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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2021年第3期|曾攀:百年中国乡土叙事的现代性镜像
来源:《黄河》2021年第3期 | 曾攀  2021年03月12日13:16

曾攀,1984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现为《南方文坛》副主编。近年在《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现代中文学刊》《小说评论》《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发表文章数十篇。文章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曾获广西文艺花山奖、广西文艺评论年度奖、《广西文学》年度评论奖等奖项。出版专著《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评论集《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人物传记《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参与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等丛书。

自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首次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起,乡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重要文学类型之一,构筑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坚实的基础。乡土文学涌动出蓬勃的现代意识。新文学时期,乡土文学承担了对封建制度、国民性等的思考,以鲁迅为代表,《故乡》为先声,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许钦文《疯妇》、彭家煌《怂恿》、台静农《地之子》等是其中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鲁迅编选的“奴隶丛书”问世,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代表了这一时期乡土书写的新探索;随后,战火与政治斗争的硝烟不断蔓延至中国农村,乡土文学在坚持对封建制度与思想的批判与揭露的同时,开辟出战争与政治书写的新场域,而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始,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呈现了新的形态,涌现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寄寓着政治情怀与美学话语的乡土书写;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和赵树理领衔的“山药蛋派”,承担了当代中国乡土写作的初步转型,“三红一创”(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及柳青的《创业史》)的革命历史文学探索则在乡土叙事内部植入了新的基因;新时期以来,在历史的阵痛和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之下,中国乡土文学开辟出新的面向:之前显赫的意识形态性被剥除于乡土之外,乌托邦式的追忆、文化之根的发掘、现代性的焦虑与当代价值的重塑,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直至当下乡土小说的新的面向。孟繁华在《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中,将现代中国百年来的乡土题材的文学梳理为“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脉络,揭示了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乡土文学的时代更迭与审美流变。而新世纪二十年来乡土文学进一步产生了新变,尤其是脱贫攻坚在中国乡土世界如火如荼的展开过程,使得百年来的中国乡土书写构成了新的形态,也展现出新的状貌。

由是形成了百年中国乡土叙事的现代性镜像:其一是城乡的辩证关系,在城市化高速发达的当代中国,乡土传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如何与现代化共存,又如何存续自身的文化血脉,这是百年来尤其是当下中国乡土书写亟需处理的精神难题;其二是地方性路径,小说的地域观念和地方意识在革命的与精神的地理学中不断构筑,并且相互参照;其三是革命性轨迹,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叙事始终裹挟着革命历史的内质,直至后革命时期的当下,这样的叙事形态依旧不绝如缕,在此情况下,乡土文学需要既往开来,建构革命叙事的当代形态;其四是民间性追缅,乡土蕴蓄着传统中国宗教的、民俗的、生活的要素,其在百年乡土叙事的审美流变中,不断经受着融合、碰撞甚至是彼此的借鉴;其五是现象性象喻,百年乡土文学走至今日,呈现出了怎么样的现代图景,那些在地域化的书写与世界文化浪潮浸润下的现当代中国如何从共存走向并续,无疑代表着乡土中国的文化使命。可以说,中国乡土叙事一个世纪以来的审美流变,与其现代走向和城市化进程是相互映照的,其中或融合,或排斥,或碰撞,或撕裂,意味着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的文化与精神取舍,指示了中国的阶级与阶层的历史性变动,也代表着现代中国内部的多重纠葛。

01

城乡的辩证性

在前现代的城乡关系中,城市与乡村作为两种不同的地域概念,存在着巨大的断裂与隔阂。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家选择乡土作为逃离城市的“乌托邦”和批判城市的工具。进入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巨大活力,推动城市的急速发展与扩张,不断整合农村的土地、人口、生活方式、文化习惯,改变着原有的乡土结构。从“五四”一代开始,百年来的现当代中国乡土文学,除了自传性的成分,在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映照中,乡土时常是被高度抽象化的,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王鲁彦的《柚子》《黄金》、沈从文《边城》《长河》、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八月的乡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家作品那里,乡土叙事的背后,大体而言总是隐含着一种外在的视角,其中代表了世界的、城市的以及政治的、战争的现代意味,在启蒙与革命交叠的历史中,乡土时常被抽离出自身的内质,甚至很难进入一种真正的辩证关系之中。

而进入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前后,当代中国的乡土叙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城市化进程逐步发达的当下,城市与乡村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出现了“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中间概念。这些中间概念的出现侧面证实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的不平衡性:乡村不是主动地融入城市版图,而是在不断地被消解与改造。城市作为文化与经济的高地,不断向乡村灌输新的价值观念,传统的“乡土中国”的经济—文化结构也在这一冲击下加速瓦解,然而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也于焉营构出了新的文化质地。陈建功曾谈到文革后文学的走向,“在1979年的时候,也出现了分野。一种分野是以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写人生,文学的社会功能只能通过干预人生而不是干预政治来体现;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要干预政治,认为王蒙的说法是逃避主义。”如何处理生活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了新时期破冰之初的重要命题,陈建功认为,“干预人生才更多地贴近文学的本质。”⑴对于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在新时期也同样实现了走出政治笼罩,形成多样化的叙事形态。

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提出了他的“寻根”之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其更是不无焦灼地提出“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⑵而他也以《爸爸爸》《女女女》等创作实践,为当代中国乡土叙事率先确立了“寻根”的方式,在此过程中,重寻民族文化之根之魂,实际上同时也是重新探询乡土文学的现代文化脉络。“从1985年‘寻根文学’开始,文学艺术逐渐形成了它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真正走向了成熟。从‘五四’新文学开始,文学主流一直是‘为人生’‘为大众’‘为工农兵’……其背后有着强烈的社会革命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所以,文学与政治总是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水乳交融,彼此不分。到了1985年‘寻根文学’的出现,两者开始有了区分。‘寻根文学’的旗帜是文化审美,以文化审美取代直接的政治诉求。我之所以要把文学与艺术联系起来谈,因为文化思潮不是孤立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五代电影,以《黄土地》《老井》为代表的文化意识在银幕上呈现魅力。绘画中也出现了相应的信息:如罗中立的《父亲》,审美倾向上与《黄土地》是相一致的。”⑶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到了文化寻根热那里,实现了内部的语言与修辞的转化,也就是说,乡土文学的当代转型在内在的美学品格树立之后,方才形成了真正的当代性。值得注意的是,寻根文学除了秉持晚近以来的国族观念而有所变迭,更从纵深处开掘民间甚至是多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在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共振中,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叙事的精神维度。

