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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何谓闽？在闽地问闽人。答曰：昔时，蛇为闽人图腾。门里奉蛇，即闽也。——闻之，惊悸，面有惧色。行走闽地数日，举足小心翼翼，恐蛇腾蹿，遭其袭击。然，却终未见一条蛇。每日里倒是涛声贯耳，海风濯面。

海涵闽地，闽在海中。闽人何人？曰——非捕蛇者，而乃讨海的人。闽人通海理识水性，习于斗浪，便于用舟。海，闽人之田也。食之用之，皆为海物。

闽地长乐，一面靠山，三面临海。此处自古就是造船基地。海湾里，松木料杉木料樟木料堆积如山，供造船之所用。闽地之木其性与水相宜，故海船以闽舟为上。叮叮当当！当当叮叮！——造船匠舞锯弄斧，日日造船不歇。所造之船有多大呢？曰：“可运米数千石。”古代量器，从小到大，依次为：龠、合、升、斗、石。怎么计量呢？——二龠一合，十合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石，乃最大的量器了。数千石有多重算算就知道了。

南宋时，长乐造船业全国闻名。有诗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长乐造的船，又称为“福船”。当时，海运所用之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标准造的船。看看一些史料，是怎么记载当时长乐造船业的吧——“福匠善守成，凡成船之格式赖之”。按说，浙人造船也很厉害，但技法与闽人相比，便也没了底气——“浙亦用福船耳，若浙中自为造船，必往闽中买料”。

“云帆高涨，昼夜星驰”——明代，郑和下西洋（共七次）可谓盛况空前了。郑和，又名郑三宝，其所乘“宝船”，也是长乐建造。当时，郑和船队首次下西洋有六十二艘舰船，皆为“福船”。船队人数超过两万七千人。“福船”上配置了黄铜与钢铁制成的火炮，又被唤作“飞天喷筒”，亦曰“赛星飞”。船有多大呢？——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主龙骨与尾龙骨均用松木制成，连接在主龙骨前端的首龙骨用樟木制成，粗大坚实，纵向强度无比。帆有十二张，舵杆数百根。船体稳健，适合远洋航行。

数百名舵手操作之，“顺风相送”“牵星过洋”。

闽人不但识水性，擅操舵，且有血性，多骁勇志士。大清帝国水师管带多为闽人。战则战之，力战而胜，不知降。若不胜，则亡而入海。

在闽地，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闽与海，以及闽人与海，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蟳

在闽地长乐，吃蟳。

起初，我以为那东西就是蟹，可闽地诗人林秀美告诉我，不是蟹，是蟳，很鲜。蟹跟蟳有什么区别呢？——我话到嘴边，却没有再问。林秀美在闽西山区长大，问她太多恐有不妥。不过，我想，或许它们本来就没有本质的差异，可能就是叫法的不同吧。

蟳产于闽江口，海水与江水的汇合处。蟳壳比蟹壳要厚些，颜色暗红。另一位闽地朋友阿根说，当地女人坐月子，吃蟳，补呢。男人败肾，中年秃头，老人眼浊，吃蟳，也补呢。闻之，我环顾左右，看在座的哪位需要补补呢。回京后，我翻阅汪曾祺谈美食的书，未见他提及蟳，估计老先生未吃过这东西，不然的话，依照其性情，一定会留下些许文字的。

海那边是台湾。据说，邓丽君爱吃蟳粥，台湾粥铺里必有这种粥。阿根告诉我，台湾还有一道小吃叫红蟳米糕，人人爱吃。

吃蟳跟吃蟹的方法相同。掰，拆，挤，咬，嚼，吸，吮。

我本来不爱吃蟹啦虾啦啥的，太麻烦，费事不说，还弄得手上尽是腥气。但那天盛情难却，还是吃了。不吃不知道，一吃才知晓：那东西果然是美味呢！

阿根在海边长大，小时候就是捕蟳的高手。他说，捕蟳有四种方法。一曰笼蟳，将竹篾制成的有倒须的蟳笼，置于岸脚，蟳自行爬入，退潮后即可手到蟳来。二曰摸蟳，退潮后沿还有流水的港汊泥滩摸，就能摸到蟳。三曰踩蟳，在滩涂找蟳洞，找到后用脚踩蟳。四曰钩蟳，判定蟳在洞中，即用铁钩把洞中的蟳钩出。

