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方“版块”的山西新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造了一种发奋“开垦”、成果累累的景象。但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这段文学史却被埋没了、淡忘了，人们误以为1940年代出现的“山药蛋派”文学，就是山西现代文学的开端。这种现象，大约在全国很多地域文学中，都曾发生过。本文旨在发掘，在中国现代文学潮流的波及下山西新文学的本来状况，众多作家在文化、文学方面的承传、创造，山西新文学对全国新文学的突出贡献，以及山西新文学的内在局限、问题并追溯新文学源头，贯通文学史长河。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史 山西新文学 打通文学史

“开垦时代”

进入时间隧道，逆行，直达1933年6月20日。在遥远、闷热的上海，鲁迅先生为太原一家木刻社郑重地修书一封，曰：“……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1这个木刻社叫“榴花艺社”，是唐诃等人发起成立的，他们知道鲁迅热心提倡木刻，便寄赠新刊，并致函索求木刻作品，给予支持。鲁迅在回信中解释了不能赐稿的客观原因，嘱咐他们要注意斗争艺术，并对太原乃至山西的新文艺作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没有亲临过山西，但对这个内陆省份是了解的。他与十多位晋籍作家从1920年代中期起，或来往、或共事、或通信，知晓他们的生存、活动和创作，也熟悉山西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情况，以他敏锐的眼光和深广的洞察，窥见了山西新文艺的发展态势，用“开垦时代”作出了形象、精辟的概括。

所谓“开垦时代”，就是正在开拓、收获可观，但尚有距离、还须推进。山西新文学作为全国新文学中的一个“版块”，虽不能与得风气之先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相比肩，但在全国各省中已然是走在前列的。正如评论家杜学文所说：“山西地处内陆，环山靠水，有表里山河之誉。这种地理环境在客观上形成一种比较封闭的状态。但是，山西恰恰又是一个并不封闭的区域。”2要论述山西新文学还须回溯到20世纪初期，景梅九、景耀月等辛亥革命先驱，他们赴日留学，成立了山西同乡会、同盟会，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夏声》等新文化报刊，还率先从事文学创作，倡导白话文学。景梅九1905年发表长篇小说《玉楼影》，1907年发表短篇小说《清快丸》等，是当时正在滥觞的白话小说中的优秀之作。董大中评价说：“景梅九是新旧文学之间的桥梁。”3景耀月是新文化活动家、政治家，创作有诗歌，还有小说《虚无党奇谈》。梁启超1902年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4他把“小说革命”纳入政治社会变革纲领之中，直接推动了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景梅九等白话小说的实践，有力引导了山西新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的前行。

“五四”新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是小说文体的变化，而山西作家大多以小说为主，因此我们的论述也从小说创作切入。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和内在变革力量的撼动下，经历着剧烈而深广的文明转型，引发了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山西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运演着由古典文学形态向现代文学形态的蜕变。1919年8月，山西省立一中的王振翼等人，就在早期党的领导人高君宇的指导下创办了《平民周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1920年4月，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成立，随后创办了《新共和》期刊，宗旨是“研究学术，宣传文化”。1921年成立的“晋华书社”，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集散地，不仅出售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革命书刊，还秘密翻印发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刊，与北京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遥相呼应。1925年起，山西新文学运动出现了风生水起的局面。山西大学成立“曙光社”并创刊《醒狮》半月刊，太原成立“红光文学社”同时创立《红光》刊物，文化同仁组织“滂沱社”即创刊《滂沱》杂志，还有“海涛社”出版刊物《海涛》，“火花社”出版刊物《火花》，“晨曦社”出版刊物《晨曦》等，特别是“太原文学社”的《文学周刊》和“晋新书社”的《国鸿》，发表了新文学运动的活跃人物胡适、沈尹默、孙伏园、孙福熙等人的多篇文章，推出了新文学的大量作品。此时影响最大并在全国“北战南征”的是“狂飙社”。1924年8月，省立一中肄业的文学青年高长虹，约集高沐鸿、段复生、荫雨、藉雨农以及胞弟高歌六人，在太原成立“平民艺术团”，筹备《狂飙》杂志，开展狂飙运动。9月，《狂飙》月刊第1期在太原出版，一年之内共出版三期。同时高长虹独自赴京，创办了北京版《狂飙》周刊。1926年，高长虹与“狂飙社”又移址上海，出版《狂飙丛书》。“狂飙社”在五年的时间里，举办了多种文学活动，编辑了《狂飙》以及《莽原》《弦上》等数种文学书刊，不仅促使编辑成为新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同时扶植了一批文学青年，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发展中功不可没，直接推进了山西新文学的成长壮大。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却寂寂无名，甚至被污名化。

