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在迟子建的写作中，对共同体的赞颂和向往，还有对社会的批判，是一体两面式的存在。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尚未进一步展开的社会批判，在《候鸟的勇敢》中成为了主要的书写内容。 《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候鸟的勇敢》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层面有很强的互文性，在主题上也有 密切的关联。在《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用了许多的笔墨来书写社会的失范，对社会世界从许 多方面进行了批判。这种种书写和批判，也映照了共同体生活的缺失。

关键词：《候鸟的勇敢》 迟子建 共同体 召唤

“两年以后，那些定居在激流乡的各个部落的人，果然因为驯鹿的原因，又像回归的候鸟一样，一批接着一批地回到山上。看来旧生活还是春天。”1这是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段落。像候鸟一样回归的人，是一些鄂温克族人。下山后，他们有机会过上“现代的”“文明的”生活，最终，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选择回到山上，重又过起打猎游牧的生活。在多年后，候鸟这一意象，在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中则再次出现，并且成为这部长达九万字的中篇小说的核心意象。

《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候鸟的勇敢》这两部作品，不只是有“候鸟”这样的意象关联，还有更为内在的相通之处。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分析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认为共同体包含着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社会则是抽象的与机械的构造。共同体中的生活是亲密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痛痒相关，契合度非常高。社会的特点则是切断一切的自然纽带，以独立的人类个体为基本单元，以契约和利益为基础。共同体和社会分别对应于古代和近现代的总体文化形态，社会从共同体中产生并逐渐凌驾于后者之上，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共同体和社会并非绝对的彼此替代关系。现代社会和现代民族国家中依然保留着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尤其是在一些较为边远的、现代性的介入相对有限的地区，社会生活仍旧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加以组织。在迟子建的写作中，对共同体的赞颂和向往，还有对社会的批判，是一体两面式的存在。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尚未进一步展开的社会批判，在《候鸟的勇敢》中成为了主要的书写内容。因此，《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候鸟的勇敢》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层面有很强的互文性，在主题上也有密切的关联。

一、现代人的境况

《候鸟的勇敢》有两个重要的意象，一个是候鸟，还有一个是候鸟人。候鸟很好理解，主要是到了冬季就往外飞的鸟。候鸟人则分为两种：一种是夏天时到瓦城来度假或做生意的外地人，“多是生活在南方各火炉之地的老年人或自由职业者，他们生活上相对富裕，这些人很少在瓦城买房，以住旅店和租房为主”2。还有一种，是到了冬天就往温暖的南方迁徙的瓦城人。候鸟迁徙靠翅膀，候鸟人则依靠飞机、火车和汽车等交通工具。对于夏季来到瓦城做生意或度假的候鸟人，《候鸟的勇敢》着墨不多，冬天南迁的瓦城人才是书写的重点。这类瓦城人具有如下特点：“能够在冬季避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在南方沐浴温暖阳光和花香的瓦城人，要有钱，也得有闲。瓦城人普遍认为，如今的有钱人，一部分是凭真本事、靠自己的血汗挣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靠贪腐、官商勾结得来的不义之财而暴富的。在他们没有案发前，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在老百姓眼里，这一部分人的比例要高，也最可憎。就拿根在瓦城的候鸟人来说吧，他们选择的冬季栖息地，多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三亚、海口、珠海、北海、深圳、广州等。这些地方的房价和房租，始终是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能在这些地方买得起房，付得起房租，消费得起的，要么是瓦城各级领导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等；要么是与官员关系密切，从而包揽各种市政建设工程的商人。他们深秋从瓦城带走各类土特产，去南方一住就是半年，直到瓦城春暖花开，南方也热了起来，他们才带着新鲜的热带水果返回。”3

《候鸟的勇敢》还有两个主要的叙事空间。一个是金瓮河。它所包含的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和松雪庵/娘娘庙，是小说场景最为集中的地方。另一个主要的叙事空间是瓦城——北方的一个小城市。金瓮河还不能说是一个自足的地域共同体或自然共同体，瓦城却主要是以滕尼斯所说的社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瓦城是高度社会化和功利化的，是一个纲乱纪驰的所在，有很多的弊病。滕尼斯把契约和利益视为社会的基础，瓦城则主要是围绕着金钱、权力等利益来运转。