作家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发表于1997年,述及的是乡民晓雷一家的城乡经历与命运,晓雷一家的苦难与悲剧,以及他的悲悯与残暴,成为小说的叙述中心。而围绕着乡土世界流露出来的人心与人性,作者确乎在追问,到底是天性渗透还是恶的本身的凸显,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乡土文明在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中两败俱伤,现代性被拆解为碎片化的存在:法律与公正被犯罪与欺压代替;而且,小说还立足乡土批判城市的视角,尤其专注时空的当下性。这与五四的回忆性质浓重的乡土文学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具有一种先锋性与当代性,展现的是外在的政治力量与稳定的乡土中国模式间的激烈碰撞。这样的乡土叙事试图提出如是之命题:立足于乡土,政治与城市就是外来的,内外视角的对撞是彼此共存,还是无法兼容?《被雨淋湿的河》到底是渗透还是恶的本身的凸显?由此引出了新的伦理困境和精神形态。小说以“我”的视角,将丧妻的陈村及其子女晓雷、晓雨等线索交织起来,波澜不惊的叙述却能直抵人心,小说对乡土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于那些走投无路的乡村青年,那些曾经生养供给的土地遭遇了去价值化的危机,以至于最后将土地赠送给了“我”,在小说中,晓雷们没有了土地,传统无所依凭,投身城市又处处碰壁,但却不甘心成为多余人,在种种世间之恶与人心之恶致使无路可走之际,唯有抗争才能不至于沉沦,而毁灭与自我毁灭也成为了最终的控诉。

张楚的中篇小说《过香河》中,实际上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现代以来的乡土叙事中“出走—回归”的命题,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延续。小说中似乎存在着一种隐喻,人物无论在外在世界经历了什么,过了香河,就可以回归,“从老家去北京,要路过香河,过了香河,再过西集,就算入了京城。西集检测站有繁复的检查程序,在长途车上往往睡着,猛然被吵醒,定是司机喊大家下车排队安检。等鱼贯上车,从窗户看着一闪而逝的高速护栏、护栏外的白杨、田野、溪流和房屋,感触瞬息就不同,没错,这是北京的白杨树,这是北京的田野了。……而北京,这个打小就在歌谣里咏唱过、憧憬过的都市,于我而言终归是陌生的,哪怕我无数次钻入它的肺腑暂居或旅行。它巨大、古老,街道宽阔肮脏,夏天漫长油亮,所有的树叶都闪烁着金币般的光芒,它也坦荡自由、宽容厚重,即便是寒冷冬夜,脚下积雪的咔咔声也能安慰那些灵魂蜷缩找不到归路的夜行者。我知道我对它的理解是浅薄的,甚或是稚嫩的,我也知道我对它谈不上热爱,但睡在干燥午夜,也能孵出几段美梦。我喜欢跟朋友在北京的小酒馆里喝酒,我喜欢喧闹的声音,尤其是酒杯相撞时啤酒泼洒出来的声响,我也喜欢在路边摊撸羊肉串时,醺醺地闻着美女路过时遗下的香水味道,是的,掺杂着膻味和月季花甜味的香水味道。这一切,都降落在我想象出来的无边无际的海面上。”⑷而这中间,事实上横亘着百年中国的精神困惑甚至迷惘,这里涉及的真正问题在于,乡土文化本身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是否足以维持从城市“归来”的精神期待?是否足以维系物质的与发展的未来想象。这似乎已经溢出了小说的范畴,然而好的小说往往如此,随着叙事线索的不断延展,逐渐超越自我的边界,从虚构探至现实的边缘,不断实现现实的可能性,也探询精神的困境与突围。

周瑄璞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通过两位出身乡村的女性罗锦衣与甄宝珠的命运轨迹,有意采取二元分化的叙述结构,将乡村的忧郁与城市的刚硬呈现出来,对于甄宝珠而言,她埋身而存的乡土世界是阴柔的与温情的,而令罗锦衣遍体鳞伤的城市生活则是坚硬的与残酷的,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人性得以蕴蓄发抒。对应城市的染缸中人性的欲与恶。小说的最后有一段关于乡土世界的抒情:“被时光砍断的一些东西,又被一只大手结上了,像小时候看大人缝被子,结线头的时候,温柔地绕一个圈,掏出来,拉一下,眼看要用到尽头的线,又变成长长的一根,那个小线疙瘩穿过被子时,她能感到妈妈的手轻轻扽一下,线疙瘩有些小抗拒,还是只得通过了。她曾经为那个小线头,为它的轻轻一扽感到愉快,它们穿过被子后,线头停在一个地方,是棉被开出的一朵小花。时光造成的裂痕,命运挽结的疙瘩,最终在每个人的心里,结出一朵小花。”⑸(第十六章重返北舞渡)可以见出,罗锦衣在回归乡土之际,得到了一定的心理疗愈,尤其在与甄宝珠的重新交往中,得到了真正的情谊的支撑。然而也不免令人狐疑,乡土是一个足以回旋罗锦衣人生的存在吗?在《日近长安远》,关于城市的书写所表意的是欲望的,是单向度的黑魆魆的现代面孔,吞噬人心黑暗侵蚀人心的,罗锦衣正是在这样的染缸中,在改变命运和物欲追索中,完全失去自我;而甄宝珠在人生起步阶段同样憧憬并尝试过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在受挫之后迅速地后撤,回到乡村,回到熟悉的生活现场之中,即便后来的日子也曾经历艰辛苦难,但始终保持乡土世界的纯粹简单。