1930年代的文学，山西同全国一样，发展到“左翼”文学时期，山西文坛发生了两次论争。第一次是1931至1932年关于“小资产阶级文学”与“普罗文学”的讨论；第二次是1934年关于“大众化”问题的争论。两次论争，对新文学走向现实社会和广大民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带动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成长。这一时期，除了如上所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继续开展活动、推出新人、发表作品外，有几家报纸副刊，在新文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高沐鸿主编的《山西日报》“前线上”双周刊，史纪言主编的《民报》“副刊”，高沐鸿主编的《太原日报》“开展”专刊，这些报纸副刊周期短、发行大、受众广，所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在社会和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山西新文学从“开垦时代”，已然进入了“收获时代”。

1937年之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持续，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抗战文学时期。山西文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元共存、蓬勃发展的态势，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面“窗口”、一方“热土”。其时，至少有三种形态的文学“绽放”在山西文坛。一种是从全国汇聚到山西的文化界人士，其中有不少著名作家，如丁玲、沙汀、周立波、艾青、周而复、阮章竞、萧红、何其芳、陈荒煤、刘白羽、柳青、田间等等，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作品。另一种是山西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作家，如赵树理、冈夫、李古北、马烽、束为、西戎、孙谦、胡正、郑笃、吴象等，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力作。“山药蛋派”文学开始显现、成形。第三种是山西国统区或阎统区的新文学作家，加上流散到全国的晋籍新文学作家，如姚青苗、李健吾、贾植芳、穗青、张颔等。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充分展示了创作实力，在抗战文学中同样表现了艺术风貌和个性，奉献了多篇小说精品。抗战文学自然成果卓著，但毋庸讳言的是，存在着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5的现象。而正是这些新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坚守了“五四”启蒙思想和对艺术的探索。

山西新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造了一个发奋开拓、弃旧图新、多姿多彩的瑰丽景象，它是由两种作家共同营造的。

第一种作家是晋籍输出作家。这类作家率先走出娘子关，或求学、或从文、或谋生，努力汲纳现代思想和文学，潜心探索新的艺术方法和手法，并带动、引导着山西新文学创作，成为山西新文学作家的中坚力量。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县人。山西省立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19年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师大附中任国文和体育教师。她与高君宇的生死恋情，成为现代史上的一段佳话。她陆续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1928年因患脑膜炎在北京病逝，终年26岁。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市西曲马村人。幼年随父居住北京，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专业，193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1年赴法国巴黎现代语言学校学习。1933年归国，历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文研所、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教授、研究员。在戏剧、小说、文学评论、散文、文学翻译等领域成果卓著。高长虹（1898—1954），山西盂县人，山西省立一中肄业。1924至1929年，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发起并组织文学“狂飙”运动，创办《狂飙》刊物。作为鲁迅“莽原社”的重要成员，参与编辑《莽原》月刊。1930年代曾远涉重洋，到日、德、法、瑞士等国学习经济学。1938年回国，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赴延安参加根据地工作，1946年到哈尔滨，加入东北文协。1954年因患脑溢血在沈阳去世。他创作勤奋，出版诗集、散文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小说集有17部之多。高歌（1900—1966），山西省立第一师范肄业。1926年赴京参加兄长的“狂飙”运动，负责编辑工作。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编辑《革命时报》副刊，后到上海参加全国总工会工作。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写散文。作品有浓重的现代派色彩。贾植芳（1915—2008），山西襄汾县人。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后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等教授。1950年代被划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生住过三次监狱。著有多部中国现代文学论著，创作有一批短篇小说。常燕生（1898—1947），山西榆次市人，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还出现了“三大才女作家”，这在全国也是鲜见的。石评梅之外，还有关露（1907—1982），山西右玉县人。中共地下特工。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入狱，1982年服安眠药自杀。一生创作有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多部。吴曙天（1903—1942），山西翼城县人6。一生辗转南京、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与文化名流章衣萍结婚。创作有表现个人生活和爱情经历的纪实文学数部。1942年在爱情的绝望中病亡于家中，时年39岁，真是红颜薄命。