周铁牙是连接金瓮河和瓦城的一个关键人物。作为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站长，他并没有尽到保护候鸟的责任。相反，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周铁牙不惜捕捉野鸭，把野鸭卖给饭店从中获利。他还把野鸭送给瓦城的官员或官员家属，通过这种方式来疏通、维护人际关系。由此，保护对象的野鸭，成了“商品”或“礼物”。

《候鸟的勇敢》中写到，周铁牙带着野鸭去看望姐姐周如琴，这里头有对亲情的期待，也和周如琴的女儿、周铁牙的外甥女罗玫是瓦城林业局最年轻的副局长有很大关系。姐弟见面，虽然少不了叙家长里短，但是更多是利益的往来与利害的叮嘱：“周如琴对弟弟说，现在不比从前，做官要处处谨慎了。她告诫弟弟在外不可仗着外甥女做官，任意妄为。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不要说大话，为人低调些。以后野鸭也不要送了，不能因贪口腹之欲，铤而走险。话虽这么说，她对野鸭还是表示出热情。周铁牙知道，尝鲜加之特权享受带来的优越感，是姐姐钟爱野鸭的原因。”4更为讽刺的是，姐弟俩聊天时，周如琴谈到她女儿时也管她叫“罗局长”而不是“玫玫”。权力关系是如此的赤裸，又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周铁牙离开时，周如琴送了一个电动按摩棒给他，说是对舒缓腰颈不适非常管用。周铁牙虽然嘴上说还是有姐好，但是心里又觉得，自己大半年都在管护站，那里还没有通电，送这个礼物给他只能在冬天时使用，他因此觉得姐姐并未真正把他放在心上。

周铁牙所想的，或许是实情，可是他的这次探访，也带着明显的功利目的。周铁牙并不排斥权力，而只是不想在权力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位置，不想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小说后面的章节写到，在罗玫被提拔为林业局局长后，检查站的老葛为了给女儿找工作前来和周铁牙拉关系，给周铁牙送了一万块钱。听到罗玫高升，周铁牙是开心的。开心的理由也多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比如他以后再去瓦城的饭馆，谁还敢收受他的吃喝钱呢。又比如遇到熟人，肯定都是别人老远就先伸出手来，主动与他打招呼。透过这些心理活动可以看出，在骨子里，周铁牙是热爱权力的，也未必比他姐姐周如琴更看重感情。只有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下风时，周铁牙才会诉诸亲情。在遇到老葛后，周铁牙还遇到了另一些人，他们都已经知道罗玫升任局长的事情。这时候，周铁牙就很不高兴了：“外甥女升任局长，满城人都知道了，罗玫却没差人过来跟他说一声，分享快乐，看来他这个当舅的，对她来说并不重要。而来报喜的老葛，打的不过是个人的小算盘。周铁牙由此想到石秉德人工孵化的那只小野鸭，初始被野鸭群接纳了，但最终它还是被其他小野鸭给合力啄死，便觉得天地间所有的动物，无论低级高级，逃不脱弱肉强食，免不掉利己排他。罗玫没发迹前，周铁牙和姐姐之间还有一条紧密相连的线，而罗玫的官职就像一把锋利的剑，将这条看不见的线给斩断了，周如琴飞到山巅，而他落入谷底，从此她们看他是睥睨天下的俯视，而他只能奴隶似的仰视。周铁牙这样想的时候，觉得金瓮河上浮动的阳光，也有裹尸布的意味了，因为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生物间的杀戮，它们在深处搅起的或浓或淡的血污，从来就不曾消失过。”周铁牙似乎对权力有所反思，但这样的“反思”，只是在意识到自己是弱者时才出现的。一旦自己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的位置，周铁牙立马就会变得自得而自大。

除了去看望姐姐周如琴，周铁牙在进城的时候还去了林业局局长邱德明家，给邱局长的父亲邱老也送了两只野鸭。最后的那只野鸭，则以400元的价格卖给了福泰饭庄。福泰来的老板叫庄如来，“庄如来在瓦城是个有钱的主儿，除了福泰饭庄，还拥有一家歌厅和一个屠宰场。他与瓦城历任公安局长都能结为铁哥们，所以他开的歌厅涉毒涉黄，也无人敢查。庄如来在海南岛的琼海和东方，都有房产”5。庄如来除了是瓦城的富人，还是一个饕餮的形象：“庄如来食肉之猛，在瓦城也是出了名的，盛传他吃烤串，一顿能吃五十串羊肉，二十串鸡肉，外加十串腰花。他吃猪蹄，一次能吞下十只。他不爱吃青菜水果，他身边的两个女人，为了他的健康，练就了炒青菜和榨果汁的好手艺，哄小孩子似的喂他。庄如来一米七二的个子，体重却有一百八十斤，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6庄如来贪恋食色，长袖善舞，为了金钱能不择手段，集合了现代富人的许多毛病，在小说中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色彩的候鸟人。至于周如琴、邱老这些候鸟人，《候鸟的勇敢》中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他们的形象也是鲜明的。

