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在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创作中，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作家作品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性是台港地区通俗小说的根，各自的社会区域是台港地区通俗小说发芽生长的土壤。对台港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语境和价值评估，既是论述不同区域的通俗小说的特点，也使得在分析评估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的文化、社会、美学属性时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传承创新和混杂文化是对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通俗小说创作的总体概括。澳门地区的文学创作并不繁荣，但是，作为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创作的一个区域，应该专门提及。

关键词：通俗小说 金庸 古龙 琼瑶

与现代通俗小说相比较，当代通俗小说一个重要特点是形成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与澳门地区“两岸四地”的创作格局。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社会背景和地域文化不同，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小说有着各自的特点。对中国大陆当代通俗小说的价值评估，本人曾在有关文章中作了阐述，不再赘叙1本文则对中国台、港、澳地区作出价值评估，并阐释它们各自的特点。

通俗小说是社会性很强的文类，社会形态的变化对通俗小说的创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通俗小说又是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的文类，传统文化与阅读习惯使得通俗文学的创作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如何在“常规”中分析通俗文学的“变量”，通俗小说的特性决定了通俗小说的批评思维。

在分析当代通俗小说“变量”之前，必须强调通俗小说的“常规”。通俗小说最为重要的“常规”是它的民族性特征。通俗小说的民族性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呈现上。在时代的变革之中，中国通俗小说接受了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底色。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通俗小说的是非判断和评估标准。通俗小说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历史的阅读习惯而形成的创作模式上。每个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都发生着变革，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通俗小说的世俗生活的表现和类型化创作都是基本的美学呈现方式。民族性是通俗小说的根本所在，各国的通俗小说都是如此。如果将民族性去掉，通俗小说也就不复存在。

以中华民族性为根本，分析和评估中国台、港、澳地区通俗小说创作语境与价值的不同，这是本文考量的出发点与前提。

一、传承创新：台湾地区的通俗小说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台湾地区的通俗小说自成系统。台湾地区的通俗小说开始繁荣是在1960年代，是社会氛围宽松的文学表现。跨世纪以后到至今，通俗文学已成为台湾地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性和世界性并存构成了台湾地域文化的氛围，也决定了台湾地区通俗小说的既传承又创新的特点。台湾地区当代通俗小说的创作繁荣先于中国大陆。当中国大陆打开国门，面向世界时，台湾地区的通俗小说就成为了中国大陆通俗小说创作的先导。

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满天飞的文艺口号是：战斗的时代，带给文艺以战斗的任务。以政治意识为主导的军中文学占据了主导地位。通俗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停止，但是即使写言情的小说也要带有一点战斗的色彩，成为“战斗言情小说”。文学创作与整个社会一样，处于僵硬板结的状态。纯粹的类型化的通俗小说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受到打压。据史料：1959年12月31日，由警总负责规划执行，专门针对坊间流传的通俗文学展开的一次扫荡行动。1960年2月15至17日，在全省各地同步取缔所谓的“共匪武侠小说”，这次行动被称为“暴雨专案”。据1960年2月18日《中华日报》第三版刊载，“警总”于数天之内，就取缔了97种12万余册之多，许多武侠小说出租店，几乎“架上无存书”；而《查禁图书目录》所列“暴雨项目查禁书目”则高达400多种，其中九成以上是中国大陆“旧派”及香港地区金庸、梁羽生的作品，显见此一行动，持续颇久。2然而，也就在“暴雨专案”后不仅，1960年代台湾地区的通俗小说在琼瑶小说的带领下有了极大的发展，台湾地区的文坛也进入了多元时代。

19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通俗小说创作的逐步繁荣，其根本原因当然是政治力量对文学创作介入逐步减弱，以及社会氛围的逐步宽松。政治介入的减少带来社会活力的加强，社会活力的加强使得文学自身的魅力开始展现出来。文学说到底是一种修心养性的精神愉悦的活动，它刺激的是人们心目中最柔软的地方。于是既有传奇故事，又有感情慰藉的言情小说在台文坛流行起来了。紧随其后，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开始流行起来，台湾通俗小说创作进入繁盛时代。