阿根说，煮蟳，万不可活着就下锅，那样出锅时，蟳脚会悉数脱落，蟳的气性很大，蟳脚会气掉的。怎么办呢？捕回蟳后，先不解草绳。用一根竹签，从蟳嘴插入，再放一会儿，蟳就不动了，这时下锅煮，蟳壳变红即可出锅。

啊呀呀！蟳味飘香，邻里皆知，闻者流涎。

岚

平潭，简称“岚”。何解？曰：山间的雾气经日照后发出的光彩。——如梦如幻。

然而，空中俯瞰平潭，却状如麒麟。岚在哪里？岚的天敌是风，遇风，岚便隐入海里了。

闽地风猛，尤以平潭为甚。平潭处在台湾海峡的峡口中，太平洋上所有的风，都挤压到这里，散而聚之，小风成了大风，大风成了狂风。时不时，还有台风。风遇到风，就翻脸了。拽着，撕着，扯着，蹬着，刨着，踹着。南风、北风、东风、西风，以及来路不明的风，搅得此处翻云覆雨。时间和空间并置了，风本无形无影，到了这里却张牙舞爪，蛮横无理。峡口被风的强盗逻辑搞得憋闷啊！——然而，憋闷也得咽下去。

风，嗷嗷叫，张着大口要吞噬一切。

到了平潭才知道，原来，风是有牙齿的。

平潭，本名平坛，因其主岛——海坛岛——在海上远望如坛而得名。古城南街有块巨石，民间称之为“平磹”，意为平坦的岩石。“磹”与“潭”谐音，后来，“磹”被渐渐遗忘，“潭”取而代之了。

也许，水同石头相比，岛民更喜欢水吧。

丈量一下平潭吧——南北长二十九公里，东西阔十九公里，总面积三百二十五平方公里。是大呢？是小呢？——闽地超过它的岛屿没有了，还不大吗？够大了吧！而就全国来说，超过它的岛屿还有四座，依次为台湾、海南、崇明。还有哪座呢？想不起来了。

其实，平潭非孤岛也——除了海坛岛，还有一百二十六座岛屿，七百余个岩礁。称之“千礁百岛”，一点不为过。

平潭民居皆为石头厝——用花岗岩石头垒起来的建筑，无屋檐，无翘角。木门和木窗都很窄小。波浪式屋顶的青瓦上还压了许多石块——取其“压住风浪”之意。其实，主要是防止风把瓦掀翻。用石头增加重量，抗拒狂风或者台风的袭击。远远看去，石头厝依山傍海，高高矮矮，错落有致，有点像诺曼底海岸上的碉堡，也有点像吴冠中的写意水墨画，坚实而古朴，宁静而沉稳。

我们寻寻觅觅，走进一个院落，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看石头厝里到底是怎样的结构。石头厝为四扇厝——以单进四扇房为主，房内左右两侧为居室，分前屋后屋。中间是厅堂，也分为前堂后堂。前堂为会客厅，后堂为厨房、杂物间，也于此放置渔具、农具等。院落一角，暖暖的阳光下，一位阿婆正坐在小竹椅上摘菜。阿婆讲一口地道的平潭话，可惜，我一句也没听懂。菜是小白菜，绿莹莹，水灵灵。根儿上带着泥土的鲜味。

树还是有的。平潭的海岸防护林多以木麻黄、三角梅、南洋杉、黑松和相思树为主。这些树木根系发达，木质韧性好，斗志昂扬。不惧风，不怕浪，不折不弯，不倒不屈。

早年间，大陆与平潭之间，“非舟楫不能往来”。二○二○年十月一日，中国首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通车，高铁入岚由梦想成为了现实。

据当地朋友说，平潭与台湾新竹的距离仅有六十八公里，隔海相望。我站在平潭的猴岩岛巨石上，往对面用力眺望，除了滔天巨浪，间或也有海鸟的翅膀划过视野，其余的一切都是空茫茫。

猴岩岛上怪石嶙峋，常年受风浪的侵袭。岩石的颜色，不尽相同。有的暗红，有的深灰，有的浅白，有的青绿，有的墨黑，有的褐紫。怪石在狂风的蹂躏下发出恐怖的叫声，若麒麟望天而吼。——嗷嗷嗷！