第二种作家是山西守土作家。这类作家虽然都曾短期离开过山西，但绝大部分岁月特别是1920至1940年代是在本省度过的。他们与前类作家一样，同样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并同前类作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联系，他们更长于取材脚下的土地与生活，对本土的文学肩负着自觉的使命。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长治省立师范学校。上学期间热衷五四新文学作品。1920年代后期在乡村底层社会流浪。1929年开始创作，发表新诗、短篇小说作品。这些作品有浓郁的五四新文学味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加入故乡所在县的牺盟会，进入根据地，成为一位代表性作家。他是一位由知识分子作家，经过漫长的生活磨炼和文学探索，转变为人民作家的典型。高沐鸿（1901—1980），山西武乡县人，1917年考取太原省立师范学校，五四时期就与同学组织“共进学社”，创办《共鸣》刊物。1924年与高长虹交往，加盟“狂飙社”，是《狂飙》杂志的中坚人物。1920年代后期，主编《山西日报》专刊“前线上”，《太原日报》副刊“开展”，在发展山西新文学事业中作出了突出贡献。1936年之后进入太行区革命根据地，担负文联的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任山西省文联主任。有评论家认为：他是山西文学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出版有诗歌、散文、长中短篇小说多部。他与赵树理都是由五四新文学作家转变为根据地作家的，但二人的精神轨迹却不尽相同。姚青苗（1915—2004），山西临猗县人。1931年考取太原三晋高中。1932年在太原参加“左联”，1938年考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后在西安、北京等地主编过多种文学报刊。1949年到山西文联工作，1950年调山西大学中文系执教，直到退休。1957年曾被定为“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他发表有大量短篇、中篇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文学研究与评论写作。田景福（1911—2002），山西汾阳县人，父母都信奉基督教。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后回到太原，联合进步青年发起成立“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当选主席，主编《青年文学》专刊。在全国重要刊物上发表十多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1948年后在西安从事基督教会工作。穗青（1918—？），原籍山西安邑县人，1936年开始在太原车站工作，当站务员、车守，后在侯马参加同蒲铁路工人抗敌自卫队，1937年考入晋南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在《民族革命》《西线社》《文化通讯社》等任编辑、记者。抗战初期开始创作，发表了一批文艺通讯、中短篇小说。张颔（1920—2017），山西介休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940年代发表有诗歌、出版有短篇小说集。

山西新文学作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谱写了山西新文学的灿烂篇章，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文学使命。陈思和说：“自战争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它们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至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这就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种种特点及其辩证发展的过程。”7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每个时段又有迥然不同的形态。从根据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到共和国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某些精神和思想，一方面又加强着“一体化”的文学制度和理论，形成一种既统一又矛盾的文学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新文学作家再难以适应时代和文学的变化。有的作家仍在坚持写作，但很难有什么影响了，有的作品甚至受到批判，而有的作家走向仕途，或转入高校，或悄然退隐。而大众化、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走上了历史舞台。

新文学的承传

在新文学的长足发展中，文学各文体如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以及戏剧文学，都不断地成熟、壮大；特别是小说文体，成为文学中的“重器”，受到作家们的偏爱。这种现象，在山西新文学中表现更为突出。小说作家是人数最多的，一些长于写诗歌的，如高长虹、高沐鸿，也兼写小说，且同样写得不错。像冈夫那样纯粹的诗人，成为个例，他早期的诗歌如《世界》《告诉我》《告别》《别离之歌》等，是为优秀之作。在新文学的实践中，作家们认识到，小说更能表现多样、深广的社会生活，更能抒发作家复杂、隐秘的思想感情，更能施展新异、变幻的艺术技巧。鲁迅、郁达夫、茅盾等就是新文学作家的榜样。