需要指出的是,在罗锦衣和甄宝珠身上,尽管命运殊异,但并不可简单概括之,也就是说,城市与乡土的生活同样是复杂多元的,如王春林曾提到,“我们只要认真地观察一下关于罗锦衣好不容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才成为设计院院长之后的相关描写,就可以对这一点有真切的了解。获知确切消息之后,罗锦衣在无眠的夜晚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一连串曾经走红的歌曲。从‘我爱你中国’,到‘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到‘甜蜜的工作’,‘红岩上红梅开’,‘啊,玫瑰’,‘滚滚长江东逝水’,‘东方之珠’,‘北国之春’,‘阿诗玛’,‘马儿慢些跑’,一直到电影《小花》的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通过这一系列歌曲的罗列,所形象传达出的,正是罗锦衣如愿以偿后的激动狂欢心态。”⑹在罗锦衣身上,不仅仅只有利欲/物欲熏心的性格,其同样具有内在化的女性主体表达,然而毋庸讳言的是,罗锦衣更多的却是被阳性灌注而变异的身体/灵魂,“罗锦衣成为三百里外那两个家族的灵魂人物,不管是娘家还是婆家,只要有事情需她出面,她立即像士兵奔赴战场,不管是大中午还是夜半三更,从老家传来的消息——当然,老家没有传来过好消息,都是需要她像个机器一样立即发动的事情——就是战斗的号角,她四处奔波,提供最大可能的援助,为侄男弟女们开辟一小片人生新天地。每办成一件事,每帮助一个人,她都感到幸福,看到亲人满意的笑脸,成就感荡漾心底。”⑺不得不说,小说中的两个人物,罗锦衣无疑是刻画得更为成功的,在她那里,不仅映射着女性自身的选择及其命运,同时也体现出得不到社会性的调和,完全为男权所同化,屈从于其间的权力意志,甚至不惜过度征用女性身体,过度开掘自身的阴性气质,却始终缺乏理性的规约。因而可以说,理性精神的缺失在罗锦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拓开来说,如罗锦衣,甚至包括甄宝珠,若单单依赖自身阴性气质的女性,也即过度依赖女性特征,势必难以抵抗来自城市的以及男权的倾轧,又或者说彼此之间是难以融通的。

然而不得不说,城乡之间的分化对立,固然有其无法取消的原由,但两者之间,又并非截然相隔的,百年来中国乡土叙事中的城市形象,或者是乌托邦的追及,如铁凝《哦,香雪》中香雪对城市及现代化的向往和幻想;又或者是乌托邦,正如周瑄璞《日近长安远》中所设置的两极分立的城乡想象。因而,乡土题材小说需要警惕的是城市想象的苍白,人物主体从乡土世界出走之后怎样,进城之后又如何,是否仍旧携带着既往的生活和精神讯息,也就是说,进城也是出走的一种延续或曰变体,需要提及的是,百年来的乡土书写中,我们一定程度而言还停留在“出走”的途中,始终没有最终到达,也许这个过程只能一直“在路上”。而关于城乡之间“出走—回归”的主题,以及围绕此而形塑的传统与现代、欲望与安宁、求索与回撤等,也势必成为中国乡土叙事最重要的现代性镜像之一。费孝通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已对乡土社会在进入现代社会时所面临的处境进行了细微的体察。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的过程中,人们试图在乡土世界中形塑社会方式的尝试产生了诸多的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传统的习俗来应付的。对此交杂状况统摄下的乡土中国,需要秉持一定的批判性立场,甚至立足乡土反身解构城市及其现代性。

02

地方性路径

地方性路径是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叙事的现代性镜像的重要形态,无论是现代中国的鲁迅、沈从文等人,还是当代中国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又或者是新时期寻根思潮中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义的《老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都表现出来一种地域性乡土特征。这里以广西为例,广西的乡土文学写作遵循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规律,但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广西多样秀美的地理风貌、丰富神秘的民族文化、深厚悠远的文化底蕴,孕育出许多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近现代诡谲的政治纷争和战争的战火,也在广西乡土文学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及至新世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广西乡土文学的百年历程,见证了广西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演变,同时也以文学的自觉性,是对现实发出了来自土地的跫跫之音。广西作为国家的西南门户,在政治上、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1921年,代表着工农大众诉求与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筹备建党的早期参与者的陈望道,在1930年代来到广西,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在1921的11月,孙中山先生到达广西,并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桂林成为北伐战争的指挥中心与重要力量来源。1939年11月,日军进攻广西,广西省内抗战正式拉开序幕。抗战时期的广西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坚定的抗战决心、丰富的文化实践,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建构了现代中国的抗战文化城。

在广西乡土文学的发轫之初,韦杰三的文学创作可谓得“五四”新文学先声,在写于1923年的诗歌《归故乡》中,对于故土的矛盾心理,抒情主体在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吐露心迹,“凝眸渴望我的山,/含情远睇我的水,/点头迎我的草,/微笑吻我的花;——/我又何必归故乡。归故乡,归故乡,/我的故乡在那里,……那里——/‘山之村’,/‘水之湾’,/‘草之园’,/‘花之地’。”全诗语辞恳切,情感真挚,在对乡土的热爱中传达出现代意义的抒情形态。而1924年的短篇小说《逃》,同样表达出了丰富复杂的乡土之情,人物的离乡之志与思乡之情,同时表现在新文化浸润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代表着五四时期众多乡村之子的精神认同与文化求索。

及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的危机、战争的重创、民族的存亡,成为笼罩广西乃至全中国的阴郁主调,广西乡土文学在艰难的现实境遇中曲折前行。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思大体上属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演变模式;同时,他也指出,在更多时候,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与近代中国频繁遭遇政治斗争与入侵战争的历史有关。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几代知识分子与文学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而现代中国则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面对种种社会变故,显示出文学对政治的迅捷的反应力。“革命文学”“抗战文学”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文学思潮。文学在表达家国情感与民族品格的路径中获致了磅礴的文化力量,并以此融入救亡的时代思想大潮中。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乡土文学,开辟了城市抗战之外的另一种言说,为我们展现了这场中华民族的危机如何渗透入微,紧扣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基数的农民的命运。

