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近40多年来的创作，大胆突破，不断探索，迭经变化，积累了丰富的也是宝贵的创作经验，需要进行系统总结。相近或相似的创作实践，其间必有一定的历史关联。重视这种历史关联，通过系统总结，在不同时代作家相近或相似的创作经验之间，建立一种历史联系，形成一种经验的谱系，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 经验总结 现实主义经验 中国传统经验

一、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首先是当代文学创作的经验需要保持。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近40多年来的创作，大胆突破，不断探索，迭经变化，积累了丰富的也是宝贵的创作经验，需要进行系统总结，以免发生水土流失。

文学史上，这种水土流失的例子很多，比如近现代诗歌创作中，从黄遵宪到胡适之，“以文为诗”一直是一条主要的革新路线。这种用写文章的方法写诗，即诗歌的散文化的创作经验，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所以今天的诗歌，有许多就写成了分行的散文，成了大白话。相反，中国古代格律诗，即近体诗的形成，就与隋唐以前的一个时期，从总结诗歌创作的“四声八病”，到规避这些病犯的“永明体”的创作实验所积累的经验有关。中国古代许多时期的文学创作，其发展成熟 ，都是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的结果。

其次，是今天的作家创作借鉴的需要。有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作参照，在创作和追求创新的道路上，可以少走弯路，少花冤枉功夫。

如1980年代的话剧创作，追求“生活化”和散文化，认为这是一种艺术革新。其实在1950年代，《春风吹到诺敏河》《布谷鸟又叫了》等剧作就做过这样的实验。又如199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日常化”叙事，也是一种创新追求，但这种创新追求，在1950年代初就已有萌芽，如《我们夫妇之间》等。虽然当时关注的是它的政治寓意，其实是通过日常叙事实现的。这样的萌芽，后来成了一种较普遍的创作倾向，对消解那些过于本质化(也即是政治化)和高度情节化的创作，起了重要作用，如赵树理、孙犁、李准、茹志鹃等人的小说。这些作家的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如《三里湾》《李双双小传》和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如此前的《荷花淀》和后来的《百合花》等之所以别具一格，就因为它们不是把人物形象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是阶级斗争）中去表现，而是通过“日常化”叙事呈现出来。这些作品很受读者欢迎，在文学史上评价也高，但其创作经验却被当时和其后的政治化阐释所遮蔽，未能得到及时的总结，以至于今天的作家还要从头去实验探索，还以为是找到了一条新路。

一种创作经验，当然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但相近或相似的创作实践，其间必有一定的历史关联。重视这种历史关联，通过系统总结，在不同时代作家相近或相似的创作经验之间，建立一种历史联系，形成一种经验的谱系，无论是对于已有经验的传承，还是对于新经验的创造，都有重要的意义。古人很重视这种经验的传承，评诗论文，往往要指出它的渊源所自，虽然不一定都是直接师承，但对于后人端正对文学创新问题的认识，避免在文学创新问题上“一切从我开始”之类的盲目性，却极具启发意义。

再次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需要。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主要依托和来源于西方，1990年代以后，致力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前者的结果是导致当代中国文论全盘或局部西化，后者的结果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代替特色中国文论，今人谈论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仍然想到的是中国古代文论。有鉴于此，有必要引进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经验这重要的一维，把特色中国文论建构立论的起点，建立在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经验的系统总结，凝聚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当代中国文论。这种特色中国文论的主体，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创作经验的理论结晶，又参酌取用西方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源，因而能够反映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革新创造的努力，也会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作用和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的文学理论，也是建立在各国作家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

二、亟待系统总结的创作经验

亟待系统总结的当代文学创作经验很多，但就大的方面而言，我想到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以追求现实主义为目标，在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表现，也有很多曲折，但一直是沿着现实主义这条主线或主流发展前进。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学思潮，也是文学的一种内在精神，是文学对现实的关系的集中表现，总结这个问题上的创作经验，对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

我在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中说，现实主义自19世纪在法国出现并成为一种文艺思潮之后，其理论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迭经变化。20世纪60年代，鉴于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的新作家和新创作，“不符合”由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等人确立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说，面对这种情况，是“应该把他们排斥于现实主义亦即艺术之外”，还是“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并明确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主张。1970年代，苏联文艺理论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德•马尔科夫也提出了“开放的现实主义”的主张，认为现实主义是“历史的开放的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真实性原则、艺术表现手法和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以及对过去和现代各种体系、各种派别的艺术经验的融合方面，都应当是“开放的”。这些理论主张表明，现实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发展着的现实（包括文学）在发生变化，总结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些新鲜经验，不但有益于现实创作，也有益于现实主义自身的发展