山西新文学作家承传了五四文学的“启蒙”和批判精神。鲁迅说：“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8“改良社会”“为人生”，成为山西作家的自觉追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社会，一片衰败、混乱、昏暗的景象，同时也蕴蓄着矛盾、革命的生机。真实表现社会情状，书写下层百姓生存，便成为山西新文学作家的创作重心。石评梅自然有许多描述知识分子个体的作品，但也有表现广阔社会和下层生活的小说。阴柔与阳刚，在她的创作中呈现出两极状态。《董二嫂》的故事情节取材于作家的故乡，作家刻画了北方农村家庭妇女董二嫂，在婆婆、丈夫的淫威乃至整个社会的封建礼教下的悲惨命运，作为知识分子“我”在悲剧面前的软弱无力与沉重反思。作品与鲁迅的《祝福》息息相通。《红鬃马》的题材同样来自山西，作家用遒劲的笔触，塑造了一位革命军人郝梦雄的英雄形象，他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但与反动军阀不合，惨遭杀害。“我”作为一个赴京求学的年轻女子，在现实中跋涉得身心疲惫，面对英雄的坟冢，感觉“重新发射出一种光芒”。小说写得悲凉凄婉而又铁马金戈，显示了作家性格中阳刚的一面。田景福是一位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答应为他写序的诺言，激励着他的创作。9《卖鸡子的妇人》是作家的代表作，小说塑造了一位乡村寡妇的悲剧形象，丈夫去世，她决定守节不嫁，扶助儿子成家立业，延续香火。但儿子积劳成疾去世，她也贫病交加而亡。作家肯定了她的自立自强性格，但也批评了她的守节意识，更揭示了乡村社会对寡妇的道德贬抑和阴暗的窥测心理。《刘二哥》中的刘二、《守忠叔》里的守忠，都是北方农村中那种勤劳、善良、忠厚的农民，但在富人阶级以及村政权恶霸的剥削和压迫下，最终走向了盲目的反抗，导致了自我的毁灭。作家揭示的是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以及导致革命时代到来的社会规律。李健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集戏剧创作、文学翻译、文学批评、小说写作等于一身。前几项的杰出成果，遮蔽了他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发表有长篇小说《心病》1部，中篇小说《西山之恋》等3部，短篇小说《萤火虫》《机关车》《坛子》等31篇，字数有近50万字。其质量与数量，在新文学史上也是出众的。他的小说取材是宽广的，既有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又有置身其中的城市，还有正在不断发生的各种战争。长篇小说《心病》，用细腻、沉郁的文笔，描绘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背景下，北京的三家官宦、中产家庭，秦家、洪家和朱家，它们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特别是儿女们的爱情婚姻故事。刻画了老一代父母辈的沉浮、挣扎，新一代儿女们的追求、挫折，预示了传统社会的崩溃和现代社会的萌发。在思想和艺术上，作家显然受了《红楼梦》的启发和影响，《心病》是1930年代长篇小说的一部力作。短篇小说《坛子》，书写的是1930年代的乡村社会，故事以一个女人的命运为主线，展示了再嫁的乡村女人在家庭中的卑微地位和任人欺辱的遭遇。那个古老、丑陋的瓷坛子，被人漠视、又极易破碎，正是她的命运的象征。小说寄寓了作家对乡村妇女的怜悯与对封建伦理的批判。高沐鸿是一位诗人，出版有多部诗集，在诗坛负有盛名，《天河》《夜风》等诗集，颇有影响；但在小说创作上不懈耕耘，成果累累，有多部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既有现实主义的，亦有现代主义的。中篇小说《东山王》用讽刺艺术方法，刻画了一位国民政府的典型的县长形象，时兆庆辗转多地、颇有政声，但却是一个自私狡猾、见风使舵、铁心反共的反动县长。作家旨在提醒社会和人们，要警惕这样的危险人物！阎宗临的中篇小说《大雾》，创作于留学欧洲的旅途中，而描叙的是故乡五台县农村的故事，作家展示了大山深处朴围村原始般的日常生活，底层农民同地主、官府的尖锐矛盾与斗争，外面世界对这个宁静山村的牵动和冲击，几户人家众多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变迁。意境悠远、叙事蕴藉，是一部颇见功力的乡土小说。

