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21届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于2020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隆重召开。来自全国16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出版传媒单位的近300位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了这次被誉为“本年度最大规模线下会议”的学术盛会。

新世纪文学发展迄今已历20周年，并且在与时代的互动相生中逐渐沉淀出一系列的崭新品格。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之上，无论是探究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如何因应历史步履，勾勒并透射出时代内涵的迁延；抑或是梳理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演进历程，总结内涵于其中的经验与规律，都可说是恰逢其时。白烨会长在致辞中所指出，新世纪文学有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对这一时段的文学发展进行集中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任务，新使命，而且具有文学研究面对新时代、开创新局面的迫切性。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次会议选取了“新世纪文学20年：走势与前景”的会议主题，并围绕着会议主题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同时，还分别设置了“文学如何面对新时代”“新经典与新经验”“问题与方法：批评反思与学科建构”“乡土变革与农村题材写作”四个讨论组别，以及主题为“青年学者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路径”的青年论坛。

一、回望中的寻思

回顾新世纪文学20年来的嬗变历程，展望新时代的文学图景，与会学者们分别从三个维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一是反思了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发展瓶颈，二是探讨了重振当代文学现实介入性的可能，三是贡献了对当代文学研究新路径的思考。在与会专家看来，如何“学科化”与“本土化”仍是当代文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陈思和指出，“史学化”乃是“学科化”的基础，较之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程度还远远不足，并且这种现象在新世纪以来表现得尤其明显。孟繁华则强调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重新确立批评的中国本位正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有必要借镜于古代文论研究者，逐渐“融西于中”，锻造自身对当代中国文学现象进行本土化深刻阐释的能力。於可训则以现代诗创作的格律问题为例，谈到了如何认识作家的创作与当代文学批评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同时还强调了以中国化的文学角度去思考所面对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张清华则反思了“当代文学”学科化所造成的当代文学研究、批评的过度社会科学化的问题。他指出，过度的社会科学化造成了对研究对象的内在特征——“文学性”的遮蔽。与此同时，可以作为解决方案的那种张扬性情、强调妙悟的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却又遭到职称评审机制的限制与压抑。

针对如何重建当代文学与现实世界内在关联的问题，张志忠借用巴赫金的“我们处在一个人与世界一起成长的时代”来概括新世纪以来人与世界双向互动却又彼此塑造的文化生态。他强调面对愈发剧烈的现实更迭，我们不仅需要葆有命运的时代感与历史的总结意愿，还要不畏繁难，持续思索如何以文学呈现当下的现实、变动与激荡。丁晓原则将重振当代文学现实介入性的希望寄托于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并对它们在中国语境下的转生与演进历程进行了深入的知识考古。周晓风则以《红岩》为例对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阐发，进而对其建构历程进行了追溯。他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当代文学特殊性的核心质素，也是我们理解当下文学现象内在机制的前提。贺绍俊则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传播这一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现实危机，谈到了作家发掘、记录疫情中的恐惧感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虽然人类的理性始终提醒我们要遗忘恐惧，但是缺少恐惧的表述，就无法完整地描述这场疫情给人类世界带来的深刻改变。心存恐惧才能有所敬畏，有所敬畏才能凸显记录者人文主义的底色。

