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年度最后一天，本单位新年联欢会于十楼会议室举办。节目表演中，梁茂华突然从会议室侧门走进来，岳晓峰紧随其后。两人进门之前整个会场全是声音，除了台上表演的各种声响，台下也有各种杂乱此起彼伏，包括笑声、咳嗽声和叽叽咕咕无穷无尽的交谈声。两位一进来，杂乱声响戛然而止，随后有人带头鼓掌，称“导掌”，顿时全场响应，掌声雷鸣。

他们走到前排中间，那里有一个预留空座。我坐在该空位边，一看很意外，来了两位，预留少了，赶紧站起身先让座。

岳晓峰朝我摆手：“曹副，继续。”

我低声问：“秘书长讲几句？”

“你代表。”他回答，“抓住梁书记精神。”

他这句话把我扔进了油锅。

由于他们的到来，以及会场的响应，舞台上那几位已经把他们的节目暂停。那是机要科年轻人的小合唱，几个人嗓门超大，却跑调无边。当晚节目差不多都是这种水准，因为演的和看的一样，均为办公室口各科室及各直属单位人员。本口新年联欢已有数十年历史，以往曾经办得很高端，请有本地若干顶尖艺术家加盟，虽比不上央视春晚，也颇具市级首脑机关气派。近几年虽照常举办，却已比较内敛，纯为内部人员自娱自乐。今晚联欢正式开始前，岳晓峰给我一个电话，称梁茂华找他去谈事情，可能会拖点时间，让我们不要等。根据该指令，联欢会准时开场，未曾拖延。此刻节目单去了三分之一，领导终于光临，居然梁茂华也隆重到达。岳晓峰是常委、秘书长，办公室口的直接领导，自当到场。梁茂华比较特别，作为市委书记，组织与工资关系都在本办，当然也算本口人员，但是身份特殊，不能视同大家。联欢会前我曾通过跟随他的另一位副秘书长敬请领导光临，询问有何指示，这是常规。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他有事，不能来，没有更多交代。不料此刻他突然驾到，与部下同乐。

按照岳晓峰要求，我让台上几个年轻人继续跑调，把他们那首歌唱完，然后拿一支麦克风上台做“重要讲话”。这个话本该由岳晓峰在联欢会开场之际发表，恰逢他被梁茂华叫去，未及先说。其实此刻到达再说也无妨，毕竟是单位活动，不是什么直播晚会，无须那么严谨。但是他指定我代表，我只能越俎代庖。我是副秘书长，目前分管机关事务，联欢会这类非重大事项归我负责，此刻不能不上。我心知这种时候说什么都不合时宜，特别是本人分量较轻，怎么讲都不重要，但是必须讲，还要“抓住梁书记精神”。按说梁本人在场，其精神让他自己说当更为准确，可惜只能由我勉为其难来“抓住”，我得按照他近期的若干讲话和提法去努力理解与表达。幸好那些我都相当熟悉，因为在我工作业务范围内。

我意外发现梁茂华表情有些异样。我刚往台上一站，他就把脸转开。我一说“尊敬的梁茂华书记”，他那张脸顿时拉下，反应非常明显。

“有那么尊敬吗？”他问。

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因他到来已经格外平静的会议室更是鸦雀无声。

我非常吃惊，不知道梁茂华是什么意思。我注意到梁目光炯炯紧盯着我，眼光锋利有如双面开刃的刀片，气势逼人。梁在本市有“梁大领导”之名，亦称“大梁”，第一把手，个性鲜明，为人强势，只要他在场，总是主动一方，掌控一切。这位大领导有插话习惯，我在私下里管那叫“批注”，无论听汇报或者开大会，他随时可能突然打断别人，插进“批注”，有时自说自话，有时则是追问、质询，被问到的往往会措手不及，瞠目结舌。要是赶上不高兴，他会穷追不舍，把对方当个靶子，谁越抵挡他越要找茬，追着问，棒打落水狗一般，直问到对方无言以对。本市上下人人怕他“批注”，我本人也让他敲打过，还好没给搞得太难看。此刻一听他拿“尊敬的”找茬，我便感觉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谓“尊敬的”之类名堂并不是我发明的，这种格式眼下已属通用模块，发言者说话前把场中最重要、通常是职位最高的某位或某几位“尊敬”一下，人家屈尊听本人言说，本人有必要先表敬谢之意。这有多大不对？梁茂华拿这个词吹毛求疵有点奇怪。

