自传体小说三种题材的篇目。但由于作家本人独特的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身体状况以及新时期复出以来纷至沓来的文坛邀约等因素，汪曾祺的长篇创作成为了文学史上的遗珠。此外，汪曾祺的长篇创作计划在私人书信和公共传播领域中还出现了两种话语。

关键词：汪曾祺 长篇小说 创作计划 书信

汪曾祺以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在文学长廊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之王”。在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汪曾祺专事短篇小说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短篇小说创作如此心无旁骛而又功勋卓著者，汪曾祺一人而已”1。的确，在公开发表的文论诸如《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等文章中，汪曾祺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短篇小说文体的偏爱以及对长篇小说体裁结构的疑问，甚至连其子汪朗也认为父亲一辈子只会写短篇进而产生这样的误解，“至于长篇小说，爸爸从来就没打算写，他看不上”2。但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也曾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深思熟虑，尤其是对小说《汉武帝》的筹备可谓周详，“一个间接积累大半生，直接酝酿了十五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3。从书信入手，汪曾祺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历经194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三个时期，呈现出阶段性的思索和准备，且在公共传播的领域和书信的私人领域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话语。

一、从书信看汪曾祺对长篇小说的构建

《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收录的162篇小说均为短篇小说。无论是在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还是1980年代复出以来，汪曾祺始终以清新隽永的短篇小说关注高邮、昆明、北京等地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从创作的层面来说，汪曾祺确实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情有独钟。然而，如果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书信却能发现汪曾祺曾经致力于创作长篇小说。

从时间的线索出发，汪曾祺对长篇小说的酝酿和构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贯穿了整个文学创作的生涯，历经了“萌生期”“筹备期”和“终结期”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0年代，也是汪曾祺构建长篇小说的“萌生”阶段。早在1944年5月22日，汪曾祺就曾和同乡好友朱奎元在通信中提及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我想写两个长篇小说，像这样的生活可没法动笔。能有张静之家西山那座房子住着，我一定写得出来。”4这是汪曾祺在书信中第一次提出要创作长篇小说，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些许要求之外，他对创作两部长篇颇具信心。

第二个时期是1980年代，如果说在1940年代，汪曾祺对于长篇小说仅仅属于观念层面的构想，那么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则进入了具体的“筹备”阶段，小说的篇目和细节日渐清晰。对于《汉武帝》，汪曾祺最开始的构想是以戏剧的形式来呈现作品，他在1979年和好友朱德熙的往来书信中明确了创作方法，初步勾勒了核心人物的灵魂，“我想用布莱希特的方法写几个历史剧，既写一个历史人物的伟大，也写出他不过就是那样一个人而已。初步拟定的两个戏就是《司马迁》和《荆轲》”5。根据《赋闲两年写闲篇》一文的回忆，这一时期汪曾祺为创作《汉武帝》进行了一些文献的阅读和史料的积累，“为此，他把《史记》、《汉书》仔细看了一遍，并整理了许多卡片”6。 此外，在1981年汪曾祺第一次回乡和高邮的文学青年金实秋交往时曾提到《汉武帝》的创作进度已经到达拟出提纲的阶段，“我到汪老下榻的县招待所去拜望他，也将《千秋功罪》带去请他看看。他看过谈了看法后说，他想写个汉武帝的长篇，拟了提纲还没有考虑成熟，分寸如何把握，还得斟酌”7。在1983—1984年两年间汪曾祺一共写了36封信，其中在8封信中都表露出创作长篇小说《汉武帝》的意向。换言之，汪曾祺在对外交流的书信中有近1/4的数量都在谈论《汉武帝》的创作过程，也从侧面验证了其高昂的创作激情。1983年，在和同乡编辑陆建华交流的两封信中，汪曾祺提到了创作长篇的外部驱动力来自出版社的约稿，“几个出版社约我写长篇”8。除此之外，汪曾祺不但提及了筹备《汉武帝》的内部刺激点，“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汉武帝的材料，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9，而且还和陆建华诉说了创作的难度，“这个所谓长篇的希望是很缥缈的。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说很难写。但我要姑且试之”10。同一年度，汪曾祺在写给汪丽纹、金家渝、汪海珊的家书中也谈到了《汉武帝》的创作计划。在八个月之后的通信中，汪曾祺更是向妹妹、妹婿和弟弟同时宣称：“明年我要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汉武帝》。我随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了说，不想他们认了真，已列入1985年的发稿计划。”11 1983年的10月，在和文坛后辈宋志强交往的书信中，汪曾祺对《汉武帝》的创作流露出了一种自信，甚至还畅想了小说的改编事宜，“明年也许要试试写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我还在剧院工作，小说写成后，可改为戏，一举两得也”12。

