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结束对青田知名海外侨商潘的采访后，“我”整理资料，试图写一篇人物报道，却发现一篇与潘的口述记录有出入的旧新闻。“我”完稿后发给潘，他对其中的事件进行了一番增删。潘被捕以后，“我”又看到了一些围绕他的报道，它们记录的这位侨商又是另一种陌生的模样。潘到底是心怀仁义的儒商，还是盘剥侨民的恶人？作为记录者之一的“我”，陷于无数个看似客观的瞬间，无法分辨真伪。

2009年10月，我在省人民大会堂参加稻盛和夫的演讲。据说此次是其首度来华，促成者是一名姓曹的无锡塾生，前后费时一年有余。演讲下午2点开始，主办方要求参会者必须在1点30分前入场，因为届时场内会很杂乱。确实如此。内场人数超过了2000，其中300人为越洋而来的日本塾生，其他则来自广东、江苏、成都、山西、内蒙古等地。170余名志愿者和保安，以及三四百名只买到旁听票的企业主挤在狭窄闭塞的外场过道，动弹不得。下午两点，八十高龄、鬓角斑白的经营之神微佝肩膀，穿着一套深黑色西服，戴着标志性的金丝眼镜缓步走出贵宾休息室，挤在走廊的人群瞬间涌动，高举手机，在夹缝中试着寻找合适角度，以摄下某个关键性瞬间。深红天鹅绒幕布放下，大门合拢，隔开神和凡人。我身边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商人，穿一身白色套装，面容清瘦，齐耳短发。演讲开始后，她忽然侧头轻声问我，是否是记者，是否拍到合适照片，然后打开相机，展示此前拍下的数张模糊不堪的照片，略带忧愁地说，下次再见也不知得什么时候。我答应会议结束后，让摄影记者发去几张清晰的照片。她将邮箱手抄给我，之后一直勤勉地做着笔记。两小时后中场休息，我在拿餐食的人群里排队，她走了过来，拍了拍我肩膀，示意我去沙发，随后递来咖啡和果盘，主动说起自己这几年的追随经历，说最早读稻盛和夫的书是2004年，深受震动，数月内读完他的全部著作，并在企业内部推广其经营哲学，甚至自学日语，赴日游学。不久前，也就是5月中，她和日本温州商会共同组织了一场73人规模的赴日访会，参观稻盛和夫在鹿儿岛、京都以及东京留下的行商与生活痕迹。

但以前我是个激烈的反日者，她说，能想象么。

为什么？这些转变是怎么实现的？他以什么打动了你？

她想了想，说，也许是他在日渐含混的价值观面前，以其身体力行，佐证了诚实商业的可能。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但我希望如此，她将杯子放下，说，该进去了，演讲即将开始。进入会场后，还需等待几分钟，她慢慢谈起自己1991年至1995年间在意大利留学的经历，那四年“苦不堪言”。父亲经营皮具生意，她的经济状况优于多数留学生，但困难仍多不可计。唯一优势是，当时出去比现在容易得多，一人出国，可带出一家。因其之故，家族二十余人先后在意大利、西班牙经商定居。1997年，她与出生在皮埃蒙特的工程师丈夫结了婚，定居在米兰伦巴第大区贝加莫省，生下两个女儿。2000年左右，她离异回国，两个女儿留在意大利，一年见面两到三次。2001年，她结识复旦大学一位核物理专业的老师，合资创办一家生产监控仪的公司，专为电脑电池提供参数测量系统、图像监控系统、低压配电智能化系统。最早他们给华为技术公司做配套商，负责工业设计，不涉终端。3年后，爱默生并购安圣，局面大变，须直面终端通信商，考验骤然变多，疲惫感也加剧。她无法说清为何会被一位日本老者吸引，只记得低谷期，即2004年，赴日参观学习时，在东京工厂内的所见：工具材料井然有序，系统流畅严谨，连废纸篓在洗手间的摆放位置亦不差分毫。日方工厂可以做到零库存，此一标准建立在对客户、对战略都十分清晰的基础上，这是我们目前难以企及的。我们的客户尚在云雾里，前期采购常被浪费，她说，即便学不成其法，至少可学其经营思路。

演讲结束后，稻盛和夫被数十名保安护着退场，并未留下合影时间。悻悻的人群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偌大的空间登时安静了下来。我装好电脑准备离开，她问我去哪里，她的车子很快就到，可送我一程。临近下班高峰，又有集会，打车确是个难题，我谢过她好意，并未推辞。车子到达时，副驾驶上坐着一位短发中年女性，她介绍说，这是她的随行理疗师，见我表情诧异，她笑着解释自己已罹患乳癌多年，两年前切除部分乳房，经历一次化疗。好在一直未曾复发，但仍需加倍注意。她压了下右侧乳房，淡然道，你看，空的。在我下车前，她又说，回国近十年，走在中国街道，不知为何，仍时有窒息感不断袭来，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空气或身体的缘故。