当时无法应答，只能权当没听见，不做反应。面对这种厉害领导，最好只用一句话，宣布演出继续进行，然后迅速逃离，或许有助脱身，避免成个靶子。问题是还得“抓住梁书记精神”，岳晓峰当着梁的面交代，如果我没有执行，于梁可能就是问题。

我只能继续站在那台子，用比较直接的语言，相对简略的方式，复述了有关“三大关键，四大平台，五大手段”等等。这是当下本市发展新格局的标准表述，为梁茂华最先提出并最终拍板确定。我们在私下里管它叫“三四五”，它在本市出现频率非常高，报纸电视没有哪一天不涉及，以至机关里只要伸出三根指头，大家就知道是在说这个。尽管耳熟能详，知道那是个啥，真要将梁氏“三四五”说完整也不容易，因为包含内容相当多。我曾亲睹梁茂华在工作汇报会上追问一个县委书记，让人家说一说“五大手段”，该县委书记一紧张，竟然只答对两个半，被梁茂华当众斥责，难堪不已。我本人倒不怕这个，因为长期做机关材料，对提法、表述之类相对敏感，比较记得住，加上知道梁茂华会拿它敲打下属，自当下气力熟记，好比小时候背《唐诗三百首》。我曾自嘲童子功尚在，可资应对。窃以为《大梁三四五》尽管比《唐诗三百首》晚出千余年，除了都需要背诵，实没有太多可比性，味道差多了，令我怀疑人类智商是否总在进化，当然这是调侃。无论如何我在联欢会上“抓住梁书记精神”还有底气，起码指头不会数错。

当晚奇怪之至，值此辞旧迎新、干部群众元旦快乐之际，梁茂华竟连他亲自制定的“三四五”也不放过，没待我多说，即用力摆手。

“又臭又长，没完没了。”他批评，目光炯炯。

我即住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指着我：“懒婆娘的裹脚布。”

这时还能再“抓住精神”吗？我决定立刻住嘴。

“梁书记批评得对。”我说，“节目继续进行。”

一周后有一纸公文下达，经研究决定，免去曹江海市委副秘书长职务，调任市残联副理事长，保留原级别待遇。

曹江海就是我。

二

据我了解，失明也就是俗称的瞎眼，类型很多，有因伤致残，有因病致残，比较多见的则是先天性致盲。先天性致盲患者中，有的人出生时还看得见，而后才逐渐失明。另外还有一些人从出生时起就没有视力，一般认为这类眼疾出自遗传，与某些有缺陷的基因相关。由于医学的发展，某些盲人有复明的可能，国外已经有基因治疗的案例，国内通过角膜移植让相关患者重见光明的手术也已经相当成熟。这种手术当然需要赶早，在儿时救治并辅以相应训练，效果最好。

我得说这都是普通知识，但是以往我不太了解。到了新单位，接触了新人物和新事情后，才得以更多知晓。我到残联工作后不久，有一次到下边县里检查助残工作，在一户贫困农家遇到一个六岁盲女，该女长得非常可爱，圆脸大眼，一双眼睛清澈明净，看上去波光粼粼，可惜却是睁眼瞎。陪我下乡的一位当地助残干部跟我提到前些时候的一次慈善活动，有一位义诊医生检查过这位盲女，认为可以做角膜移植手术复明，只是这家人尚待脱贫，钱是大问题。

我看着盲女的大眼睛，心里非常不忍，说了句：“咱们来想想办法。”

类似女童何止一二，残疾人群体庞大，需要帮助者众，那位女童并不格外特殊，却因为她眼睛中闪现的光，格外让我挂心。后来我找了几个途径，千方百计为她争取资助。得益于残联岗位近水楼台之便，以及早先身处权力中心结下的人脉，相关善款终于有了着落。我安排女童去医院做检查。本市医院目前不具备能力，需要到省立医院。我把这件事告诉岳晓峰，请求他帮助打个电话。我知道岳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安排在省立医院工作，显然他跟该院有些关系。