可以明确的是，在1983年整个年度的通信中，关于长篇小说《汉武帝》的创作计划，汪曾祺在大体上呈现出一种乐观和积极筹备的状态，但到了1984年这种良好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出于对汉武帝相关史实的困惑和不解，汪曾祺决定先写出《司马迁》的部分，“今年内一定要先搞出有关司马迁的部分，题曰《宫刑》……中国作协明年要创办一个大型刊物，名曰《中国作家》，指望我给一篇小说，我想即以此塞责”13。为了解决创作《宫刑》时遇到的医学性问题，汪曾祺在1984年9月还曾写信向江苏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求教，“受了宫刑的人，在生理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变化？”14 1985年，汪曾祺在详细给出小说《花鸟情趣》的修改意见之后，还告诉了宋志强有关《汉武帝》的写作困境，“《汉武帝》还未动笔。很难”15。

汪曾祺构建长篇小说《汉武帝》的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代。相比1980年代的总体乐观和雄心壮志，对于长篇小说《汉武帝》，汪曾祺的创作激情和豪情已然消退不少。从长篇小说的“筹备”阶段转入“终结”阶段，汪曾祺的创作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长篇构想转变为中篇。这种复杂的创作心理在汪曾祺的散文和文论中可见一斑。1990年，汪曾祺在散文《七十书怀》中虽然透露出对创作《汉武帝》不再像过去一样充满信心，但依然怀抱一丝希望，“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16。在1992年的《猴年说命》中，汪曾祺创作《汉武帝》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由于难以把握汉朝人的饮食、起居、礼节等生活细节，汪曾祺这样总结道：“这些，我都没有把握，但又不能瞎编，因此长篇的计划很可能泡汤。”17仅仅过了一年，汪曾祺在1993年的文章《祈难老》上正式宣布对创作长篇小说《汉武帝》的放弃，“写长篇小说，我现在怕是力不从心了。曾有写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的打算，看来只好放弃”18。1996年左右，汪曾祺在家中接受了宋志强的拜访，并且和他畅谈了准备把长篇改为三个系列中篇的打算，“我写不成长篇，还可以写中篇嘛”19。换句话说，这也标志着汪曾祺对长篇小说《汉武帝》创作计划的放弃。

作为汪曾祺筹备了十数年之久的长篇小说，《汉武帝》备受学界的关注。然而遗憾的是，从篇目的层面来看汪曾祺曾经构想的其他长篇小说并未得到重视。除了《汉武帝》之外，汪曾祺至少还曾构想过两个不同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一个是以自己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以运河的变迁为主干。这些构思散布于书信中，主要集中在和亲属、编辑的通信中。在1983年1月18日，汪曾祺写信给妹婿金家渝，提及长篇小说时他这样感慨：“我想写长篇，还只有写高邮。”20如果说在这封1月份的信件中汪曾祺只是表露了在构建长篇小说时对高邮这个题材的偏好，那么在1983年9月16日的这封书信中，汪曾祺对小说的创作主线和创作时间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我一直想回高邮住住。想写一部反映高邮生活的长篇，也许以运河的变迁为主干。这得用几年工夫”21。在1984年汪曾祺依然没有放弃以高邮为题材的这个长篇小说，甚至还打算亲身前往高邮进行实地的调研。以高邮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构想，不但呈现在汪曾祺和金家渝的往来书信中，而且还体现在和编辑陆建华的书信交流中。1983年9月8日，汪曾祺对回到故乡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心怀希望和畅想，他这样告诉陆建华：“我想回高邮，是有一点奢望的，想写个长篇。题材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我想是想写写运河的变迁。半年了解材料，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身体还好，将常常回乡，才能真正有深切感受。到我七十岁时，也许能写出一部反映高邮的‘巨著’，上帝保佑！”22除此之外，《长篇小说》杂志的编辑母国政向汪曾祺约稿时双方也曾提到这部以高邮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汪曾祺打算写他家乡旧事。他自谦说，不一定有多大意思，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形式的长篇小说”23。除了以高邮为背景而构建的长篇小说，汪曾祺曾构想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则是普鲁斯特式的自传体小说。1996年5月10日，金实秋上门拜访汪曾祺，两人曾提及这部小说，“在聊起创作时，汪老说他计划要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但要等到创作欲望像饱濡了墨汁的笔，笔尖上的墨汁就快滴下来的时候才动手写”24。苏北曾在《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日记摘抄》一文中以日记的形式转述了龙冬和汪曾祺在1996年5月29日的谈话，不仅提到了这一部小说的风格，而且还提及了小说的内容和细节，“我要写一部普鲁斯特那样的长篇小说……写性。写我一生的性，从小一直写到我老死。比如我和一个在高中时候的女孩子，在一片黄花地里，我们会怎样?一定要拥抱”25。这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在邵燕祥的回忆文章《汪曾祺小记》中也有所提及：“他说他如果写长篇就写《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 26