在周铁牙、周如琴、罗玫、邱老、庄如来等人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金钱、权力是盘根错节的存在，利益则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又一个的节点。人情或感情不过是假面，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利益。而这样一种功利的、计算的思维，不仅存在于社会中，也存在于家庭内部。张黑脸和张阔是父女，张阔对父亲张黑脸，并没有什么感情。对丈夫，张阔同样没有什么感情，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一起生活：“张阔的男人近年挣了些钱，手上宽绰了，就常去洗头房和捏脚屋泡妞，很少碰她了。她想你忙活别的女人，让我闲着，我得多给你戴几顶绿帽子，才算对得起自己。她也找男人，不过不固定。今天是修汽车的，明天是开茶馆的，后天又可能是个在她家居住的候鸟人。在她想来，不固定的关系是玩，固定的关系往往要互负责任，闹不好就是你死我活，她可不想在婚姻上伤筋动骨，还想和她男人过，毕竟他们有共同的孩子。”7由此可以看出，张阔的思维方式是极其功利化的，也很社会化。对丈夫，面对丈夫的种种作为，张阔也主要是从利益的角度去衡量，去选择，而没有情感的因素。

在滕尼斯的视野中，社会和共同体存在这样的差异：“共同体既是对立于社会的历史文化，更是用来反思社会的理论参照系。批判首当其冲便是针对现代人的心理世界，相对于自然情感同人造理性分离的处境，共同体式的本质意志既意味人的自然起点，更指向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的理智与情感的谐和，自身同所属的更大统一体内的情感联系。”8在共同体文化的浸润中长大的个体，天然地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更高的整体和秩序，并且对于这个整体有着天然的责任感，需要顺应这个秩序，履行责任。社会中的个体却并非如此。他们总是把个人的需要和利益放在首位，只是基于个人利益而行动。在社会中，利己主义思维是相当普遍的，“仿佛每个人都在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每个人都把彼此看作与自己等同的人，但实际上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而且每个人同所有其他的人对立，他只关心自己的重要性和自己将获得的利益。当某人向另一个人提供令后者适意的东西时，他至少会期待乃至于要求收到一个等值的东西；因此，他会权衡自己给予的服务、恭维以及礼物等等，看看它们是否能满足了自己希望的效果”9。只要看看周铁牙、周如琴、罗玫、邱老、庄如来、张阔这些人的言行举止，便会发现滕尼斯的论断是非常有见地的。

这种算计性思维，不只对社会建制和人际关系起到伤害的作用，也会造成精神的败坏，会造成信仰的缺失。这种状况，同样是《候鸟的勇敢》所重点关注的。小说中写到，人们在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对面修建姑子庙，但这并非出于精神或信仰的需要，而是为了带动旅游。瓦城宗教局的干部在参与姑子庙的管理时，念念不忘的，也始终是利益：“开春以后，瓦城宗教局的干部，来娘娘庙两回了，说别的地方的寺庙，得到的布施多，香火钱多，能带动旅游，为当地经济发展助力，可松雪庵却吸引不了香客，寺庙应该找自身原因。宗教局的人出点子，说三圣殿有东方白鹳坐窝，就可以广泛宣传，说是送子鹤飞临；还有瓦城林中不乏松树明子，松树明子油脂饱满，色泽漂亮，芳香宜人，他们发现很多百姓，将其加工打磨，穿成手串，非常漂亮。松雪庵可与瓦城私营木器厂合作，将松树明子加工成佛珠，给它取个豁亮的名字——北菩提，放到寺庙开光出售，肯定大受欢迎。”10主管部门从未想过让娘娘庙承担精神事务的作用，更没有任何信仰上的考虑，而是带着明显的物质效益诉求。形形色色的香客们，他们来姑子庙同样脱离不了现实利益和现实诉求——“香客们来松雪庵，在前殿的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前祈求快乐平安；在中殿的药师佛前祈求身体安泰、百病不染，在文殊菩萨前祈求金榜题名，在释迦牟尼佛前求官、求财、求寿；在后殿的送子娘娘前祈求子孙兴旺。总之，人们求的大都是世俗生活的阳光雨露。有没有人为尘世的自己和已故亲人求清净和超脱呢？极少。所以娘娘庙每年中元节为往生者办的超度法会，都很冷清。”11姑子庙本应是精神信仰之所，在小说中却不过是世俗社会的组成部分。娘娘庙中的几位修行者，也大多为世俗社会的法则所害。云果师傅据说是一个官员的情人，因官员贪腐事发，就把名下官员送的房产更名给他人，削发做了尼姑，以此保存财产和免受牵连。身在娘娘庙的她，其实凡心未净，从衣着到言行都可以看出世俗世界对她的牵扯。德秀师傅选择出家则是被迫无奈。从组织形式上看，她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然而，她时刻受到前现代的迷信思维的戕害。她被视为一个会克夫的人，被视为一个会给儿女带来厄运的人，被视为一个不吉利的人。伤心绝望之下，她选择出家，后来又与张黑脸有了说不清的纠葛和“混沌的幸福”。

