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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惬意的路径”呈现“问心之旅” ——丁捷非虚构近作漫论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 王 晖  2021年03月17日16:28

内容提要:丁捷的非虚构近作在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正面直击当下社会的问题所在,彰显文本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要素,显示出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力、诠释力和批判力;其对现实的写实与再现充溢着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哲理反思,是对“深度模式”的执着与遵循,在描述与再现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景观之后,继续追问其成因,并力求给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其“随心而至”的文体选择理念与非虚构文学的跨文体性不谋而合,形成了以写实为主,混搭诗意、哲思、反讽等融合多文体特质的文字风格。

关键词:丁捷 非虚构 现实性 批判性 跨文体写实

2010年代以来,作家丁捷主要创作出版有《追问》《初心》《名流之流》和《约定》等非虚构作品。这些作品再现对象不一、表现形式多元、美学风格殊异,但大多体现出作者以非虚构的艺术方式呈现“问心之旅”的共同指向。

一、正面直击:现实性与真实性的彰显

非虚构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就是由田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所构成的非虚构性,丁捷的非虚构作品对此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其中最为凸显的,就是在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正面直击当下社会的问题所在,彰显文本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要素,充分显示非虚构的力量。不可否认,《追问》当中的落马官员及其事件、《初心》当中的有关事件和人物大多为近几年轰动一时的案例,具有显在的新闻性。因此,真实性是这些作品的底色——无论是《追问》里的腐败官员、《初心》和《名流之流》里的各色人物,还是《约定》里的“援友”、少数民族干部与群众,基本都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些作品从各个角度完成了对于当下纷纭万象现实的体认与透视。

《追问》这部作品所再现的对象既非底层平民,也非道德模范,而是曾经位高权重的落马高官。它因及时而鲜明地回应当下中国百姓热切关注的反腐败斗争而引发阅读“狂潮”,此作于2017年4月出版,当年10月其印刷次数就已达12次之多,成为新时期以来非虚构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以非虚构文学的形式再现反腐败官员的斗争,在当代中国有其传统,从1979年的《人妖之间》开始,《没有家园的灵魂》《黑脸》《对面坐着马向东》等都是其中有影响的作品。与这些作品相比,《追问》在作者身份和表现形式等方面有着显明的标记。与上述作品多为记者或作家所写不同的是,《追问》的作者丁捷兼具纪委书记和作家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省属上市文化集团的纪委书记,作者亲自参与查处了多起违纪违法案件,具有亲身体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作家,作者在有关纪检部门的安排下,调阅了600多件腐败案件卷宗,与全国28名落马官员直接对谈,从中精选8名落马高官的自述材料,写成《追问》一书。以现场采访中高级落马官员并以“口述实录”作为表现形式,在已公开出版的当代非虚构文学中几无先例,因此,这部作品可谓填补空白之作。作品真实呈现了这些落马官员腐败堕落的前因后果,及其对党和人民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作家二月河在该书的“序”中曾写下这样的文字:“《追问》是当下一部难得一见的长篇非虚构文学,更是一部令人震颤的当代‘罪与罚’。”1应当说,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到位的,它道出了《追问》的深刻内蕴和现实价值。《追问》中所再现的八个个案的对象身份、案例类型有所不同,有正部级和厅局级官员、大学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大型企业集团负责人,有的因贪污受贿入刑,有的因严重违纪受处分,有的因生活作风和连带的经济问题受惩处。作者与这些人长时间交谈,经繁多的整理和深度写作,于“人之口”呈现其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特别深入细腻地展现出一个人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正向或负向力量的推动下,怎样从年轻时淳朴善良正直单纯之“人之初”,走向世故功利厚黑狠毒之“人之恶”,显示出惊心动魄的真实性和令人喟叹不已的现实性。可以说,这种真实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残酷、荒诞的,是颠覆常识、涂改常理、悖逆常情的现实存在。《危情记》里的副市长老赵在企业老板的设计下,先后与沈女、小乔和小凡等三人产生婚外孽情,认为自己贡献大能力强,绯闻不过是“不值一提的风雅”,结果是犯重婚罪入狱;《无法直立》里的市政协主席李立清骨子里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有才华也受过挫折,从一个出色的中学教师一步步走入官场,最后买官卖官,经营“官场产业”,收受巨额贿赂,被判无期徒刑;《风雅殇》里的省文化厅副厅长失察纵容下属违法犯罪,临近退休时受到党纪处分;《最后的华尔兹》里声称“为浪漫而死,死而无憾”的正部级官员为妻子和情人违规操作数十亿中国境外资金,造成巨大损失,曾经的锦绣生活变成牢狱之困;《四海之内》里的副厅长有能力有实绩,为“关照朋友”收受巨额贿赂,最终被“四海之内”的“兄弟”拉下水;《暗裂》里的名牌高校党委书记,拥有众多头衔和荣誉,工作中搞钱权和权色交易并大举索贿受贿,锒铛入狱;《曾记否》里的“成也贤妻、败也贤妻”女县委书记因严重违纪被撤职降级;《曲终人散》里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独断专行,搞“私家军”“一面倒”,权力任性的结果是被判无期徒刑。八个案例犹如八个典型的现实反腐教科书。对于这一点,作者也有清醒的认知——“作为一部口述体的纪实文学,作者必须进入讲述者的内心,遵从讲述人的所谓逻辑,认同他讲述过程中流露的一切好恶,反映他的原本的内在形态,并以此触摸到他灵魂的真实。”2人的堕落或腐败,一方面关乎其品质与道德,另一方面也在于促成其堕落或腐败的种种人际的、社会的、机制的和文化的环境。《追问》以“口述实录”形式还原落马官员作为人生失败者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对人之堕落的内外在原因予以深入揭橥,使其“立此存照”的文献意义得以加强,具有了成为经典文本的潜质,这使得其鹤立于当代中国同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对于整体的非虚构创作也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示范作用。

