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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走在天地间》一书为基本材料，研究杨海蒂的散文。通过作品细读和比较分析，从五个方面论述杨海蒂散文的艺术特点。其一，历史与地理的并包，增强了作品的分量；其二，思辨与叙事的兼容，彰显了作品的风骨；其三，抒情与天趣的相融，丰富了作品的味道；其四，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贯综及调和，兴起了作品的张力；其五，书面语与口语的交用，赋予了作品的语言的变奏。

关键词：杨海蒂 散文 《走在天地间》 艺术

杨海蒂作品含纳着密集的文化信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历史之谜处处呈现，可是它并非所谓的文化散文。这些作品多具所谓的文化散文的内容，然而它更丰富，更生动，更显艺术之魅力。

杨海蒂的视角当然是女性的视角，她的体验当然也是女性的体验，但她的表达却能逾越女性的习惯。她也能细腻，难得的是她不拘于细腻，有细腻而不失情思的广博和壮烈。

历史与地理的并包，增强了杨海蒂作品的分量。杨海蒂的作品多种多样，此书仅是她散文中的一元，写山川河流的。虽然写山川河流是中国散文的一大传统，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散文现在写得越来越寡淡无味，轻如烟云了。杨海蒂每写一地，往往既写一地的景物，又写这一地的历史，遂使作品有了交织感和立体感。

《历史深处的泾川》，便是一篇将历史与地理杂糅得颇为精彩的散文。泾川就是曩昔之泾州，杨海蒂在写这里的泾河与回山的时候，依次注入许多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都很珍贵，更重要的是，作品行云流水，既冲淡，又兴波，并因为历史在地理上的投射，显得意味深长。《扬州慢》也是这样，扬州之美在琼花，在园林，也在瘦西湖，写扬州，这些都不能少，但杨海蒂的出发点和兴奋点却仍是人文。唐诗人在扬州的活动及咏叹，如李白、杜牧、白居易、刘禹锡和张若虚，作品都恰到好处地写到了，宋文豪欧阳修、苏东坡和王安石在扬州的经历当然也写到，如此，作品便丰盈妖娆起来了。不仅如此，隋炀帝、康熙帝和乾隆帝对扬州的痴情也不能缺。扬州的繁华与诗人有关系，更与权力有关系，作品对这种道理也有得体的表达。在杨海蒂看来，扬州不仅是一个温柔的城市，也是一个刚烈的城市，她所写的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岳飞和韩世忠率兵抗金、李庭芝率兵抵元、史可法率兵击清，无不表现了扬州的英雄气概。扬州可爱，也可敬。《是为文成》写浙江文成，写这个地方，主要是写刘伯温，他的故乡在文成。写历史名人一向不易，然而杨海蒂把刘的事功、民间传说、帝王推崇及刘的诗文熔于一炉，产生了点铁成金之效。《北面山河》应该是这类散文甚为典型的一篇，也当是杨海蒂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写的是陕北横山，然而她不是粗略地交代横山或讲它的几个故事。在杨海蒂的作品中，横山耸立于毛乌素沙漠南缘、黄土高原之上、无定河两岸，耸立于她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个冬日的浩瀚的寒风之中，真是意象纷呈气概豪迈。她发利刃断物之力，把匈奴人、党项人、蒙古人和汉人置于塞外沙场，让闯进历史的人物，包括李继迁、沈括、范仲淹、李自成在此闪烁亮相。她历数横山信天游、腰鼓和说书的神奇，一再喟叹这里的庙宇，匪夷所思，超出了想象。不仅如此，她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进驻或往来于斯的非常人物，甚至康熙帝、乾隆帝，皆会拜谒赐物。淋漓发挥，有如神助，从而鼓荡着一股凌霜跨俗之气。我以为历史与地理的并包，使此书增加了思想的厚度、艺术的高度。人类在某种环境的活动就是历史，这是常识，不过唯有散文视野宏阔的人，才会发现景物里的历史，并挖掘出它的意义。

思辨与叙事的兼容，彰显了此书的风骨。虽然没有形象就没有诗，不过缺乏思辨、见识短浅，也难有杰出之作。杨海蒂明白这一点，她的散文也体现了这一点。

《怀美人》以灵璧为点，写虞姬；以洛阳为点，写洛神；以荆州为点，写王昭君。杨海蒂说，在中国的古代美人中，“我敬佩虞姬，因为她最有气节，多情又坚贞；我最怜惜王昭君，因为她有绝世美貌和才情，却‘不为妃而远嫁匈奴’，受尽颠沛流离之苦、怀乡思亲之痛”①。她还认为王昭君的和亲之举对结束战乱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成全了王昭君，使其青史留名。如此，便从对美人之赞，提升到了价值判断的高度。《观音山》当然涉及佛教，她相信佛教传入中国对国人的伦理道德和文化艺术影响远大，甚至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死观都被潜移默化。《北面山河》中有对李自成其人的欣赏，她也倾向于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她指出：“底层的人一旦掌权，难免把握不住自己，智识的盲点、道德的弱点、文化的缺点……”使李自成及其团队很快失败。

抒情与天趣的相融，丰富了此书的味道。杨海蒂是善感的，当然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除张爱玲以外，谁不是善感的？不过善感未必有天趣，缺乏天趣文章当然就干枯，而杨海蒂则多有天趣。一旦天趣盎然，作品遂味道十足，读起来也轻松且愉快。

