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审视、反思与唤醒 ——评徐则臣的小说《北上》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 苗家乐 黄德志  2021年03月17日16:21

内容提要:《北上》在历史与现时的交错叙事中,运用纪实、虚构、他者视角,将大运河百余年 前的辉煌繁华与百余年后的衰落破败呈现出来,实现了对大运河全面、深刻的审视。在审视的过 程中,小说通过大运河的古今对照及交织在大运河上的历史与战争,不仅反思了大运河的命运, 更对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北上》试图唤醒大运河及运河文化, 与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以及在现代化发展中人们对现代观念的认识。

关键词:徐则臣 《北上》 大运河 历史文化 反思

谈及徐则臣的小说创作时,大运河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在以花街为背景的故乡系列小说中,大运河作为重要元素,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故事建构。多年大运河边的生活体验与长久以大运河作为背景的小说创作经验,使得大运河逐渐成为徐则臣重点考察的对象及可能变成的故事主角。“写作就这样,某个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长的意志,暗地里缓慢地丰满、立体,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个新主角诞生了。”1徐则臣在《北上》中将大运河从背景推到了前台,以宏阔的笔调书写了大运河的前世今生、文化文明。《北上》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斩获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且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可能是受出版社在图书腰封上“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2这句话的影响,许多评论者都从历史的角度对《北上》进行评析。这一视角的选择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小说中确实较多地触及了历史。但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的作家,徐则臣对历史的处理有明显的文化指向与现实指向。就像徐则臣自己所说:“从功能上讲,运河的确在衰减。之前我对运河的认识也停留在功能性的层面,后来研究、了解后发现,整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包括中国人的人格构造、思维方式都与运河有着很大关系。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值得从文化的层面上好好挖掘。这才是我写运河的最大原因……”3在《北上》中,徐则臣是要把大运河写透,让人们从更全面的视角、更深刻的层次来了解大运河,通过对大运河百余年间的沧桑巨变及发生在大运河上的历史、革命等的观照,实现对大运河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继而希冀真正地唤醒运河,唤醒运河文化及国人的文化自信,唤醒一种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观念。

一、纪实与虚构:大运河世界的全景审视

徐则臣曾坦言:“以为自己写运河写了很多年,对运河的了解已经很深入了,但真到写的时候,面临的困难远超我的预料。我过去对这条运河的熟悉只是宏观上的,就像拿着望远镜看运河的轮廓,它的起伏、转折都能看得很清楚,但小说不能只写轮廓,得一段段、一环环地落实到细部。除了望远镜,还需要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4大运河作为一条千年大河,绵延上千里,想要将其“和盘托出”,表现其历史与现实、人文与地理等,需要作者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更为精巧的构思。对徐则臣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不写大运河,而是如何能更为准确、全面地审视大运河。大运河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大运河是《北上》的主角,不单单是为人事提供活动的空间背景。因此,不能像写普通的虚构的河流一样,作者写大运河必须要纪实。徐则臣在审视大运河时,确实非常注重相关的史实。他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实证走访、案头阅读工作,对大运河做了一次实际的、广泛的考察。“小说中涉及历史的部分我都做过仔细研究,重大节点完全忠于史实,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的、运河的过往和改道,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对应。”5不仅仅是历史事实与重大节点,小说中运河在各个河段的著名景点、运河在某个河段是上行还是下行等,也都是符合实际的。但是,通过小说的形式处理这样的现实题材,仅有纪实无法呈现出大运河的真正肌理。百余年间,大运河的衰落颓败已然明显,历史现场已不能实实在在地回去,现实环境也提供不了小说所需要的场景故事,唯有虚构才是重回历史现场、审视运河古今的最佳途径。正如徐则臣自己所言:“大运河的故事必须通过与它相关的人与事呈现出来,大运河的历史与沧桑也必须通过与它相关的人与事的历史与沧桑呈现出来。”6有人才有了大运河,有人在大运河上穿梭往来,大运河才是真正的大运河。徐则臣在《北上》中通过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虚构了几个独立的、片段式的故事,避免了对大运河流于表面的观察,实现了精细入微的审视,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丰富、蕴意深刻的大运河世界。