显示出台湾地区社会活力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大众文化繁荣是通俗小说创作的重要推动力。1960年以后，台湾地区的出版社每年都有很大的增长，到1990年代，全台已经有4000多家出版社，与出版社捆绑在一起的是大量的期刊。出版社、期刊，再加之一些报纸副刊，此时全台的文化、文学发表阵地出现了暴涨的状态。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些期刊和副刊均将具有广大读者面的通俗小说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例如1962年琼瑶凭借着发表于《皇冠》的长篇小说走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冠》明白，琼瑶式的言情小说拥有很大的读者群。3推动这些期刊热衷于通俗小说的另一个原因是书商对文学出版的介入。这些以卖书为职业的书籍经济人对图书市场有着相当敏感的嗅觉。他们一方面压迫着出版社对通俗小说的出版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展开一系列的通俗小说的发行推介活动，例如阅读排行榜的设立、图书专柜的开辟、作家签名活动等等，这些都有助于通俗小说的创作。

对台湾地区通俗小说创作繁荣有着巨大推动力的是电影。1962年，台湾地区设立电影“金马奖”。从第一届开始，由通俗小说改编的电影就开始获奖，而琼瑶电影则成为了获奖大户，被称为是 “琼瑶现象”。具有极广受众的电影如此地青睐通俗小说，对通俗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是先有小说，还是先有电影后又有小说，随着电影的走红，小说都会成为畅销书。更为深刻的影响还是小说创作美学上，从196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后期乡土化小说盛行，台湾地区小说创作的通俗化倾向成为了一种时尚。

1960年以后，台湾地区的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是台湾文艺政策软化的产物，是台湾地区文学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对读者需求的一种迎合，是市场文化推动下的文学现象。如果说1960年代以后，余光中等人的现代诗是向欧美文学借鉴，是一种横向的受益，琼瑶等人的通俗小说是向传统借鉴，是一种纵向的传承，他们的作品是软化台湾地区文坛的两股力量，功不可没。

台湾地区的通俗小说大致上分为两大类，一类传统传承较强（并不是说没有世界眼光），以言情小说和旧派武侠小说为主。如果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20世纪40年代的传奇浪漫小说，再到琼瑶的言情小说是一条发展链，当然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时代的时尚，但是既浪漫又娴淑理性是其主导风格，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的闺秀气息。1949年之后，武侠小说的创作在台湾地区并没有中断过，作品风格基本上是现代武侠小说的延续，江湖世界的描述，中华武功的编演是情节表现，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做人的规范的宣扬是其内核。第二类外来借鉴较强（并不是说没有中国因素），以科幻小说、推理小说以及古龙式武侠小说为主。这些小说的外来借鉴是全方位的，既有英美传统，如科幻小说，也有日本元素，如推理小说和古龙小说。将中国传统类型的美学要素与外来文学的美学要素结合起来，无论是外来形式为主，如科幻小说、推理小说，还是中国形式为主，如古龙的武侠小说，这一类小说都有了新的面貌，也常被看成是台湾地区通俗小说的创新。第一类通俗小说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颇为流行，第二类通俗小说在1980年代之后成为主流，这种变化也说明了台湾地区社会风气的变化。

相当长的时期内，台湾地区的通俗小说都成为了中国大陆通俗小说创作的先导。琼瑶小说和琼瑶电影1980年代以后风靡中国大陆，其影响力穿越几代人。古龙小说在金庸小说之后成为了中国大陆武侠小说热门书籍，对中国大陆新武侠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智恒（笔名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对中国大陆网络小说的创作具有引领功绩。1998年3月22日，台湾地区写手痞子蔡的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开始在BBS上连续发布，到5月29日连载结束，历时两个月零八天，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畅销小说，它的出现引起极大轰动，其受追捧的热浪，从台湾地区开始，迅速蔓延到整个华语网络。1998年9月，繁体版的纸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出版，发行量超过30万册；1999年11月，简体字版发行，当时的发行量超过50万册，名列大陆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让中国大陆的网络写手开了眼界，无论是主题还是语言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大陆网络小说创作。

