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北京的东郊区改了名，叫朝阳区。那片广袤的荒村与田地永远朝向太阳，有顶着天然气包的公共汽车在麦田中奔驰，一路向东的地方有运河，孩子们在运河边游玩，一片河湖稻香。转眼之间，厂房像搭积木般搭起来，宿舍楼像树林长出来，配套的医院、学校、商店、游乐场像蘑菇冒出来，来自上海、武汉、青岛、石家庄等纺织重镇的人在此结成夫妇养育后代，如众鸟投林在每株大树上做了窝。她便生长在纺织厂的宿舍楼群中。那里的路边种满了哨兵一样的杨树，守卫着厂房和宿舍区。人们相信孩子、工厂和那成排的杨树，不几年便都能排列成行。

厂区里的人在增长，各种机器、原料沿着铁路公路运来。整个工厂便是一架纺织机器，它自己在运转，自己活了。

海燕童年时有个洋气的名字叫菲菲，后来的革命如风暴般到了，她不要做资产阶级的“想入非非”，而要做高尔基笔下迎着风浪的海燕。

海燕的父母都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老革命，都是严肃而老派的人，从读大学时便参与了地下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直接参加了工作，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在似熔炉之火的年代，他们抛弃了原先的家庭，到最艰苦、最荒漠的地方去，把北京只有农田和荒村的郊区，建设成一片到处是烟囱与厂房的工业区，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像给新生儿喂奶一样，想让祖国的工业快快长大，快快站起来走，奔跑到世界的前方。

于是，海燕的父母走出了市区的机关，到郊区来从事纺织行业。为了研究纺织行业，母亲去了青岛进修，后来回厂子里搞技术，再后来去了工会。而父亲则在朝阳区的各个工厂，调来调去做党委书记，最后落实在纺织厂里。海燕只有一个比她小很多的弟弟，两位革命干部挣钱养两个孩子，在那时是少有的宽裕。小时候，同学们都穿布鞋，海燕有双小红皮鞋，也有好几个布娃娃、赛璐珞的洋娃娃，各种彩色积木，还有铁皮做的小火车、小型的玩具钢琴、小手风琴……，她能无师自通地捣鼓出“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音阶来。填表写家庭出身时，全校只有她和很少的几个人，会认真地填上：“革干”——革命干部。

海燕的家就位于纺织厂马路对面的宿舍区里，在那个碉堡一样的礼堂旁边。礼堂作为电影院和食堂，如同一口座钟，坐落在纺织厂宿舍区里，兼任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抚慰。每逢下班，纺织女工们从工厂的大门口过马路走向宿舍区，有人头发上还沾着棉花。海燕便是看着纺织厂门口上下班的女工，想着工厂里的炒饼、香肠、猪头肉和凉拌心里美萝卜的香味长大的。

一进厂子门，是个苏联样式的办公大楼，楼前楼后都有花园。尽管父母都在纺织厂里当干部，但她没怎么去厂里玩过，上中学后学会了骑车，她也没有到纺织厂去过几次。不是怕看门的老大爷轰她，而是怕厂子大门内那个世界的神秘。她时常站在宿舍区门口，隔着马路看对面的纺织厂大门。每逢节庆日，大门上便会一边出现一个白底红色的大字，连起来是“春节”，或者“元旦”“国庆”“五一”。她以厂子门上的两个大字作为日历，那两个字是什么，她便要准备什么。

纺织厂里有条龙一样弯曲的铁路。她的家边上有座铁路桥，她总是到桥上去看神出鬼没的火车。火车晚上五点或七点才来一趟，附近纺织厂的宿舍楼里传来案板剁菜声，或飘来炖肉的香味儿。她想也许有一天，没准会去厂子里上班。想到此时，一辆不多见的汽车从东向西呼啸而过，那马路上的空气仿佛被车刷新了一遍，她再看那工厂的大门，变得更加清晰，那是她的未来。

海燕从小就过着校门、家门、厕所门的三点一线的生活，规律得如任何时代的乖乖女一样。她上的附属幼儿园，也要系着白围裙，她像是缩小的纺织女工。接下来便是子弟的小学、初中。她的功课很好，便去考了较远处的高中。那些没考上高中的初中同学，直接进了厂里半工半读的四年制技校，在第三年实习期拿每月十八块的学徒工资，毕业能进厂里工作。很多功课好的女生都去念技校，以便接他们父辈的班。海燕身边最好的几个女伴都去了技校，或护校、师专；给家里省了学费，在校住宿还为家里腾出地方，将来的工作也有了保障。如此一举三得，恨不得能马上结婚、早生孩子。