《初心》全书由“得之篇”“问之篇”“思之篇”“悟之篇”“学之篇”和“践之篇”等六个部分组成。此作的“得之篇”对“初心”做了独具意味的读解,在作者看来,初心是寄情山水的自然、是返璞归真的自俭、是竭尽全力的自致、是自觉自悟的自由、是天下为公的自重、是克服懦弱的自强、是常戒常勉的自厉。如果说《追问》的口述实录体是一种对象的主体呈现,作者作为叙述主体只是一种隐性存在,那么《初心》则更像是对于《追问》的一种再阐释和再解读,其间对于创作过程的描述,无疑表现出作者思想情感呈现的显在性。“问之篇”主要是对于《追问》的创作谈。为何写《追问》?怎样写《追问》?作者在此给予了比较详细的回答。应该说,《追问》的写作缘起首先是由作者的职务行为所引发的。作者曾任省属文化单位的纪委书记,能够真切地看到、听到、感受到形形色色的干部腐败现象。在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引领之下,作者决定开启一个特殊的“问心之旅”,写一部“从自己本职出发,而到达群体内心的作品”。《初心》的“悟之篇”主要是作者对于“初心”“人性”等各种理论的简要阐述和辨析。诸如人性本恶论、摇摆论、复杂论、中性论和本善论等。“学之篇”追忆作者之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给予的言传身教、关爱和帮助。“践之篇”可谓“实践”,主要写作者自己的工作经历——从大学教师转岗机关科员,从机关干部转岗文化企业副总,挂职援疆及其归来等。

《约定》的写作时间早于《追问》和《初心》,是作者2005至2008年赴伊犁挂职援疆三年的生活纪实。作品首先由中大楼里大学同学争论李白出生地联想至遥远的西域巴尔喀什湖,诉说自己与新疆的缘分——“缘,让世界有了边,让你我的距离有了限”。接下来的重点则是描述自己对于新疆生活的诸种状态和感慨——与当地的各族朋友把酒临风、“一醉九醒”;五号楼单身宿舍“院里院外”的人和风景;维吾尔族与汉族诗人及其诗意生活;伊犁当地的画家、书法家、散文作家、诗人所构成的“大地才情”;包括县委干部、双语教师、高中女生、农家大嫂在内的哈萨克族女性“肖像”;巴彦岱、那拉提、果子沟、杏花海、大西沟、胡杨、昭苏油菜花海等令人迷醉的伊犁风物。

二、哲理反思:显影批判现实主义

如何对现实进行写实与再现,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丁捷这里则有其独特的视角,即对现实的写实与再现充溢着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哲理反思。在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看来,所有理论和作品都充斥着平面感,深究事物现象背后因素的“深度模式”已经过时,“整个世界就是一堆作品、文本,时髦、服装也是一种文本,人体和人体行动也是文本”3。然而,我们在丁捷的非虚构作品中仍然看到了对于“深度模式”的执着与遵循,那就是在描述与再现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景观之后,继续追问其成因,并力求给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展示,更多的是揭示;不仅仅是“文本”,更多的是“文心”。这其实也正是非虚构文学之“文化反思性”基本文体规范的生动体现。这一规范要求非虚构文学仅有对于现实的再现是不够的,还应有对于现实的反思或批判。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均以此为其重要表征。这也正如巴尔扎克所言:“只要严格摹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社会设备的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编纂者、善恶的登记员,可是,为了得到凡是艺术家都会渴望的赞词,不是应该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寻出隐藏在广大的人物、热情和事故里面的意义么?”4