二、混杂文化：香港地区的通俗小说

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有着更多的政治挤压不一样，香港地区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地位，使得它有着一种文化形态：混杂文化。香港地区连接内地，气通国际，既有传统继承又有国际视野，这样的特点和优势在文学创作中自然表现出来。香港地区安身立命之本是商品经济，大众文化是主要的文化潮流。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中通俗文学得到充分的滋长。紧张而高节奏的商业运作需要轻松愉悦的文化、文学加以调节，这是一个面上的理由，更深入的理由还在于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本的运作需要具有更大市场性的支撑才能生存与运转，香港地区的武侠小说那么盛行根本原因就在此。从金庸等人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武侠小说的创作也就是新闻写作的经济支撑点和新闻传播市场的突破口。对封闭了相当长时间的内地读者来说，香港地区通俗小说有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对外国读者来说，香港地区的通俗小说又很有中国味道。在中国大陆风靡，又被外国引进，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评估香港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语境，以下三个文化概念是思考的出发点。

首先是“混杂文化”。“混杂文化”是后殖民理论的概念，是说明殖民地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杂乱。作为英国实施殖民统治的香港，与中国大陆相比较，在文化认祖归宗上显然没有那么明确的统一性和同一性。指责香港地区人认知上的杂乱无可厚非，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混杂文化”有着很强的生命再生能力，看起来不中不西，不内不外，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却在其中显示出优势。如果说，清末民初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通俗小说创作主要秉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上世纪30年代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派通俗小说将传统文化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融合在一起；香港地区的通俗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色正在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新文化与西方文化混杂在一起：武侠小说运用了西方的叙事手法，科幻小说出现不同的国家和人种，言情小说出现异国恋情等等。所以说，香港地区通俗小说既是中国文化的延续，也是世界文化的映照。

其次是“副刊文化”。香港地区通俗小说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是1950年代到1990年代。这个时期也是香港地区报纸最繁荣的时期。以1990年的统计，香港地区日报63份，期刊598份，当时香港地区人口大约是600万人，所以有人根据人口比例计算，称“在报刊数量的繁多上，这显然属于世界第一，而不仅是中国第一”4。香港地区报纸的重要特色是副刊之庞大，有时一份日刊，副刊栏目多达八到十个，每个栏目再分门别类，有一两面之多，最多时一份日刊就如一本生活杂志。报纸副刊与那些政治信息、社会新闻不一样，它需要对读者具有吸引力的软性文字，通俗小说创作自然就成为了副刊的重要门类。报纸副刊的需要给予通俗小说创作的平台，通俗小说创作给予了报纸副刊的丰富多彩，它们之间互相联手，且互为助长。