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与会专家分别贡献了自己对新路径的思考。朱栋霖以自身编撰文学史教材的经验，强调文学论争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意义，在他看来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正体现在重评与重读之中。董丽敏则强调了即时性批评之外，也需要增加思想史/知识史视野。她举例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即蕴藏了“作为知识装置的新时期文学如何回应1970年代末以来的历史转型”“作为新时期文学先锋的女性文学呈现了怎样的对人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女性文学研究在新时期的崛起意味着什么，对重新建构文学与社会关系有何种启示”的问题意识。斯炎伟则主张我们在探究新世纪文学的内在理路时，应当将目光进一步前置到1990年代。他强调新世纪文学的诸多形态实际上孕育于1990年代文学之中，呼吁更多同人参与到1990年代研究之中。在他看来，作为整体的1990年代虽然基本性状已经得到沉淀，但文学史对诞生于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文学论争以及该时段的文化语境的历史化程度还远远不足，对1990年代文学及其现象的清理依然任重道远。刘大先同样提到了1990年代的重要意义，他在发言中尝试从“科幻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武侠文学”“城镇中国书写”与“非虚构写作”六个侧面来呈现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转型和分化。在他看来，1990年代不仅是晚近30年社会转型的起点。随着1990年代以来以印刷文明为基底的“现代文学”，日益被以媒介融合、立体化视听技术为核心的文学形式所取代，1990年代还应被视为“文学性”内涵流变的开端。邵燕君则强调随着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网络文学史的书写有待展开。而这也推动了对一些重要网络史料的抢救，以及对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的迫切需求。她随后以自己对网络文学真正起点到底是“榕树下”还是“金庸客栈”论坛的辨析历程为例，呈现了自己与团队近年来通过开设“网文史与新观察”专栏，对网络文学进行学术化整理的实绩。

二、文学如何面对新时代

如何理解新时代精神质地的转变，又应当怎样完成文学与新时代内在关联的重建，无疑是文学研究者们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与会学者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发掘了数字人文时代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网络文学写作的内在规律；其二是通过诗歌这一最具敏感性的文学体裁，解析了时代精神的变迁；其三是注目于新时代“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探索。

面对数字人文时代的到来及其携带的崭新创作机制，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总结这种新的文学创作经验。周志雄强调，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依然不应脱离“中国本位”，他指出中国网络文学的成就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涵养，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在作品的文化意蕴，虚拟世界的想象力，人物形象的精、气、神，作品类型的风格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立场和中华审美风范。凌逾则指出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已经催生出了智能文艺的新概念，“智能文学+跨界文艺”将会成为未来文艺发展的新趋势。但是他也强调这种崭新的文艺生产机制并非完美无缺，如何这种新文艺形式内部的诸多新问题，构建新的话语理论系统，是亟待研究界跟进的课题。李朦则追溯了网络武侠小说及其形变的发展脉络，指出较之传统的武侠小说，网络小说的创作理念内核即其英雄观已经发生了改变。单昕以自媒体的发展史为切入点，探究了其蓬勃发展对当代文学生态观念叙事伦理、审美范式、生产机制带来的深刻影响。邱田分析了非虚构写作在数字人文时代依旧呈现出长盛之态的原因，是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看见真实，记述时代。历史也因此不再是“大写的单数”，而是“无数小写的复数”。贺予飞则对新时代网络诗歌内在质地的种种新变进行了剖析。

作为最能反映时代精神变迁的文体形式，与会学者对诗歌与时代精神的互文性关系进行了探究。罗小凤指出，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正大力倡导重新阐释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高扬中华传统精神，如何继承与发扬“中国风骨”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新时代语境下每位诗人需要思考的新课题。卢桢认为，21世纪诗歌现场呈现出日益开放的格局，诗人的观照视野更为宽广，驰骋想象的土壤愈加肥沃，日益呈现出公共视野与城乡视野、“旅行视野”三方并进的书写格局。刘波发现“重新想象个人”正再次成为越来越多诗人的选择，这种关乎“小我”的崭新美学，不仅形塑了不同于“大我”抒情的多元风格，而且打开了新的话语和表达空间，重新确立了人在诗歌中的主体性。刘慧指出，21世纪的儿童诗的主要取向已经变为经由儿童视角去折射现实和历史的别样风云。王德领则试图从蕴含在北漂诗歌中的“眷恋”与“纠结”的双向情感张力中，发掘出新世纪个体的现代都市体验。

关于如何在新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问题。江冰从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的岭南文化特质入手，阐释了地方如何从地域文化角度呼应国家总体的战略设计。金春平则以学理性目光对新时代如何叙述中国故事进行了双向辨析，既强调其对于确立自我话语的重要意义，又指出需要警惕本质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狭隘叙事陷阱。除了对“中国话语”讲述方式的整体性探索，与会学者还分别从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的传播经验；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中的生命关怀及生命经验；抗疫诗歌的文学形态与社会使命等具体案例，为因应新时代的要求，丰富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三、新经典与新经验