现实主义在进入中国以后，经历过最初阶段的与中国固有的所谓朴素的现实主义传统，即古代“为歌生民病”的传统相融合的“写实”阶段，后来又有加进了革命思想和革命内容，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的现实主义，再后来便有对这种现实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如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干预生活”的思潮，虽然也是来自苏联影响，但其时苏联已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作了“修正”，这种创作思潮正是对既有的现实主义规范的一种突破。稍后，又有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升级”版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到“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这种现实主义便受到创作实践和外来影响的冲击，在1980年代，经历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行程之后，才有19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主义”。当下创作虽然不再以现实主义相标榜，但在这个不谈现实主义的年代，仍不时有很现实主义的创作群体出现，如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当下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不仅它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有许多经验需要系统总结，同时，还因为它牵涉到与其他创作思潮的关系，而需要总结置身于现实主义传统之中的中国作家，在吸纳不同创作思潮、进行实验探索的过程中所得的创作经验。这种现实主义之外的创作思潮，在现当代文学历史上，以前一直是与现实主义并行不悖，或与之“结合”的浪漫主义，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兴起的现代主义各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我们一直是取批判抵制的态度，所以这期间的作家对此知之甚少。“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因为要对一直占主导地位，且日渐走向僵化的现实主义，进行革新改造，以适应新的现实和新的创作的需要，加之这期间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为这种革新改造提供了惯常融合的浪漫主义之外的文学资源，这资源便是以前一直批判抵制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包括误读为“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各流派的创作和理论——便被批量翻译引进。“现代”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技巧，于是在这期间便大行其道。这种文学观念和方法技巧，不但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现实主义的革新努力，同时也催生了1980年代中期激进的现代主义先锋实验。先锋文学实验在1980年代末因为陷入演绎观念和迷恋技巧的误区而遭遇挫折、难以为继，之后便有“反拨”其极端倾向而与其积极合理的革新因素达成和解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的出现，完成了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否定之否定而后又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复归的完整行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家吸纳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进行革新实验，在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中，也取得了丰富而又宝贵的创作经验。这种经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期间的创作在持续进行革新实验的同时，又避免出现一些极端倾向，就与汲取这种经验（包括其中的教训）有关。惜乎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系统总结，以便在创作中形成一种真正的理论自觉，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经验直观的层面上。

第二个方面是转化中国传统的经验。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是从古典文学的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带有很深的传统的印记。不论有些时期的文学如何反传统，传统都是割舍不断也不能割断的血脉，它对新文学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只不过时隐时显罢了。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影响视而不见，甚至有意识地把它置放在西方的知识系统中，以西方理论加以阐释，结果便造成了许多遮蔽，久而久之，便全部或部分地埋葬了中国作家在转化传统方面的努力和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一个民族的文学总是深深地植根于它的传统之中。这种传统既是文学自身的传统，也是文学置身其中的文化传统。就整体而言，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大传统，文学传统则是从属于这个大传统并包涵浸润于其中的一个小传统。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无论是在常态下发展，还是发生激烈的革新变动，都会有传统的影响，都有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不过，在常态下，这种影响和继承发展较为明显，在激烈变革时期，则常常为一些激进的反传统倾向所遮蔽。这种激进的反传统倾向，往往表现为一种文学形式的革新或革命，虽然它的某些观念和宣言，也企图背离或反叛传统，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究其实，这种激进的反传统实则仍在延续传统的生命，是通过反传统的方式对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最典型的莫过于五四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一场激进的反传统的文学革命，但它所反的，实则只是文言的正统诗文中那些已经僵化了的部分，并不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全部。中国文学传统中长期被轻视被偏废的白话文学传统，不但不在所反之列，相反，却得到了系统建构，如胡适撰写的《白话文学史》等，将现代白话新文学视作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历史延续，并在理论和创作上，努力使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就是对文言的正统诗文，在反对它的僵化的形式的同时，也不排斥包孕其中的精神气韵和某些创作的观念、方法和技巧。以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例，笔者曾把鲁迅的小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承袭古人“发愤”著书的传统，如“忧愤深广”的《狂人日记》；以古仁人之心，关切民瘼、悲天悯人，而以写实笔法出之的《祝福》等；直接继承清代讽刺小说的传统，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冷嘲热讽”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受“诗骚传统”和古代散文影响，如“诗化”“散文化”的《故乡》和《伤逝》等；化用笔记文体，而以“油滑”之笔出之的《故事新编》等，这些都留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印记。鲁迅的有些小说，如《白光》《肥皂》《高老夫子》等，虽不用话本格式，却带有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语风，《伤逝》则明显留有中国古代伤悼文学的痕迹，只要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袁枚的《祭妹文》这些伤悼文学的名篇与鲁迅的《伤逝》之间，下一点对读的功夫，就不难看出二者的内在关联。鲁迅的创作所受传统影响，不仅是指古代哪一位或几位作家，也不仅是指古代哪一篇或几篇文学作品，更多地是一种整体的精神气韵和写作传统，包括文学以外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著述传统，因此，今人总结传统转化的经验，就不能仅仅关注文体和形式技巧的变化，还有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文学既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各民族的文学所表现的，归根结底，就是该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要从整体的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文学问题，来总结中国作家转化传统的经验，才能真正促进传统的创新性发展。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的传统如数家珍，对自家的传统却知之甚少，有关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往往只局限在几本流行的文学史或所谓“国学”著作之中。这就不免要造成我们在总结中国作家的创作经验的过程中，却偏离中国文学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视域的结果，甚至只在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的系统中，寻找各种影响和联系。有鉴于此，我觉得，要有效地总结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经验，有必要加读一点中国的书。

总之，当代作家的创作经验亟待系统总结，作家在总结，学者也要总结，年轻的学者更应该关心。近年来，已有许多作家自觉地关注这个问题，通过讲座、授课和著述等不同形式，结合自身的阅读和写作经历，对当代文学创作经验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我期待学者们也有这样的自觉，通过学术创造的努力，把当代作家在创作中积累的宝贵的中国经验，上升到特色理论的高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拓更加广阔光明的前景。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