再次是“商业文化”。香港地区是东方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之一。成熟的商业文化使得通俗小说创作纳入了多样的商业运作之中。就香港地区而言，“大大小小的印刷机构接近四千家，出版社两百多家，书店、售书点一千个，报摊三千档，其中能卖期刊、书籍的两千档”5。它们是通俗小说得以流行的基本渠道。港澳地区几乎所有的通俗小说都是报纸副刊的连载小说，然后再结集出版，然后在各售书摊流向市民；阅读通俗小说的市民有了更多的需求，就要求售书点提供更多、更丰富多彩的通俗小说，售书点就向出版社索取更多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期刊，出版社就要求报纸副刊刊出更多的通俗小说创作。香港地区的通俗小说创作就在这样的渠道中流转。出版社为了增加效益，变了法子加强通俗小说的销量。例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三毫子小说”6就流行了十多年。香港诗人蔡炎培指出“那个时代大家都肯静下心读一本又一本通通是文字的书，到了七十年代，家家都有电视机以后，文化气氛就彻底改变了”7。通俗小说的畅销，促使着作家多多地创作。以倪匡为例，他“最多的时候，一天同时写十二部连载小说，武侠、爱情、侦探、科幻都有。一年出书的数字最高超过三百本。到1980年底，他写了四百多个剧本，拍成电影的有三百多部”8。香港地区有每年一度的香港书展，除了售买新旧书籍外，作家临场与读者见面，为读者签名，更成为书展中的“指定”活动，吸引着大批粉丝和书迷，也是一年一度的促销活动。刺激香港地区通俗小说创作的另一个动力是通俗小说向影视艺术的转移。香港是世界知名的影视中心之一，具有东方文化神韵是香港影视艺术的特色。通俗小说讲的就是中国的故事、东方的传奇、传统的神奇，给香港影视提供了无尽的素材。香港影视在世界流行反过来要求着通俗小说作家提供更多的作品。在香港地区，几乎每一个通俗小说作家都是影视剧本的写手，这个现象很能说明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混杂文化”“副刊文化”“商业文化”是香港地区文化语境的三个维度。这三种文化如此强大也构成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强盛。在香港地区也有精英小说作家，如刘以鬯和西西等人，但是即使这些精英小说作家也编通俗小说的栏目，写过追求市场效应的通俗小说。所以说，在香港地区，通俗小说无疑是小说创作的主力。

香港地区的现代通俗小说发展，当由1956年的一场比武打开序幕。当时有两位掌门人，在澳门地区打擂台。《新晚报》看中了这个“商机”，就要求当时在报馆里工作的陈文统创作武侠小说，连载于晚报上。因此，陈文统以梁羽生为笔名，在极短的时间内，创作了《龙虎斗京华》。后来，同是在《新晚报》工作的金庸，创作了他的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从历史看，香港地区的通俗小说的发展却可追溯至晚清。王韬（1828-1897）被称为香港地区通俗小说的鼻祖，也是香港地区开埠之后第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学效《聊斋》，为传统的笔记体销售。这样的文笔传承到后来的何筱仙、罗澧铭、黄守一等人的作品中，对香港通俗小说的发展有了影响。9

民国以来，粤港地区有不少作者采用笔记、粤讴、班本、龙舟、戏曲等形式来创作，或是个人喜好，或是感喟时代等。当中的作者包括：郑贯公、黄言情、吴灞陵等人。粤讴、班本等形式的创作，成为粤港文学的特有品种。10

香港地区通俗小说的另一枝奇葩，是李我的天空小说。11李我先在广州透过电台广播说故事，后来到香港丽的呼声继续透过大气电波说故事，然后将这些声音故事出版单行本，并创造了天空小说一词。12天空小说在当时甚受读者欢迎。

此外，还有借壳小说。所谓借壳小说，是指以旧的、知名的小说名称，配以全新的故事，例如黄言情的《新西游记》和侯曜的《摩登西游记》。这两部小说都是借《西游记》的壳而写成的。在1950年代的香港地区，有不少作者以这种方式创作，报章上亦多有连载。13

香港地区通俗文学主要是武侠、言情、科幻三大类。《龙虎斗京华》和《书剑恩仇录》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带动情节发展的小说叙述模式，有别于过去以情节为中心带动故事发展的传统写作模式。梁羽生和金庸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套路。二人不断创作，借着报章的连载，其作品广受欢迎。言情小说则是香港主要的通俗小说类型，例如亦舒创作的言情小说，至今已有约250本。14其他的作者还包括：依达、严沁、岑海伦、林燕妮、西茜凰、梁凤仪、张小娴、郑梓灵、林咏琛等，作者之多，产量之丰，尤胜其他类型。在香港地区，科幻小说的产量较少，却是比较特别的题材。倪匡的卫斯理和原振侠系列是当中的佼佼者。严格来说，倪匡的科幻小说并非严肃的科普小说，或正宗的科学小说。15倪匡以科学为包装，加入大量的幻想，还有外星人等奇人奇事，再配上推理、武打、言情的元素，因此他的小说仍甚受读者欢迎。当然，这三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武侠中包含了言情，科幻中包含了侦探。随着温瑞安、黄易等人的加入，这些小说类型出现了很多变化，加入了新的元素，例如穿越、鬼怪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报章上的连载小说渐渐被淘汰，网络小说渐渐兴起。科技的发展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大更方便的平台。受欢迎的通俗小说不但成为网络上的明星，更受到电影商的青睐，买下版权，拍成电影，同时再印刷为书，推出市场，其中的佼佼者包括《一路向西》16《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17等。