她在《古贝州之春》里写喝酒，“蒙古族男人酒兴更豪，并且一喝酒就唱歌，一唱歌就能把女人的心融化”，关键是“我在乌珠穆沁大草原上领教过”。心扉一启，心迹尽泄。写自己喝酒后果很严重，可能是醉了，怎么样呢？“小命要紧，礼数就顾不得了。”在德州，被朋友怂恿得不喝酒不行，怎么办呢？“把心一横，喝！即便一命呜呼，也是魂归故里，也算死得其所。”豪爽之气，如泉涌出。《登黄山记》写到缆车站人多拥挤，每个人被前后左右的人夹成了面饼，状态这般，她说：“当然，这种外力促成的紧密无间，对情侣来说正中下怀。我左边的一对年轻恋人，就很善于因势利导，竭尽缠绵之事，让大家没法不‘羡慕嫉妒恨’。右边不远处，两位北京侃爷谈笑风生，嘴皮耍得那个溜活像在说相声，我竖起耳朵，听得乐不可支，再不觉得时间漫长难熬。”幽默也会让人莞尔，不过幽默常常会显出幽默的技术性，而天趣让人喜悦则是自然性的，幽默和天趣彼此的品质颇有差别。《锡兰过大年》，写到她参观加勒古城，流连于多个宗教建筑之间，终于一个耍蛇的印度人吸引了她，问题是，她也吸引了耍蛇人，而且专门向她要钱。常人的态度是想给就给不给便走，各不相欠，然而，她写道：“耍蛇人对其他观者视若无睹，一味纠缠着我索要钱财，最终给了他十美元才得以脱身。被讹诈的感觉使得我心情沮丧了老半天 ，哪怕西方风格、南亚风情、阿拉伯情调共同造就出的美景，也难以唤回我初来乍到时的欢欣。”虽然这也算是一种脾气，不过它何尝不是一种让人忍俊不禁且可以审美的嘉趣。此书中有三处写到前世与宿缘，联系起来看就很有雅趣。一是《古贝州之春》，她承认自己的前世在德州。二是《在美丽的黔东南》，她写道：“镇远。光凭这两个字，就让我心动。来了，看见，爱上。莫非我跟镇远有宿缘？”三是《锡兰过大年》，表示非常喜欢斯里兰卡，让她留恋，接着又以前世表达自己的心情，写道：“据说人有三生三世，相信我的一个前世就在那儿，或许是康提湖中的一朵莲花，又或许是菩提寺中的一片落叶。”此书好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像金子一样处处烂漫的天趣，酝酿着一种抒情之余的味道。

难能可贵，我在此书中发现杨海蒂的散文既有言志，也具载道，彼此并不排斥。《高原之上，雪山之下》，她写自己对西藏的向往，当然很是激动，说：“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去西藏！”接着是拉萨之游，叙述得至情至性。触景生情，情动于衷而发之于外，属于言志，不过作品也肯定并推崇藏族同胞对信仰的坚守。联系到自己，她指出：“至少这一刻，心灵至诚至纯。”“我学着藏族同胞，用右手顺时针转动着巨大的传经筒，喃喃着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作品以言志转入对信仰重要的一种表达，多少有了载道的意思。《黑竹沟》写自然山水无穷无尽的魅力，它的奇观，它的神秘，它的植被，它的珍稀动物，它的雾气，它的危险的石门关，它的天堂与地狱之联，移步换景，目光流转，尽是惊叹，是为言志也。《历史深处的泾川》当然是一篇分量甚重的散文，其能将历史和地理并包起来，不过分量之重，恰恰表现在这里的叙事多很宏大，诚如作品最后一段所言：“来到泾川，喝过泾水，从民俗角度探究过泾川百姓的生活，对于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对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神，对于佛道共融、万法归宗的民间信仰，我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其言志淡而载道浓。杨海蒂的散文显示，她的写作对文学理念总体上不持成见，短处则避，长处则用。她的作品往往是言情与载道的合流和融汇。如此写作，是一种可贵的探索，并改换着散文的面目。

书面语与口语的交用，赋予了杨海蒂作品语言的变奏。汉语写作，其最大而最基本的问题是对语言要求极严。语言随便、粗糙和简陋，甚至是算不上作家的。

杨海蒂以散文写作为志业，语言当然有自己的追求。此书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是，书面语与口语的交用，产生了变奏之效。《高原之上，雪山之下》写西藏：“那里有最高的宫殿，那里有最长的史诗，那里有最清的湖泊，那里有最深的峡谷，那里有最纯的笑容，那里有最美的歌舞……”这样的语言，准确、严密和完整，应该属于书面语，是以文字为基础的。此文还多有口语穿插。她写道：“性格直率、出语泼辣的卓玛，大费心思为村里推销藏银产品。她说祖父是藏医，长桌上堆砌的银器全都是藏药银，‘银代表健康’。”虽然这段话仍是经过了提炼，不过总是靠近口语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变化，不仅丰富了语言的形态，也增强了散文的可读性，这当然是语言的变奏所带来的。《锡兰过大年》写道：“斯里兰卡的形状，恰似一枚宝石吊坠，也像一颗情人的眼泪，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岛屿’。”这是书面语，然而又有“往日心仪而不可得的异域风情衣裙和首饰，终于能有机会一亲芳泽了，太开心了。狂购”。此为口语。杨海蒂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书面语与口语的穿梭，它也构成了此书的一种语言现象。书面语平添一种典雅，不可失之；口语总是带来生气，得体而用，不亦快哉！书面语如何杂以口语，口语如何升华为书面语，从而出类拔萃，尤其是在一篇作品中，书面语与口语的比率到底怎样为美，其学问大矣！

杨海蒂晨星闪烁似的引诗和引言，不仅增加了作品的知识性，也增加了作品的神采和风韵。尤其是她认为游走自然之间，可以抗衡红尘、宁静心灵、得到生命快乐，这就剖白了自己游走的目的，且如此想法，会使作品在境界上腾凌拔俗。

注释：

①杨海蒂：《走在天地间》，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本文所有对原文的引用均出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