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消失的铁匠铺

南街村外，有两片巨大的河滩，背后靠着一座山包。有人把房子建在河边。有些年发洪水，一夜之间就被冲掉了。那些年，南太行的雨水还是很丰沛，不像现在，雪和雨都极少光临。差不多三十年前，南街村朝北的河滩边，有一家铁匠铺，店主姓曹，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认识他很偶然，更得益于同村的小六子。夏天的某日，放学后，我和小六子蹿出校门，布鞋脚板甩起两股尘烟，沿着土石铺就的转盘马路，像兔子一样奔跑。到村口，我俩气喘吁吁一阵，先后爬上一棵核桃树，两个人分别找了合适的树杈，骑稳当了以后，伸手摘几颗青核桃，用刀子旋着吃里面的仁儿。光是吃肯定枯燥，就像饮酒，没有下酒菜，不说点闲话淡话也没意思。正吃得满嘴流油，我说：“小六子，咱们将来干啥？能干啥？”小六子想也没想，说：“俺要当铁匠！俺舅舅那铁匠当得好呀，连武安和邢台人都到俺舅舅那儿买农具！我以后就跟着俺舅舅当铁匠，肯定不缺钱花。”

我听了，无言以对，我们家的亲戚们没有一个有手艺的，心里就很羡慕。但为了撑面子，我就对小六子说：“我将来一定走得很远，进城市，住楼房。”小六子说：“你这是做梦坐飞机——净想好事儿。”当时，我脸上有点挂不住，但除了小六子之外，我没有一个像样儿的朋友。他的话虽使我难堪，但也不好发作。低了一会儿脑袋后，我把话题扯到喜欢的女同学身上，我说我将来一定要娶张春莉当媳妇。小六子说：“这个嘛，倒还有二分五到三分的可能。”

第二天下午放学，小六子专门带我去他舅舅的铁匠铺。在南街村口，只一间黑黑的房子，前面搭着一个凉棚，凉棚下面是一堆巨大的炭火炉。再往前是一道石头垒的河坝，不高，大人抬抬腿就过去了。河坝外面，就是大河滩了，堆满了光光的石头，有大有小，要是坐着拖拉机从上面过，再结实的屁股也要颠成八瓣儿。铁匠正在打铁，火花乱溅，有一个人抡锤，另一个用火钳夹着一块生铁，铁锤在生铁上轻轻重重地砸。看了一会儿，我说：“小六子，咱该回家了。”刚走出三米远，小六子一脸骄傲，斜着眼睛看着我说：“咋样？我说啥咋样？”小六子说：“俺舅舅啊！”我走了几步，说：“那么大的铁锤，整天抡，这也太使得慌（累）了，俺不干这活！”

小六子的脸立马耷拉了下来，一个人甩着步子过了河滩，往我们村的方向走去。我知道小六子生气了，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再一天一大早，早早跑到他们家叫他一起去学校。小六子看到我，也没吭声。他娘说：“稍等等，六子吃了就跟你一起上学！”我在他家院子的梨树下站了一会儿，想独自走，又觉得一个人孤单，只好硬着头皮等。

两个人走在路上，开始只有四只脚在噗噗响，单调得烦人。我说：“小六子，你还在生气呢？”小六子看看我：鼻子里还呼着粗气，说：“那么好的活儿，你还说累，不累能挣到大票子吗？活人能不累吗？”我脸红了一下，说：“你说的对，当铁匠能挣钱，真是个好活儿！”

小六子笑了，我也笑了一下。

冬天住校，我才知道，铁匠不仅累，而且还起得很早。通常，太阳还在东边的树梢上挂着，打铁的声音就从河谷响起，连同冬天的阵阵寒气，一同进入到村庄以及远山的各个角落，震落了枯枝败草上的霜雪，也惊醒了山里的野鸡。这时，村人大都还在土炕上做梦或者说闲话，铁匠就把大家给敲醒了。