小说从1901年的一次大运河之行写起。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以考察运河为名来到中国,雇佣了翻译谢平遥、挑夫兼厨子邵常来、保镖孙过程等沿运河北上。在他们的游历过程中,大运河的百态尽显:河上的林立帆船与氤氲水汽、沿途的风景名胜与人生状态、两岸的特色建筑与著名美食、船闸的气势宏伟与鬼斧神工……随着北上行程的推进,大运河见证了北中国的种种苦难历史:大运河上辛苦不幸的纤夫,河边破败的乡村与饱受战争摧残的民众,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后来因义和团拳民的抢劫,保罗•迪马克身负重伤,最终死在通州运河的一艘船上。北上行程结束的十一天后,光绪帝颁废漕令。小说在历史线索的叙事中,以知识分子谢平遥、保罗•迪马克、费德尔•迪马克为主要视角,描绘了一个繁华富丽的运河王国,一段别开生面的烟火人生。在当下线索中,《北上》主要以历史线索中重要人物的后代邵秉义与邵星池父子、谢望和、孙宴临、周海阔、胡念之等的故事为主,抒写了漕运废除百余年之后,大运河的现状及命运。邵家父子是大运河上最后的船民代表。邵秉义跑了一辈子船,见证了运河水运的衰落与生态的恶化。邵星池离船上岸,创业失败后重新操起已过了黄金时代的跑船事业。谢望和、孙宴临、周海阔都有挥之不去的运河情结。在他们看来,大运河虽然在航运功能上衰退已久,但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不管是谢望和精心打造的《大河谭》节目,还是孙宴临与大运河人事相关的摄影,以及周海阔开设在大运河边上的连锁民俗客栈,都意在指明大运河曾经的美好与留存的必要。《北上》中的当下叙事虽然有一种“挽歌”情调,但更多的是对大运河及其文化的自信与肯定。

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即是说,它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世界的。将大运河作为故事叙述主体,徐则臣所要描写的不是大运河的某一部分,而是大运河的整体。因此,仅仅回溯大运河的历史场景,展示大运河的当下状态是远远不够的,徐则臣还有更深刻的思考,那就是将大运河置于世界格局中进行审视。这种审视的实现,主要得益于域外视角的使用。1900年前后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作为一只民间航船,载有外国友人会使航船得到极大的便利,方便北上的行程,也有利于作者展开叙事,如过邵伯闸时可优先通行,在山东境内能得到官府的庇护。叙事上的便利显然不是徐则臣安排两位意大利人作为主人公的唯一原因,更为重要的考虑是通过域外人的视角,拉开距离对大运河进行审视,达到一种“间离效果”。黑格尔曾说过:“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自己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7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已流淌千年之久,中国人世世代代面对它,可能早就有了“久居兰室而不闻其香”的感觉。对于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费德尔•迪马克来说,他们热爱运河,更向往中国的大运河,但并不熟悉大运河。在他们眼中,大运河是一条“崭新”的河流,因此,他们对大运河的看法更为客观真实。《北上》正是通过“他者”视角的融入,实现了对大运河的陌生化审视,写出了大运河在世人眼中的模样,也彰显出一个中国人可能熟悉但不是真正了解的大运河形象。徐则臣的小说有一个普遍的主题:出走与到世界去。《夜火车》中的陈木年、《耶路撒冷》里的初平阳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自己出走与到世界去的梦想。《北上》中的保罗•迪马克、费德尔•迪马克先后从意大利奔赴中国的大运河,延续了“出走与到世界去”这一主题内涵。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出走与到世界去”的是两位意大利人,大运河及中国成了他们要到达的世界。即是说,在徐则臣以前的小说中,大运河“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而在《北上》中,大运河就是世界。这样,域外人物的引入不仅通过“间离”作用将大运河的魅力彰显出来,而且将大运河与世界联系起来,增强了大运河的格局与气魄。

