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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物之声》

作者:［哥伦比亚］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著；谷佳维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1月

ISBN：9787208167506

定价：59.00元

孤影长

领头的河马是雄性，黑珍珠的皮色，一吨半重。2009年年中，它死掉了。两年前，它从马格达莱纳河谷原先的那座巴勃罗·埃斯科瓦尔 动物园逃了出来，沿途毁坏了庄稼，侵占了饮水槽，吓倒了渔民，还袭击了一座畜牧庄园的种畜。追上它的狙击手们向它的头部开了一枪，另一枪则射入心脏（子弹用的是点375口径，毕竟河马的皮是很厚的）。他们摆好姿势，同这具死去的躯体，同这暗沉的、带着皱纹的庞然大物合影，同一颗刚刚坠落的陨石合影。那时候，在第一批赶到的摄像机和好奇者面前，在一棵遮挡烈日的木棉树下，他们解释说，这头动物的体重不允许他们将其整个运走，于是当即动手肢解了它。我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它被印在一本重要杂志的中间位置，当时我正在波哥大自己的寓所，事发地以南大约两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就这样我得知，那头野兽的内脏已经在它倒下的位置被就地掩埋，头部和四肢则会被送往我所在的城市的一座生物实验室。同时我也了解到，这头河马并不是独自外逃的：它出走的时候，配偶和幼崽就伴在身边——配偶和幼崽的说法来自那些并不怎么严谨的报章的感性版本——如今它们下落不明，对它们的找寻旋即又被新闻媒体渲染上了悲剧意味：一个残酷体制对无辜生灵的追捕。而就在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当我在报刊上追看这次的捕猎行动时，我想起了一个久未在我脑海当中出现的人——尽管曾经的某个时期，没有什么比他身世的秘密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接下来的几周里，关于里卡多·拉韦德的回忆从一起偶然事件，从记忆的一次不怀好意的捉弄变成了一个忠实且专注的幻影，它的形象时时显现，我睡觉时它立于床边，清醒时则被它远远地凝视。无论是白天的广播节目还是夜晚的新闻报道，人人关注的专栏抑或读者寥寥的博客，大家都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将走失的河马杀掉，是否将它们围困，麻醉，或者放回非洲就已经足够了。而我的公寓则远离论战，尽管我一面着迷一面厌烦地听着看着，却还是将心思越来越多地放在了里卡多·拉韦德的身上，想着我们相识的日子，我们短暂的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长久的影响。在报章和荧屏上，权威人士正对有可能在偶蹄目动物中蔓延的疾病进行着盘点——他们用的那个词，“偶蹄目动物”，对我来说还是全新的——波哥大的富人区内，也出现了印有“保护河马” 标语的T恤。然而在我的公寓，在微雨的长夜，在走向市中心的途中，我却开始回忆里卡多·拉韦德死去的那天，甚至执意想要将细节弄清。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毫不费力便记起了那些说过的话，那些见过和听过的事，那些曾经忍受，如今已经超越了的痛苦；而同样令我诧异的是，我们竟总是如此迅速，如此专注地沉溺于回忆这项有害的活动时，明明它无法带来任何好处，只会阻碍我们生活的正常运转，就好比是田径运动员训练时腿肚子周围绑着的沙包。渐渐地，我平静地意识到，那头河马的死亡原来终结了我生命中曾出现的一段插曲，就仿佛有人回到自己的家，关上了一扇不小心打开的门。

于是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不知道回忆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它会带来何种好处，又或许是怎样的苦恼，我也不晓得当我们追忆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才能令经历的东西有所改变。然而对我来说，将里卡多·拉韦德好好地回忆一番，已经变成了一件紧要之事。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过，一个人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就应当讲一讲他的人生故事，而这个最后期限业已逼近了我：当我写下这数行文字时，离这可恶的生日只剩几个星期。“他的人生故事”。不，我要讲述的并不是我的人生，而仅仅是许久之前的一些日子，此外我还要真诚地说明，这个故事就像童话里警示的那样，从前曾发生过，将来也会再度发生。