艾芜的《山野》即是创作于这个阶段的乡土文学佳作。抗日战争期间居住于桂林文化城中的艾芜,在投身抗战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见证了战争搅乱了昔日平静的乡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动荡与苦难,《山野》正是艾芜对战争背景下的广西乡土进行的记录与思考。《山野》叙述了广西一个叫吉丁村的小山寨面对日寇入侵时各个阶层的反应与表现。艾芜把故事压缩在一天一夜中展开,结构严密,叙事紧凑,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艾芜通过心理描写,农村社会中村落与村落、贫户与富户、土著与外来者形形色色的心态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山野》超越了一般抗战文学的内涵,具有坚实的现实主义品格。其中所塑造的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形象,将民族危机与家国精神沉落在具体的角色中,在战争宏大的背景中重新树立起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并在个人的蜕变中,呈现家国民族情感。艾芜在《山野》中塑造了徐华锋与韦美珍两位典型人物形象。两位青年背负着父辈的阴影,一触即发的战争将他们的命运推向历史的崖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绝境中,他们完成了自我的成长与觉醒之路。徐华锋作为投降派徐德川的儿子,他没有遵从父亲选择的道路,而是毅然选择了民族大义,站在人民的立场,成长为一名典型的抗战先锋。韦美珍则是艾芜精心刻画的先进女知识青年的代表。作为商业主兼地主的抗日投机派韦茂和之女,她不仅没有被归化父亲的阵营,反而在与入侵者的战斗中洗刷了原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救护伤员的实际工作中蜕变为沉毅坚强的爱国青年,并在揭露其父与徐德川的关系中大义灭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郑万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艾芜首先在自身精神上实现了抗战新气象,将《欧洲的风》中走在山路上的‘野人’的自发反抗,将《秋收》中的统一抗战思想,发展为‘山野’——漫山遍野:黑虎关、野猪岭、狮子岭……将‘山峡中’的个人生存意志发展为民族生存意志。这是艾芜自由主义写作立场的胜利。⑻乡村场域所蕴含的庞大的人情网络与尖锐的阶级矛盾,在战争的背景中更显得错综复杂。也正是这样,穿越芜杂跃升而出的民族大义更显得可贵,个人与国族的对应书写,也在艾芜的笔下获得了和谐与统一。

胡明树于1932、1933年赴中山大学与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念书,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结识了大批进步作家,进行了多方面的创作尝试,他的《小黑子故事》系列童话,极具地方乡土气息,织就了一幅幅风情民俗画卷,而且将地方性的景象与历史的大镜像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气象在胡明树的作品中不断得以呈现,传达出鲜明的时代征兆。

可以说,与鲁迅之于浙江绍兴、沈从文之于湖南凤凰等乡土叙事范式相类似,乡土叙事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和扩展版图,始终与地方性的路径是相互关联的,体现出一种地理上的文化探询,农民/乡民的命运及他们性格上的残缺与饱满同样在乡土文学中有所涉及,而百年中国农民的苦难史,但他们身上却缺少一种精神史的色彩,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对象而呈现的,即便是像农民出身的作家写农民写乡土,也依旧难以更改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底色,究其原因,既与百年来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有关,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文学的较高参与度——无论这个过程是被动抑或主动——往往于焉彰显出现代性的镜像,而正是这样的外在映衬,使得百年来的中国乡土具备一种他者的视野,而事实上乡土也始终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虽然其中的某些内质是难以动摇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剧变是共振的,两者相互牵引,又常常打破二元化的对立,共同作用于百年中国的现代进程。

03

革命性轨迹

以现代化进程的眼光回顾中国现代历史的前进轨迹,可以看出,百年中国走过了先破后立的艰难进程,而中国乡土的革命历史叙事则与这个过程是相互呼应的,从五四时期鲁迅的《阿Q正传》中蓄意革命的阿Q,到30年代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再到20世纪40年代,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开启了新的格局和新的形式。尤其是当代——这里以政权的建立和更替为轴心——文学与文化的自身话语形式的转化往往与外在动向相协调,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等,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叙事推向了高潮,也走向了一种极端。在20世纪这样一个革命的世纪——尽管80年代新时期开始以各种方式宣告革命的终结——但即便在新世纪的当下,关于“革命”的回溯和再现同样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当代中国在疗治战争创伤的同时,开启了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步伐。与国家建设相对应的,文学也迎来了自己的转型,中国的文学发展由现代走向当代。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有如下表述:“‘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的性质的预设、指认的内涵。”也就是说,当代文学作为与政治社会进程密切联系的概念,不仅是对过往文学经验与文学成就的阶段性总结与划分,更是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对未来文学的性质与内涵的建构与预设。对新政权、新的社会形态的合法性的书写,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一大共性,同时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建构的欲望。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中国解放区广泛展开。同年年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广西实际,广西做出了分期分批开展土地改革的决定。至1954年,广西全省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彻底废除了农村封建剥削制度。1960年4月,陆地《美丽的南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之作,《美丽的南方》以广西土地改革运动为背景,描绘了五十年代热火朝天的农村改革画卷。故事讲述了一群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们在长岭乡开展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接连遭遇赵佩珍、梁正腐败基层乡村干部的阻挠,以及封建地主覃俊三、乡绅何其多暗中勾结的破坏。当工作难以推进,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农村干部杜为人带领众人打破僵局,以“三同”的方法融入村民中,成功动员群众展开土地革命,并发掘、培养了以韦廷忠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基层干部。农村是最为丰富的斗争经验来源,陆地以长岭乡为背景,以具象性的描写详实地记录了土地改革工作的开展过程,展现出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呈现批斗、开会、分地等激情澎湃的大场面,陆地更着重于书写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作为改革者的工作队与改革的对象的村民的深入交往中,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们克服了自身的“小资习性”,保守压迫的长岭乡村民则打破了自己的胆小保守。陆地的改革语境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打破了之前一贯的“启蒙者/被启蒙者”的单向叙述,改革不仅是对农村土地、经济和阶级关系的解放,更是农村基层干部自我检视、锻炼与成长的实践。长岭乡作为中国广大农村的象征,孕育出韦廷忠等具有朴实宽厚的优良品质的新生革命干部,同时也是对既有革命队伍的检验场和锻炼池。

《美丽的南方》被誉为广西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在此之前,广西的文学创作处于前现代的语境中。陆地的《美丽的南方》以土地改革运动这场改变中国乡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社会改革为主要内容,无疑具有深刻的现代性品质。《美丽的南方》跳出了以往乡土文学对乡村黑暗的控诉批判,或是对“记忆乡村”的乌托邦式的追忆幻想,主动捕捉时代的脉搏,直面现实的社会变革,是对广西现代进程的重要记录。《美丽的南方》所蕴含的进步的、发展的思想内核, 文学与政治深刻互动的形式,是文学基于现代性的一种建构,为后继者奠定了广西乡土文学的现代格局。具体而言,《美丽的南方》以外来改革干部的视角切入,捕捉社会制度改革的瞬息景象,是广西乡土文学现代化的外在线索。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碰撞交融,则构成了广西乡土文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广西文学的建构性书写不仅在体现为乡土与政治的深刻互动,更体现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碰撞交融。乡土与民间的重合、生活与民族传说交融一体构成了广西前现代时期乡土文学的面貌,韦其麟《百鸟衣》《刘三姐》等作品,以对精神之祖的追溯,塑造出留存于遥远民族记忆中的神秘诡谲的西南秘境。进入新时期,传统的民族信仰所形成的话语权威,在改革的浪潮冲击下,失去了它的统治力。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个性解放等现代力量的冲击与召唤下,新一代的民族青年跨越乡土地界与文化圈的藩篱,开启了对现代世界的探索与冒险。