表现知识分子自我的情感精神，直面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坚持文学“为人生”并“改良人生”的宗旨，是山西新文学作家小说创作的又一重心。钱理群等指出：“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文学这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的现象。”⑩高长虹以诗鸣世，代表作有《精神与爱的女神》《闪光》《给》等诗集；而在小说上同样下了功夫，多有佳作，但却很少被人关注。他出版有《实生活》《青白》《游离》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如果说他的诗歌突出抒发了他的愿望、激情、意志的话，那么他的小说着重表现了他的生活、情绪、思想。他的小说更带有自传性，写得平静、含蓄、简练。 短篇小说《革命的心》，写诗人刘天章，被上海监狱释放，再返北京寻找恋人，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的选择，对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关系的反思。大抵可以看出高长虹某一时段的真实经历，表现了五四退潮之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苦闷与探求。《结婚以后》写一位中学生象山，本是一位听话、孤僻、好学的青年，但渴望一种崭新、火热的生活，向往一种全新的爱情、婚姻。但他的家庭却恰恰给他包办了一场旧式婚姻，配了一个没文化、不开放的旧式女子。表面上他言听计从，内心里却酝酿着逃走、休妻的计划。这是五四时代多少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文化名流的命运啊！高歌是一位以小说见长的作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清晨起来》《压榨出来的声音》，长篇小说《高老师》《情书四十万字》等。董大中认为：“高歌的写作，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明显。……偏于印象主义，又染有未来主义的色彩。”11他的小说有些表现了自我的经历和感受，如《生的一瞥》写“我”“遗弃了旧的路而走新的路”时的所见所感；《生的旋律》表现“我”面对危险、黑暗的从容机智和不懈斗争；《佚秋老人》则雕塑了一位孤独、静穆、沉思的老人形象。这些都是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个体情感、精神、理想的一种外化式表现。山西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则大多把笔触深入到女性的爱情、家庭、婚姻领域中。关露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仲夏夜之梦》、长篇小说《新旧时代》《黎明》等。短篇小说《殁落》写小知识分子老九与滨夫妻俩，从爱情到婚姻的变化历程。他们经历了自由、浪漫的爱情。但结婚之后，丈夫到汽车公司工作，妻子陷入家务之中，爱情渐渐消亡，妻子在情感的压抑中患病去世。这样的情节和构思，显然受到了鲁迅《伤逝》的影响。它再一次提出了爱情与生存的关系问题。《新旧时代》是作家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作品书写了“我”—— 一个出生在“诗书礼仪家庭”、但渴望外面世界的新青年，终于冲破旧式家庭和长辈的束缚，投身到了上海的革命潮流之中。吴曙天的《恋爱日记三种》，是一部个人日记的艺术加工，可以称为纪实小说。作品记叙了“我”与丈夫章衣萍，在“乡间”“上海”“医院”的几段日常生活、夫妻爱情以及与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名人的交往等，让我们看到了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情感和精神图画，情节、细节新颖、动人，语言温润、隽永。这里还需要特别论述常燕生的短篇小说，作为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他写小说只是偶尔为之，有短篇小说《教育家的梦》、历史题材《新撰李斯传》等。《老聃的逃亡》也是一篇历史题材小说，写孔子拜见老子的情景，把孔子的年轻、进取、理想，老子的散淡、睿智、境界，写得出神入化，其中寄托了作者对人生、社会、世界的深思与洞见。还有荆有麟，创作有大量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间谍夫人》，但大多已散失。常燕生和荆有麟与鲁迅过从甚密，也有恩恩怨怨，都是山西新文学中有作为的青年才俊。

中国抗战文学中，山西抗战文学是其中重要的、核心的组成部分。因为山西是抗战的前线和主战场。山西新文学作家，在抗战文学创作中，依然坚守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思想、世界视野、现代理念，使他们的作品避免了某种简单化、理念化的弊端。譬如贾植芳的《我乡》，真实地展现了故乡在战争中的混乱、破败情景，民众的艰难生活和他们的觉醒抵抗，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境界。再如《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中条山的插话》，以纪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位由乡绅转变为抗日英雄的感人形象，作为知识分子“我”对自己懦弱的反思，和对民众力量的敬佩。譬如穗青的《车站上》，以铁路生活为背景，刻画了车站副站长姜尚志，怎样在抗日战争中，由一位散淡、消沉的工人，成长为机智、勇敢的领头人的。写出了战争中人的自省、自强。《脱缰的马》是一篇抗战文学名篇，小说取材于晋西吕梁山农村，主人公成庆根，由一位贫穷的放羊娃，抓壮丁成为抗日士兵，重返故乡又变回梦想致富的农民，最后思想醒悟又奔赴前线，真实而充分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成长为坚定的抗日战士的曲折历程，是一个中国农民的代表性形象。譬如张颔的《蝙蝠》，刻画了一个在抗日军队和日伪军之间，两头欺瞒、自私狡猾的汉奸形象，最终被抗日军长识破，是一个特别的反面人物形象。姚青苗写了多篇抗战题材小说，无论是情节、思想还是写法，都别具特色。短篇小说《马泊头》写日军屠杀下的一个小山村，农民们的生活、言行、抵抗，揭示了民众的麻木、愚昧、迷信，渗透着作家的“启蒙”和批判思想。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杜鹃花》，描述日军疯狂大扫荡，抗日部队机关战士的四散逃亡，报社编辑碧生与剧社女演员杜鉴的邂逅、相爱，其主题是表现“战争与爱情”。作家把两位年轻人在战争中的惊恐、互助和相爱，写得舒缓、浪漫、温婉、悲怆，凸显了永恒人性在战争中的萌发、绽放，反衬了战争的残忍、罪恶。小说突破了战争题材小说的模式和写法，具有了某些西方战争文学的特征，成为抗战文学中一篇鲜见的经典之作。