近年来，有不少人提倡本土文化，于是有不少作品不经意地呈现了本土意识。本土特色成为了香港地区通俗小说的一大特色。语言表现得最明显。香港地区市民以粤语为日常生活语言。粤语口语与书面语有一定距离，即使以书面语写作，港式中文与现代汉语仍有一定差距。然而，部分书中人物对白以粤方言（或称香港话）甚至“潮语”呈现，对香港地区读者而言，更觉亲切感。

三、一枝独秀：澳门地区的通俗小说

相比较而言,澳门地区的文学创作就贫瘠得多了。要说历史，明清时期就有文学典籍提及澳门，但是澳门地区的文学创作始终不成气候。这种状态到现当代时期同样如此。有人对1950年到1985年的澳门地区文学做了这样的文学扫描：“三十六年来澳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也很少出版文学创作单行本或丛书。有过的只是社团或同人性质出版的以赠阅为主、或收取少量工本费的文学性期刊。”18这种状态与那么热闹的香港地区文学出版业相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也决定了澳门地区的文学创作只能跟在香港地区后面走，香港地区的小说影响力的波及地区。1970年《澳门日报》邀请香港地区作家阮朗到澳门地区主持文学创作的两次讲座。这位曾经写过《金陵春梦》的作家的讲座吸引了大量的文学青年。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两次讲座也是为了点燃澳门地区文学创作的火种。

说澳门地区文学创作不成气候，不是说澳门地区就没有文学作品。戏剧、散文、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创作也是延绵不断，不过主要刊载在个人的别集或者同人期刊上。要论小说，也只有通俗小说一枝独秀。这主要是澳门地区的小说主要是在报刊连载。据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况》转引澳门资深报人刘大白的《回忆录》所述，1930年代澳门地区有了本地的报纸，有的报纸增设副刊，连载小说也就出现了。大约在1938到1939年间，陈霞子在其主持的《大众报》副刊上连载自撰的侦探小说《侦缉胆》和武打小说《芝加哥杀人王》，刊出后，很受欢迎。到了1941年余寄萍在《大众报》副刊上连载言情小说《温柔滋味》。19考虑到在这些小说之前，澳门地区几乎找不到华文小说，说通俗小说开了澳门地区小说创作之路也是可以成立的。1958年8月15日《澳门日报》创刊，从创刊起《澳门日报》就创建了副刊《新园地》，最初只是刊登了阮朗的《关闸》。到1961年4月，在《新园地》副刊上专门开列栏目《小说丛》刊登小说。《小说丛》最多时间段连载六部小说。所载作品有蕊韵的《风尘人语》、余福崇的《阿福日记》、何耿刚的《风雷夺魄剑》、张璧的《死亡采访》、麦思远的《铁掌情仇》等。从1960年代开始，鲁茂就开始在《澳门日报》上连载小说。他数十年笔耕不缀，连载了十多部长篇小说。1970年代以后，周桐也在《澳门日报》上连载小说数部。鲁茂与周桐也就成为了当代澳门地区通俗小说创作最丰的作家。为了增加精英文学的创造力量，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增设了《镜海》栏目。这个栏目为精英文学的散文和评论提供了一个平台，也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主要作者是东亚大学（澳门大学前身）的师生，后来曾将其中12篇小说结集出版，名为《心雾》。20