直至20世纪的90年代,余华的经典文本《活着》,呈现出了另一种革命的视景,福贵及其一家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中遭受着破碎和创痛,而他成为了历史的“余数”,更重要的是,历史时常假借革命之名予取予夺,对乡村个体铸成新的苦难。1993年,陈忠实的史诗型小说《白鹿原》问世,这是一部书写了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壮丽史诗,通过以白嘉轩、鹿子霖,及其子孙为代表的两姓一家的种种经历变故,勾画出白鹿原在历史之中的沉浮兴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内容体系庞大,时间跨度久远,将白鹿原形形色色的生活与民风民俗写得详尽周到。长久以来,出于民族屈辱历史的讲述方式与话语形态,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叙事总是习惯将所遭受的悲剧与苦痛归因于外国势力的入侵与压榨,而《白鹿原》则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中国社会悲剧缘由的另一个视角。田小娥在自身受苦的同时,以己之身献祭历史,引发人性的互屠。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波诡云谲,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交互更替,革命风起云涌,而白鹿原也在历史的波动中受到剧烈的震荡,在变与不变、无常与有常之中,白鹿原及其中之物事人情经历了深层的裂变。乡土世界先是交皇粮被抢,到得知外界已经革命,再到新政府建立,田福贤到任,惹出交农事件,后又有军阀强收军粮,共产党农会运动,国民党清扫运动,各种势力不断更迭,相互角斗。而与之相对的,是白鹿村年轻一代命运的陡变,鹿兆鹏出走,后又回乡办校,又因搞农会被通缉出逃;黑娃离家,带田小娥返乡,被捕出逃,最后以匪寇身份归来复仇,等等,都与时代的动荡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开始借由外在的影响逐渐潜流,深入每一个生命中。这其中固然是一种革命政治历史对农民的牵累,但更重要的是,未卜的命运、未知的人性,如何真正打破政治历史更替间封闭式的循环,到达一种开阔而敞开的精神文化空间之中,这是小说《白鹿原》在身体与情欲、革命与现代的多重纠葛中试图探讨的问题。

直至新世纪,黄亚洲的《日出东方》、赵万里的《西柏坡》、项小米的《英雄无语》等,包括都梁的《血色浪漫》《亮剑》《狼烟北平》等作品的出版及风行,可以见出在后革命的时代,革命历史题材依旧风靡,对于英雄与热血的呼唤依然震荡人心,映现出“革命”的历史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革命”之理念/理想的再造与重铸在当代社会的真正形成。不仅如此,李洱的《花腔》则将革命历史题材的形式表达推向先锋的实验之中,革命历史题材始终在实践着自身的形式探索,又或者说当代汉语的发展,在革命的壮烈与人心的隐秘之间,获致了新的生机。不仅如此,革命性的历史轨迹在当代中国乡土叙事中显示出了其丰富性与复杂性,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历史与乡土发展史是相互咬合与彼此牵连的,尤其在复杂而惨烈的战争历史中,乡村世界的沸腾与热血始终在激荡,现代战争及其背后的国内以至世界政治、经济的延伸,不断地为百年中国乡土叙事投射现代性的镜像。

04

民间性追缅

在百年中国的乡土文学叙事中,乡村民间的习俗性呈现是最重要的一环,其中代表着传统的存续抑或裂变,尤其在现代性的映射中,尤其在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击下,乡土的民间性意蕴如何发抒,其间的断续去留如何取舍,成为了乡土叙事最关切的命题。

刘庆的《唇典》,写的是库雅拉人的村镇和族人的生活,主人公满斗长着猫的眼睛,一方面能够见证幻象世界的魑魅魍魉,看清善恶短长;另一方面则是在世俗生活中的百年迭变中沉浮跌宕,尤其是经验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历史带给萨满宗教及其统摄下的民间世界的毁灭性冲击。“《唇典》描述了百年萨满的宗教图景和精神文化,深入到库雅拉人的生活细部,像雕刻的刀笔,琢磨一个又一个的脸孔,不断地在预言和暗示中,讲述人物的命运,推动故事的进程,映射出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并且将萨满宗教,推进大历史的涌动中,使其在光明中前行,也在暗夜里摸索。然而,在此途中布满诡谲,驳杂的未经塑造的宗教精神,如焦炭埋藏在地底,等待叙事的唤醒,等待一把火的点燃,而这个燎燃之火,便是形构‘唇典’的语言。如此之‘唇典’,汇集了宗教歌诗、历史话语和小说叙述,这个过程不断产生冲撞和龃龉,火星四溅。而萨满及其宗教,也在百年来的盘旋和突围中,认知自我、参与历史,并重建精神之塔。”⑼本雅明在《语言本论和人类语言》,提出人类的精神本质是语言,任何表达只要它是精神内容的传播就要被看成语言,而对自身最完整的和最核心本质的表达自然被理解成语言本体。很明显,以萨满为代表的乡土民间所笃信的宗教世界源远流长,而如何在现代中国历经百年的文化环境中存续,并且在新的语言及修辞中形成新的精神力量,这是乡土叙事亟待面临的难题。