艺术的创造

正如钱理群等所说：“在‘五四’时期，虽然鲁迅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已经出现，但一般作家更加向往浪漫主义，各种文体的创作中都充溢着强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色彩。”12山西文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现实主义的“重镇”。但在新文学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有现实主义的建构，也有浪漫主义的探索，更有现代主义的实验，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百川汇聚的澎湃气象。它比山西后来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走得更远，现代主义创作成为重要潮流。这在全国文坛上，也可能是独领风骚的。

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走向成熟。山西古典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譬如诗经、唐诗、元杂剧、明清小说，关注底层社会和百姓生活，表现作家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是突出的创作倾向。山西新文学作家，承传了这一文化传统，但在小说形态上，采用的是西方的现代小说模式和方法，而不是古典白话小说表现形式。赵树理是一个例外，他在1920年代后期创作了几篇现代的欧化小说，如《悔》《白马的故事》等，但到1930年代就决然转向了通俗化、大众化之路，创作了《有个人》《盘龙峪》等，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在表现形式和语言上，则是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的有机融合。但绝大多数作家钟情的是西方小说的表现模式。田景福的短篇小说，如《卖鸡子的妇人》《刘二哥》《水警》等，已是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的重要元素如环境、情节、人物，如主题、结构、语言等，都处理得十分合理、圆熟了。这些作品大都是表现北方农村和农民的，真实而深切地呈现了现实生活的情景和走向。当然，不足之处是表现生活有简单化、作家艺术个性有雷同化之感。穗青是工人作家，作品不算多，但篇篇是佳作。他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小说规律，精心安排故事情节，倾力刻画人物形象，努力营造结构形式，专注锤炼叙事语言，达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高度。他的小说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人物形象坚实，如《脱缰的马》和《在车站上》，作品中的主人公抗日战士成庆根、车站副站长姜尚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性格特点，而且揭示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和精神演变，使人物形象有了立体感。这两篇小说发表后，受到了茅盾、姚雪垠等的高度评价。二是结构模式多样。这两篇小说是以塑造人物为主的，可称为人物型小说。《归来》写一位老张厨师，在乡绅家里和在抗日工作队做饭的经历，人物也写得不错，但是以故事情节为重心的，因此属于情节型小说。而《草原夜话》着力描绘了浩瀚的沙漠、壮阔的草原，插入了羊与狼的民间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了“我”与老牧民的夜谈。故事、人物退居边缘，自然环境与民间故事成为主体，则可谓之意境小说。现实主义小说表现模式并不多，情节型、人物型、意境型是主要模式，直至今天依然在普遍运用。张颔更青睐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中篇小说《债与偿》，叙述的是一个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新女性——丁媛，她向往自由自主的爱情婚姻，但现实等待她的是包办婚姻、强权逼婚，她只能以死抗争。作品揭示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愚昧，年轻女性难以逃脱的悲剧。短篇小说《杜鹃》写一个被虐待的放羊孩子，深夜中的悄然出逃。寒冷的深夜、杜鹃的啼鸣、孤苦的孩子，构成了一幅悲凉的人间图画。这些作品都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和价值。

浪漫主义小说创作，风行文坛。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西方18世纪至19世纪出现的两大文学思潮，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常常交集、融合在一起。所谓浪漫主义就是在真实表现现实生活时，侧重从主观心理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赋予现实生活以诗意，显示出更多的主观色彩来。纯粹的浪漫主义也有，但不多。山西新文学作家中的姚青苗、石评梅、李健吾等，他们的部分作品就富有浪漫主义特征，亦可称为浪漫主义小说。而高长虹、高歌、高沐鸿（早期）的小说，更主要的是现代主义特征，但也有浪漫主义元素。姚青苗性格天真浪漫，钟爱俄罗斯文学，他代表着山西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他的《中条山的杜鹃花》，没有像主流抗战文学那样，把表现重心放在反侵略战争的艰难、胜利上，放在军民团结的英勇战斗上；而是把笔墨挥洒在对中条山巍然幽深的大自然描写，对两个逃亡青年美好人情人性的细腻展示，对十几个战士组织的临时大家庭——“柏拉图理想中的共和国”的深情书写，特别是对女孩子被鬼子枪弹击中、男孩子献上杜鹃花这一高潮情节的浓墨涂染，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凄美的情调和盎然的诗意。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作家的另一个短篇小说《猎》，刻画了一个绿林好汉出身的抗日将领镇河东，在一次战役中被敌人追捕，奇迹般地逃脱的故事。他打扮成送葬队伍中的孝子，巧妙摆脱了日军的追杀，最后又化妆成樵夫，悠然地去寻找他的队伍。尽情表现了一个抗日英雄的机智、从容、勇敢。作品具有传奇、浪漫气息。石评梅的小说有着很强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特质。《匹马嘶风录》写“我”——知识女性何雪樵，历经人生坎坷、情感波折，最终决定奔赴前线，做一回英雄。小说展示了她九曲回环般的内心世界、向死而生的人生理想，把浪漫主义手法用得淋漓尽致。《白云庵》中的主人公刘伯伯，从富家子弟到革命军人、到山中隐士，洞彻了世事人生，但仍对青年寄予希望。作品饱含着一种“消极”浪漫主义。李健吾的小说现实主义成分更多一些，但有些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特点。《西山之恋》书写一个非现实的爱情故事，青年大学生萧方碧爱上乡村的有夫之妇竹贞，故事本身就是虚妄浪漫的，结局也只能是一场悲剧。《终条山的传说》发表后，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称赞说：“《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13作家用华美、悠远的笔致，描绘了静穆、壮丽的终条山，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民间传说。樵夫、农夫、怪物、矿藏，暗含着这座大山的神秘、珍贵。这是一篇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李健吾、姚青苗、贾植芳，他们都写了中条山（“中”“终”可通用）的故事，足见山西的山河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