瓦城也好，金瓮河河畔也罢，都不过是喧嚣的世界，是人心动荡的世界。如迟子建在创作谈中所谈到的，“《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12。

二、重返自然与重获人的自然本性

《候鸟的勇敢》对社会世界种种病态的批判，还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是理性化，人和自然的关系由此割裂，人成为自然的征服者与立法者，自然则成为人表象的对象，成为人征服与利用的对象。在《候鸟的勇敢》中，很少看到人们对大地、对自然有什么敬畏之心。在大多时候，人们也无法领略自然的美。只有极少数的时刻，他们能够领受或体会自然之美，才能部分地恢复人的自然本性。

蒋进发是《候鸟的勇敢》中值得注意的又一个人物。他是瓦城营林局的局长，还有两年就到了退休的年纪。此时的他上班晚，下班早，每天把读书看报视为基本工作，其他事情，尤其是棘手的事情，一律往后推。为了给退休生活做准备，蒋进发爱上了风光摄影，置办了高级摄影器材，每天早出晚归。“拍得多了，他总结了一套人生哲学，说是人生就是两步棋，日出和日落。走完了日出，就得下日落这步棋。以前他对在文联工作的人嗤之以鼻，说那儿的人半疯，现在却乐得加入疯人的行列，参加他们组织的瓦城风光摄影大赛，作品还拿过金奖呢。”13蒋进发的这种种转变，他对“风光”或“自然”的“热爱”，是因退休而逐渐失去权力的一种应对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的一些社会属性在逐渐减弱，自然本性则有所回归，有所增强。听周铁牙汇报说金瓮河上来了东方白鹳，蒋进发不单从“退休前的工作倦怠期”中脱离出来了，快刀斩乱麻似的给管护站增加了经费，还打着响应上头的精神、领导该多下基层的名义，跟随周铁牙前往管护站。“蒋进发在管护站待了四天了。不用上班，不用应对各种文件和会议，他逍遥自在，无比舒畅。太阳成了他的令牌，他的行动依它而行。他凌晨四点多起来，洗漱完毕，守在金瓮河畔，拍日出和候鸟。早饭后喝过茶，就去溪流、草塘、沟谷、林间，拍溪流中的游鱼，草塘中的野鸭、白鹳，沟谷里摇曳的野花，林间的各色树木，以及出现在他视野中的多姿多彩的鸟儿。到了黄昏，太阳离去之际，他仿佛是与情人离别，万般不舍，把它每个下坠的瞬间，都抢拍下来。”14这时候的蒋进发，作为一个社会人在返归自然后的状态是真实的。在这样的时刻，社会世界的那种功利计算的状态，离他是比较远的。只是这样的时刻，在蒋进发身上并不多见，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

周铁牙也是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作为管护站的站长，周铁牙一年里有大半的时间都是在管护站度过的，自然的美景虽然围绕着他，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无法领略自然之美。功利计算的思维占据了他的心与脑。不同于蒋进发的是，只有在功利计算得到满足时，周铁牙才能“领略”自然本身的美。关于他，《候鸟的勇敢》中有这样的段落：