针对如何处理新世纪以来的生活经验以及怎样理解诞生于该时段的经典文本的问题。与会专家分别尝试从“当代文学经典化路径”“新作研究”“文学史与文学现象研究”以及“经典作家研究”（如莫言、路遥、张贤亮、欧阳江河等）等角度进行解答。在“新作研究”方面，陈思借助接受美学、召唤结构等理论工具揭示了麦家通过新作《人生海海》向纯文学回归的努力。吕彦霖则在近期崛起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中发现了鲜明的再造“集体记忆”的倾向，他指出这种植根于个体经验的“集体记忆”，不仅指向对僵化的东北印象的反拨，而且展现出以“集体记忆”挑战固化的“历史叙述”的意图。而在“当代文学经典化路径”方面，陈黎明对陈忠实的《白鹿原》经典化历史过程进行了知识考古。刘起涛对路遥小说的两极化评价原因进行了深入探寻。

在“文学史与文学现象研究”环节，陈庆妃对当下香港地区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梳理。谭光辉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流行小说中呈现的大众文化观念的演进历程。王炳中则强调现有研究对“类游记”式的散文写作的关注仍显不足，他指出在西方中心主义渐趋退场，本土文学话语崛起的当下，以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讲述“中国故事”、发掘“中国意义”将是该写作形态重要的主题进向。刘川鄂指出张爱玲的海外书写彰显了其中、后期文学思想的演变。他认为对张爱玲的海外创作得失的探讨，可以为“中国故事”的海外书写与传播提供可供借鉴的样本。而刘起林则指出既有的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存在一种以伦理困境为内容核心，以文化比较为意义方向的审美建构，其中明显地表现出批判中国文化，推崇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倾向。

具体到“经典作家研究”层面，王西强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莫言的《生死疲劳》，他认为作者构建的“超级视域”超越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异化”叙事和中国古典志异志怪小说的叙事传统，又不同于当代影视戏剧艺术中的“穿越”叙事，颇为成功地拓展了叙事者的视域、知域和叙述能力。程旸则提醒大家关注王安忆的创作除了上海都市题材之外，还有徐州的分支，这一分支中不仅有作者独特的思想文学活动，还有不可小觑的作品。樊迎春从知识分子的“降格”与“升格”的角度，阐述了张贤亮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两次重要的精神转折。朴婕则认为中国文学需要找到一条一方面联系起当下的个体与历史反思，另一方面容纳诸多文学文化阶段的复杂脉络，而葛亮的南京书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

四、问题与方法：批评反思与学科建构

如何在20年的历史节点上，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与批评实践进行反思也是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与会学者首先就“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经验教训”展开讨论，叶立文认为当代作家转型为大学教师，继而以授课的形式去推动文学批评的大众化运动，业已成为近30年来发生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全国各大高校的驻校作家和诗人迄今已有70余位。这一现象对于改变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以及复兴当代作家批评，均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刘卫东就以当代文学的概念及其断代的命名问题为例，对当代文学命名的历史适用性进行了探究。徐勇则通过对“新世纪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两个概念的细密对比，指出新世纪20年中国文学已经走向繁荣并逐渐被世界充分认可。徐阿兵的发言则注目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路径，同时对如何避免经典概念的滥用进行了警示。

面对日趋显明的“当代文学史学化”的学术趋向，与会学者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向与方法”为题进行了回应。魏华莹以当代作家年谱的编写为例，分析了如何处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实证性问题。南志刚则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孤证”问题入手，阐述了研究者应当如何以主观意志介入“孤证”，进而激发其内在学术活性。郭洪雷以自己近年来从事的当代作家的阅读史研究经验为例，探讨了研究者应当如何以此路径为基点，完成对作家主体性精神谱系的建构历程的再现。而毕光明则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倾向表达了谨慎的乐观，他认为正是这种研究路向的扩张导致了批评的式微，他强调批评家应当重振自身的社会担当与现场意识，推动当代文学批评走出目前的困境。