现代主义小说，引领风骚。现代主义小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多国风行的一种庞杂而含混的小说创作潮流，包括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诸多创作流派。山西新文学作家，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现代派小说写作，他们与西方现代派几乎是同步的。当时，他们是怎样翻译、引进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是如何汲纳并形成自己的创作方法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高长虹是山西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他的《那个人》《革命的心》《这只是一个梦》《结婚以后》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都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表现了他幽深、朦胧、复杂的思想、精神和心理。高歌的小说比乃兄更加先锋，在他的《爱之沫》《爱的报酬》《衬衣》《最初的接吻》《走回了家里》《高老师》等或长或短的小说中，支撑文本的是作家的意念、心理、梦境、潜意识等，而现实生活、事件、人物等，只是作为碎片、镜像闪烁其中。当时“狂飙社”同仁甚至鲁迅都认为“晦涩难解”。高沐鸿早期的小说，走的也是现代派路子。如《梦里的爱》《寡妇语》《孤婴》《狭的囚笼》等，虽然文本呈现的世界是模糊、错乱、拼接、变形的，而背后都有一个现实事件或人物，文本显示的反而是现实的折射、倒影。但高沐鸿后期的小说，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写现代派小说，显然是“水土不服”的。至于荒诞派、象征主义、意识流甚至元叙事等具体手法和技巧，在这些作家作品中可谓俯拾即是。其他如李健吾、石评梅、姚青苗、贾植芳等，只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和手法，借鉴了现代派。在中国五四文学时期，像山西新文学作家这样大规模、大尺度地探索并实践现代派艺术形式的，或许是独此一家吧？

山西新文学作家对山西现代文学的开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其作用、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是不可低估、不应淡忘的。但山西新文学作家的局限、缺点，也是不可不察的。譬如写作状态，有些是为了发表、出版而写作的，且同仁刊物也缺乏把关环节，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鱼龙混杂、质量参差，有的堪称精品，有的是为庸作的不平衡现象。譬如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匮乏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反映在作品中就导致了思想芜杂、观念混乱，或者概念化、或者无主题的倾向。譬如文学修养，他们接受了大量的新文化、新文学，但并没有经过消化、整合，表现在作品中，便出现了形式新异，但非驴非马、难于接受的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是，他们恪守知识分子思想立场，而距离血与火的现实较远，闭门造车、沉湎自我，使作品疏离了现实社会，远离了底层读者。他们的作品渐渐淡出文坛，而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文学成为主潮，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

源头与后浪

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长长的历史中，山西文学出现过三次高峰期：“开垦时代”“山药蛋派”“晋军崛起”。文学历史犹如一条波浪相连、前呼后拥、奔涌不息的河流，但山西的现当代文学史却出现了模糊、“断裂”的现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开垦时代”文学却似乎消失了。这一时段的山西文学像碎片一样记载在崔洪勋等编著的《二十世纪山西文学史》、曲毓秀主编的《山西抗战文学史》中，特别是评论家董大中的《“狂飙社”纪事》等众多著作里。而且这些成果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局限在学术圈子里。对于绝大多数作家、更广大的普通读者，“开垦时代”的文学有如“天方夜谭”，他们知道、谙熟的是1940年代开始出现的“山药蛋派”文学，以为那就是山西现代文学的序幕。