周铁牙洗完澡，坐在木墩上一边抽烟，一边眯缝着眼晒太阳。他此时不缺音乐，风儿像多情的手指，让树和花草做了琴弦，轻拨慢弹，发出动听的声音。此外金瓮河的流水声，各色鸟鸣虫鸣，在消去人语的时刻，此落彼起，令他惬意。

周铁牙心底也确实愉悦，因为在和石秉德深谈后，得知他不过是以学科领域带头人的身份，来这里创建研究站，最终还是要回到大学。研究站早晚也要交与地方管理，他的团队，会不定期有人过来，继续科研工作。周铁牙想只要研究站交与地方，等于交与他，管护站有笔经费，研究站再来一笔，岂不锦上添花？只要将财权抓住，钱是爷爷，他手头宽绰了，哪怕在专家面前装孙子，又能算啥!15

身处金瓮河的周铁牙，此时此刻就在自然的怀抱中，但他和自然不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关系。自然之美，只是非常短暂地给他带来感觉层面的快乐。占据他心灵的，依然更多是对于利益的追求和计算。身为管护站站长，他所想到的，主要是如何把野鸭等野生动物作为获得利益的交换工具，或是用来满足个人的口腹之欲。小说中对这种身份与行为的冲突的描写，颇具批判意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重返自然是困难的。在一个社会世界中，要重获人的自然本性，也非常非常难。小说中的张黑脸是一个独特的人。他原名叫张树森，是防火办的扑火队员。有一年在山中扑打大火时，他与主力扑火队员失联，又遇到一只老虎：

饥饿加上恐慌，他昏了过去。等他苏醒时，天在落雨，可他的脸并没被浇着。他眼前有一把巨大的羽毛伞，黑白色，伞柄是红色的，是他此生见过的最华美大气的一把伞。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白身红腿黑翅的大鸟，站在他胸腹处，展开双翼为他遮雨。张黑脸说，他一时以为，自己是到了天堂。他伸出双手，左右拂了拂，谁知左手碰到的是一株樟子松幼苗，右手触到的是一个娇嫩的桦树蘑——他把桦树蘑的伞盖给打掉了。张黑脸双手沾染的樟子松和桦树蘑的清香气，让他明白他还在大地上，因为他的手拂到的不是空中的云。他侧身一望，乌云正在他头顶翻滚呢。他苏醒后不久，雨停了，这只叫不出名字的大鸟，收束翅膀，一跳一跳地消失在密林深处。他吃力地坐起来，眺望天空，在彩虹现身之处，发现了这只腾空飞起的大鸟，它就像去赶赴一场盛宴，姿容绚丽，仪态万方。16

这个特殊的经历使得张树森成为一个奇特的人，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只说自己在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当判官，那里人都叫他张黑脸。张树森的经历带有传奇的色彩——传奇手法的融入，在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是常见的。17在《候鸟的勇敢》中，这一传奇经历，使得张树森变成了张黑脸。这并非只是称呼的转变，也是角色的转变。小说中写道，“他再次醒来时，忘记很多事情了，比如他单位的全称，他结婚的日子，他的年龄甚至他的名字。他本来叫张树森的，可他非说他这一段，一直在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当判官，那里的人都叫他张黑脸”18。他所忘记的，实际上主要是他原有的社会角色。他将成为金瓮河乃至自然的守护者，成为现代社会的“判官”。

张树森变成了张黑脸，也从扑火队员变为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工作人员。同为管护站的人，周铁牙和张黑脸形成鲜明对比。周铁牙曾当过伐木工，后来成为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站长。不同于张黑脸对自然的热爱和呵护，周铁牙所奉行的是社会化的思维。对自然，包括本该成为保护对象的候鸟，他并没有感情。这些对他来说，不过是他利用的对象。他所想到的是在这个岗位多捞一些钱，再过几年退休了也能在冬季去南方避寒，也能成为候鸟人。他的思考方式是高度社会化的。张黑脸的思维方式则是日益原始化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原始思维的回归，有一种自然本性的回归。他时常把自然人化，也把人自然化，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由此得到恢复。在候鸟管护站工作时，张黑脸对野生动物的关心是真切的，在发现周铁牙可能偷猎野鸭时，张黑脸非常生气，“见到熟悉的车子停下，他沉着脸走过来，也不顾蒋进发在旁，把鸭毛插进周铁牙的鼻孔，郑重宣布，以后管护站的站长不姓周，姓张了”。“张黑脸喘着粗气说：‘俺等你一夜了！储藏间网笼挂了鸭毛，谁都知道，那间屋窗户和门都关着，野鸭飞不进来。网笼是你做的，俺没用，你用了，它干了啥，你说说看呐！我和俺，不能答应你这么干！你不是站长了，哪有站长晚上不回管护站的！’”19为了保护野鸭，张黑脸敢于和周铁牙对质，后来为了守护东方白鹳，张黑脸还准备留守管护站，甚至不惜推迟婚期。