如果说,小说等虚构文体需要通过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曲折委婉地表达作家的这种探因和意义,那么,对于非虚构作品而言,作家则完全可以“非叙事性话语”的形式直言之、放谈之,以鲜明呈现其态度、情感和思想。在丁捷的非虚构作品中,这样的哲理反思可谓是弥漫性存在。譬如在《名流之流》的首篇“肥大时代的名流之流”当中,作者对于当下的所谓文化“名流”予以尖锐的反思:“现在,十个名流走到你面前,你至少能叫出九个名字,但是怎么也说不出他们有什么创造。他们作为文化的生命力,绝对不会比塑料坚强,一段极短的时间就会在尘世的记忆间溶解掉。”5没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名流只能是名利场的匆匆过客,除了捞取一点可怜的利益之外,与文化传承无关,与文化光大无益。在《追问》中,作者借口述者之口,表达出对于官员腐败及其后果的形象化认知:“如果你没有走对路,你走得越远,离魔鬼就越近。魔鬼,总是在各种邪路、错路前面守株待兔。”文中八名落马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人生道路上遇见各式以朋友、哥们、兄弟为名拉其下水的“魔鬼”,在自欺欺人、堂而皇之、贪婪无耻的“心魔”驱使之下栽倒。

同样是进行对现实的反思,《初心》与《追问》的呈现方式明显不同。这两部风格各异的作品,刚好形成某种互文。《初心》以个案阐释某种人生哲理,特别是有关社会精英阶层(主要是以官员为主体的政治精英)的“初心”内涵,“初心”失守的种种表现。譬如在“诊断:欲沟混沌”一节里,丁捷详尽分析了由各种欲望所形成的“混沌”之象。在作者笔下,那些落马精英的人生轨迹往往是这样的——由开初的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到中期的激情亢奋、傲娇,再到晚期的欲壑难填、终至堕落与邪恶。这种酷似抛物线型的人生轨迹,其内在的一切成因都在于其“欲”的越界,物欲成奢、情欲泛滥、权欲喷张。因为女儿被商人利用牟利,廉洁勤恳的市委副书记晚节不保;被称为“有情有义”的交通厅长,一些朋友助成了他的事业,而另一些“朋友”则毁了他的人生;为“爱情”疯狂追求女明星终至落马的省部级干部等都是如此。与“非常情”相关联的是,一些官员除却“升官发财”别无正常“雅趣”,而仅剩下畸变的“怪癖”——痴迷赌桌掷万金、受贿囤钱数钱瘾、公章造假图“好玩”、暴打犯人为“出汗”。不仅初心丧失,更显示出人性之恶。在为官之道上,则是由“官欲”走向残存着封建意味的“官威”,落入了利益控、江湖气和潜规则的俗套。这种种的“欲沟混沌”,实际上正是人性弱点的当代呈现,或者说是一种转型时代的“精神病”。扩而广之,如果我们反躬自问,这种“病”其实并不为作品中列举的社会精英所独有,它或许附着在每个人身上,不过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隐或现而已。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冲突,有着责任心与不负责任的寻乐之间的冲突,有着冲动与控制、个人欲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这种个人内心的冲突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是个人内心难以沟通的副产品”6。在一些所谓社会精英那里,这种种冲突比相对更为隐忍和克制的一般大众更激进地表现出来,最终酿成人生的苦酒。