肖江虹曾经在贵州做田野调查,遇到一个傩师,问及傩带给他最重要的及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特别怕死,他觉得人死了会陷入一种无边的黑暗,他会去找一种办法来化解这个东西?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一开始相信傩的那边能够看到死掉是一个美好的场景,他花了差不多30年都没有看到傩对面是什么样子。有一天他有一个叔叔辈的老人去世了,叫他去唱傩,那天他带上面具的时候真看到他死去的叔叔,而且看到他穿的衣服和平时不一样,走出大门的时候,他看到大门外面的景致跟现在生活的景致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民间宗教的仪式感与个体生活的精神性是对接的,更确切地说,民俗在沟通死生的同时,也在塑造现实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来的中国乡土叙事在书写民间习俗之际,开始具备了自身的历史感,即便这样的历史感经常是悲怆的,“我们写那么多民俗,永远还是在民俗的点上,要穿透很难,一直到傩面的时候我知道这种形式的小说应该怎么样努力去穿透它,做了一些努力,做了一些探索。其实以前我到乡下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心里特别难受,因为你看到贵州的乡村其实时间是静止的,在很多的村庄里面是静止的,没有时间概念。除了树在长,除了人在老去,你看不到任何变化,他们的生活上百年来,几百年来永远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所有外面的力量被这个村落几百年固有的形态造成挤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快就崩塌了。”而在小说《傩面》中,肖江虹同样试图探讨乡土中国在完成传统—现代的转化过程中,其文化的断裂与赓续。从小说来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其往往呈现出一个崩塌—重建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粗线条和单维度,其中充满了复杂褶皱,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城市与乡村,都是相互纠葛、渗透的,“有一天你的唢呐肯定不在了,你死了这些东西就消失了。然后他说,唢呐可以没有,唢呐可以死掉,但是这个曲子是死不掉的,这个调子是在的,摘了一片树叶马上就吹《南山松》,嘹亮高亢的声音,他说这个死得掉吗?这个死不掉吧?一个器物,而且讨论的时候,他说以前他的师傅跟他说,当民间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民间艺术高度仪式化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开始在走向衰败和消失的过程。可能这个东西不见了,包括傩这个东西可能不见了,一把火把它烧掉,但是傩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比如那种敬畏心,那种敬天、敬人,人和自然的关系怎么处理?可能下一个事物就诞生了,这种精神的东西会附着到下一个即将诞生或已经诞生的某一个器物的身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很多已经消失的东西,你说消失了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没什么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的内核是在的,永远都是在的,唢呐可以死,可以消失,但曲子是死不掉的。”⑽因而,更重要之处在于,精神内质的留存和阐发,实现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存在,将乡土世界的内在基因进行更具广度和深度的传承。

田耳的短篇《衣钵》同样触及类似的问题,在小说中,“父亲不仅是个道士,他远远不止是个道士。现在,父亲显然在虚弱,在衰老。晚上已经开始了,李可看见自己的父亲操起巨大的艾香,驱赶起蚊虫。也许是父亲的职业使然,李可老也觉得他每个动作都像在祭祀。香火舞动的迹线是很熟悉的,父亲走动的步幅是很熟悉的,很快地,这种弥漫着香火气息的环境也是很熟悉的。这么多年来,每当李可和父亲在一起不言不语的时候,他便能感觉到祭祀般的神圣。”父子之间从抵牾、冲突,到最后无言的契合,表面的亲情凸露,内地里却是乡土精神的传承延续。更重要之处在于,从城市返乡的青年李可,与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进程—回乡”的叙述有所不同,乡土世界变得有所凭依,有所冀望。从形而上的层面而言,传统的发抒和传递,不仅仅只能依靠传统自身,而更有待外在的精神力量的援助,“李可走出去,走到屋后的山上,找一块平滑的山石坐在上面。同样,他记得也曾和父亲一起在这里坐过。他看看月亮,这晚的月亮几乎完美。他看了一会,眼睛看热了,酸了。他明白,那是很多的泪水流淌出来。刚才,他忙于各种事情,他是那样地投入去做,以致没有哭出来。现在,该做的都做完了,他想到那个再也回不来的父亲,潸然泪下。很久之后,他惘然想到以后,想不出个所以然。按他原有的想法,实习完拿足学分毕了业,得到外面找个工作,反正不回这里就行。可是现在他免不了在自问,去哪里呢,干点什么呢?月亮照到正当头的地方。李可进一步地看清了月亮,它的光在地上像是结了一层白茧,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就像在他体内某个最为柔和的地方抚摸他。他听见母亲呼唤他的声音,还和很小的时候一样急促。”⑾小说值得关注的地方还在于将李可重新组织进乡土世界的传统逻辑之中,从亲情、乡情再到自身的主体性探求,民间性追缅的元素如何形成新的赓续,这是百年中国乡土书写的重要课题。

因而不得不说,在后现代历史的消解语境中,重新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立柱,而中国当下的乡土书写中呈现出来的对于传统宗教、民俗等的追索,正是代表了这样一种探询。“刘庆的《唇典》、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包括肖江虹最近获鲁迅文学奖的《傩面》等,他们试图去建构和直面我们真正有所依赖、有所信仰的、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写作对于新时代、新青年,以及写作对于写作自身,也即新写作的生成和创造作用,正是今天作为写作者的我们责无旁贷的所在。”⑿而更重要的是,如是这些乡土叙事中的重要形象与形态,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镜像是否兼容,简单说,这样的回归传统、回到民间的精神探究,是否得以真正掺入现代主题,得到对象化的认知和趋同,是在城市化不断加深的当下不得不处理的精神处境。

05

现代之未完成性

现代性象喻构筑的本身,即是对于乡土中国走向现代的一种可能性想象和未来性探索。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叙事,一方面不断延续八九十年来的现代性发抒,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了新的状貌。尤其是中国乡村主体的建设:脱贫攻坚的实践,无论是乡村的风景风情,还是农民的生活实际和精神面貌,都得以极大转变,从而使得当代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徐徐展开了新的画卷。

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其中的国民性隐喻自不待言,对于国民性批判的反批判,海外学者刘禾早有观察,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自鲁迅而始,乡土文学的范型得以确立,也即在内外视角的融通中呈现,如是之乡土事实上便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象喻,成为其重要的征兆与症候。沈从文的《边城》,虽是以诗意的笔触书写湘西世界的纯粹和哀愁,但是背后却隐现着某种现代性,其隐含读者来自城市,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乡土本身。赵树理以“问题小说”的观念掺入中国乡土,并以政治的与阶层的多重理念注入其中之人物,进而构成现代革命政治镜像下的乡土世界。柳青的《创业史》,而无论是蛤蟆滩的旧地主还是共产党的互助组,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共同富裕,无论是家族利益还是党派政治,都与传统的乡土叙事有所区隔,而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生产方式的更新,对于20世纪中期以来的乡土叙事而言,都意味着新的文化架构,也需要新的血肉填充。