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自然的敬畏，对天地万物的爱。这种自然本性，就张黑脸而言，表现为一种从成年人到孩童的“退化”。正如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谈到的，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常常用以己度物的形式，使得无生命的事物也具有感觉。由此，他们对意义和秩序的理解，也和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

迟子建在小说中对张黑脸的角色转变进行这样的安排，是独具匠心的。“傻瓜是一种特异体（Idiosynkrat）”，“傻瓜的特征既不是个体性也不是主体性，而是独特性。因此，傻瓜与还不能称其为独立个体或者成人的孩子在本质上相似。构成其此在性（Dasein）的，不是个性上的特征，而是无人格的自在发生（ Ereignis）：‘因此，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彼此相似，几乎没有独立个性；但是他们却有独特性，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鬼脸，和那些不属于主体特征的自在发生（ Ereignis）。幼童身上自内而外散发着内在生命力，那是一种纯粹的能力，还是一种超然于痛苦与羸弱之外的幸福感。’傻瓜与纯人（Homo tantum）相似，后者是‘尽管不与他人混淆却不再有名字的人’，傻瓜可以进入的内在性层面是去主体化和去心理化的矩阵，是使主体摆脱自身，拯救其进入‘虚空时代无限空间’的否定性。傻瓜不是主体，‘而是花一样的存在：永远向着阳光绽放’”。20张黑脸的痴傻和孩童化，不过是表面，从深层来看，涉及的是不同的视力和观念。在他的各种“胡言乱语”中，有一种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思，一种抱朴含真的思，一种向着自身回归、让自然如其所是地存在的思。

三、神话与流言

《候鸟的勇敢》有多条叙事线索。这是其一：周铁牙偷猎野鸭送给瓦城林业局邱德明局长的父亲邱老，还有周铁牙的姐姐周如琴，剩下的则卖给福泰饭庄的老板庄如来。此后，邱老被误诊为瓦城首例禽流感患者，庄如来和周如琴也出现身体不适。后来，邱老死于重度肺炎并发多脏器衰竭，庄如来则死于脑出血。虽然禽流感并未发生，但是瓦城的底层百姓相信禽流感已经发生了，相信候鸟杀死了邱老和庄如来。因此，候鸟是正义的使者。小说中写到，瓦城已经很久没有神话流传了，但这一充满荒诞色彩的禽流感事件发生后，候鸟不仅成为瓦城人的话题中心，还演绎了多个版本的神话，口耳相传。

演说这类候鸟神话的，是东市场的各色业主，是平安大街出苦力的人——颠勺的、剃头的、修鞋的、卖油的、扎纸花的、炸油条的、做棉活儿的，是城郊低矮破败的平房中久病的人，落魄的人，有冤难诉的人。他们在杂乱的市场，肮脏的小巷，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嘁嘁喳喳传播着候鸟惩恶扬善的动人故事。在这样的故事里，候鸟有时是白鹳，有时是野鸭，有时又是天鹅。但它们在传说中，一律是神派来的光明使者，它们的翅膀，是扶贫济困、匡扶正义的旗帜。它们牺牲自己的肉身，以疾病为利剑，刺向人间恶的脓包，铲除不平。21

小说中写到，瓦城的阶层划分方式有很多种：官人与百姓、富人与穷人、候鸟人与留守人。对于百姓、穷人或留守人来说，上述的这一切是“神话”。官人、富人或候鸟人一方，则倾向于把这命名为“流言”，甚至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故意传播虚假恐惧信息等罪名把一些传播流言的人带走。