我还记得最开始的那几年，很多人会主动过来，跟你讲故事，想分析“个人的历史究竟如何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又或者，他们是如何沿着看似任性的路径去到了正确的房间，时不时地，会说出一些深具诗意和哲理的句子，却很少意识到，诗意和哲理早在他们的经历当中。我对她的故事印象甚深，以至半个月之后，我再去省人民大会堂看见潘，仿佛此刻与当时重叠了起来。两张面孔也因此跨越时空连接在了一起，阐述出比单独形象更多的意味。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因大量的财政拨款而延宕，导致2009年的我们仍处在一种乐观的幻觉中，并未发现已走在歧路。经济从不能预测它所在领域即将面临的风险和灾难。但这并未改变什么。众人的热情空前高涨，会议不断，规格也很高，现场纷杂，但充满激情，7月底那次由省政府主导的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也堪称盛大。潘是领奖嘉宾之一，也是唯一获奖的海外侨商。当时我正坐在左侧台阶上做听录，听见他说，我的梦想是做个村主任。台下顿时大笑。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我放下电脑，站起身，视线越过阴影里的无数头颅，看见一个人抓着话筒站在鲜花中间，个子很小，支架太高，他调整了几次也没成功，于是干脆拔下话筒，拿在手里。在这短暂的五分钟里，他讲到了青春期的野望，讲到如何在异国搭建梦之村落，少年心愿如何以另一种形式被完成。他也讲到离开家乡，离开青田石亭的那个黄昏，橘黄光线如何延长前方道路，铁轨和山径如何化入玫瑰色的场景，而初抵异国的清晨，赤红色的太阳仿佛自漫长海岸线上首次升起，恰如世界的再次诞生。他的叙述介于局促和自如之间，介于真实和传奇之间。某种意义上，他非但像所罗门宝藏的寻觅者，也像所罗门本身。他清楚公众需要什么，对其表述将如何反应，而他随时准备将他们需要的抛掷出来。5点30分，典礼结束，我抓起背包穿过人群，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冲到他面前，直言想跟他换张名片。他身边已经围聚了一大群人，他深陷其中，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我不得不越过众人，高高地向他递去那张小小卡纸，他犹豫了一会儿，从西服内袋拿出一只杰尼亚银质名片夹，抽出一张，踮脚递给我。

一周之后，我打电话给他，打之前，我发去短信，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下午1点，他回了过来，说近期都在国内，就在老家青田，要去随时。第二天早上8点，我在汽车南站搭上一辆巴士，去往他的城市。整个路途300多公里，车票117元，沿诸永高速，途经诸暨、磐安、缙云、丽水等市，需花费5小时。大部分高速路段都建在山峦之间，车辆穿梭其中，仿佛行驶于半空。隧道很多，灯光宛若群星，每次树木和山石从隧道尽头再度露面，那些景色，都仿佛在洁白的晨雾中再次苏醒，飘浮于微弱颤抖的光之海洋。山脉远看郁郁葱葱，近前才发现稀疏细幼。开山造路给山地植被带来了毁灭性影响。部分崖壁保留小束瀑布。同行有人说，一旦下雨，尤其暴雨，山石和泥泞会倒灌至路面，导致寸步难行。沿途立有事故频发地带的橘色招牌，警示用了黑体。到达已近下午3点。他之前说会安排车辆来接我。即将到达前的半小时，司机打来电话，说他就在车站停车场。车辆停在07车位，一辆不算太新的奥迪A6，保持得十分干净，应是潘的日常专车。路上潘再次打来电话，说青田办公室过于简陋，不如直接去酒店用餐。司机五十来岁年纪，很瘦，穿着一件浅灰色衬衣，等我挂完电话，他说，去酒店至少需半小时，如果饿了，储物盒内有吃的。我说还好，还顶得住。后来的一路他都没再说话，但车技惊艳，平滑到我几度睡去。

我坐在酒店大堂咖啡吧的半圆皮椅上等潘。天花板悬下巨型水晶吊顶，对面是养着血鹦鹉的造景鱼缸。暮色渐浓，雾气如冰，这里气温至少比杭州低3到5摄氏度，似乎已提前入秋。大堂开着暖气，但当天酒店有两场婚宴，旋转门不断有人进出，导致室内温度也很低。其中一个新娘在走出电梯后披了件白色仿皮披肩。我过来时预估不够，只穿了件姜黄色卫衣，感觉冷得要命。潘迟到了一小时，到达时夹克衫的袖子和裤脚皆已然湿透。一开始我没能认出，少了聚光灯和西服，他看起来有些上了年纪，肤色很暗，头发凌乱，黑得不自然，应该染过。个头比我记忆里还要矮些，腹部微微腆出。某种意义来说，他跟我在浙江看见的那些基层官员没什么区别。他将外套脱下，抖搂雨水，重又套上，告诉我刚才是步行来的，因为距离不远，所以让司机提前回去休息，并未料到会下雨。我站起身跟他握手。

“先吃饭，吃完再说。”

“出门有些晚了，法圭那边现在由老婆儿子负责，”他解释，“下午打款出了小问题，耽误了点时间，实在对不起。”

我说没事。餐厅在四楼。他要了一碗米饭，说待会儿我们去顶楼酒廊，那边提供果汁咖啡，可以慢慢聊。然后说，餐厅主厨是他小学同学的儿子，小时候他和同学常常打架，对方个头高，抡人很疼，他因此吃过不少亏。毕业后两人没什么联系。三四年前同学听说他盘下这家店，找到他们当年的小学班主任，一起提了烟酒来道歉。老太太以前讲话很大声，现在早已耳聋了。他并未收下烟酒，工作照例安排。

“能帮尽量帮，不是吗？”他看着我。

吃完已经9点多。我们在酒廊找了个相对偏僻的位置，最西靠窗的卡座。我要了橙汁，他要了瓶矿泉水，看我摊开笔记本，又打开录音机，敲了敲桌子，什么都不如听和记靠谱。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吧。

…… 

张玲玲，女，1986年生于江苏，小说散见于《作家》《十月》《山花》《西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2019年出版小说集《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