二、辩证与融合:大运河与历史文化之思

徐则臣是一位注重小说结构的作家。《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等小说除了内涵的丰富性之外,文本结构也非常独特。而且,这两部作品正是因为小说结构才使得文本内容更为深刻、广阔。《北上》出版后,其结构上的技巧也被学界广泛关注。岳庆云、李晓伟在《徐则臣〈北上〉叙事结构分析》中指出,徐则臣的《北上》“打破了长篇小说‘完整性’的惯例,也并未沿用这种史诗性的呈现方式”,而是“由‘点’入手,对故事或人物进行片段式呈现”8。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但一个值得注意的宏观结构问题是,《北上》在使用片段式的、交错分散的叙事结构的同时,还将这些片段故事分为三部,其中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容纳了多个时间节点的故事,而且是古今交错。“许多结构都是具有语义性的;小说中的时间结构也具有语义性。将不同时态的单元叙述叠加在一起,就能产生单一时态的叙述所不能表达的语义性来。”9徐则臣在《北上》中将不同时态的片段故事以“部”进行凝结,在兼顾各个节点、节省小说篇幅之外,还生出了超越结构之上的更深层次的蕴意。正像曹文轩所说的:“《北上》的构架很特别,但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构架,让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千回百折,人世间永恒的悲欢离合。作者犹如骑在马上,而这匹马并非是朝着一个方向、并非是抱紧一条直线一路向前奔梭着,而是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不时地调转马头,在从前与现在两个时间里头来回奔驰。”10即是说,作者通过这种结构,不仅展现了大运河的古今风貌,更通过一种对照与反差,将人们导向更深层次的对运河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

《北上》第一部中四个片段故事的时间点分别是1901年、2012年和2014年。1901年正值晚清时期,大运河的漕运功能虽然式微,但价值依然不容忽视。大运河上仍然是帆船林立,热闹非凡,宛若一幅真实的“清明上河图”。1901年8月15日光绪帝颁废漕令后,大运河实质性的衰落开始。经过百余年的时间淘洗,2012年的大运河不再是曾经那个仿若人间仙境的大运河了,人们看到的是一种萧条破败的景象:济宁往北的许多河段已经断流,有水的河段水质污染严重,船民风俗逐渐消逝,世代以运河与船为生为家的人陆续离河上岸……尽管大运河已渐渐被人遗忘,但在2014年的两个片段故事中,自认为是“运河子孙”的谢望和与钟情于运河的周海阔,仍然做着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工作。对中华民族而言,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动的文化。在千年的流淌中,它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南北文化交流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说,大运河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衰退。通过大运河在不同时间节点的截面展示和对照,小说在让人体味到历史沧桑变幻的同时,更会让人生发出一种思考。是什么导致了大运河的衰落?难道仅仅是因为废漕的影响和现代化的冲击?作为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凝聚中华文化精髓的一条千年大河,大运河的衰落是不是更应该从人自身寻找原因?更具讽刺意味和需要反思的是,一个本不喜爱大运河的外国人,在与大运河短短几个月的相处中,就爱上了这条河,愿意倾听它,并将自己的灵魂永远埋藏在河边。而祖祖辈辈与大运河生活在一起的人,却忽视它、要离开它,对其不闻不问。徐则臣对此显然做过思考,更想通过这种结构方式,通过大运河古今形象的对比,让所有读者直面这一问题,并对大运河的命运作出有益的反思。在《北上》中,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思考是:在现代社会中,大运河的某些功能确实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大运河永远需要人们的重视。

如果说《北上》第一部通过对大运河百余年前的繁荣、废漕百余年后的衰败的对照式描写,展现了大运河在时间长河中的沧桑巨变,引导人们对运河及运河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那在第二部中,小说更多地触及了历史,经由运河上的故事反映晚清至民国的历史,将反思引向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北上是以运河史折射民族秘史”11。其实,在第一部的描写中,这种超越运河本身的对整个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反思就已有涉及。相比于大运河,保罗•迪马克更喜欢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小说开头就通过面馆和茶馆这两个具有“中国意味”的场景,表现了他对中国古文化的偏爱。“一个意大利人,吃点面就行了,他不,非要吃中国米饭和烧饼,还得顿顿辣椒。筷子都夹不稳,但坚持不用刀叉,说中国人才文明,吃饭用的是竹木,不像他们欧美人,上饭桌就手持一堆凶器。”小说更是直接通过人物之口,对中西文明进行了一次比较。在第二部中,随着北上行程的推进及费德尔•迪马克这一叙事线索的引出,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义和团与传教士及普通洋人、清政府与八国联军、普通中国人之间等各种历史的文化的冲突逐渐显现。徐则臣并未将历史文化处理为绝对的冲突与对立,而是一种充满辩证的反思。在讲述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历史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落后、腐朽、僵化、封闭等角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北上》中虽然也有对中国劣根文化的批判,如短袖汗衫没来由的自大,妓院中瓜皮帽和丝绸马褂的封建保守等,但徐则臣显然有自己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摒弃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在看到中国历史文化阻碍当时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清政府被列强侵略仍自诩天朝大国、维护洋人安全,在给人盲目自大、不知羞耻的感觉时,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气度;义和团虽然充满封建迷信思想、盲目排外,但那种视死如归、忠心不二的优良品质仍值得肯定。小说在处理中西文化、中国人与洋人的关系时,还体现出一种融合观。保罗•迪马克与同船的中国人在几个月的相处中,结成了极为亲密、和谐的关系。费德尔•迪马克与中国女人秦如玉结婚生子,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人”。在辩证融合观下展开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北上》显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视野与价值。而且,徐则臣跳出了常见的受害者视角,从侵略者的角度来观照这段历史。小说在反思中国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悲痛历史时,通过费德尔•迪马克和大卫两个人的视点,描写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士兵们的非人生活和生命的朝不保夕,反思了战争的不文明、不正义,传达了无论是对中国民众还是侵略者,战争带来的都是苦难这样一种历史观和战争观。