在《初心》的“化俗”一节里,作者将面子、儿子、市井市侩、小农意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难得糊涂、时尚等存在于现实之中的“世俗”或“恶俗”传统文化理念逐一列举批判,并提出“以高雅之文,化低俗之念”的解决之道。应当说,作品里所列举的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或有较多财富积累的商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已经不是问题,但仍然铸成大错,其原因就在于:“衣、食、住这些低等需要得到满足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发展。‘……也许我们有必要在自我实现者的定义上再加一条,即他不仅(1)身体健康,(2)基本需要得到满足,(3)能积极地发挥能力,而且(4)忠实于一些他正在为之奋斗或摸索着的价值。’”7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是自我实现的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如果说,在《追问》《初心》和《名流之流》当中的哲理反思带有浓郁“批判现实”的色彩,那么,《约定》里这种无处不在的对于现实的态度,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充满诗意的哲思,是以一个杏花春雨江南人的视角对广袤多姿西北边陲的深情观照和体味——“边疆三年,对我们一生的时光来说,是一场匆匆。但它狂热而急速,那么高效地熔化着我们,升华了我们。这是一段诗意的人生,它的境界因为艰辛而成就磅礴。三年边疆诗人,终身诗人边疆。此后身体回归到任何地方,灵魂也会常常回旋在诗情边疆”8。即使是喝酒这件在新疆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作者的理解也是别具诗意哲思的——“在新疆,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喝而喝,更不会醉了而不思清醒。当我们从酒的狂烈中挣脱出来、从水的放纵中漫游出来时,我们一定是进入一个情感与理性并重的境界。酒精是会挥发的,我们的生命也许就是这样随之升华了”9。这样带有浓郁情感色彩的哲思与前述批判性哲思互为映照,暗喻出丁捷创作内核的理智与情感、浪漫与现实之双重变奏。

三、随心而至:跨文体写实的多元实践

有人认为,《追问》《初心》与《撕裂》构成丁捷的“问心三部曲”,如果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是基于三者所共有的“反腐”内蕴,那么,它是成立的。但如果是从文体角度认知,三者又体现出差异性。作为非虚构文学,《追问》主要是口述实录,《初心》则更倾向于随笔,而《撕裂》是典型的虚构文体——小说。作为创作者,丁捷大抵有些另类,他不太在意“文体”的规范或边界,而是随心而至,根据表现对象的不同进行文体选择。这正如他自己所言:“我遵从自己的表达需要,性情所致,随时开启某一部灵感发生、冲动强烈的作品的创作。我也不太在乎体裁,只要有利于我这部作品抒发的特定需要,就可以了……我大量阅读,但从不钻研文体,不研究写作技巧,更不刻意经营某种文体。”10而非虚构文学的一个显在特征就是其融合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文体或非文学文体的跨文体性。丁捷“随心而至”的文体选择理念与此不仅不谋而合,其所创作的非虚构作品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丁捷是具有小说、诗歌、散文等多文体创作成就的全能型作家,但他在写作《追问》时却选择了比虚构更接地气的纪实文学形式展开其激情的写作,以期实现其对于现实问题的逼视和思忖——“我决定写一部作品,比《亢奋》更现实,更深入体制内人心、人情、人性的作品。在灵感出现的时候,它的寒冷和尖锐,使得我没法去想象除纪实文学之外的任何一种文体,可以驾驭它!是的,它必须是纪实的,文学的一切生动,都要为它血淋淋的真实所服务”11。从这个选择可以看出,惯常于《依偎》那样书写青春灵魂的浪漫与奇幻的丁捷,其创作人格其实是混合的,即想象性、直觉性和激情性的浪漫气质与观念性、理智性、现实性气质的融合,即韦勒克和沃伦所言的“诗人”和“制造者”的融合,前者被他们界定为“自发性、着迷性或预言性的”,而后者则是指“受过基本训练的、有熟练技巧的、有责任心的工艺型的作家”12。在丁捷这里,这种融合是十分鲜明而有意味的——描述人心、人情和人性等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内容,使用的形式却是极写实的。原因就在于,文学的绚烂与生动只有在表现“血淋淋的真实”之时才显示出其意义与价值。从这一点上讲,作为创作主体的丁捷,在灵魂深处仍然是及物的、入世的、现实的,所有看上去很美的奇幻与浪漫,不过是这灵魂的伪装或者说是其灵魂的另一侧面。