二、未完成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原因

汪曾祺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萌生于1940年代，筹备于1970、1980年代，但他何以在1990年代放弃这酝酿已久的长篇创作计划？

这或许首先要从汪曾祺独特的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着手。1947年汪曾祺就曾在天津的《益世报》上发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并且如此宣称，“也许有人是个天生的短篇小说家，他只要动笔，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一小从老祖母、茶馆里，码头旁边，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之中领会了许多方法”27。联系汪曾祺的作品《我的祖父祖母》里祖母“说古话”的日常和在西南联大时期所浸染的茶馆文化，不难理解这应当是作家本人的夫子自道。1962年12月9日，汪曾祺在通信中评价好友黄裳的小说《鸳湖记》时也表达了他对短篇小说的偏爱，“一个希望是，还是尽量写得简短一些。这可能是我的偏见，我是只能写短篇，并且也只读短篇的”28。在1982年发表的《说短》中，汪曾祺进一步表达了对短篇小说的认识和偏好，他认为：“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 短，也是为了自己。”29在1989年发表的《〈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汪曾祺集中表达了他对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这两种文体的看法，“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30。而在1990年代的文章《我的创作生涯》中，汪曾祺提到了《论文•雍也》这篇短文对他的影响，“这篇极短的小说对我的品德的成长，是有影响的。小说对人是有影响的”31。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偏爱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确实也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譬如，有人认为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运用的材料足以写成一个中篇，但汪曾祺却表示一万余字足以表达文意，“我说我不抻，我就是这样。拉长了干什么呀？我要表达的东西那一万二千字就够了。作品的写短有个好处，就是作品的实际容量是比抻长了要大，你没写出的生活并不是浪费，读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32。其后发表的小说《徙》的创作过程也体现了汪曾祺对短篇小说文体的钟爱。出于对文字的节制和短篇文体的自我意识，汪曾祺几次修改《徙》的开头，竭力删去多余的字句，把“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缩短为“很多歌消失了”，并称这种改动是：“我牺牲了一些字，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33考虑到汪曾祺对短篇文体的偏爱以及既往小说创作形成的思维模式，他在短篇小说方面的成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新的创作路径的形成。因此，汪曾祺想要开辟一条与众不同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也就难上加难，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其次，汪曾祺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中断恐怕还与作家本身的身体状况有关。汪曾祺在1982年3月27日致信汪家明时，首次表露了身体状况对创作的影响，“我身体尚好，只心脏欠佳，然似无大碍，希望还能写几年”34。可见，汪曾祺已经开始感受到身体状况对创作生涯长度所造成的隐隐威胁，但此时总体的身心状态相对良好，这与他在1980年代前期对长篇小说《汉武帝》以及其他长篇篇目的筹备热情和创作自信大体一致。在1984年3月4日，汪曾祺和亲属金家渝的书信则能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汪曾祺的身体状况对创作数量和写作文类的具体影响，“我还好，只是精力较差，思睡，大概还是由于慢性肝炎所致。我去年第四季度写了几篇小说，今年写得少了，只写了几篇‘创作谈’”35。这种较差的身体情况也极可能拖延了长篇小说筹备工作的进程，汪曾祺选择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准备长篇的资料，“如果身体好，也许会回高邮住几个月，搜集一个长篇的材料”36。1990年代之后，汪曾祺已经年过70，身体状况也受到年龄的拖累，较容易患病，对小说创作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在1990年5月14日和古剑的通信中，汪曾祺病愈不久，体力和精力无法驾驭对长篇小说的构建，只能将笔触转向散文和短篇小说，“三星期前得了一次急性胆囊炎，现已无症状，唯体力尚未恢复耳。偶尔写一点散文和短小说，无足观”37。1995年汪曾祺所患的疝气更是令他暂时放弃一切活动，居家静养，可谓对长篇小说乃至其他一切的创作活动造成了打击，“我的肝病无症状，倒是疝气影响行动，小肠随时会‘出溜’下来。因此我谢绝一切活动，在家静养”38。从1980年代长篇小说的筹备期开始，汪曾祺已经对自身的身体状态与写作时间长度之间表达了隐忧，但由于这一时期身体状况总体良好，他对长篇小说的创作依然处于热情筹备的自信中。进入1990年代之后，由于肝病、胆囊炎、高血压等疾病的影响，汪曾祺的身体状况处于不稳定的亚健康状态中，这种影响投射到汪曾祺的创作中，不仅导致了其创作数量的减少，而且还导致了其创作文体的局限。身体状况的不佳促使汪曾祺更多地选择了对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而不是相对更耗费精力的长篇小说的创作。