不管这是神话，还是流言，都极其重要，代表着不同的价值。神话本身就是特别重要的，按照南希的说法，“在神话最初的姿态中（神话总是起初的，总是关于起初的），它表现或甚至表现的就是逻各斯的活生生的生命。神话学，被理解为作为神话的发现和叙述（尽管叙述与发现难以区别），是‘活生生的和有生命的’；神话中那些‘道听途说来的话，是从在世界上表现的人类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它是本原鲜活的言语，因为本原，所以充满生命活力，因为充满生命活力，所以本原。在它初次的慷慨激昂的发言中，像黎明一样同时开启了世界、神和人类。因此，神话也不仅仅只是初次的文化。因为它是‘本原的文化’，神话便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是对直接性在场的超越（超越神、人、言语、宇宙，等等），它直接内在于它所超越的和它所照亮的或将之交付给命运的一切。神话是嘴巴的张开，直接等同于宇宙的封闭”22。神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蕴含着对普遍意义的言说，蕴含着对最本源的价值的言说。流言也有它的重要之处。“毫无疑问，叙事始于流言，也就是人和人之间口耳相传的那些简单故事。流言一直是文学的一个民间艺术版本，一种邻里间简化各种事件并探究其意义的方式。与更宏大的故事讲述形式一样，流言表达了我们的担忧和焦虑，给出了道德评判，同时也包含了讽刺和歧义，对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理解，就像那些最伟大作家的最严肃的作品一样。而当我们谈论流言时，我们不仅在评判所谈论的那些人，也在评判自己。”23需要注意这两种不同的宣告方式，以及宣告背后所蕴含的意图与价值。

在这些“神话”或“流言”中，我们能看到普通百姓对公平与公正的期待，还有他们的道德评判。候鸟在小说中正承担着这样的期待。

四、共同体的召唤

《候鸟的勇敢》中所描述的社会，是一个伦理失范的社会。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在埃德加•莫兰看来，伦理与爱对于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对于自主和负责任的个人而言，伦理是连结的律令（impératifde reliance）的表达。让我们不断地去重复：一切伦理行为事实上都是一种连结行为，与他人的连结，与自己亲朋的连结，与共同体的连结，与人类的连结，最后是置身宇宙之中的连结……爱是人类连结的至高形式。爱是伦理的极致表达”24。莫兰所提到的这种种连结，在《候鸟的勇敢》所描绘的世界中是很少存在的。相反，伦理关系的失范，伦理的断裂，爱的缺失，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在《候鸟的勇敢》中，“爱的连结”，反而是在张铁牙和德秀师傅这两个从伦理层面来看最不可能发生连结的人之间发生了。对于这种连结的发生之难，对于伦理与爱的困境，《候鸟的勇敢》中有许多出色的书写。“形形色色的伦理观念深深嵌入处境、情感、行为之中，在那里呈现出最生动的面貌，而以论理方式展开的伦理学只能从一个层面探照这些观念。在很多方面，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更有力地穿透时代的伦理经验。”25

在《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用了许多的笔墨来书写社会的失范，对社会世界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批判。比如王春林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候鸟的勇敢》涉及现代生态保护、阶层固化、官场的带病提拔等问题。26这种种书写和批判，也映照了共同体生活的缺失。保罗•霍普认为，“共同体的类型有很多种，人们可能也可以从属于多个同共体”，其中，“地方或邻里共同体，可以是一个村庄，也可以是乡镇或城市的某一个星域，也可以是一个居住的社区。事实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地方或邻里共同体的构成，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这里没有普适的定义”27。金瓮河有点共同体的影子，但是还不能称之为共同体。虽然金瓮河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样，都承载着作家本人的生活理想和人文理想这种“主观意识”，但是前者的存在是岌岌可危的，构成也非常单一，还不具备成为共同体的条件。虽然有张黑脸和石秉德这样的人守护着金瓮河，但是张黑脸作为一个弱者，无力于扭转局面，无法往更大处去建设，石秉德最终也离开了金瓮河。金瓮河的前景并不明朗。

然而在《候鸟的勇敢》中，共同体的缺失，共同体生活的缺失，又构成一种召唤。这种缺失提醒人们注意，人和自然中的各种生灵或生物理应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或自然共同体，“不能以化约或割裂的方式去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是一种地球与生物圈的实体。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人类，产生于生机勃勃的、物质的大自然，又因为文化、思想及意识而与之隔离，人应该在大自然中返本归源，充实精神。我们与生物圈不可分离的共同关系，是我们抛弃了普罗米修斯般的征服自然的幻想，取而代之的是与地球共生的向往”28。