山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建树卓著，这一时期的作家如群星灿烂，其文化和文学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山西这一段文学所以被埋没、淡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亦如洪子诚说的：“‘当代文学’这一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14说通俗点就是，当代文学是经过不断的整合、排除、建构而发展起来的，到新时期文学这种状态才逐渐终结。山西新文学的五四精神和传统，既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有时又是“异质”的；特别是那种过激的现代派文学实验，是与革命现实主义相背离的。为什么有些作家被放逐边缘，有些作家被划为这样那样的“分子”，有些作家则干脆罢笔改行？我们从“一体化”的文学制度中不难找到答案。山西是这样，全国也是这样。另一个方面是，山西新文学作家，其中精兵强将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是在全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等；但这些发达区域的文学并不接纳这批流动作家的文学创作和作品，不会把晋籍作家的文学成果写进自己的文学史。而山西文学界，又把这些输出作家当“客人”，一方面接受这些作家的相助、引导，也承认他们的作品植根于山西土地，但却“不好意思”把他们拉进山西、写进本土文学史。漂泊的作家，其实没有“家”！

“山药蛋派”文学是山西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它从1940年代兴起到1960年代“走红”，始终代表着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山药蛋派”作家与山西新文学作家，是一种师生关系、承传关系。马烽曾经说：在他们那一代作家特别是他自己的成长上，“狂飙社”尤其是原“狂飙社”成员高沐鸿等人，给予过很大的影响。15事实是，“山药蛋派”作家总结了新文学作家的局限、教训，把他们的艺术目光投向农村社会和普通农民，创作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文学，这可以称为批判性继承。山西新文学作家代表的是知识分子文学，“山药蛋派”文学代表的是大众文学。赵树理与“西李马胡孙”、李古北、刘江等作家，突破了五四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难关”，并创造了一种民族风格的表现内容与叙事语言，这是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两代作家各有优势、特点，也各有局限、问题。新文学作家文化修养较高，思想视野宏阔，文学观念开放；“山药代派”作家文化素养偏低，生活经历丰富，现实主义观念坚定。新文学作家恪守“启蒙”思想，信奉创作自由，热衷自我表现；“山药蛋派”作家固守大众立场，追随主流政治，青睐现实生活。新文学作家欣赏西方文学，追求阳春白雪，偏爱欧化语言；“山药蛋派”作家热爱民间文艺，倾心雅俗共赏，化用大众语言。作为文学传统，都有自身的价值，都须努力承传。

“晋军崛起”是山西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三个高峰期。董大中说：“进入新时期，山西的文学创作同样引人注目，一九八五年就有‘晋军崛起’的美誉。追根溯源，这是跟狂飙社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这其中第一个作家群又起着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16其实在1980年代前期，对绝大多数山西作家来说，山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在他们脑子里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知道有那么一批作家和作品，知道高长虹与他的“狂飙社”，但并不清晰、具体，似乎落满了尘埃。晋军作家文化素养较高，阅读视野宽广，他们读取、借鉴的是五四新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在这样的汲纳中才发现和认识了山西新文学。晋军作家与山西新文学作家，有一种隐形的思想精神上的相通之处。绕了一圈，由远及近，才与山西新文学对接。这时一些评论家开始了对山西新文学的发掘和重评。晋军作家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外来作家如成一、李锐、柯云路等，本土作家如张石山、韩石山、张平等。他们一面坚守五四新文学的思想立场，一面又融合“山药蛋派”文学的思想理念；一面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一面又借鉴现代派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熔铸和发展了两代作家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在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潮流中脱颖而出，创造了山西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期，推进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

追溯山西新文学源头，是为了拂去尘埃，呈现历史，贯通山西现当代文学长河。惟有总结历史，赓续传统，文学才能面对今天的复杂现实，开创新的未来。

注释：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2 杜学文：《文学的百年流变》，《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

3 董大中：《景梅九，新旧文学的桥》，《跨越沧桑的美丽》，张成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4 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页。

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6 关于吴曙天的籍贯，有资料明确注明：“山西翼城人。”但也有其他说法，却无证据。

7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8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9 1935年，田景福准备把自己的六篇短篇小说寄给鲁迅，先致函请鲁迅指点、作序。鲁迅9月9日复信答应为他作序。但田听闻鲁迅健康不佳，未敢寄稿。一年多之后鲁迅逝世，田深感悲痛。

10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1 15 16 董大中：《狂飙社纪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90、24页。

1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

1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IV页。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