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方式。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

生活如麻，真善美似光

王云杉：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中指出：“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与《水在时间之下》《主角》等借主人公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展现人物顽强、坚韧特质的作品不同，陈彦的《装台》让顺子一伙舞台背后的工作人员成为“主角”，并借顺子等“打工人”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的善良、宽容、仗义、乐观、豁达等人性优点，引导读者朝向“真、善、美”，具有社会与个体的启蒙价值。《装台》正是从小人物出发，发掘着人类所拥有的美好品质，在人性书写方面打开了新的空间。

张 鑫：在《装台》诸多人物形象中，顺子的人格是比较复杂的。他身上始终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辉，透着不服输的韧劲，同时他身上还有阿Q的影子。顺子解释他冬夜看菜地时为何异常耐寒时说：“人哪，只要心里不觉得冷，身子也就不咋冷了。”猴子说他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往人们提到阿Q总带着贬义，倒是猴子提醒了我，精神胜利法有时也可以成为支撑人活下去，鼓舞人不服输的法宝。人们在新世纪理解阿Q及阿Q型人物时，可能需要更加多维的人性视野。

蒋洪利：顺子的形象，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是当代人生活状态的剪辑与缩影，他身上凝缩着中国人特有的坚韧精神、责任意识与乐观态度。故事主要借他与妻女的生活关系、与装台人的工作状态来表现他顽强面对生活的种种打击、处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正是在他努力寻求照顾好菊花、韩梅、素芬、周桂荣以及装台汉子的过程中，一种作为父亲、丈夫、工头的责任意识得到深刻展现。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窘境，顺子从没说过放弃，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顺子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斗志和积极乐观的态度，生活的琐屑非但没有将他打垮，反而将他磨砺得更加“锋利”。这样的形象彰显出的时代精神感染了众多读者，使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暂时忘记了小人物的悲哀，转而从中汲取到了勇敢面向生活的力量与激情。

梁 爽：小说里“装台人们”的戏在台下。台上的主角成了配角，不起眼的装台人成了主角。然而，他们却是困在装台的上下左右的活动空间中的被“遥控”的人，只能兢兢业业、坚韧不拔的受活。刁顺子虽然一生不顺，但生命中的磨难并没有磨平他内心的善，反使他更能体察人情中的温热冷暖。顺子的一生像是被人推着走的，他总是承担着一个接受者的功能。为了装台这份工作，点头哈腰、低声下气、被嬉笑谩骂已成为顺子生活中的一部分。诚然，顺子的性格中有懦弱的一面，但是当他身上背着全队生计的时候，肩上的责任迫使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中还多了一份韧性的坚守。此外，顺子在整个家庭空间结构中是一个缺位的存在，比如顺子很多次回家都是家里出事才匆匆忙忙赶回来。对于顺子来说，“家”的功能或许在装台的公共工作空间中找到了替补的位置。

刁菊花的变态与悲哀

王云杉：刁菊花形象的复杂性，增加小说的伦理价值，引起人们反思与父母、兄弟姐妹、同学朋友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纵观整部小说，菊花与父亲顺子、继母蔡素芬、妹妹韩梅处于水火不容的对峙关系。然而，从小说的几个细节来看，菊花与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转变过程，颇为微妙。菊花与顺子的亲情疏远，始于韩梅从高中升入大学的那段时期。在菊花看来，顺子资助韩梅升学读书，无形中转移了自己“应得”的父爱。由此，菊花将生活中的挫败、失意和不满，归因于顺子低下的“装台人”身份。同时，菊花总是用生母的视角，观察继母蔡素芬的一举一动。童年时期的菊花听闻生母遭受“烂货”的指责，此后，又将这种声音“移植”到继母身上，称她“骚货”。所以，菊花三番五次地向顺子索要生活费却毫无感恩之心。从菊花与父母的关系来看，中国式子女过度的占有欲和“拒绝长大”的童年情结，是影响家庭亲情关系的重要因素。

梁 爽：在作者笔下，菊花是“恶”的存在，可以说她是一个“反成长”的人物，她对于外界始终处于一种敌意的紧绷状态。菊花在小说中没有遵循社会既定的发展成长模式，也没有在成长的经历中汲取力量，从而获取内心的成熟与精神的满足。在小说的最后一节有这样一句话：“菊花一‘还巢’，过去那音乐就又响起来了，声音一样，节奏一样，叫声一样，是那种永不安生的怪叫声，就是不像唱，只那样一直没头没尾地反复着。”过去时态的音乐在菊花几次离家——归家后反复响起，即使在菊花虐杀狗和自杀未遂、结婚整容之后，菊花的主体地位也并没有真正被确立起来，咿咿呀呀的音乐隐喻着菊花重复着无聊的生活，菊花的成长表现为一种停滞的、不成熟的状态。包括整本小说可以说是一种循环式的，结尾菊花回到家后，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开头的情节，顺子家带回来一个女人……