三、旧邦与新命:大运河与现代观念之醒

徐勇在评论《北上》时指出:“这部小说虽然侧重历史,但其落脚点却在现实:现实意识,应该说是贯穿这部小说始终的。”12即是说,小说虽然在运河史与民族史的描写上颇下功夫,但最终还是想通过历史与现下的比照,来唤醒人们对运河、历史文化及一些观念的重新认识。审视和反思只是过程,最终指向的目的是唤醒,抑或说是某种改变。这种“唤醒”首先指向大运河本身。如果说在历史线索中主要讲述的是对大运河的审视与反思的话,那当下线索中更为侧重大运河的保护与唤醒。在“2012,鸬鹚与罗盘”这一承上启下的片段中,作者直接借助人物之口,提及了如何唤醒大运河。当夹克姑娘(即孙宴临)说将运河留作景观时,跑了一辈子船的船民邵秉义说:“让一条河‘醒’,就是让这条河你来我往的动起来。‘醒’了不动,叫‘醒’吗?‘醒’了不动,‘醒’又有什么意义。”大运河在当下的航运功能岌岌可危,但是作为一条千年大河其仍有价值,需要给予重视。徐则臣就曾在采访中说到过:“漕运废止一百年后,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一个不容再回避的契机:是‘唤醒’大运河的时候了。”13小说中发生在2014年的两个片段故事讲述的就是如何重新发掘、唤醒大运河。“2014,大河谭”中的谢望和做了一档名叫“大河谭”的节目,想“把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囊括进来”,让现代人能更好地了解大运河,从情感、文化等各方面唤醒人们对大运河的认识。“2014,小博物馆之歌”中的周海阔因为对大运河的喜爱,做起了与大运河保护相关的工作,收集运河的历史遗迹,在运河边开了一家连锁民俗客栈,让人们能从各种古老的物件中,窥视大运河的人文之美。但是,就像邵秉义所说的:“运河运河,有‘运’才有河,不‘运’它就是条死水。”在讲究速度的现代社会,通过运河进行货物运输显然没有太大前景,想让运河重新有“运”,必须寻求他法。对大运河如何能“运”起来,一直关注大运河的徐则臣也有自己的思考,并且在小说中给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如邵星池重新投入大运河的怀抱后,“在适宜船运的范围内找到最佳货物,在所有路线中找到最佳路线”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在“1901,北上”的两个片段故事中,以保罗•迪马克与谢平遥为首的一群人的北上之行可以看成是一次旅行,这也提供了一种唤醒大运河使其能重新“动”起来的重要途径,那就是走文化旅游路线。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使用致使大运河的货运功能几近丧失。但作为历史遗产,大运河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深厚的文化内涵,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依托与大运河相关的各种资源,开发深度体验游,不仅能使大运河“运”起来、“活”起来,而且有利于大运河文化价值的发挥。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北上》中除了大运河文化之外,还涉及其他一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徐则臣本人对这些文化显然持认同态度。以中医文化为例,徐则臣在《北上》中写道:“他是融会贯通的天才,改变了我对中医的偏见。”借助莱恩医生之口,徐则臣表达了对中医文化的赞誉。小说中深邃博大的茶文化、气派有范儿的毛笔字、风姿神韵的杨柳青年画等,都有丰富的内涵和迷人的魅力。基于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徐则臣采用喜爱这些文化的两位意大利人视角来观照,展现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优秀文化所具有的美感和意蕴,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有助于唤醒国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