从文本上看,丁捷的这几部作品以写实为主,混搭诗意、哲思、反讽等具有跨文体特性的文字风格。《追问》和《初心》倾向于严肃的写实,叙述简洁而素朴,如哲学家之高屋建瓴、外科医生之客观冷静。《追问》当中八个人物的口述,《初心》里描述的为面子造假的“网红”卢氏县委土坯房,父亲的两次“棍棒教育”,荣誉等身的“光荣墙”,与副县长老朋友的倾心交谈,古板而正直的好人校长,不问“济世”只管“济己”的腐败师兄等都是如此。《初心》的全文架构具有哲理意味,由对于“初心”概念凝聚着强烈自省情结的七个“自”的读解,写到违背“初心”的种种“欲沟混沌”的表现及其具“恶俗”性质的世俗文化,以及对“初心走失”内里的探究,最后以父亲为代表的“愚公移山”之言传身教和自己人生与创作的“一醉九醒”结束全文,一个倡导志存高远、知行合一的作品主题便横空而出。这其中“悟之篇”里对于“初心”和“人性”的哲学思考尤为凸显。此正如拉法格所言:“哲学是人的特点,是人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13《约定》则趋于抒情式写实,叙述自始至终充满温情与浪漫,如诗人之歌吟、散文家之美文。譬如文中对挂职新疆伊犁生活——包括自己如何适应、融入全新生活环境,对哈萨克双语教师、大嫂、小姑娘、女干部、油画家、“援友”等人物细致入微的描述,“我爱你,伊犁的雪”“大西沟”“走过昭苏油菜花的漫想”等如散文诗一样抒情意味浓郁的文字等。《名流之流》更具反讽式写实,叙述幽默俏皮,亦悲亦喜,嬉笑怒骂,谈笑间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与小说等虚构写作形式相类似,非虚构写作也有诸如线性与非线性结构之别,前者主要着眼于再现某一被热切关注的现实事件进程或人物故事,而后者重在以某一个核心问题或形象为中心展开叙述。丁捷的非虚构作品大多属于后者。《追问》以八个人物个案的“口述”为结构,个案之间的人物与情节互不勾连,但共同以形象阐释“追问”主题;《名流之流》选择28个小故事,以剖析当下各路“名流”之伪精英的矫情、虚伪与荒诞的“时代病”。《初心》全书的六个部分,构成从宏观到微观、从反例到正向、从抽象到具体、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文本建构,将各色社会精英个案与自身家风身世勾连叙述,呈现出以“初心”为关键词的发散性思维和写作方式,其哲理性、现实性、反思性、真诚性不言而喻。

丁捷非虚构作品视角设置主要以第一人称“我”的主观视角为主,他的近作《初心》《约定》和《名流之流》莫不如此。即使是《追问》,在每章口述开始前或结束后多有写作者的一段叙述,或是对即将展开的对谈或对谈对象进行简要描述,或是写自己对对谈对象的印象与评价,或是记录二人对话,或是表达自己的感慨等,目的在于或营造一种令人身临其境的浓郁的现场感、或提示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或强化对于读者阅读的引领等。这种并非“零度”态度的叙述,其实是以作者的主体意识为导向引领叙事。因为“非虚构作家也可以成为视角人物,带领读者经历故事”14。而这其中八个口述也是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呈现,不同的“我”在文本中不断切换,形成具有复调意味的“众语喧哗”。这些“我”通过自己的口述,不仅显影出其极具“个性”的人生轨迹,也共同建构了腐败落马官员的“共性”形象。当然,“口述”的本质是回忆,其主观性不可避免。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即使作者宣称必须“遵从讲述人的所谓逻辑”,《追问》里的“口述”无疑也是带有至少是文字、结构加工与修饰的文学式表达。即使是如此,我们仍然对这样以第一人称呈现的“我”的回忆保持兴趣,因为“回忆固然并非总真实,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汲取经验和建立关系,尤其是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或许可以这样说,以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正是“口述实录”的意义所在。当然,这一过程是由口述者和采访者(记录者)合力完成的。

“最终每一位作家都必须遵循自己感到最惬意的路径。对多数学习写作的人来说,这条路径就是非虚构写作。它使得人们能够写自己知道的事,或者自己能够观察或发现的事。”丁捷通过其随心而至的跨文体写实的多元实践,成就了自己以“最惬意的路径”开启“问心之旅”的文学道路。正如作者贯穿政商文教等多界身份一样,其包含小说、诗歌、散文、纪实等虚构与非虚构文体创作的丰富性,也已经或将要使得其文学道路趋向必然丰富而绚烂的多维时空。

注释:

1 2丁捷:《追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1-2、正文第11页。

3[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4 [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520-526页。

5 丁捷:《名流之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6 7 [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5、69页。

8 9 丁捷:《约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75、33页。

10 何晶:《丁捷:文学带给我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满足》,《文学报》2020年7月23日。

11 丁捷:《初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

12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0页。

13 [法]拉法格:《左拉的〈金钱〉》,《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页。

14 [美]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叶青、曾轶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15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16 [美]威廉•津瑟:《写作法宝:非虚构写作指南》,朱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