1986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出版,这部开始创作于7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事实上充满着作者个人的自传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情感追求与取舍,在传统乡土情结与现代生活/生产方式之间,透露出大历史中丰富的主体性征。据李小巴回忆,七十年代初他到延川调研,时在县城做临时工的路遥对他说:“‘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仔口吐狂言。”晚上睡觉,李发现路遥先把被子拉上来遮盖,因为他没有内裤。⒀事实证明,路遥幻想的女性形象田晓霞,果真不顾门第,敢作敢为地迎接了孙少平的爱情。当然在小说中,这个爱情故事必然会是一波三折。“他找到一个北京知青,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闪光点,但他没有享受到夫妻之间真正的恩爱,或者说这种恩爱的时间很短促。因为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对自己体贴入微,对自己的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但是林达在这一点做的似乎也不到位。路遥非常惆怅和痛苦,他曾经对朋友流露,婚姻不图形式,而重在内容,我虽有一个北京知青老婆,但我并不是十分幸福的人。这件事在路遥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⒁然而在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则逐渐抛开或说隐没了这样的带有自传性的现实书写,历史的包袱与自我的包袱一定程度而言被卸下来了,这么说的意思是当下的小说虚构性更强,对故事、形式、语言的捕捉更为突出,其中并没有卢卡奇所言及的“必要的东西”⒂,又或者所谓的“必要”已经发生了转移和变化,更加趋向多元化的表达,不再只是史传式或自传式的写作,回到生活,回到地方,回到趣味,回到当下的种种未完成性。

直至新时期,中国的乡土叙事在新的现代性映照下,实现了多元的形式探索,尤其是在地域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多重镜照中形塑自身。1987年,蓝怀昌怀着“淡淡的哀愁”,将他的布努瑶文化带出封闭的深山,走到无法阻挡奔涌向前的时代之河前。改革的浪潮为民族带来的新的生机,一种全新的、汹涌的力量动摇着根深叶茂却行将枯僵的文明体。“从那以后,一种分娩的巨痛时时在折磨着我,这时候,中国改革的浪潮卷过来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将在这个大潮中获得新的生机。因此,我很想呼唤她卷到这个大潮之中去,用双臂划出一条光明之路来。《波努河》便开始无法阻挡地流动。”在巨变之前,《波努河》见证了这群融合了民族血液与现代品格的新一代青年在分娩的剧痛中呱呱坠地。《波努河》讲述了玉梅、玉竹、刘敏、陆斌等新一代布努瑶青年,在自身民族文化的困顿之中觉醒出走,在现代文明浸染下不断认识与重塑自我价值的曲折故事。其中玉梅作为瑶族密洛陀文化中“母神”精神的现代投射,波努瑶的道德与文明铸就出玉梅勤劳坚实、果敢坚毅的气质与性格,使她由身无长物到开辟出恢弘的事业版图。来自古老民族血液里的坚实品格,在新的环境中更显示出其宝贵与功用。然而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汇,至始至终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新生的“阵痛”。这种“阵痛”是玉竹打破顽固的性贞操观念、完成觉醒后,仍然落入与杨成和痛苦的婚姻中;是玉梅一心想着回报乡亲却违背商业规律,最后被推向监狱的危机。面对全新的社会秩序与商业规则,波努人世代谨守传承的文明习惯与道德规范失去了效力,种种的挫折与打击也就带来了传统衰落的惋惜与“哀愁”:《波努河》中的一群人是在诸种矛盾中生活着,搏斗着。波努人带着这种性格,这种气质走进中国改革的大潮中去,她的命运同样显示出悲剧来。⒃蓝怀昌的《波努河》是一部关于西南偏远的少数民族与文化接续现代化进程的巨著,其中对瑶族密洛陀神话与传说的遥远回忆、对波澜壮阔的改革图景的恢弘叙述,从而使得整部作品具备了史诗的品格,其对传统民族文化体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所体现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敏感地捕捉。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叙事也正是在对这种阵痛与哀愁的呈现中,从内到外完成了自我的现代化转型。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出版,这位80年代开始登上文坛,并以《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商州》《浮躁》等“商州系列”为寻根文学代表的作家,写出了一部与乡土对照的聚焦城市知识分子的作品。《废都》甫一出现,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评论家李敬泽在提及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时,曾经提及中国乡村及其文学想象的境况:“不要忘记,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三言二拍到《红楼梦》,没有一部是‘农村题材’,乡村中人走出去,进入现代境遇,或者现代性降临乡村,乡村才能够成为小说想象力的对象——贾平凹在《秦腔》中证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⒄可以说,乡土文学作为近现代国族叙事的产物,在革命与启蒙、传统与现代的多重辩证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又或者说,成为百年中国携带着沉重的因袭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时间来到新世纪,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转化不断延续着现代性反思,并完成了自身的审美流变。李约热的《龟龄老人邱一声》、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陶丽群的《七月之光》、王昕朋《金融街郊路》等小说,打破时间线性流动,代表着永不停息向前发展的“传统—现代”之对立统一的线性思维观念的反思,将乡土世界与城市空间平行并置,探讨更具有普泛性的问题。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真正的出路不是追求技术的登峰造极,而是对人性之光的重返灵魂。对发展的衡量标准的改变:以物质财富的丰富为基础而转向人的内心的深刻变革。李约热的小说《龟龄老人邱一声》中,野马镇人出于某种精神伦理使然,原本轮流照顾龟龄老人邱一声,而“我”作为矿二代,为了赎父亲的罪,自告奋勇前去照顾邱一声,然而却在后者面前被错认为是其死去的儿子阿牛,“我”将错就错加以安抚,不料老人却以为儿子当真回来了,得偿心愿而悬梁自尽。“事实上,在满腹阅历与故事的龟龄老人邱一声那里,就已经显露了野马镇的纵深度,加之村民为轮番照顾老人而逐一出场,作者写出了人们复杂交错的情感,同时也钻入其中每个个体的精神深处,探询性情,拷问灵魂。小说的最后,‘我’代替死去的阿牛披麻戴孝,为龟龄老人立碑,那是对野马镇魂灵的祭奠,精神的传续于焉得以绵延不断。”⒅传统伦理在小说中有着幽微而坚韧的延伸,这显示了当代中国乡土精神的文化延伸。除此之外,时代性也成为了当下乡土文学的重要旨归。在李约热的另一部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村庄,邵永和我》中,作为第一书记下乡扶贫的“我”,试图对终日颓丧的邵永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令其振作发奋,然而邵永却始终无动于衷,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次危机之中,故事的最后,乡下瑞生的孙子意外切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赶去医院后,却发现忘了带上断指,“如果不把断指送去,孩子将终身残疾……”此时邵永临危受命,前去送断指:

很快,邵永和我坐在单位给我配备的电单车上。我们还能快点吗?我们还能快点吗?身后的邵永跟我说话。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

我没有回答。

这时候,夜幕被灯光划破。

那是野兽的眼神。⒆

乡土世界的人性于焉显现,他们沉潜于内心深处的和善与情谊在邵永身上可见一斑,李约热这个中短篇小说集为《人间消息》,人世间的纷繁杂沓,成为了乡土世界中引人入胜的风情与风景。同样关注脱贫攻坚主题的还有小说《喜悦》《八度屯》等,代表了当代中国乡土叙事中的时代意识,同时也与历史的主体性有着密切的关联。陶丽群的《七月之光》中,表达了一种人情乡土疗愈现代战争带来的伤痛的主题,小说中,乡村的自然、人性的纯粹、情感的真切等,如是之形而上的精神抚慰,治好了老建的战后创痛病症,这似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的喻象。

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乡土叙事中,“现代”之未完成性还体现在形式的探索与话语的更新之中。田瑛的乡土书写,寓抒情于叙事,寻求一种“赋比兴”的结合,小说内在的语言形态与人物的内心激荡相互推动,浓烈的情感参与其中,甚至不怕显露叙事的意图,呈现出阔大的景象与幽微的心绪的结合。小说《大太阳》中写到,“云团从峡谷上空滚过时,发出了雷鸣般的隆隆声响,透明的天幕上留下了一道车轮辗过的深深辙印。牛群骚动了,骚动产生了一股动力,帮助牛支起身子。牛有犍牛、老牛、病牛、牛犊,它们用最后一口气或奔跑,或摇摇晃晃行走,或就地滚爬,拼命地去追逐那团乌云。天上的一团云牵动着地上的一群牛,情景十分壮观。”无论是自然的景观风物,还是动物/人物的动态需求,在小说中都与富有节奏感的言辞所统摄。更重要的,叙事与抒情的并置且相互作用,驱动着小说的叙事,将故事推向前去。“雷的轰鸣和牛的长哞遥相呼应于天地之间,让人感到生命力的巨大搏动,同时又具有一种丧钟的死亡韵味。云速越来越快,牛群显然力不能支,渐渐地落伍了。那些青壮犍牛累得口吐白沫四腿打闪,仿佛一根草就可以绊倒它们,但仍在紧追不舍;老牛病牛已经跟不上趟,被远远地抛在了犍牛的身后,然依旧在作垂死挣扎;有的牛连爬也爬不动了,只好倒毙途中,但眼睛仍死死追寻着远去的云团。”⒇因为牛对云彩的追逐,牛们生存了下来,而人群“没有赶上那阵行雨”,因而错过了生存的机会,变成了化石。这里透露出了极为强烈的生态伦理,这是小说自成一体的自然观念,“《大太阳》里出现的迁徙,则造成了整个部落的毁灭。在迁徙的过程中,人和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结果是牛获得了生机,‘人一概变成了化石’。”在王干看来,田瑛的这个小说“是一个寓言,又仿佛是一个预言。这部写于很多年前的小说,至今读来依旧初始一般新鲜。它是一个远古神话,又是一个现实的警示录。”(21)有意味的是,这样的现代警示,与当下中国的新发展理念是若合符节的,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恰恰对应了“现代”之未完成性,如是之现实主义中的未来意识,形成了广袤的中国乡土大地的新的想象。

06

结 语

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涉及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宗教、文化、社会、战争等,与个体/集体精神之间的关联,其中最关键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视野。纵观百年中国乡土叙事,现代性同样成为一种总体性的命题,这里试图将乡土与现代的互相映照重新陌生化,或者进行再对象化,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下中国,提示乡土文学需要回应的时代命题。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秉持一种与时代并立的态度和精神,在此过程中也不断探索自身的美学表达。可以说,一个多世纪的乡土文学,尽管也有走弯路的时候,但总体而言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探索中的最显豁的表达,其中再细微的题材,也不失阔大的精神视野;而再宏大的文化形态,也往往有其切实的落脚点。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有机的多维的,更重要的,文学置身于时代这一装置之中,又反身映照和建构时代本身。百年中国乡土的文学书写,无论是城乡的辩证性、地方性路径、革命的轨迹、民间性追缅,还是现代的未完成性,事实上都在追求与时代建立起必然联系,且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建立真正的历史意识,并在当代中国碎片化与拟像化的境况下,在真实经验与宏大精神被不断消解的时代,重新将失落的文化精神捏合再造,从中建立新的修辞学,在反思中形塑并呈示自身的现代性镜像/景象。

注释

(1)陈建功等:《陈建功与新时期文学》,《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2)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3)陈思和:《长篇小说的四个阶段》,《中国读书报》2018年12月13日。

(4)张楚:《张楚〈过香河〉:异乡人》,《小说选刊》2020年第6期。

(5)周瑄璞:《日近长安远》,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329-330页。

(6)王春林:《周瑄璞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欲望化时代催生的文学标本》,《十月》杂志公众号2019年5月29日。

(7)周瑄璞:《日近长安远》,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42页。

(8)郑万鹏:《中国现代文学史》,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61页。

(9)曾攀、季进:《百年萨满的精神图谱——评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见《学问:中华文艺复兴论7》,花城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

(10)具体参见《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11)田耳:《衣钵》,《收获》2005年第3期。

(12)具体参见《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13)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14)雷涛:《感悟路遥》,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5)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刘半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95页。

(16)蓝怀昌:《希望,在淡淡的哀愁中走来——关于〈波努河〉》,《南方文坛》1988年第6期。

(17)李敬泽:《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18)曾攀:《小说的野性——李约热论》,《上海文化》2020年第7期。

(19)李约热:《村庄、邵永与我》,载李约热《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21页。

(20)田瑛:《大太阳》,载田瑛《生还》,花城出版社2018年,第63页。

(21)王干:《峭壁上的石匠》,载田瑛《生还·序》,花城出版社2018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