岩石，一定被风浪折磨得疼痛难忍呀！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叫呗！

嗷嗷嗷！嗷嗷嗷！

薯

闽地乌石山有座先薯亭，亭里立有先薯碑。为谁立的呢？——陈振龙——先薯之父。这里所言之薯，即红薯也，亦称甘薯、番薯、地瓜。

明末清初，倭患横生，闽地屡经海禁。开了，禁，禁了，开。开开禁禁，禁禁开开，几多反复。在禁与开的缝隙间，二十岁的陈振龙考取了秀才。然而，他放弃考取的功名，放弃了近在眼前的利禄，只身下南洋菲律宾吕宋岛搏击商海。他要换一种活法，他要闯闯世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人生。起初，陈振龙只能倒腾一些“水货”。后又经营“行货”，打开局面，一跃成为闽人杰出富商。

在吕宋岛上，陈振龙被一种遍地生长的植物所吸引——其叶深绿，如猫耳大小；其茎如藤，善攀爬走窜；其根硕大，埋于土中，生熟可茹，食之甘饴。此物功同五谷，此物何物呢？询问夷人，咸称之薯。

陈振龙立刻意识到，此物充饥可当粮食，应当引到国内栽种，补充食物不足。然而，此物被视为“伊国之宝，民生所赖”，严禁出境。看来，用合法手段将此物运回国内是不行了。于是，他就寻求另外的办法。

头一次，他把红薯藏于藤箱底部，出关时却被查出来，收缴了。第二次，他把红薯藤编入竹篮，拎着竹篮过关，结果，还是被拦住了。继之，三番五次，俱未成功。

然而，陈振龙不气馁，从未放弃努力。

一五九三年五月，陈振龙将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缆绳中，然后将缆绳抛入海中。如此这般，躲过通关时的查验。船启航了——船尾拖着缆绳，缓缓驶离吕宋岛。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隐隐约约，已经能够看到闽地青青的山影了。站在甲板上，陈振龙瞥一眼海中漂浮的长长的缆绳，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是年，闽地遭受特大旱灾，田禾干枯，谷物绝收。就在闽地巡抚金学曾忧虑种种、寝食难安之际，有人悄悄献上“薯藤种法禀帖”——并告之，此物可食。巡抚金学曾大悦，曰：“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若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

陈振龙把家乡一个水塘边的荒地开掘出来，试栽红薯。四个月后，刨开田垄，只见——“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之充饥，且生熟煨者均随其便。”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陈振龙是多么兴奋呀。是啊，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取得成功！红薯，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了。

史料记载：灾荒之年，“乡民活于薯者十之八九”。

红薯粗生贱养，不择田地肥瘦。“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红薯正是由于产量极高，很快成了当时闽地的代粮之物。

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下诏将这种引自“番邦”的植物，定名为“番薯”。因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此物有功，“番薯”又被称为“金薯”。当时，一位唤作叶向高的诗人闻讯，即兴做了一首《金薯歌》——“孰知传种一书生，畴及国计民生之大利。”农学家徐光启亦特意撰写《甘薯疏》，助推红薯种植技术。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重重写了一笔：“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李时珍经研究发现红薯还有康养的功效。他写道：“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甘薯故也”。

康熙年间，红薯种植已传至赣、滇、贵、川、湘、鄂、豫、皖、冀、鲁等地。乾隆四十一年，皇帝下诏御告天下：“推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之前，中国人口不到一亿人。乾隆年间，人口却猛增至两亿人。民国初年，就是四亿人了。

如今，城市的街角，也常见烤红薯的摊位，烟火气缭绕。烤红薯的香味，为寒冷中的北方城市注入了一丝暖意。

我老家东北把红薯叫做地瓜。我记得，早先的农家火炕上，正月里铺上沙土开始育地瓜秧。来年春天将地瓜秧移栽到地里，水浇足了，几天之后，地瓜秧就会放开身段，铆足了劲儿生长。家家都挖一个土窖，地瓜收获后就储藏在土窖里。记忆中，在那缺粮少吃的年代里，肚子咕咕叫时，是用地瓜充饥平息腹内发出的嘶鸣，让我们的日子得以延续。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地瓜才是粮中王呀！”

红薯、甘薯、番薯、地瓜——有多少生命靠它度过了饥荒？这种其貌不扬、甚至有些粗鄙的食物，谁人不知？谁人不识？那个最早引种的人，功勋当比神农啊！可是，他的名字，他的故事，谁人知？

——闽人陈振龙！让我沐手濯面，并怀着真诚的心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家。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长期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与创作。代表作品有《开国林垦部长》《遥远的虎啸》《万物笔记》《哈拉哈河》《一匹穿山甲》《猕猴桃传奇》《粒粒饱满》《一种精神》《茶油时代》《大地伦理》《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等。曾获新中国六十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呀诺达生态文学奖。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