澳门地区作家并没有刻意地专门创作精英小说或者通俗小说，其创作手法既有精英小说的现实性或者现代性，也有通俗小说的类型化和模式化，例如林中英、梁荔玲、陶里等人写了一些偏向精英小说的作品，也写了不少通俗小说作品，例如林中英与寂然合作的青春小说《一对一》、梁荔玲的传奇小说《他来自越南》。陶里1987年出版小说集《春风误》，所收9篇小说，不少可看作为通俗类的黑道小说，例如《迟来的缘》等。

在澳门地区作家群中，鲁茂和周桐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作家，也是当代澳门地区最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既有的文学评论中很少提到这两位澳门地区作家，这里专门做些评介。

鲁茂（1932—），笔名柳惠，原名邱子维，出生于广东佛山，1953年由香港到澳门濠江中学任教。自1968年到1995年，他创作了20多部小说。鲁茂的小说集中在两个主题，一是少年的成长和拼社会；二是底层民众艰难的生活。他最有影响的作品是1995年出版的《白狼》。21正如作者在扉页上所提到的，这本小说是“值得骄傲也值得警惕的年轻人”。小说以情节紧张取胜，写一个名叫白朗的年轻人辍学成为黑社会的马仔，后在打斗中被毁容，在复仇中自省，走上了自新的道路。小说情节明显受到香港地区反骨仔等黑道江湖影视剧的影响。根据作者原来设想的故事梗概，应该有作为私生子的白朗在黑社会中顺风顺水，受到他的已为高官的亲生父亲的庇护。如果根据原来的构思写作，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将大大增强。可能是多有顾忌，在正式出版的小说中没有了这样的情节，因此私生子的情节描述也就显得多余，再加上白朗的自新转变显得很突然，小说的社会深刻性和人物形象的圆满性等方面均留下了不少遗憾。

周桐（1949—），原名陈艳华，笔名周桐、沈实、沈尚青等，原籍广东新会，任职《澳门日报》英文编辑。自1970年代开始，她创作了10多部小说。她的小说以言情为主，其中代表作是1988年出版的《错爱》。周桐是编故事的高手。小说构造了一个错综复杂关系的家庭，有一个荒唐一夜留下一个私生子的男人，有一个割去双乳患有神经质忧郁症的女人，有一个趁着姐姐家庭危机要夺取姐夫之财的小姨子，有一个天真可爱的私生子。各种关系以及背后的目的形成了愿望、贪恋、阴谋和忏悔，最后又都归结于大爱。周桐的笔触相当细腻，特别是心理描写很是出色，因此小说就有了生动、深入的特点，很有可读性。女性及其生活是周桐小说的主要题材。两性关系的紧张和被男性抛弃，周桐小说在哀叹女性的不幸的同时，对男性充满了不信任感。一个男人既然抛弃原配，就能抛弃第三者，因为这样的男人不可靠，于是她写了小说《胜利者》。男人的信誓旦旦不可信，他们只要性，不要爱，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女人就会吃亏，于是她写了小说《梄山盟》。当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女人就清醒了，清醒的女人就有了智慧，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是周桐这些两性小说的另一个侧面。

