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些年发生的事，我愿意一笔带过。我们曾经生活在西宁，但随着妈妈失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爸爸去一间漏水的房子里关电闸，被电击身亡，我们只有回到兰州老家，妈妈，我，弟弟，还有爸爸的疯子弟弟，一起回到兰州。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叫华林岗。

从兰州火车站下车，坐上1路车，101路车，一直坐到终点，坐到西站，然后，再坐上3路车，103路车，再坐到终点，那一站，就叫华林岗。3路车，103路车，不紧不慢地，怀着一种隐忍，向着落日滑过去。

这一趟行程异常漫长，漫长到不适合任何一个回家的人去忍受。这中间要经过多少站？我从来也没有计算过，对你熟悉的东西，就是这样。直到现在，也一定是这样，就算我在车上睡着，也能在接近终点的时候醒来。在21岁离开兰州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我其实也没有离开这里，这后来的二十年，只是游魂的二十年。

就在搬回老家的第二个月。

邻居家的女人，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开始向我们吐唾沫，或者骂着一些不干不净的话，快要进门的时候，总是重重地合上木头门，走进院子，她的声调还会再提高一点，故意让院子外的人听到。她说，她看见妈妈偷了她家的木杆，用来撑起果树枝条的木杆。

妈妈说没有，我再穷也不会偷别人的木杆，她就是要找个人来欺负，她就是那种乡下的认死理的女人，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邻居女人还会站在院子里，高声骂脏话，每一句针对的都是隔着一道墙的我们。不要脸，偷东西，偷了东西做棺材用，克死了男人，只好给孩子找野爹，野爹也不好找啊，只好倒贴，整个华林岗都倒贴过来了。

妈妈说，我们要有教养，不要理会她，要轻轻地关门，那些脏话都是没教养的人才说得出口的，我们不能跟她计较。妈妈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妈妈是隐忍界的专家。然而有一天，邻居女人再次从妈妈身边走过的时候，推了妈妈一把。

那天晚上，妈妈魂不守舍，一直若有所思。后来，她告诉我，她在练习回骂，她打了腹稿，先列出对方的不是，以及种种劣迹，然后讲述自己的隐忍，如何不和她一般见识，然后搜肠刮肚地想了所有她以为的骂人的脏话，放在最后。有起兴，有叙事，有高潮。她不断温习，生怕漏掉一句话，她已经想象到，她得到了所有围观者的支持。最后，她会带着我们，走进家门，然后轻轻地关上门。

直到三天后，她才有机会遇到邻居家的女人，在擦肩而过的时候，邻居家的女人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痰，骂着“野X”，妈妈终于有机会拿出她准备的回骂了，她说，你站住，你以为你说的啥我没听见吗？你还要欺负我们多久？整个华林岗的人都看得到。邻居女人回过头来，以最尖厉的声音，骂出一堆脏话，妈妈瞬间就被那堆脏话罩住了，完全没有能力回骂，她看起来还是很镇定，但却退了一步，扶住了我家门前那只小小的石狮子，她迅速把手从石狮子上拿开，但她已经扶过了，她输了。

就在那时，什么东西在我的大脑中膨胀起来了，无休止地膨胀着，填满了整个大脑，随即又把大脑撑大了，无限大，我脖子上有一个无限大的空间，甚至有乌云飘在里面。我顶着这个巨大的空间，摇摇晃晃地走到邻居家的女人面前，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歇斯底里的声音，骂出至少一百个“X你妈”。我不换气，我没有丝毫停顿，我排山倒海。我脖子上的巨大空间，以及我们站立的巷道，甚至整个宇宙，都被这一百个“X你妈”充满。

真正震慑了邻居家女人的，不是这一百个“X你妈”，而是我最后撂下的话，和我怨毒的眼神：你等着，我把你的场（麦草垛）给你点掉，我把你家的猪全都闹死，把你家娃搡到河里，你有本事你就天天把你家娃跟上，不要让他出事。

回到家里，妈妈没有和我说话，她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说话。但我看得出，她甚为得意，似乎那一百个“X你妈”出自她口。她全然忘了，她打的腹稿和她苦心铺设的起承转合，全都没有用上。

直到晚上，灯亮起来的时候，她看着我，颇有赞赏之意，她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一口气都没换？你是不是练过？我说，是的，我到河边去练过，我练了很久，我骂的时候头都晕了，但我没停下。妈妈笑了。

“好不容易拍个照片，不要脸！”

——这是我们唯一的全家合影，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十三岁。

那天，我们的邻居，一个刚买了相机的男人，拿着相机来到我们家，他说他刚拍了一些照片，现在还剩两张空胶卷，他愿意为我们把这两张胶卷用掉。

我们迟钝地、怀疑地面对着这番突如其来的好意，但是妈妈很快就从这种已经控制我们很久的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她很快地掠了一下耳边的头发，变得神采奕奕、颐指气使，像回到当初那些好日子里去了。

她大声地指挥弟弟去爷爷家里把爷爷接来，又叫我把梨树下那些破烂的竹笼子搬开，因为她选了梨树作为背景。这样一番鸡飞狗跳、四邻不宁，足以说明拍照是我们生活中百年难遇的事。

我远远地走到角落里，看见拿着相机的男人先是目瞪口呆，而后困惑不解，最终显出一种混合着好笑、不耐的神情。妈妈又在大声地呵斥我，要我给这个男人倒水、搬椅子，要我去换衣服。

天快要黑了，终于不得不拍照了，妈妈环顾四周，意犹未尽地坐在镜头前，叮嘱着我们不能眨眼、不能吊脸，终于，妈妈安静下来，任由相机在她还是满怀遗憾时完成了拍照，像她无数次任由命运摆布时一样。

在缓缓前来的暮色里，胶卷凝固了那一刻。我要说，我要感谢这个男人，他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张全家合影。

坐在前排中间的那个老人是爷爷。他的左边是妈妈，她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肩膀微微下垂，她穿着她自认为最好看的那件淡蓝色衬衣。坐在爷爷右边的是姨姨，妈妈唯一的一个妹妹，那天她正好在我们家里。

站在他们后边的那个男孩，就是弟弟。站在弟弟旁边的那个女孩，就是我。

光线已经很不好了，很暗，只够让这张照片刚好被冲洗出来，所以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古怪，眼睛很深，受苦的那种深，衣服似乎也格外褴褛，我们准备好的表情，也被这种暗淡的光线毫不留情地过滤掉了。

也许，当时的我们，根本就是这种褴褛的、令人不快的表情。只有在三十年前的照片里，才能见到的褴褛。我们，还未经过存放，就已经旧了。我们的努力，都是在负数基础上的努力，连表情也是，我们笑了，也还不是笑。这张照片像X光机一样，拍出我们生活的真相。

但是，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不易察觉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之中，处于一种在那些认真而辛苦地生活着的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之中，那是一种毫无忧惧的生活才能助长的，一种极度的涣散，可耻的无畏。

照片上没有爸爸的位置。

这种位置不是存在于空间之中，不仅仅是因为照片上没有爸爸，而是因为妈妈、弟弟还有我的表情上都没有一丝缺憾，以至于使每一个看到照片的人都觉不出异样，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还能这样的亲密无间，就像没人能相信房子抽去了房梁竟然没有倒塌一样。不在全家合影照片上存在的爸爸，也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

韩松落，著有《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窃美记》《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怒河春醒》等，出版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迷影精神赏评委。《GQ》中文版2012年“年度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