再次，汪曾祺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破产还可能与他所接受的诸多文坛邀约有关。1980年代以来，汪曾祺凭借《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可谓名声大噪，尤其是在《大淖记事》获取1982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文坛的各种邀约纷至沓来。汪曾祺在文坛的位置由四五十年代的边缘向中心靠近。当然，伴随盛名而来的还有文坛的各种交流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汪曾祺的创作环境，进而分散了其创作长篇小说的时间和精力。根据书信中提及的方位，徐强的《人间送小暖—汪曾祺年谱》所记载的活动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在1982年到1997年的时间里，汪曾祺出席的研讨会、访学、讲课、采风等活动已经高达上百个。这种繁忙的状态其实可以从汪曾祺不停变换的足迹得到印证。即使是在长篇小说创作欲望最浓烈的1980年代，汪曾祺的身影也遍布了大江南北。汪曾祺东至台湾参加《中国时报》举办的“1940—1990两岸三地华文小说研讨会”；南至香港访问，参加笔会；西至昆明参加红塔山笔会，游玩西双版纳，并为云南艺术学院举办的作家班演讲；北至新疆、甘肃等地和林斤澜、邓友梅把臂同游；中至湖南为《芙蓉》杂志讲小说创作。在1987年，汪曾祺更是跨过太平洋，参加爱荷华大学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游遍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部各大城市。这种参加邀约的忙碌状态在汪曾祺的书信中也被频繁地提及。1982年6月27日，汪曾祺在书信中第一次提到了文坛邀约带来的忙碌状态，“我近来甚忙，文债丛集，而来访、来信、来稿接连不断，真是应接不暇”39。在同年11月16日的信中，汪曾祺还向陆建华诉说了盛名带来的苦恼以及频频赴约对创作文类的影响，“只是我今年实在太忙，又东跑西颠，不遑宁处，收到的信又很多，实在没有时间回。大概人出了一点名，都有这点苦处……我这一年尽写了些散文、游记、旧诗和论文，小说写得很少。答应《人民文学》一年的一篇小说，昨天才赶出来。现在肚子里空空如也，一个题材也没有。湖南途中也许可以想想”40。1983年，汪曾祺在和杨香保的通信中也表述了被催稿、赶写文章的窘境，“我欠了很多文债，有些订出限期，留下版面，近乎逼迫。有些我曾应允了，不得不实践诺言。最近两月要赶写一些东西”41。赶写文章的状态导致了汪曾祺小说产量的骤减，对此他本人在书信中也有所察觉，“我今年只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八千岁》，不知你看到没有？”42 1990年代以后，汪曾祺忙碌的状态有所升级，从书信中能够窥见他因文坛活动所导致的繁忙情况。1991年1月28日，汪曾祺和黄裳流露了因忙碌而引起的牢骚，“岁尾年初，瞎忙一气。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 43。同年汪曾祺还和编辑古剑解释了疏于通信的原因，“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所以写信少，只是因为太忙——除了开会，写文章，还要给人写字、画画！”44的确，参加文坛的各种活动，一方面扩大了汪曾祺的文学交往圈层，能够交流不同的文艺观点，探讨彼此的创作方法，分享文坛趣闻和时事。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汪曾祺创作的自由，层出不穷的文艺活动挤压了创作的时间和精力，致使汪曾祺选择相对更不耗费心神的散文、游记等文体，甚至促使了他以“赶”的状态写小说以应付杂志的约稿。长篇小说的体量相比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来说更庞大，这也就要求作家投入相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汪曾祺深陷名目繁多的文坛活动中，难免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力有不逮。