她像每一个女生一样爱美。家里有保姆，她并不用干许多的活儿，后来社会气氛骤紧，似一下子扎紧的布袋，厂里开会批评她的父母，说雇保姆是剥削劳动人民，吓得厂里连孩子再多的人家也不敢雇了。为了与学校的同学统一，她不再穿那双小红皮鞋，偶尔在庆祝节日的时候，她才会穿出来。临近小学毕业她赶上了史无前例的一段日子，学校停课了。过了两年，直至“复课闹革命”她才上了初中，像同学们一样穿黑色的布鞋。功课已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各项学军、学农。有一次，她用白色的粉笔试着在布鞋两边画上两条白道，当作可怜的装饰。全班不论男女，只有她的布鞋和别人不同。而淘气的男生一拥而上，看见了都上去踩，要把那“不一样”立刻踩掉。她哭了，去报告老师，而老师则说，她是小资产阶级观念作祟，思想不健康。既然不健康，那么就不打算健康了。她神游了一遍又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幻想着遇到穿军装的保尔，而自己是穿布拉吉的冬妮娅。

她高中毕业时，有着一米六五的身高，在女生中鹤立鸡群，她的腿并不长，但很粗壮，她想自己如果胖了，那一定是个圆柱体。她留着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子，薄薄的嘴唇，嘴角左下方有个并不明显的痦子。女同学之间说，有这样痦子的人就贪吃，她笑了笑，想想自己是爱吃好吃的，但什么都不贪。她和母亲一样强势得像个男人。母亲留着齐耳短发，如果那发型再往后梳一下，并在后脑海发根用发卡别上，那便近似于“红军头”，那是长征时女战士的发型。她想高中毕业，大学能考到哪里算哪里，毕业了便听从国家分配，分到哪儿是哪儿，哪怕是天边的工厂，那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可现在工厂不招人，大学不招生。海燕只好去郊区插队，但她犹豫了许久。

在那阴霾般的日子里，父亲有一天去厂里开会学习，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她只记得小时候父亲在主席台上穿着白衬衫、戴着大手表做报告时的英姿，以及告诉她和周总理一起开过会的事。父亲临走前留给她的是，一张有些浮肿的脸，灰黄的面色和挺直的腰杆，以及头戴鸭舌帽和一身蓝大衣的背影。那天的工厂大门口仿佛翻滚着浓雾，父亲就消失在那喷涌而出的浓雾中。她一次次向厂子里的人询问，没有人告诉她；她去厂子里找，在厂子门口哭，没有人让她进去。

母亲在下放劳动时已经不大正常，重新回厂已是年过半百、处于半退休的老奶奶状态，从精神到身体都受了刺激，没人敢去接近她。每逢冬天的时候，母亲一身蓝色干部服，银丝悄悄地爬上了短发，因为体弱而显得走路有点不稳，且大幅度地发胖，像自己小时候赛璐珞的不倒翁。如果父亲能回来，父母在一起，该有多好。

很快，母亲查出了癌症，不时要去医院化疗，便在单位请了病假。弟弟一直在上学，还想着以后考大学试试。母亲在临回家休养之时，海燕的命运似乎已经被安排好了：进厂子接班。两年后，海燕插队回来时，在家先休息了几天才去厂里报到，那一周她不敢走近厂子，甚至不敢向厂子的方向看一眼。厂子像一口井，吞没了父亲，弄伤了母亲，现在又来吞没她。她没有父母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取得的大学学历，回厂不是当干部，而是做工人。甘心被纺织机吞没的原因，是父母能因此欣慰，如果不是接班，她根本无法从插队的农村回来，说不定会与贫下中农“结合”，就像她身边的同学一样。

能回到厂里已是她脚下最像条路的路，哪怕是去学徒。

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厂子再度辉煌，又扩招了一批工人，都是应届的初高中生和纺织学校的毕业生，高中生多是没考上大学，或是厂内子弟来接班的。

厂子里三班倒永不停工，还有个词叫“四班三运转”，分为早、中、夜班和正常班四种。正常班上九个小时（多一小时是午休），早、中、夜班不计午休，但早班六点半就上班、中班十点半才下班、夜班白天补觉，都有不便之处。上下班都会打铃，特别是在临上班前一刻钟打一遍铃，这样人不论在厂子哪个地方，哪怕是在厂子门口，都能轻车熟路赶到自己的车间或办公室，绝不会迟到。海燕不论什么班都提早半个小时到，以便在换工作服时更加从容。换完后，她脸上戴着口罩，头戴工作帽，双手戴着套袖，身系白围裙，上面有四五个兜子，胸口绣着厂名。

纺织车间的女工叫挡车工，每人负责多少台机器，要管下料、换纱、接线等，一个班上下来在纺织机之间能走上八公里。纺织机是巨大的蜘蛛不断喷吐着线，车间里的她们一刻不停。不论是纺纱机还是织布机都需要手工接线，线断了机器就停，海燕就赶紧去用手打个扣儿接上，同时手里还攥着小刀，接完一把就把线头划掉了。车间里最不能偷懒，每项劳动能拆解成若干标准动作，都有比赛和记录，接十根线头只需要四十三秒。如果检查织布的质量，一人负责二十四台织布机，一上班就在机器之间穿梭，看车、验布。一天下来，能走上若干公里的路。机器仿佛是翕动的怪兽铁牙，女人被视为心灵手巧，那么在那个年代，在铁牙前接一辈子线头便是天经地义。

