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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池:里下河文学的传统和未来
来源:文艺报 | 周荣池  2021年02月10日08:09

广袤的里下河平原素以“鱼米之乡”名世,殷实的市镇生活孕育了其丰赡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文学无疑是这个区域文化建设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特别是以汪曾祺为旗帜的里下河文学,聚集了一批创作题材、风格、审美相近的作家群体,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也成为区域文化发展中的一道风景。这些出生于此或者长期生活于此的作家们扎根在里下河丰饶的文化土壤,用文学的方式深耕乡土的价值,是一个有文化底蕴、有作家集聚、有学理支撑更有广阔前景的文学派别。

里下河文学有深厚的士绅传统。我们今天谈里下河文学,主要是以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大淖记事》为发端的,这是已经形成的共识。我们对汪曾祺及其作品的认识需要厘清的一点是,汪曾祺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是士绅文化传统,其所构建的文学世界是市井的,而非仅仅是片面的乡土文学。汪曾祺在《汪曾祺自选集》的自序中说: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从整个里下河地区文化传统来看,无论是汪曾祺出生的高邮在宋代出现秦观所说的“所以生群材”文人群体,还是后来的泰州学派、扬州学派,里下河地区一直有着深厚的士绅传统。秦观、王磐、刘熙载、郑板桥、二王父子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平民,他们在文学文化上的创作也非普通百姓的底层吟咏。再从汪曾祺家族内部文化传统来看,无论是汪曾祺的作为贡生的祖父,还是他上过新学会书画唱戏的父亲,也绝对属于士绅子弟。这些文化氛围也正奠基了汪曾祺的素养、心性与风格。因此,我们今天考察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文化基因和文学传统,并非无本之木的野蛮生长。里下河平原作为典型的鱼米之乡,从新石器时期的“中华文明曙光”的龙虬庄刻文陶片开始,虽然历经海水进退和城市变迁但历代文脉不断,特别是明清以来一度作为经济中心所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成为里下河地区的文化根基与底气所在,而这也为汪曾祺这样的名家出现以及后来里下河文学的繁荣做了充分的文化准备。地域文化底蕴的根本作用之所在是士绅传统在学养、风格和审美上的一种养成与传续,这让里下河的乡土即使人生清贫也不潦倒,遭遇变革而能自持,文化多元而有特质,这些从汪曾祺以及里下河地区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他们的共性是从生活到思考的人性、人文、人本的精神内质。批评家黄玲在《关于里下河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思想与文学》中指出了里下河作家作品的几个共同点:比如那种整体上温柔敦厚、恬淡内敛的美学风格;比如专注日常生活,不约而同远离宏大叙事的默契;比如永远关注人和人的命运,热衷于挖掘人性,并对人性心怀悲悯。

里下河文学有集聚的作家群体。汪曾祺作为一面旗帜,其引领下后学的实绩积累是支撑起里下河文学的梁柱。从目前研究来看,里下河文学以其相同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旗帜作为统领,出现了一批个性鲜明实力不凡的作家和作品。胡言实、夏坚勇、曹文轩、毕飞宇、贾梦玮、庞余亮、罗望子、鲁敏、刘仁前、刘春龙等一批被公知与公认的作家的作品扎根里下河平原肥沃的自然和精神资源,以文本的虚拟构造了一个真实而强大的文学世界。而随着里下河作家群体的逐渐庞大,众多优秀作品也陆续问鼎全国重要文学奖项,特别是毕飞宇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吴义勤、王干、朱辉荣获鲁迅文学奖,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家的作品在被广泛认可的时候,总是带着籍贯与乡愁的地理标签,里下河无疑是他们创作上的精神出发地。与此同时,在里下河乡土这一个巨大地理与精神空间中,更有一大批里下河文学作家在用不同的文学样式,在成为巩固里下河文学实绩与地位的中流砥柱。谈及里下河文学大批的业余写作者,评论家何平认为:在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

里下河文学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一种文学现象或流派的形成,需要文本数量的累积和质量的标准,特别需要众多个体的自觉努力。在这种天然的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还需要理性的严肃梳理和规范引导,完全的“野蛮生长”会导致缺乏改善的勇气和自律,从而形成观念和技术上的模仿和重复。里下河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内形成规模与共识,这与其拥有一批学养扎实、思想深刻、态度严肃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家有巨大的关系。吴义勤、丁帆、费振钟、王干、陆建华、汪政、何平、叶橹、王尧、温潘亚、孙生民、周卫彬等评论家在研究作家作品、梳理流派以及引领写作风尚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里下河区域以外的学界,徐可、刘琼、舒晋瑜、郑润良、黄玲等一批理论研究者也高度地关注里下河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从内部自觉到外力关注从而推动地域文学发展的强大合力。与此同时,里下河地区所辖的县市也逐步参与了推动地域文学发展的实践,域内设立的地方性文学奖如汪曾祺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等也为里下河文学形成文学自觉、思想共识和品牌意识发挥了巨大作用。

里下河文学有未来的广阔前景。文学是站在现实思考过往与古今的,而一流的文学作品是能够通过这种思考与梳理解决未来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里下河文学体现出独特的活力与前景,那就是还有一批能够站在更广袤的地理疆域、养成更优越的精神品质、登峰更辽阔的汉语世界的作家和作品。这一点得益于里下河流派既有良好的文学传统,也有积极的现代意识,从而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将地域特色的核心价值以现代的手法智慧地融入了汉语世界。毕飞宇的《推拿》、鲁敏的《奔月》、朱辉的《七层宝塔》、义海的《西茉纳之歌》等等,这些作品如果隐退掉地域与作者身份,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地域的束缚,成功地打入共同认识与尊崇汉语文学世界,这是里下河文学的巨大胜利。这种胜利的意义在于,里下河文学毋须仅靠流派的身份识别而出场,这些作家和作品放在当代文学乃至汉语写作领域都是一流的。他们的精神来源、故事素材、思考方式本源于里下河文化的滋养,但是他们在纸上营造的世界是一个全新视角的、充满精气神的也是能被广泛认可的世界。尤为可喜的是,这种现代意识的养成还在代际之间传续,苏若兮、陆秀荔、汤成难、费滢、汪雨萌、汪夕禄、庞羽等一批新生代作家,以更为现代的意识和书写,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用个性的创作实践,实现了里下河文学在城乡双重表达上的进步与收获。这种实践也暗合了学界对于里下河文学发展的期待,批评家晓华在《发现里下河文学的城乡观》中曾指出:鉴于中国城市多样性的现代发展道路,里下河文学也应该充分地做好应对现代城乡书写的准备,因为任何一种居住空间的变革、人际关系的重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文化与心理变化,这些变化往往在传统的城乡视角中找不到恰切的解释。就这一点,里下河作家群体已经在探索与实践的路上,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如同里下河子民数千年在土地上的耕耘,里下河文学领域的作家们也在用笔墨在大地上耕耘,这又是精神、思想、文化上的深耕。这种以文学方式进行的耕耘对于保护这片土地的自然人文资源,构建地域的精神家园以及贡献当代文学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是已经形成的显著现实效应,也当会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