铁匠铺的炭炉子火焰不高，红色中略带淡黄，火苗上压着一块类似半个地主帽儿的东西，很是耐烧，再惨烈的火焰，也不能损它分毫，我问小六子那是什么，小六子转着小眼睛想了半天，又蜷起食指，把太阳穴敲了几下，也还没有想到。

每天早上路过，我都看到，三个上身裸着，只穿了一件油布围裙的男人，面孔黑得跟炭一样，手臂上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很是健壮。一个男人坐在炉子一边，使劲儿拉着风箱，每拉一下，上面的火苗就蹿高一次。火苗突突，发出呼呼的响声，火苗儿形状有一些尖利，像刀子，能伸能缩。烧到一定程度，另一个男人站起身来，手里拿了火钳，探进炉火，将锄头、铁板或是斧头镰刀等家具用火钳子翻翻，再烧一会儿，赶紧夹出来，放在专用的铁墩子上，手里提锤的男人迅速往自己手掌上吐一口唾沫，抡起铁锤，砸向全身通红的铁块子，乒乒乓乓一阵，铁块子基本成型，火焰渐灭，变做焦黑色。

如果锻打的火候到了，手拿铁钳子的人就会夹起成了型的物件儿，转身放进脚边的清水盆子，嗤的一声，冒起一团白烟。如果还没烧好，或是缺少了工序，就再放进炭火，继续烧灼。再取出另外一块儿，又是一顿敲打。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和小六子一块儿，从铁匠铺前面走过时，小六子的神色一如既往地骄傲。有天早上，小六子说：“你还说打铁累，就你，连俺舅舅抡的那个大锤都提不起来。”我不服气，就和他打赌。赌两块钱，谁输了谁买一包饼干，俩人吃。

放学后，两个人跑到铁匠铺。小六子一进去，一个脸长而瘦，嘴巴上长着一捏小胡子的人笑着对小六子说：“六子，放学了，去家里吃饭去。”

不用小六子介绍，我就知道这人肯定是他舅舅。

我使尽吃奶的力气，憋得面红耳赤，才使那个状似牛脑袋形状的大锤离地三公分，坚持不到一分钟，就狠狠地扔下了。铁锤砸在黄土夯成的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锤子周边的干土都裂了缝儿。喘息未定，我对小六子嚷，你输了。小六子说这不算，要离地一尺才行。我不答应，就和小六子吵了起来，以前的同学友谊都变成了气恼，谁也不让谁。直到最后，都点名道姓地互骂爹娘。

那时候，我光顾着回骂小六子了，忽视了他舅舅和他娘是亲兄妹的关系，骂的话也不堪入耳，况且又在铁匠铺里面。瘦铁匠先是蹲在地上抽烟，看着徒弟们操作，继而把脸转过来，把皱纹和汗碱包围的眼睛伸到我的脸上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脸就和我的脸一般红了。他忽地站起身来，鼻孔里的气流吹得胡子颤动。他甩掉烟头，两手往背后一插，张口就骂我是小兔崽子，杂种，还说我爹娘这样那样的不好。我气极，也骂他。他舅舅更生气了，上嘴唇的小胡子一耸一耸，脸也变成了酱猪肝儿。

骂着骂着，他右胳膊猛地一伸，往外面的河滩一指，对我说，你给我滚出去！

这时候，我才醒悟，我在人家的地盘上。别说人家骂我，就是打我，我也不占一点理儿。我赶紧退出来，站在外面的河滩上，和小六子对骂。没想到的是，小胡子顺手拣起一块烧白了的焦炭，冲我砸过来。那飞行物在空气中摩擦出呜呜的响声，打着旋儿飞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蹲下，飞行的焦炭从我的头发上擦过。这一次后，我把小六子恨到骨头里了，还有他当铁匠的舅舅。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胸中怒火燃烧，我想报复小六子，报复铁匠。