他说：“没问题。”

岳晓峰是我曾经的直接领导，当时他对我相当放手，我对他也很尊重，彼此相处不错。我调离时，他以分管市领导身份找我谈过一次话，在公事公办、讲了那种场合必须讲的全套官方话语之后，他把我单独留下，做了一点私下“个别交流”。他告诉我，梁茂华提出让我走时，他曾经做过工作，希望帮我安排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只是这种事他只能建议，左右不了。

我说：“理解。秘书长不必在意。”

木已成舟，纠缠那条小船如何用料还有什么意思？关于我的安置事项，他的话我相信，作为直接上级，安置时帮助我说几句话，于情于理都应当，尽管看来并没有用。岳晓峰找我谈话时，外界传闻纷纷，我的工作变动成为议论热点。应当说这一变动早在人们预料之中，结果却在人们预料之外。所谓预料之中主要出于一个特殊情况：我在本市首脑机关工作多年，在担任副秘书长前后主要对应一位市委领导，是所谓“大秘”。我跟了这位领导三年多，不幸他于市委副书记任上死于癌症，从发病到过世仅三个月时间。该领导走后，人们都估计我将另行安排工作，有种种猜测，例如到下边县里当个书记、县长，或者掌管市直某大部门，不会有任何人想到我将去料理残疾人事务，因为那个部门在众人眼中比较薄弱，与首脑机关隔得较远。结果我去了，且还只是副职，原因是现任理事长重病，恰也是癌症，术后正在休息，其副手则刚好到点退休。我去了后要管住摊子，还得待理事长终于不幸了才有望扶正。这种安排令人意外，大家非常吃惊，我自己都无法想象。任职调整谈话时给我的说法仅是“工作需要”，据说常委会研究时提出的理由也是这四个字。有人认为我可能有重大问题，需要挪到一个无足轻重之地以方便立案查处。也有人怀疑我曾经跟随过的那位副书记，可能他有问题，或者与梁大领导不对路，我替已故领导背了锅。这两种可能其实都属瞎猜，我自诩既不贪财，也不贪权，要是我这样的人都出事，天底上就全是乌鸦，没其他鸟，当然这是调侃。而我跟过的那位领导肯定也不是腐败分子，人家在廉政方面堪称典范，他与梁茂华风格有别，配合却没有问题。如果他们间有大的矛盾，我不可能毫无所知。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世间事无不有其缘故，或许岳晓峰清楚？

他问了我一个情况：“裹脚布怎么回事？”

我问：“梁书记那天说的？”

他没有直接回答。

我告诉岳晓峰，据我了解，裹脚布有两大类，一洋一土。所谓洋的那是俄罗斯裹脚布，该战斗民族的陆军士兵至今还用。资料称他们那里天气寒冷，必须穿长筒靴，如果穿袜子，脚在长筒靴里塞不严实，会磨脚，影响行军，所以需要裹脚。土造裹脚布则属国产，古时候妇女裹小脚用的那种，曾经相当普及，现今基本绝迹，除个别民俗收藏家或有少量存货。

岳晓峰突然问：“那天在会议中心，都说些什么了？”

我表示惊讶：“秘书长听到什么？”

“是不是在吸烟室？”

“秘书长知道我不抽烟。”

他看着我不吭声。

我还跟他谈“裏脚布”。我记得联欢会那天梁茂华插话，除了提及该布，还讲到“懒婆娘”。我分析他可能是引用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的《反对党八股》，毛主席批评一些文章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原文是“裹脚”，没加“布”，说的是“又长又臭”，梁茂华则是“又臭又长”。虽然提法有细微不同，意思并没走样，不是批评那块布和那婆娘，是拿其作比，批评那些文章和文风。

岳晓峰说：“曹副，不谈那个。你尽管把情况跟我说。”

我对他表示感谢，表明自己没有更多补充。

“我是想帮助你。”

岳晓峰听到一些情况，希望能把事情搞清楚，这需要我配合。他觉得应当提醒我，一是事情并没有全都过去，二是显而易见有所反映，否则不会发生这些。

我说：“秘书长，我不想说那个。”