具体到“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徐兆寿着眼于近年来当代作家创作的“回归传统”倾向，指出他们所谓的回归传统很多只是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强调当代作家应当立意突破浮躁化的窠臼，真正地进入和呈现出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核。马明高则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的效力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技术化的时代，文学批评的使命感愈发重要，1980年代式的现场批评仍有其珍贵的借鉴价值。詹玲则提醒大家关注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的崭新美学质地，她认为这种美学新质源自于创作者们对新时期以来的启蒙现实主义传统的突破。李安昆则借助对达真的小说的细读，以小见大地探讨了边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如何想象现代中国的问题。丛治辰提出研究界有必要将双雪涛、班宇、郑执及近年来围绕他们的诸多讨论视为一个完整事件，并将该事件放置于较长时段知识界、文学界与大众文化各自发展与互动关系中加以考量，以此折射出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及其可想象的未来趋向。

五、乡土变革与农村题材写作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乡土文学始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变革与农村题材创作，与会学者主要从“乡土文学叙事主题的嬗变”“乡土作家的创作审视”“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三个向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针对“乡土文学叙事主题的变更”，李勇认为受社会转型加速影响， “悲愤” “伤感”“嘲讽”业已成为近20年乡村小说叙事的主要情感态度。其中“悲愤” 情绪主导下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是当代最具时代感、现实意识和表现力的文学形式。但是受制于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这种风格的文学仍有极大提升空间。对有志于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来说，提升自我理性，增强社会历史分析能力，以应对庞大而复杂的转型期时代现实，乃是其紧迫任务。李相银则指出研究者应当以政治生态视角切入当代乡土叙事，进而从“体制性”与“民间性”的双重维度重新审视新时期以来乡村叙事的主题的嬗变。易瑛则提醒研究者关注新时期以来“民间信仰书写”在乡土小说中日益增长的比重，她认为“民间信仰仪式”不仅是当代作家进入当代乡土文化的重要通道，也是洞悉传统乡土价值理念溃散的窗口。吕晓洁认为近30年乡土小说在哲学层面上对乡村世界的精神空间的探索与人性自身枷锁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艺术上的开拓也达到前所未有， 从文体、 语言到具体的表现手法等都有所创新。

同时，与会学者们对既有的经典乡土文学创作和当下的乡土作家书写进行了讨论。李瑞华认为，刘庆邦的乡土小说具有鲜明的民俗学价值取向，其作品的民俗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刻画、 环境的营造和民俗风情、 地方志的书写方面。潘磊通过对乔叶的《拆楼记》的创作得失的探讨，指出该作因其对当下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征地、拆迁、赔偿等尖锐现实问题的直面书写，而在新世纪“非虚构” 作品中别具一格。吴长青以巴赫金的传统对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为基底，对比了麦家的《人生海海》和阿来的《云中记》，他认为这两部作品都呈现了中国乡村叙事的结构性变革，乡土叙事由断裂性向整体性迈进，多元文化共生的乡土叙事与意识形态的互动生成关系将成为未来乡土叙事的一种策略。赵天成通过对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叙述视点的探析，指出如果一定要对作者的身份意识进行明确，则高晓声更接近一个近似于传统乡绅的角色。

关于“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的问题，彭晓川认为乡土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城市题材取代日益衰落的乡村书写，将成为创作主流，中国文学已进入一个乡村文学衰弱而城市文学兴盛的转型时代。秦香丽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她看来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为承担着表述本土经验的新世纪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乡土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本土化倾向，具体表现在：第一，民间资源的征用；第二，语言的在地与返乡；第三，文体形式的古典倾向，特别是章回体小说的再次复兴。项静则认为时代的冲击给乡土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精神追求与形式特征：一方面是新的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写作已经开始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陆续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承担的部分，在拉伸了的历史视野和清晰化的差异中，不同时段关于乡村的建制和想象，都成为了重新讲述乡土故事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数字人文时代写作者的语境也在发生变化，抖音、小视频的兴起，乡村似乎获得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新的审美方式也正在写作者中间漫游。