我害怕的不是小六子，而是他那个比我大几十岁的铁匠舅舅。可是，我又拿他们没一点招儿，只能在心里恨不得小六子被石头绊倒，摔个鼻青脸肿脑袋再懵三天，也恨不得让他当铁匠的舅舅在抡锤时候不小心砸伤手指和脚。这只是我的愿望，却永远成不了事实。回到家，我对母亲说了，母亲很生气。说，两个小孩儿闹着玩儿，大人掺和进来骂俺不说，还拿东西砸俺孩子，真不是东西！还说，以后不去他那儿做农具了，宁愿多跑十里地，到蝉房去做。

母亲说到做到，家里的锄头和镰刀坏了，哪怕天气再热，也一个人，迈着走惯山路的脚板，往返三十里地，到蝉房去买去做。蝉房铁匠铺卖的做的农具也不便宜，可路程是我们村到小六子舅舅铁匠铺的六倍距离。

没过多少天，我对小六子的仇恨渐渐消散，可总是对他的铁匠舅舅怀恨在心。以至于我和小六子再次言归于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不愿从铁匠铺前经过，宁可多走一段路程。在我的内心，对铁匠铺和那个小胡子铁匠，总怀有恐惧、怨恨甚至另外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理。所有这些，小胡子铁匠当然不知，或许他早就忘了。往后的时间里，铁匠继续打铁，并没有因为少了我们一家的生意而倒闭和破产，我也偶尔从铁匠铺前经过，听见里面传来的声音，看见小胡子铁匠和他的徒弟们，心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是怨恨，又不太像，总是觉得心里很难受。

我路过的时候，小胡子铁匠肯定也看见我了，有时候四眼相对，我一阵惶恐，赶紧收回目光，再看的时候，小胡子铁匠不知什么时候进到了屋里，或者坐在了木墩子上抽起了卷烟。在学校，铁匠铺的声音很远地传来，有时候比下课的钟声还要悠远和响亮，节奏感很强。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次不愉快的事情，想起小胡子铁匠的那张脸。直到现在，这一切仍还没有在我的记忆中黯淡。

所不同的是，我在渐渐长大，他慢慢变老。在时间当中，人和人才绝对平等。

初中毕业，我到县二中读书，因为有直接通往的客车，除了逢年过节去一次铁匠所在的村庄外，其他时间是不去的。有一年冬天，奶奶带着我去一个远房亲戚家，我不可避免地路过铁匠铺，但小胡子不见了，抡锤的人是个生面孔。我问奶奶。奶奶说，小胡子铁匠患直肠癌死了，死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上个月的事儿。

再后来，铁匠铺换成了小饭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消失了。铁匠铺也随之乌有。想起那个小胡子铁匠，心里还是怪怪的。没有铁匠铺，并不代表村人不用农具，村庄进入了机械化时代。母亲说，集市上到处都是卖农具的，又不贵。再说，现在，人都觉得种地划不来，一年下来，能顾住一家人吃就不错了，还不如出外打工挣的钱多。除了一些老年人仍将田地当作宝贝伺候之外，年轻人都没有了种地的心性，下地干活儿的少了，买一只农具几年都不坏。没有了需求，没有了钱赚，谁还当铁匠？！

只是，村人听不到打铁的声音，一时不大习惯，时间一长，也觉得没什么。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日子还是一样的日子，只要自家过得好，别人的事情在心上搁一段时间，随后就水一样流走了。

秋天的事情

又一个夏天快要过去了，收割了玉米、大豆和谷子，村庄就显得空落起来。庄稼秸秆堆得到处都是，村里人们忙着，还顾不得搭理它们，或者背它们回家，先在地边的山坡上扔着，没有了粮食穗子，就不必担心被谁偷了。勤快的人们在地里干完活儿后，随便往肩膀上扛上几捆，捎带回去，省去了专门用架子来背的麻烦。