大运河是前现代中国的代表物,在现代社会中淡出人们视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毕竟不管是官方的漕运,还是民间的货运,大运河虽然在以前作用巨大,但与现代化的公路铁路运输相比,速度是相当慢的。长久以来,经济至上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现代人所共有的。因此,想要唤醒大运河,需要的是人们对前现代与现代的认知观念的唤醒与更新。虽然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是纯粹的现代社会,而是处于像丁帆所说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也即前工业、工业、后工业)这三种文化模态的共时性”14中。那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如何看待大运河这样具有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代之物,处理好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徐则臣在《北上》中借助对大运河命运的审视,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关注。周海阔与邵星池关于“快与慢”的讨论其实就是对现代与前现代关系的探讨。现代化追求的是快速度,而大运河等前现代的东西相对来说是慢速度的。但是,“快怎么就能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指标了呢?”“慢,也可能成为快。”显然,在徐则臣的观念里,快与慢是辩证关系,都有自己的优势与局限。“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的特点,有局限性的同时也有它的优势,我要做的不应该是一棒子打死,而是要在正视局限性的前提下,发扬和扩展它的优势。”徐则臣没有对现代和前现代持彻底的否定或肯定的姿态,在现代观念上他主张的仍是一种辩证与融合。即是说,像大运河这样的前现代之物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变慢为快,发挥属于自己的价值。徐则臣在这里想要唤醒的不仅是大运河,更是人们的一种观念:不能以牺牲作为人们精神力量的历史文化之物和作为人们生存环境的自然生态之物为代价,来追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在《北上》中,无论是谢望和、孙宴临还是周海阔、邵星池,他们在认同现代生活的同时,都对前现代的文明有一种偏爱,都认识到了这些东西对人类的未来有着重要的作用。就像孙宴临所说:“希望有一天,发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比GDP更重要的指标时,我们还可以后悔,也还有回头路可走。”徐则臣是一位很有问题意识的作家,他曾说:“一部小说更大的责任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15但在《北上》中,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他在如何唤醒大运河及人们纯正健康的现代观念等问题上的努力。在中华文化与生态环境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大运河及现代文化观念的唤醒有巨大的价值和示范意义。

早在十几年前,邵燕君评论徐则臣的创作时曾说:“作为一个极具潜力的新锐作家,徐则臣精于感觉、长于叙述,敏于求新,如果能在历史文化上有更深刻有力的把握,并与对现实的经验和思考贯通,将会有一个更大的气象。”16《北上》无疑是这种大气象的代表。徐则臣立足于对大运河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将小说故事回溯到晚清时期,整体考察了百年运河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小说在精巧新颖的结构艺术、舒缓明快的语言风格之外,实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深度开掘与反思,改善了此前小说中历史意蕴不足的缺陷,标志着徐则臣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运河成就了徐则臣。与此同时,徐则臣也让大运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北上》这部以大运河为主角的小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反思与唤醒大运河及中国文化、现代观念的契机,充满历史韵味与现实关怀。

注释:

1 4 5 6 舒晋瑜、徐则臣:《徐则臣:大运河对我来说是个私事》,《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7日。

2 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小说引文皆出自于此。

3 13 15 陈梦溪、徐则臣:《徐则臣:这回把大运河当主角》,《北京日报》2019年1月4日。

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

8 岳庆云、李晓伟:《徐则臣 〈北上〉 叙事结构分析》,《枣庄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9 马少华:《时间结构的意义——对近年几部长篇小说的感悟》,《文艺评论》1991年第4期。

10 参见曹文轩在“我们的历史写在这条河流上——著名作家徐则臣《北上》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11 高永刚、甘露:《史诗气质与世界格局——评徐则臣新作〈北上〉》,《出版广角》2019年第9期。

12 徐勇:《物的关系美学与“主体间性” ——徐则臣〈北上〉论》,《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14 丁帆:《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乡土小说转型》,《文学教育》2015年第5期。

16 邵燕君:《徐步向前——徐则臣小说简论》,《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