至于这个故事最终由我来讲述，则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了。

里卡多·拉韦德死去的那天——1996年年初的一天，他在波哥大中心区的拉坎德拉里亚 度过了上午。他行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行走在陶土瓦顶的老房子中间，这些老房子镶着大理石的铭牌，上面标注了所属的历史时期，然而根本就不会有人留意。大概一点钟左右，他来到位于14号街的台球室，打算跟那里的常客玩上几局。球局开始的时候，在他脸上看不出神经紧张和心烦意乱的迹象：他用的是常用的球杆和球台——尽头最靠墙的一张，就在电视机的底下，电视开着，却没有声响。他一共打了三局，输赢我倒记不得了，因为当天下午我并没有同他一起，而是在他旁边的球桌。不过我清楚地记得，算清赌资，拉韦德便与球友们告别，向角门走去了。而当穿过门口那几张总是空着的球台时——在场地的这一处，晃动的霓虹灯总在象牙质地的台球表面投下诡异的阴影——他仿佛给什么东西绊住了似的迟疑了一下，跟着转过身来，折返回我们所在的地方。他很有耐心地等我打完了一组六个或是七个连击，甚至还为一场三球开伦鼓了一会儿掌。随后，当我在计分板上计算自己的得分时，他便凑过来向我询问，是否知道哪里能借到什么设备，因为他想听听刚刚收到的录音。那以后我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假使里卡多·拉韦德当初没有向我走来，而是走向别的某个球友，事情又将会变得如何。然而正如我们对过去的许许多多追问一样，这个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拉韦德有他充分的理由去选择我。这个事实无从改变，因此其后发生了什么也就无从改变了。

我是上一年的年底与他结识的，就在圣诞节前的两三个礼拜。当时我将满二十六岁，取得律师证书已有两年，尽管对真实的世界知之甚少，但法学的理论世界对我来说却已是全无奥秘可言。获得荣誉毕业生称号之后——靠的是一篇关于《哈姆雷特》中以精神失常作为免除刑事责任情节的论文：至今我仍怀疑它是怎么通过的，更不要说还被授予荣誉了——我便成了本专业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这是前辈们向我推荐这个职位时告诉我的，他们令我相信，成为一名“基础法学”课程的教师，为那群刚从中学出来、战战兢兢的小孩们讲授本专业的基本原理，就是我的人生唯一可能的前景。就这样，站上木头讲台，面对一排排乳臭未干、浑浑噩噩的小男孩儿和大睁着双眼、轻易便被打动的小姑娘，我学会了关于权利的本性的第一课。我与那群初出茅庐的学生相差不过八岁，然而权威与学识却在我们之间埋下了一道双重的鸿沟——这两样东西为我所拥有，却与人生才刚刚开始的他们毫无相干。他们敬佩我，又有一点点怕我，而我发觉这种畏惧和钦佩就好像毒品，是会让人习以为常。我给学生们讲述几个洞穴探险者被困山洞的事，数日之后他们为求生存开始了人吃人，这么干合法与否？我同他们谈论老夏洛克，谈到他想从别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来，谈到机智的波西亚设法利用诉讼术语阻止了此事的发生 ：我乐于见到他们口讲指画，吵吵嚷嚷，企图在乱成一团的轶事当中找出法律和公理的概念，却又被荒唐的情节搞得不知所措。下了课我便从那些学术讨论转战到14号街的台球室。另一种生活在这里发生——烟雾缭绕，天花板低垂，没有学问，也没有法律。在这里，用不着几个钱的赌注配几啖咖啡加白兰地，我的白昼就此终结。陪伴我的有时是一两个同事，有时则是女学生们，她们才喝两口便会上我的床。我住在附近，公寓在十层，那里的空气总是冷飕飕的。从那儿看向布满砖头水泥的城市，视野一贯很好。我的床为了讨论从不设防，切萨雷·贝卡里亚 的刑法思想，博登海默 的某个难懂的章节，甚至还有如何用最便捷的方法将分数改一下。那段日子的生活如今想来，就仿佛是另一个人的，它充满了无尽的可能，然而事后也已证实，这些可能同样也是另一个人的：它们悄然消失，仿如潮汐退散，直至将我变成了现在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