刚上班的时候，海燕一天走下来就累得回家趴在床上，恨不得把自己的四肢都换一遍。上班比插队时种地割麦子还累，干农活儿可以休息，而当工人满打满算，上厕所都要飞奔，别人也有自己的机器要看，不能老帮你看着机器。到了夏天，厂房里有空调，但海燕热得一身是汗，汗水顺着脸滴滴答答落在地上，难受又难为情，上一会儿班就总想着换衣服洗澡。但很快她习惯了，更能走路，也更厌烦走路了。

厂子里给她分配了学徒三个月的师傅，师傅也是女的，是厂里少有的白净漂亮的人；上了几岁年纪，但年轻时必是美人。师傅教她给线头打结，非常有耐心，但师傅不爱说话，在厂子里似乎有些边缘。

海燕工作永远拔尖儿，跟长辈说话永远小心翼翼，每一次考核评比都如临大敌。工作就是一项考核接着一项考核、一个评比接着一个评比，她的任务就是完成一项再等着下一项。她自己设想的合格，比实际评为优秀的标准还要高，她十成地付出能力与心血来对待每一次成品审核，得到好评才如释重负，她在继续自己学生时代一次次的考试和评三好学生，也像在战争年月里突破敌人的一个个哨卡。相应的犒劳是去礼堂看场电影，或去食堂打个贵点的菜，那些作为奖品的笔记本是战利品，而一纸薄薄的奖状就是军功章。厂里人高看她，领导人接见她，但海燕是女工也是女人，比男人要流更多的血。

她改进的一个零件，为厂里节省了不少资金，被厂里评为先进，当月多发了一百元的奖金。厂里看她表现不错，很快就让她当了班长，管着七个小姐妹，并负责检查她们的工作。

她记得小时候厂里宣传过“铁姑娘”，此时厂里不再用这个词，但她还要和母亲一样，做个铁姑娘。

铁姑娘也是要被介绍对象的。

厂里凡是正式工的未婚女工，很快被所纺出的线划分出一群：大龄女青年。各种领导、车间主任、师傅、财务、总务、工程师、机械师……只要是个年长的人，都会张罗着为“大龄们”介绍对象，首选是兄弟厂里的男工。当初建厂时来自哪儿的人都有，厂区的人经过南北混血，远比周边乡村的人要精神许多，一眼就能看出来。每次多是由工会出面来组织舞会和联谊。

仿佛每个螺母都要配个螺栓，每个女工也要配个男工做丈夫。

海燕个子高，漂亮，脸盘开阔，大气干练，烫成大波浪状的长发集中了纺织女工的朴素与时髦。给海燕介绍对象的人到处都是，厂里的长者和干部都知道她的父母，给她介绍对象也得介绍个干部。

海燕不愿相亲，八十年代的新青年，一提相亲便成了未过门的小媳妇。但一个不见似乎也不大合适，她决定挑一个去见见看。

见面在一个普通的冷饮店。她穿上用第一个月工资给自己买的紫红色皮鞋，穿上米色的女士西装去见对象。裤线熨得坚挺笔直，左手上戴了一块精工舍手表，是亲戚探亲回国时送她的，家里还放着一块西铁城。货真价实的干部子弟来了，她目测对象，“四舍五入”向前推进一下身高将将一米七，比自己还单薄些，一脸南方人的气质。几句话谈过，便知道彼此父母入党的时间、级别都差不多。

文文弱弱的对象没什么不好，海燕开始与他试试相处。他们下班后偶尔去走走，在街上看人、看车，去电影院看电影。每次都是海燕没话找话说，如此几个月，已到了夏天。街上的热浪如同单位的厂房，不一会儿烘得人汗流浃背，这一天他们正走在一大片空场上，四处没有阴凉也没有一丝风。海燕能走路但怕热，浅色的衣领被汗水浸透，见不远处有卖冰棍儿的老太太，正掀开在冰棍儿车上的被子，在车里翻腾。她便问身边这个男人：“你想吃冰棍儿吗？”

那男人说：“啊，不用，不用。”

“现在挺热了啊。”

“啊，我不热，我不怕热。”他也用手背擦了擦汗。

“我热，你买根冰棍儿给我。”海燕起了急，卖冰棍儿的老太太走远了，谁也不愿再走那段暴晒的回头路。此时海燕才想起来，几个月来不论干什么，大多是自己掏的钱。他们继续走着，谈来谈去，无意间聊到家里的条件。

“我父母补发了一笔工资，能有两万块，都给我结婚用。”那男人说，他知道人不应该露富，但他掩饰不住自豪。

海燕想起自己的父亲前些年去了厂里就没再回来，母亲还时常要去医院。或许是刚才晒得有点中暑，她一阵阵地没精神。她又看了看眼前这个男人，男人感到刚才没买成冰棍儿有失体面，很快又拉她坐进一家冷饮店里喝橘子汁。

海燕说：“咱俩掰腕子吧。”

“好啊，那我让着你。“男人说。

……

侯磊：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热衷于研究北京史地民俗、碑铭掌故。著有长篇小说《还阳》，小说集《冰下的人》《觉岸》，诗集《白鹅的羽毛》，非虚构文学三部曲《声色野记》《北京烟树》《燕都怪谈》，社科图书《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