鲁茂和周桐都是澳门地区的报刊连载小说家，而且坚持了数十年。在澳门地区能够坚持不懈地进行小说创作，显示出他们对小说创作的真爱。报刊连载小说使得他们的创作量多，作品能够接地气，世俗性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是随日写作，小说的总体结构的完整、情节逻辑的顺畅、文字的修饰的整齐都有着瑕疵。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似乎也对自己的作品珍惜不够。如鲁茂的很多作品也就是停留在报刊连载上自生自灭，后来作者并没有对这些作品进行修改，更没有结集出版，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澳门地区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最能反映社会世情的通俗小说创作还是比较薄弱，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余论：台、港地区的通俗小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琼瑶小说与金庸小说为代表的台、港地区的通俗小说进入中国大陆。这些台、港地区的通俗小说不仅成为了1980年代中国大陆最为流行的畅销书，对中国大陆的通俗小说创作还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它引领着中国大陆的通俗小说迅速地进入了当代状态。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影响，逐步形成了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状态。琼瑶、金庸等人的创作实践拓展了通俗小说的文化视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需要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融合，还需要与世界文化交融。中国新时期的通俗小说创作很快创作出实绩。1991年曹桂林创作的《北京人在纽约》被看作为中国新时期通俗小说创作复苏的标志，这部小说表现出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磨合。1930年代之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观念逐步地走向现代化，人物形象在小说情节中已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琼瑶、金庸等人的小说已经呈现出相当成熟的通俗小说创作观念，不仅构建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情节模式，还将人物刻画与传奇故事的描写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说故事、写人物的创作方式。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通俗小说创作进入了繁荣期，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是完美的说故事、写人物创作模式的呈现，例如唐浩明的《曾国藩》等历史小说。琼瑶、金庸等人的台、港地区的通俗小说还带来了相当成熟的市场运作的方式。报刊写作，出版社集结出版，影视艺术的改编，与这样的市场传播链配合的是编辑的策划、作者的写作、广告的宣传、影视的推介等等市场运作。台、港地区通俗小说的那些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大陆复制，构成了相当浓厚的大众文化的市场商业氛围。琼瑶、金庸等台、港地区的通俗小说不仅成为了中国几代人精神营养，留下了终身的阅读记忆，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大陆的通俗小说创作者。特别是1990年代的中国通俗小说作家以及网络小说最初的写手几乎都是琼瑶、金庸小说狂热的阅读者。他们视琼瑶、金庸（还有古龙、黄易等人）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基础类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批准号：13&ZD12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可参见汤哲声《论九十年代中国通俗小说》，《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论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的语境和批评标准》，《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2 参见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33页。

3 琼瑶在《我的故事》中说，《皇冠》接受她的《窗外》是因为她的文字读者喜欢。她当时就收到《皇冠》主编平鑫涛的邀请函：“我们非常喜欢你的小说，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不知你愿意每期给皇冠写一篇稿？”参见琼瑶《我的故事》，台湾皇冠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4 5 8 罗孚：《香港文化漫游》，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41、141页。

6 报章连载的小说，以单行本出版，每本售价三毫。后来加价至四毫，便称为“四毫子小说”。

7 李洛霞、关梦南：《六十年代青年小说作者群像》，香港风雅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9 刘以鬯：《香港文学的起点》，《今天》1995年第1期。转引自《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通俗文学卷》，黄仲鸣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7页。

10 11 13黄仲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通俗文学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4-45、49、49-50页。

12 吴昊：《天若有情天亦老：试论天空小说》，香港《作家》第14期。转引自《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通俗文学卷》，黄仲鸣主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9页。

14 根据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网上数据：http://www.cosmosbooks.com.hk/topic_3/page_2.asp?id=7.

15 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16 原为网络小说《东莞的森林》，于高登讨论区连载，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一路向西》，是第一部被改篇为电影的高登连载小说，并以《一路向西》为名，出版纸质书。

17 原为网络小说，后来获得出版社青睐，出版纸质书，及后再获改编成同名电影，由陈果导演，黄又南、文咏珊主演，还包括任达华、惠英红、林雪等知名影星。

18 李鹏翦：《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澳门同人期刊坚持时间比较长的有《新园地》《澳门学生》等，主要刊登同人作品。

19 刘登翰：《澳门文学概况》，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20 香港教育学院杨雷力博士对本节的写作有贡献，特别说明。

21 鲁茂小说都在报纸连载，几乎没有结集出版。《白狼》大概是他第一部结集出版的小说，其情节是他根据相关类型小说筛选情节、润饰文字而成。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