最后，汪曾祺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中断还与几个意外的事件有关。其中一个事件是汪曾祺为创作长篇小说所积累的资料的丢失。宋志强曾这样转述汪曾祺对长篇小说《汉武帝》创作进度的回应，“瞎！别提了——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所有资料，搬家的时候全丢了”45。另一个事件则是长篇小说提纲的烧毁。金实秋到汪曾祺家中拜访，两人曾谈起这桩意外事件，“原来有一次他把烟搁在笔记本上，笔记本是塑料皮的，烧起来了，而《汉武帝》的提纲就在这个笔记本上”46。

概而言之，汪曾祺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中断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角力的结果。从内因分析，汪曾祺始终囿于对短篇小说文体的偏爱，这种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创作理念促成了作家在短篇小说方面的成就，但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汪曾祺创作的舒适圈，并不是说长篇小说在文体上优于短篇小说，而是说期待作家力图打破固有长篇小说文体的尝试，遗憾表现“变态心理”、复杂人性的《汉武帝》、高邮系列的长篇小说和普鲁斯特式自传体长篇小说的无法问世。从外因分析，汪曾祺由于年龄和疾病导致的身体状态也影响了其作品产量和文体类型，乃至影响了对长篇小说计划的筹备工作，最终导致长篇创作计划的中断。文坛地位的提高在以奖项、头衔等荣誉肯定汪曾祺的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创作环境，以各种研讨会、讲学、演讲等形式挤压了作家创作的空间，促使其选择耗费时间和精力相对更少的散文、短篇小说等文体来完成期刊、出版社的催稿，继而也就减少了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投入。

三、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两种话语：

在书信范围和公共传播领域

作家书信本质上属于私密性的交流，发生在和个别人的交往当中，是一种较小范围的人际传播，往往更能体现写信人内在化的诉求。汪曾祺书信中的通信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亲属、好友、同事、编辑、作家等几类身份，致信对象大多数为个人、少数人或者某个机构。因此，绝大部分书信在产生之初只是作为私人性质的文本，并未做好发表或出版的准备，在某些内容上会和在公共传播领域所呈现的信息产生差异甚至变异。正如金宏宇在《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文史价值》中所言，“作家书信在传播过程中又形成延异性，它包括延时性和变异性”47。

这种变异性出现在汪曾祺的书信和公共传播领域中，并且形成了两种总体相异的话语。汪曾祺评价同一对象或事物时，在私下的书信中和在公共领域发表的文章会有不同的话语呈现。譬如，对京剧名旦张君秋的评价。在《文汇月刊》公开发表的《马•谭•张•裘•赵》中，汪曾祺正面肯定了张君秋在嗓音和舞台表演方面的优点，“张君秋得天独厚，他的这条嗓子，一时无两：甜、圆、宽、润”48，也描写了张君秋在饮食方面的趣事，并没有出现负面的评价。但在和黄裳的私下通信中，汪曾祺描述了张君秋好嗓音以及饮食细节之后，却如此评价张君秋对艺术的理解水平：“但对艺术的理解实在不怎么样。他近来很喜欢演富于情节的李笠翁式的喜剧，戏里总有几个怪模怪样的小丑起哄。”49此外，汪曾祺对故乡高邮的评价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话语。汪曾祺在小说、散文中都营造了一个充满世俗人情美的高邮世界。不过汪曾祺在书信中对高邮却有更加客观和清醒的体认，他在信中多次提及高邮的格局小，高邮人见识浅薄，会限制人的发展。诸如此类的文字无论是在和亲属汪丽纹、汪海珊的通信中，还是和家乡的文学青年王干、陆建华等人的交流中都有迹可循。在1984年8月16日的书信中，汪曾祺就这样告诫陆建华：“你调到省里来工作，我觉得很好。高邮人眼皮子浅，不能容人，老是困在那里，眼界甚窄，搞不出多大名堂。”50