庄稼还没熟透的时候，风就凉了，傍晚是从东边过来的，早上就成为了西风，嗖嗖的，刮在人身上，禁不住打一个冷战。很多人手里拿了镰刀，肩膀上扛了镢头，本来已经出门了，风一提醒，就想回去再穿件衣裳，秋天时候容易感冒，感冒就要打针吃药，村里人不愿意花那个钱，孩子上学和盖房子要紧。

暖和或者不暖和的早上，都有露珠，大片大片，每个叶子上都是。不像村里的黄花大闺女，专挑有钱有本事的人嫁。露珠不嫌贫爱富，不挑地方，树叶子上，草尖和草茎上，人放在院子里的镰刀和荆篮子上，甚至连茅房边儿的藤蔓上，顶上蓬的旧玉米秸秆上，它们都不嫌弃，一个个，一颗颗，没风的时候，静静悬着，等着风、牲口和人来趟，打湿人的裤管，让得牲口腿凉，让风有些湿润的气息，从它们身上飞到更远的它们身上。

昨晚刮风了，温度就下降，还没到天亮，冬天轻手轻脚，拍拍人被子外面的小腿和胳膊，这时候的村庄，会发出许多的梦呓、拉被子和咳嗽的声音。猪猡和牲口在各自的圈里面，扯开嗓子嚎叫或者哼哼几声，然后传来嘴巴衔草的嗦嗦声。早上，打开门一看，院子里面有一层霜，白白的，更远处的麦地也是，像谁撒了一地的白糖和碱。大人们知道，但懵懂的小孩子就嚷着要吃，大人就说，那是霜，不是糖。小孩子就哭，嚷着让娘买糖吃。娘就把八月十五蒸馒头剩下的一些糖粒拿出来，用勺子刮干净，喂进孩子的嘴巴。

一到天亮，家畜的叫声就显得愈发响亮。公鸡的眼睛一睁开，就像人一样两脚不停，刚从石头垒的窝里面出来，就张开飞不起来的翅膀，追着母鸡满院子乱跑。母鸡一边拉着稀屎，一边咯咯乱叫，跑得羽毛都掉了。公鸡冲上去，啄住鸡冠，不由分说，更不需要征得母鸡的同意，就上了人家后背，强行向母鸡表示爱意。公鸡累了或者足够了，不用母鸡驱赶，自己跳下来，安静一会儿，就又看见了另外一只母鸡。沐浴了公鸡爱情的母鸡，待公鸡下来了，好一阵轻松，抖抖身子，甩掉被公鸡蹬掉的羽毛，没有了刚才的紧张，迈着游闲的步子，四处觅食去了。驴被人牵出来，拴在树干上，绳子和脖子之间的距离很长，驴可以吃到一定范围内的草。大概是驴们也感觉到冬天就要到了，站在树根，大声叫上一声，打几个喷嚏，对着尖儿已经枯干了的草，不客气地啃起来。

猪猡要比鸡们幸运得多。人一起床，端了尿盆，急急去茅房一趟，一阵水声之后，裤带还没系紧，就又返回屋里，舀了凉水，摸一把脸，打上香皂，涮了，再用毛巾一擦，随手往脸盆上边拉的绳子上一搭，就算清洗完毕，又一天的日子开始了。

放开了鸡，收拾了自己，接着就跟猪猡们送饭去了，提上一缸子水和菜叶，再撒上几把玉米粒。猪猡们的食物虽然清淡，但不需要和鸡羊那样辛苦，只需睡在圈里，自会有人送上饭食，吃了再睡，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这时候，东边的太阳也出来了，在山岭上露着一张被人泼了猪血的脸，笑也不像是笑，哭也不像是哭，像人一样表情复杂。人一看，就知道自己也该上工了。饿了就吃上一块馒头或是烙饼，渴了再喝点水。