六、“青年学者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路径”

作为当代文学研究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未来主力军，当代文学学会始终将发出青年学者的声音视为学会年会的重要任务。作为年会固定环节的青年论坛，在10月31日晚间开幕。本次青年论坛汇集了近百位参会的青年学者，由刘大先、丛治辰、詹玲和项静四位嘉宾主持。在自由发言之前，刘大先鼓励在座青年学者们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任意而谈，大胆辩论。丛治辰则强调本次论坛虽有核心主题，但界限宽泛，希望大家拿出青年人的锐气回应时代的迫切问题。

张维阳借由“铁西三剑客”在当代文坛的崛起，谈到了研究东北城市文学的意义。在他看来，1990年代以来“北方”的衰落与“南方”的崛起，使得大家天然地忽视了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建设成果及其所蕴含的巨大思想能量，而这对于我们全面地建构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谱系无疑是相当不利的。同为东北青年批评者的胡哲也强调，“铁西三剑客”创作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特征，他们的文学形式能够引发当下读者的共鸣，生动地证明了这种在地经验内在丰饶的对话性。而作为主持人的项静则对他们的发言表达了谨慎的赞同，她一方面表示自己确实也曾被“铁西三剑客”的部分小说打动，但是如今却越来越担忧于这些作家被他们自身过于浓重的“在地性”所限制。

作为网络文学研究者的贺予飞则提出学术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她强调网络文学已经具有如此巨量的创作规模，创造了如此巨大的阅读数量， 这恰是其价值的最好证明，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界必须对此予以正视并持续跟进。作为资深网络文学研究者的夏烈对贺予飞的发言表示赞同，他还强调对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同样刻不容缓。但周珉佳却认为，“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适用于不同的标准，创作量和阅读量的巨大和是否具有“经典性”没有直接联系。文学批评的前提永远应当以是否具备“经典性”为先，而不是做数字与算法的奴隶。

进行过“经典性”问题的论争后，樊迎春的发言将问题拉回会议的主题。她认为当代文学的批评家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具有不同的志向与趣味，新一代的批评家注定与老一代的批评家具有观念上的分歧。而她的发言也得到了在场的资深批评家洪治纲的幽默回应。

在气氛热烈讨论中，李安昆回应了张维阳、胡哲所提出的“东北城市文学”话题。他指出所谓的“城市文学”的说法，源自于中国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中，一般将农村和城市进行对抗化处理的惯习。他认为共和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更多地呈现为“乡土社会”与“单位社会”两种社会传统的区别。因此将“单位社会”“后单位社会”概念引入文学研究，或可为被结构性忽视的空洞“城市文学”填充崭新的内容。在乡土中国、城市中国、边疆中国之外，单位中国也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维度，其背后联系着前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吕彦霖则回应了项静对于“铁西三剑客”可能被其自身的“在地性”所限制的隐忧。他认为挑战大众文化中僵化刻板的东北印象，规避地域化的限制一直都是东北作家叙事取向中的清晰共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视为地域文化的胜利，相反应该看到这种独特的地域经验背后的丰富内涵——“铁西三剑客”的创作不仅以他们富于个体经验的“集体记忆”完成了对僵化的东北印象的反拨，而且展现出以“集体记忆”挑战固化的“历史叙述”的写作意图。与此同时，他们还为此创造出了富有“寓言现实主义”色彩的独特表意模式，这种表意模式则为我们重新审视、刻画1990年代以来日益复杂的当代中国提供了新的可能。

总体而言，本次青年论坛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如何看待“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意义与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文学价值两大问题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出身南方与北方的青年研究者虽然都对批评的介入能力抱持着信心，却在关注点上迥然不同。相对而言，南方的青年研究者们更加关注网络文学及其发展带来的思维新变，而北方研究者则更关注东北作家的创作及其背后的心态迁延。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