“也许能改变你的处境。”

我告诉他，我对自己工作的变动非常意外，确实觉得难以接受。但是事已如此，自知无能为力，只当是撞了大运。就这样吧。

他不再穷追，只让我再好好考虑，回忆一下，想起什么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说：“谢谢，我会。”

我果然又找了他，请他为那个失明女孩打几个电话。至于裹脚布什么的就到此为止，我不准备再说第二句。

事实上我早有预感，岳晓峰的私下交谈只是证实了该预感。我猜想岳不是自告奋勇要来为我打抱不平，应当是有人要求他找我，深入了解核实情况。在本市，除了大梁，岳晓峰无须听谁的。

几个月前，有一次市里于会议中心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梁茂华发表重要讲话。该领导能说，加上当天兴致特高，整整五个小时口若悬河，中午十二点下班时间过后依然滔滔不绝。我因供职首脑机关，座位比较靠前，整个听会过程相当痛苦，尤其是后面那段时间，除了做笔记手酸不已，还因为内急。梁茂华讲话时，下边干部如果走来走去不认真听，他会很恼火，因此如果不是实在忍不住，没有谁敢在他眼皮底下蠢蠢晃动。无奈那天拖时太长，实达极限。十二点二十分，重要讲话还听不到头，我感觉无法再忍耐下去，只得悄然抽身，匆匆走出会议室跑了趟洗手间。几分钟后从洗手间那扇门出来，不由得长长喘气有如重生，这时忽听有人招呼：“曹秘！快来指导！”

指导什么呢？裹脚布。他们几个在那里探讨裹脚布又臭又长的问题。这几个老兄不学无术，不知道俄罗斯男用裹脚布，只知道本国古代小脚女人。他们不分析该布条怎么臭，集中探讨其长度应有多少，三四五？三尺四尺五尺？或者五公尺也就是五米？

我告诉他们，有资料载，旧时中国女用裹脚布一般长七尺，最长的达十尺左右。换算一下，也就是两米多到三米多。

“要是超过五米，那就是超级裹脚布。”有一位调侃。

我说：“没听说那么长的。”

“有听说这么长，过了十二点还没完没了，不让吃饭吗？”

大家嘿嘿。

对话发生在会场外走廊边小休息室，位于洗手间斜对面，里边有沙发、茶几和烟灰缸。该小休息室被戏称为“吸烟室”，与会人员中犯烟瘾者可到这里应急解决问题。当时吸烟室里过瘾者不多，只有三根烟枪：市政协副秘书长李大章、发改委副主任陈华、文明办主任林启。应当说当天会场上的本市中层官员并非仅该仨吸烟，只是别的人比他们能忍，就好比别的人膀胱弹性比我强。这三位跟我都熟，彼此同僚，工作时有交集，有时还一起开开玩笑，基本无伤大雅。那天可能因为拖的时间太长，耐心消磨太大，烟瘾内急加上肚子饿，玩笑有些开过了。明摆着他们所谓五米裹脚布暗指长达五个小时的“重要讲话”，且还提到“三四五”，这种玩笑有些敏感。

我即提醒：“诸位，吸烟有害健康。”

他们均笑。

显然这些玩笑已经产生危害，首当其冲居然是我，虽然我从不吸烟。梁茂华在新年联欢会上插话“批注”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批评他本人的“三四五”又臭又长，实为针对吸烟室这个事。我猜想有可能当天会场上出出进进的哪根烟枪不幸让领导注意到了，不高兴了，交代要问一问，这家伙不认真坐着听讲，跑到外头干什么？违法乱纪吗？不料被问者沉不住气，做贼心虚，以为玩笑传出去了，大事不好，于是一五一十，裹脚布臭烘烘终暴露于光天化日。当时在场只有四人，我本人除外就是该仨。我不能确定是哪一个人，具体又是怎么描述那块布，可以断定的只是难得他万般厚爱，把我扯进去，显然还把我推到了前头。或许人家也不是有意诬陷，只是绞尽脑汁含糊其辞，似是而非，以求自己得以有所开脱，让别人例如让我去承受。无论什么情况，终究是罔顾事实。那天我基本无辜，是意外被拉入。我对裹脚布的解释纯属专业，并非调侃。发现他们玩笑有些过头，我亦及时提出预警。但是梁大领导目光炯炯，怒火竟然冲我而来，除我以外，目前没听说另几位给“批注”了且还“工作需要”了，显然我享受了头号待遇。按照现行官方公文排名惯例，如果要给当时身处吸烟室的四位同僚排座次，我以市委副秘书长身份名列第一，但是显然并不能因此就算首犯，活该躺着中枪，拖出去杀鸡儆猴。无论是谁，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违背事实都不应该，为求自保而甩锅他人更是不地道，接近可耻，令人愤慨。我有足够理由为自己申诉、洗刷，我可以把当时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岳晓峰，通过他传递到梁茂华那里，或许真的有助于改变自己的处境，为什么缄口不言？