张 鑫：的确，小说中菊花变态心理的根源值得分析。菊花快30岁时的那次露水情缘，虽算不上其心理畸变的根源，但可称得上是她加速变态的拐点。到装台队“下苦”挣钱的陕北小伙树生，黑灯瞎火和菊花发生关系，到了白天一睹她真容后，连工钱都没要就偷偷溜走了。在这里，菊花容颜一见光（即使化了妆），便让温柔肉体、省城房产、装台队“老板”千金身份等资本瞬间失效，即使二者的结合能让树生“少奋斗十几年”，他也不要，甚至不惜赔上工钱。这对菊花的打击不可谓不巨大。

蒋洪利：菊花这个人物为故事注入了强大的戏剧性与冲击力。菊花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性。她以刁大军为榜样、与乌格格做朋友都是想借此改变自身的身份与地位，以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毕竟她在学习上比不上韩梅、在相貌上不及一般女性，外加她还有一个较为“卑微”的出身以及较为“悲惨”的童年……当这一切从负面施压时，她只能从物质层面寻求满足。然而残酷的现实不断消解着她的期待与幻想，她以不同的方式报复着父亲与继母，而当谭道贵带着她去韩国整容时，她重获自信。然而美容失败回归后看到父亲又找了一位继母，她便再次跌入“轮回”的深渊，变得暴躁且“变态”。可以说，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菊花不断失掉了人性与自我。

电视剧《装台》的微妙细节

王云杉：电视剧在人物关系、情节安排、故事氛围等方面，都与原著小说存在显著的区别，可以称为一部“再创造”的作品。从总体上看，电视剧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意蕴。在小说中，顺子等人在搭台、装灯的过程中，时常被丁大师、靳导，以及其他人员要求“返工”，他们强忍身体和心灵上的劳累和痛苦，却不得不表现出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而在电视剧中，顺子异常辛苦的工作状态被一笔带过，观众最多只能从顺子一伙留宿剧场的画面，猜想他们奔波劳苦的生活状态。同时，顺子在恳求瞿团、铁寇帮忙办事的过程中，其老谋深算的心计和百感交集的心理情绪，被电视屏幕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当然，电视剧的部分情节，例如铁寇与人合伙扣押顺子团队的薪酬，不动声色地拿走打工人的血汗钱，展现出人在生活中的悲哀和痛苦。电视剧延续了小说的根本精神，为观众开启了一扇人生和社会的大门。

蒋洪利：电视剧突出了顺子的人性光辉，弱化了菊花性格中的负面因素。除此之外，还增强了故事本身的地域性，比如对景观、美食、文化的展示，这是比原著更丰富、更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立足于地域之上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展现。

梁 爽：虽然电视剧对小说的改动较大，但并没有降低原著小说的温度和厚度。从小说走向影视，要改编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并不容易，电视剧《装台》更多地贴合了当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间烟火，风味常存。

张 鑫：关于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叙事，二是人物。叙事上，电视剧对小说中痛感处理有延续、减弱和增强。前面云杉提到顺子的劳累和痛苦，的确，顺子在小说中几乎成了“身心俱疲”的代言人，装台忙、家里闹，里外都得顾，可偏偏上下不讨好，不时发作的痔疮更是雪上加霜。电视剧虽延续了小说中顺子的痛感，但又添油加醋式地安排了买卫生巾等戏谑化的情节，以搞笑消解了“扎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思力度。蔡素芬斩骨误断指的情节是小说里没有的，剧中加入这一情节显然是为了强化蔡的悲情色彩，同时加速其离开西安的步伐（尽管电视剧结尾她还是回到了刁家）。饰演蔡素芬的闫妮在这个环节表现得很出彩，钻心的疼痛，彻骨的绝望，让本应撕扯的吼叫闷在喉头抑成哀婉的颤音。短短几秒，闫妮演出了蔡的性格，敏感多思、隐忍自卑，这样的疼痛贯穿着她的生活，刺进了观众的心房。

人物上，配角也值得关注。比如剧中的窦老师在书中姓朱，他晚年独居端履门文庙附近，一生高洁，箪食瓢饮，顺子将他认作精神之父。书里朱老师在全篇后四分之一才出场，而剧中窦老师的戏份几乎贯穿始终。电视剧的改编，在小说的当代生活叙事之中夯实了传统道德的基石，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寄托了人性理想。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白鹿原》里的朱先生，陈忠实和陈彦都是陕西作家，朱先生和朱（窦）老师的效法者分别是白嘉轩和刁顺子，在两部改编电视剧中，白刁二人均由张嘉译饰演，这些看似偶然的细节背后，其实有很多值得细细品味的东西。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1年1月2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