迟子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在写作《候鸟的勇敢》之前就已经开始。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等作品，都是这些思考的文学性表达。迟子建的思考也一直在深化，日益开阔。2018年，在受邀到新加坡参加文学节时，迟子建曾做过一次演讲。她在这次演讲中谈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速度成为许多领域的追求。高速度的发展，既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造就了人类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丰富，但是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她尤其注意到其中存在的现代和文明的不对称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文学在其中的独特角色：“在发展过程中，现代和文明，本该是铁轨的双轨，共同负载时代的高速列车，可这两条轨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对称，甚至扭曲变形。所以我们生活的列车，在人类日渐膨胀的欲望中，并不是一路凯歌高奏的，越来越多的站台出现了迷失者。盲目向前，让人疲惫空虚，灵魂无所依托，快速度并没有带来与之同步的愉悦度。这个时候，文学作品以它独立不羁的气质，加入到做时代速度减速阀的行列中——回望我们的足迹，反思我们发展中的过激行为，从各个不同角度，拾取我们不该遗忘的事物，让灵魂有所皈依。文学比时代慢半拍的天性，让它成为收获过的大地之上一个安然的拾穗者，自觉地承担了去沙取金的使命。”29迟子建并非现代文明的反对者，并没有在古典和现代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认为绝对现代的生活才值得一过。她只是主张，追求现代的同时，也该葆有古典的精神，认为“在飞驰的高速列车下，有我们该停顿片刻拾取的人类神话，有该体恤和关爱的生灵，有穿越生死和时空的大爱”30。

迟子建对人际伦理和自然伦理的言说，还有她对这种种状态的批判性书写，也让人想起利奥波德的自然伦理共同体的构想。在《沙乡年鉴》中，他曾提出，人的伦理观念存在如下层次。最初的伦理观念，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伦理关系，则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人类对其生活环境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又出现了第三个层次，那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未认识到这一伦理层次的必然性，也没有形成一种很好地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成长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伦理观。从习惯上和传统上，土地只被看作人的财富。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人们只需要特权，只想理所当然地利用和索取，而无须尽义务与责任。31以人类的历史进程为视野，利奥波德认为人应该改变他们目前的征服者的面目，而成为共同体的一员。人类应该对这个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怀有尊敬，也对共同体本身怀有尊敬，应致力于维护共同体的稳定、美丽与和谐。诸如此类的“共同体的召唤”，在《候鸟的勇敢》中也时有出现。这样的声响，穿过四季，穿过暴风雪，在大地上传递，在读者的心头回荡。

迟子建对人际伦理和自然伦理的言说，还有她对这种种状态的批判性书写，还让人想起南希关于共同体的论述。在南希看来，“现代世界最重大、最痛苦的见证，——它或许聚集了这个时代按照人们不知道的某种法令或必然性而必须承担的所有其他见证（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历史之思的衰竭）——就是对共同体（或共通体: communauté）的分裂、错位或动荡的见证”32。而对于这种共同体的危机时刻或危机状态，南希特别肯定文学的意义，认为“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开启了一个共通体。因此存在一个无庸置疑、不可压制的文学共通体，每个写作（或阅读）或试图通过外展自己来写作（或阅读）——这不是强迫自己来写作的人（强加自己的意志而不外展自己的，都已经不是写作，也不再是阅读、思考、交流）。在此，共通开始了，而不是结束了”33。阅读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等作品，会觉得南希所言不虚。她的写作，既是对共同体生活缺失的见证，也是对共同体的召唤和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精神或理念得以传递，情感的力量也得以持存和扩大。

[本文为“岭南英杰工程”后备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青年后备人才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2 3 4 5 6 7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1 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35-36、56、102、103、43、129、21、202、58、86、134、37-38、38-39、81页。

8 张巍卓：《译者导言》，收入《共同体与社会》，[德]滕尼斯著，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xxvii页。

9 [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51页。

17 具体论述可参见郭冰茹《历史叙述与传奇笔法——读〈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20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115-116页。

22 32 33 [法]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张建华、夏可君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159-160页。

23 [加]罗伯特•弗尔福德：《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李磊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24 28 [德]埃德加•莫兰：《伦理》，于硕译，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8、238页。

25 陈嘉映：《走出唯一真理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2页。

26 参见王春林《日益走向开阔与浑厚——关于迟子建〈候鸟的勇敢〉兼及“大中篇”的一点思考》，《上海文化》2018年第9期。

27 [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沈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9 30 迟子建：《用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也是冬天，也是春天》，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77、282页。

31 参见[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5页。

[作者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