因为事情不仅只关于一条裹脚布。

三

失明女孩的救助并不顺利，其过程一波三折。先是在省立医院碰到了问题，收治她的医生在全面检查之后，认为她不适合做手术，一家人悻悻而返。我得知情况后感觉非常遗憾。有人向我推荐北京一家大医院，称该院眼科是业界权威，何不往那里试试？我把情况告诉患儿父亲，他拒绝了，称非常感谢我，但是他们已经认命。我明白这家人更多的担忧是花费，以及竹篮打水。我向他们保证可以提供有力帮助。经反复劝说，患儿父亲同意再试一试。我通过多方联系，为他们安排了北京行程。动身之前患儿父亲再次变卦，不想去了。深入一了解，原来他们从未出过省，一想起走那么远就心里发悚。问清情况后我决定抽空亲自带他们前去。到北京后又几经周折，最终该女孩被确定可以手术，只须排队等待可供移植的角膜。

这件事很快成为问题，在大检查期间被要求做出说明。有人就这女孩的手术提出看法，认为我与女孩家人可能有瓜葛，涉嫌假公济私。我向检查组组长段仁杰解释了全部情况，承认对这位女童格外关注，但是并无私利。女童的救助经费基本出自社会募集，我本人来往北京也不使用公款，那一趟机票与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我向他出示了保存的票据，他表示认可，问：“你为什么呢？”

“我总是爱岗敬业。”我自嘲。

段仁杰是一位重量级检查组长，刚从市中级法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二线。适逢本市进行市直部门工作大检查，他奉命率组检查若干单位，市残联为其中之一。那天他安排了一个下午时间跟我谈话，一起谈话的还有检查组副组长和一位组员，谈话在会议室进行，很正式，段仁杰主谈，另两位负责记录，各有一个笔记本，需要时可互相核对笔录，确保无误。谈话开始前，段仁杰特别指出：按照检查日程，今天下午是与残联领导班子个别谈话。由于目前残联理事长因病离岗，又没有其他班子成员，因此谈话对象仅我一人。整整一个下午，时间非常充裕，可以谈多一点，谈深一些。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让我做出说明。那些问题是他们通过问卷、意见箱、举报信和个别谈话等方式从各方面搜集了解到的，搜集范围包括本单位人员、本单位服务对象、离退休人员、上级领导等。经检查组梳理的问题大体分工作、个人两大类，有关失明女孩的问题既是工作，又涉个人，却显然不是他们想要了解的主要事项。

段仁杰提到了裹脚布：“请你也谈谈吧。”

我感觉不解。他解释，只要有反映，他们就需要做些了解。不要太在意，如实说明就可以。

我相信他有备而来，很大可能是奉梁茂华之命，这块布始终是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工作需要”了就消失。我告诉他裹脚布是一种纺织物，估计以土法编织为多。迄今为止我还只限于资料阅读，从没见过实物，哪怕一条裹脚布。

段仁杰说：“曹理事长，你应当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什么。”

我即席略做发挥，认为裹脚布的要害不在长短，而在气味。如果它洗干净并经曝晒，散发着阳光的气息，超过五米无妨。如果它臭不可闻，短于三尺也能令人作呕。

“咱们还是谈谈其他的。”他说。

他提到了吸烟室。我告诉他我不吸烟。当然他也知道，且在吸烟室里吸烟并不违反规定，问题不在吸烟。

“那么在哪里？”我问。

“你如实说明就可以了。”