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在汪曾祺的书信中和公开的言论中也存在两种相异的话语。根据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的书信卷、散文卷、谈艺卷以及相关的其他回忆文章，笔者梳理了汪曾祺在私人领域（书信）和公共传播领域中关于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两种话语。如前文所述，汪曾祺的长篇创作计划大致可分为1940年代的“萌生期”、1980年代的“筹备期”以及1990年代的“终结期”三个时期。在1940年代的“萌生期”，汪曾祺一方面和友人朱奎元表达了想要创作两个长篇的计划，但在另一方面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中却夫子自道为一个天生的短篇小说家，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是不合理的东西。在1980年代的“筹备期”，汪曾祺在书信中频繁谈到创作长篇小说的欲望和长篇小说资料积累的细节。这在和陆建华、汪丽纹、汪海珊、金家渝、宋志强、吴阶平等人的通信中都能得到证明。吊诡的是，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思想•语言•结构——短篇小说杂谈》，以及和作家王安忆的交往过程中，汪曾祺对长篇小说的看法和创作倾向方面却存在不同的声音。在这些公共传播领域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汪曾祺表述了只创作短篇小说：“我们就问他写不写长篇，他说我不写长篇，从来不写长篇，好像对于长篇是鄙夷的态度。”51在1990年代的“终结期”，汪曾祺于目前发现的书信中并未提及任何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容，呈现出一种空白的状态，但在公开发表的《七十书怀》《猴年说命》《祈难老》中却谈到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希冀和困难，这也体现了两个领域的不同话语相互补充相互说明的关系。由此梳理来看，汪曾祺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不仅表明了他对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文体的认识，而且也在更为细微处塑造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念。对汪曾祺来说，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阶段性地出现在他的私人性书信与公共性言论中，在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汪曾祺创作中短篇小说与散文成为其主要的文体选择，因而，他的“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形象也愈发鲜明起来。然而，在其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通信里，完成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占据了不少的篇幅，这种想法后来也确实付诸实施，他为此搜集资料，但是，其后的许多公开性言论却又证明了他的创作长篇小说计划的落空。尤其是在1990年代，他的一些公开性文字里对长篇小说的态度更令人思考。从这个层面而言，作家创作中文体的选择与其文学观念构成了一种不和谐与冲突，它们共同构成了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在文体选择上呈现出的单一性与多面性的矛盾。在汪曾祺这里，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未完成形成了我们观察他文学创作心理的一个独特窗口，也提示了作家研究中必须保持的一种开放性态度。

因此，如果只是从汪曾祺公开发表的关于长篇小说创作计划的文论、散文等文章入手则容易陷入对作家的误读局面，结合汪曾祺的书信研究，能够还原出一个更加复杂而多变的创作过程和创作心理，整合出一个愈发清晰和完整的文学研究视野。

结 语

作为当代优秀作家，汪曾祺的小说、散文等作品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1948年2月唐湜完成的《虔诚的纳蕤思——读汪曾祺的小说》开始，70余年以来学界对汪曾祺作品的研究日趋广泛化和细致化。但大多数的文章局限于文本研究的层面来解读汪曾祺的小说篇目、创作历程和文艺观点，缺乏史料的支撑和实证型的研究。以书信为切入点，能够从中窥见汪曾祺对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所呈现出的三个阶段性的变化，创作计划中断背后的多重原因，创作的最初原型和动机，从而打捞起文学现场的细节，填补作家作品研究的空白。而汪曾祺在书信和公共领域所呈现出的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不同话语，则能够勾勒出一个更加真实的文学史研究轮廓，塑造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作家形象。

注释：

1林超然：《“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汪曾祺》，《文艺评论》2017年第７期。

2 6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 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147页。

3 徐强：《汪曾祺未竟的“汉武帝”写作计划》，《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1期。

4 5 8 9 10 11 12 13 14 15 20 21 22 28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9 50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2卷），季红真、李建新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73、112、118、118、119、121、131、132、147、107、119、118、52、94、127、128、276、326、100、103、109、112、282、291、51、130页。

7 金实秋：《自怡留痕集》，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6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5卷），季红真、徐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1页。

17 18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季红真、徐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37页。

19 段春娟、张秋红：《你好 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23 母国政：《我当过一次老千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57页。

24 金实秋：《文学史上的遗憾——汪曾祺与〈汉武帝〉之始末》，《钟山风雨》2016年第3期。

25 46 苏北：《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日记摘抄》，《上海文学》2016年第12期。

26 邵燕祥：《旧时船票》，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27 29 30 32 3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9卷），赵坤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93、395、228、193页。

31 48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0卷），赵坤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0、49页。

45 张高行主编《聊摘》，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47 金宏宇：《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文史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9期。

51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