男人拿了镰刀，舀上一碗水，在自家的磨刀石上磨镰刀。镰刀的脸本来很干净，明亮亮的，闪光，经男人一磨，就变得污浊不堪了。浑浊的水从石头上留下来，颇似男人脸上的汗，一绺一绺的，扑沓沓地洇湿了男人脚下的一小片地。

男人头也不抬，张开嘴巴说，上塘的玉茭熟了，把穗子掰回来，找个时间刨了，还种麦子吧。女人当然知道男人是跟自己说的，也不停手中的活计，看也不看，答应一声，算是知道了。这是比较老实或者赞同的女人，若是有想法的女人，大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说先去后背子那块儿地吧，谷子熟得都掉地上了。收回来，就不用管了，明年春天再刨了种玉茭。

感情好或是刚结婚的两口子要干啥一块儿去。刚结婚的心里当然乐意了，生理的需要和快乐有时候也威力无比。至于感情真好还是假好，一年过了，不光自己知道，连村里才懂事儿的孩子都知道了。

这时候，风起来了，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像是老年人喘气。大的时候，吹得村子不远处的玉茭秸秆唰唰响，庄稼秆子摇头晃脑，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催人赶紧来把自己砍掉。小的时候，露珠扑沓扑沓地往下掉，看起来很干净，摔到了地上，就看不见了，不但沾了一身的土，还被土给没收了。但草茎还是湿的，人走过，小腿就有些凉，低头一看，裤管已经湿了。随便找根木棍，伸在前面，左右磕打着草们，虽然还有露水，但比不打要少得多。

地到处都有，村后面的山顶上有，下边的河沟边儿有，远近坡上也有，往石盆走的路上还有，很分散，但村里人不嫌麻烦。就拿石盆路上的地来说，一户不过几分地，好赖种点儿粮食，水源很难保证，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即使遇一个好年，收到家里的还没有石盆人偷的多。鞍子沟人自己也偷，尤其是家里有三马车和四轮车的那些人，去乡里回来天黑了，就趁着月亮，偷上几麻袋，胡乱往车上一放，只要当时没人抓住，百分之百地就变成了自己家的东西。

但主要的田地在村庄四周，远的不过二里地，爬一段坡、上一道岭就到了。近的就在门前，抬抬脚就到。村里人把山上的叫旱地，河边的叫水地，山坡上自己刨的叫坡地。旱地和水地是生产队时候大伙儿一块儿整的，包产到户之后，人人有份儿，队里找几个人把全部的地量了，按照一口人几分地，好的赖的掺乎到一块儿，然后召开群众大会，按抓阄的方式各自分开。坡地除了队里统一整的几片，也算作旱地分到各户。队里的地不够种，个人就拿了镢头和铁锨，跑到山坡上，找土质肥厚松软的地方，把草和树刨了，春天挑几担子灰粪撒上，种些玉茭谷子，改良了之后，再种花生和红薯。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刨了，另一个人也刨，大家见了，就都跟着刨，到了最后，村子远远近近的山坡上都成了坡地，就连后山石头成堆的阳坡，也有人刨成了地，种了庄稼，收成不一定好，还遭松鼠和野猪的糟蹋，但村里人愿意种，大家都说，多一片比少一片好。哪管夏天下雨的时候山坡上到处都是水沟呢？

雨水稠密、及时的时候，旱地和坡地收成也不错，年景不好，就等于白种。村里人谁也说不上老天爷啥时候下雨，啥时候不下雨。好不好先种上再说，至于有没有收成，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对于水地，谁都格外珍惜的。分地的那段时间，家家户户都吵着自己的地少了，赖了，家里人多的，还相互骂了打了几架。我们家人少，不敢和别人说什么，能忍就忍，一般的小事儿，吃点儿亏就吃点儿亏。母亲有时候爱说，妇道人家说不到地方，就老受别人的气，遇到横的，还挨人家的打骂。为此，我常常劝告母亲说：咱家人少，不要跟人家争那个长短，说了不管用，自己还吃亏。