我不觉得吸烟室有什么问题。他追问，既然没问题，为什么不能说一说？我承认他说得很对，而后即做思考状，缄默不语。这一次谈话与岳晓峰那次个别谈话有别，此刻回答的每一个字都将被记录在案，需要特别注意。段仁杰和颜悦色，劝告我端正认识，实事求是。他让我不必纠结裹脚布，三四五，市尺还是公尺并不重要，无关紧要。重点是有关敲钟的那些。

我说：“感谢段组长提醒。”

“谈谈吧。”

我点点头，微笑，一言不发，没有更多补充。

我们磨了整整一个下午。段组长作为一个老资格法官暨法官领导，专业水平很高，耐心也足够。他可以两眼盯紧，一声不吭，观察我的表情，等我开口，一等半个小时，不显出丝毫着急。我对他抱以微笑，很理解，也不着急，始终不再开口。应该说我俩都很成熟，修炼都不错。如此相对枯坐哪会不尴尬不痛苦？几分钟足矣，撑一个下午实有如受刑，我们却都撑住了。既然我不说话，段仁杰为什么不能早点中止，让彼此都轻松些？我估计他跟我一样面对同一份记录。如果记录上没什么内容，那么只有时间可以表明他们绝非草率，一直在努力劝导，为了听我一说，非常有耐心。

下班时间到，谈话程序按计划完成，段仁杰宣布今天就谈到这里。他要求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准备准备，需要的话他会另找时间跟我再谈。他特别强调，本次大检查非常严肃，接受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好好配合，否则会有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我知道，谢谢。”我说。

待另两位收起记录本离开，段仁杰又说：“曹理事长有点意思。”

我告诉他，根据北京传来的消息，由于各方面共同努力，本市那位失明女童已经等到了志愿捐献的角膜。不出意外的话，手术很快就将进行。我一直保持密切关注，感觉跟裹脚布什么的比起来，这事情更有意思。

“听起来像是有些感慨？”他问。

我承认。人突然碰到意外情况，免不了感觉失落。这种时候特别需要做些事情，觉得尚有可为，把自己从失落中打捞出来。这位盲女确实让我颇有感触，我思忖自己如果徒有目光炯炯，哪怕眼神如刀片一样锋利，其实不辨真假不知善恶，那实在不如瞎眼。通过努力帮助她恢复视力，看清眼前事物，我会有一种成就感，也觉有所安慰。

段仁杰很敏感：“别有所指吧？”

我说：“是真心话。”

“我还是希望听你谈谈敲钟。”

我笑笑，住嘴，“没有更多补充。”

其实何须我多补充，他们早都知道了。什么叫做“敲钟”？段仁杰是拿我自己的话来提醒我，有如裹脚布。

那一回，我在吸烟室提到有害健康时，里边那三位都笑，表示他们很明白，很痛苦，只是上瘾了，没办法。然后李大章问我，梁大领导这份五米长稿是不是我参与研讨的？我告诉他是政研室搞的，我没参与。一旁另一位说，他注意到讲话里提到了太平洋中心，看来事态最终平息了？另一根烟枪插嘴，太平洋中心有些啥？那就是一条大海沟，一大坑，太平洋中心其实就是太平洋大坑。“三四五”怎么说都不要紧，财政的钱可不能那么弄，不可以拿去扔海里填那个坑。李大章插嘴表示反对：“你去捞几张钞票上来看看，哪一张印着‘财政’？”另一位说：“需要那么印吗？明摆的。”我感觉他们又踩线了，话题比较敏感，笑着再次提醒：“诸位，敲钟了。梁大领导目光炯炯，日后再研讨。”于是大家哈哈。那仨烟鬼听从劝告，不研讨了，各自在烟灰缸按灭烟头，起身离开吸烟室。大家分别从不同边门溜进会场，如老鼠沿墙角悄然而迅速闪过，窜赴各自位置落座，继续聆听、记录领导重要讲话。

所谓“太平洋中心”是个什么？简而言之，那就是一个大型造城开发项目。这项目搞砸了，疑似上了几个跨国骗子的当。类似项目初起时总是很诱人，该中心听起来曾经像个微缩型上海浦东，资金因而趋之若鹜，直到被席卷一空。当这个中心引发动荡，情势显得严重之际，有一家公司果断介入，接下盘子和巨额债务，投入大笔资金理赔，让事态渐渐趋于平静。出手救场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底子是本市市属企业集团，主管是本市国资委，经几轮打包和资产重组上了市。这家企业近年经营不善，屡现贫血，市里通过各种途径为其输血，帮助其撑下去，企业的钱虽然没有印着“财政”两字，实有赖于地方。为什么已经贫血还要跳入太平洋？因为那个大坑项目原本是梁大领导亲自招商、亲自拍板确定的，不能听任不救，哪怕背上巨债。这件事机关内外议论不少，于本市属于敏感事项，所以我对吸烟室那三位敲钟叫停。

这才是裏脚布后边的要害。如果仅是那个臭布头，哪怕再加上个懒婆娘，即便对滔滔不绝的梁大领导有所冒犯，也不至于让他那般气恼。裹脚布实只在表面，里边还包着一个坑，那个坑才深不可测，有如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事实上吸烟室里的这个坑与那块布一样，跟我基本无关，却显然被姓曹了，所以才有梁茂华目光炯炯，把我拖出来当一只鸡砍了，以诫众猴。为什么事后岳晓峰与段仁杰又先后要求我谈情况？估计梁茂华心里或许有些生疑，要听听我怎么讲。这种事大张旗鼓严加追查影响未必好，只能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这尤其让我无法接受。类似情况要搞清楚又有多难？无须劳驾包公穿越，让分管领导悄悄把几个当事人分别叫去问问，稍加比对，自会真相大白。为什么不先搞清楚就雷霆万钧，草率处置曹某？退一万步说，即便裹脚布和太平洋大坑都姓曹，那又算什么？就应该被一刀砍了？显然不对。在木已成舟之后，如果我喊冤申辩，或者遵命向岳晓峰段仁杰提供我所知情况，也许有一些好处，立刻反转“工作需要”，官复原职可能性不大，至少不会陷于没完没了。但是这么干于我有障碍。考虑到他们未必就相信我，且洗刷自己同时肯定得举报他人，如果研讨那个坑属于违法违纪自当别论，不是那个问题要去举报吗？哪怕只为报复某位万般厚爱把我拖进坑里的同僚，也让我感觉困难。我不知道那是谁，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去说的，却知道我不是他，行事为人不能臭如裹脚。如果近乎那位，我会自感不齿，无以心安。

我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只能走着瞧。

四

半年多后，梁茂华荣调省城任职，离开本市。履新的第三个月他突然出事，名字登上“打虎榜”，成了涉案被查官员。关于其涉案细节有众多传说，包括太平洋大坑，据说其家人在该项目审批中获取了巨额利益输送。

如此看来他为那个吸烟室大为光火实有隐情。

我因为传闻纷纷的“批注”与“工作需要”被办案人员注意到了，他们把我请到办案组驻地，让我谈谈所知情况。我告诉他们，因工作所限，我并不掌握梁茂华涉案情况与证据，我在吸烟室除了敲钟叫停，没有参加任何研讨，并无出色表现。裹脚布什么的与案情无关，无须多说，或称“没有更多补充。”

此后裹脚布渐渐归于尘土，至今我还不知道自己被谁厚爱了。相信查实不难，只是懒以为之，与其追逐臭气，不如寻求光明。我所帮助的女童经成功手术，已经得见天日，两只大眼睛闪闪发亮，波光粼粼，炯炯有神又含暖意，令我欣喜不尽，觉得这种事值得多做。偶尔我会有些不平与失落，幸而都能自我排解，毕竟强如大梁者都到牢子里让人“批注”去了，我还能做点好事，闲来笑谈“裹脚”，不挺好吗？

杨少衡，祖籍河南省林州市，一九五三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当知青，一九七七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市、省直机关部门工作。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海峡之痛》《党校同学》《地下党》等；中篇小说集《林老板的枪》《县长故事》《市级领导》《多来米骨牌》《我不认识你》等。所作小说多为各选刊、选本选载。曾获若干中短篇小说奖项。有数篇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