村里修了几个池子，遇到天旱的时候，河沟里的水也不争气，很少，一天两天水都聚不满。这时候，人比水着急，看着天不下雨，一个个就都红了眼圈，本来按地的远近轮着浇的，可有的人不管，仗着自家人多，在村里凶横惯了，就抢着浇。但若遇到比自己更为凶横的人家，便大气不敢出，背地里骂娘，当面还要说不着急不着急。

秋天到了，收掉庄稼，又要种冬小麦，抢水战也到了高潮。人人都怕别人偷着把水放了，看池子的时候，吃饭和晚上都要有人在，替换着吃饭，晚上就抱了被子和羊皮，往池旁边儿一放，干脆睡在那里。第二天一早，池子差不多满了，就捅开，把地浇了。有的人也很会办事儿，趁别人在自己地里浇水的时候，偷着把水口改到自己地里，浇多少算多少。水快没了，再把水口改回来。自己扛着铁锨，回家睡第二觉去了。

看池子的人发现了，一看地，就知道是谁改的水口。扯开嗓子骂，尖利的骂，全是下半身脏话的骂，骂得全村人都醒了，站在自家门口听听，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了。不碍自家的事儿，谁也不搭腔，隔着门墙或者一道山岭骂。要是骂到了自己，力量弱就挨着，自己干生气，不敢明目张胆和人家开骂。若是双方力量均衡，吵骂算是小戏，挥手舞拳，凶神恶煞，那才叫战斗。

这个时候，晴展展的天能下些雨的话，田地湿了，可以翻松种麦子了，也能为村庄平息一下战争。

好不容易都浇了田地，晾上一天半天，地皮就干了，人来看看，觉得可以翻松了，先挑些土粪，用铁锨扬满田地。拿了铁锨，扛了镢头，一家人一块儿来到地上，再撒点化肥，就抡起镢头，哈下腰来，用最原始的方式，向板结了的土地宣战。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鞍子沟村一口人还可以分到半亩地，以致到了我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一口人只可以分到三分多地了。以前地多，还喂着牲口，翻地的活计都是牲口代劳，人只是捉个犁把，挥个鞭子，吆喝几声，再用铁锨平整一下，把麦籽撒在地里就可以了。地少了之后，上面又不让村里养牲口，说是封山育林，家家户户就响应号召，将牲口直接卖掉或者杀了卖肉。临到翻地的时候，牲口的工作就由人来做了。一个个扛了镢头和铁锨，撅着屁股，在各自的地里抡起家伙，一点点翻松土地。

早上确实有些冷，到了正午，太阳就醒过神儿来，在瓦蓝的天空没命地照耀，晒得人背上流油，汗水流进嘴里，咸咸的，像盐水一样，流在胸脯上面，就有点儿扎疼的感觉。

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蜻蜓顿时也活跃起来，在田地、河沟和草坡上胡乱飞着，胡乱落着。不知道从哪里又飞回来的乌鸦站在和它们一样黑的柿子树上，哇哇乱叫，啄着树枝上残留的干柿子浆。

田地东一块西一块，但都离得很近，每到这个时候，村里人大都聚在一起，各刨个家的地。关系好的，就打个招呼，拉呱几句，关系不好的，即使在同一块儿地里，谁也不正眼看谁一眼，心里还觉得别扭。多年之前或者最近吵闹和打架的恨气在各自心里翻涌，逮了便宜的就装作高兴的样子，故意气另外一家，另外一家就以夸张地吐口水、指桑骂槐和含沙射影的方法给予回击。一方若按捺不住，就有可能再面对面斗上一场。这个时候，村子长的河沟里面，到处都是镢头和铁锨深入泥土的声音，沙沙的，当当的，传得很远，在满河的光石头上跌宕，就是到了后沟里边，也还能够听见。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現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