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五月与阿德》（2019）在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历程中看似“异数”，但其实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处理作者此前在中短篇小说中涉及的问题。要想充分理解须一瓜，这部小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文本。小说以一种日常生活的修辞法则，呈现五月短暂的一生经历，及其与三个男人的故事，其中涉及城市与乡村、本土与全球等多重命题。对这部小说而言，其需要特别注意的还是这样一个命题的提出，即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处理1950年代的精神遗产，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需要不断地被提起。就此而论，《五月与阿德》的意义不可小觑。

关键词：须一瓜 《五月与阿德》 日常生活 城乡书写 精神遗产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别人》《保姆大人》《甜蜜点》《双眼台风》《太阳黑子》《白口罩》等小说塑造出来的须一瓜形象。《五月与阿德》（2019）的出现，可以称得上惊艳脱俗，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如果对其创作历程稍作梳理便会发现，畅销书作家——这一称呼在今天并非贬义词——须一瓜的形象并不是她的原初定位，也并不准确；她的原初形象是由一些别具特色的中短篇小说所构筑。可以说，须一瓜小说创作的不同风格很大程度体现在篇幅的长短区隔上，中短篇小说倾向于传统纯文学的写法，长篇小说则倾向于“大众文学元素”①或追求情节上的惊险、离奇和刺激。当然，这只是粗线条的梳理，细细思之便会发现，须一瓜的小说，不论题材多么的迥异，风格多么的反差，其对“人的精神内在性”和“内在经验”②的探求，却是始终如一的；即是说，我们应该看到须一瓜小说题材差异表象下“内在经验”的一以贯之性。就像孟繁华评价《太阳黑子》时所说：“须一瓜的兴趣不是停留在对案件的侦破上，不是用极端化的方式没有限制地夸大了这个题材的大众文学元素，而是深入到罪犯犯案之后的心理以及在心理支配下的救赎生活。”③在李敬泽看来，这是对现代“陌生人”④的探索之逻辑使然。这种逻辑使得须一瓜的小说始终处在两种风格的张力之间：“好看”与纯粹、“超现实”与“现实”、信任与怀疑、有情与“无情”⑤，等等。“我们以为我们终于碰到了一个小说家，她对人性中的光明抱有信念，但同时，我们发现，她目光锐利，她对死亡、对人的脆弱混乱有深入的兴趣，她睁大眼睛注视着她的人物困惑、彷徨、绝望、受苦，她绝对不天真，偶尔，她也可以像法医般超然无情。”⑥从这一角度看，《五月与阿德》的出现，可以说是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拓展，这是作者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处理此前在中短篇小说中涉及的问题，因而可以说极具症候性。要想充分理解须一瓜，这部小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文本。

一、五月生命中的三个关键时刻

小说其实是写五月的成长故事。小说取名“五月与阿德”，只是表明阿德在五月人生成长和命运变迁中的重要性，两人间的关系才是理解小说的关键之所在。五月短暂的一生，其实可以概括为塑造失败，然后非正常死亡。再仔细点说就是，她从一个农村小丫头，只身来到骊州，一个偶然的时刻遇到阿德，而后住进对方家里并在他的规训下成长、结婚生子，最后跳楼身亡。社会学中有关键时刻之说，那是可以称之为“具有普遍后果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⑦，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命运变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五月的生命中，也有一些时间点，对她的人生影响深远。

构成乡村姑娘五月成长路上的几个关键时刻，都与外来者或“他者”有关，都属于非正常情况。比如说山货客，在“酒心巧克力”的炫目的光耀下，五月看到的是山货客身上笼罩的商品的“光晕”，而看不到山货客的平庸与平常：“在十三四岁的五月眼里，连这个城里小老板抽烟的姿势都非常帅气。看起来他的背是有点驼，脚步也有点内八字。可是，无论如何，山货客浑身散发着遥远的、城里的光晕。”⑧比如说与阿德相遇，是在小巷遭到一个陌生男子侵袭，阿德挺身救美。与大麦相遇，是在其未婚妻到东方之珠来闹事时，五月牵涉其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变迁叙事模式。大凡表现某一社会的时代变迁或人物的命运变迁，大都采取这一外来者进入的模式。“他者”的出现之于变迁，通常有两种作用方式，一种作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视角，一种是作为改变旧有秩序的权力或势能。就视角而言，它改变的或者说塑造的是新的主体。原有情境下的个体，因为“他者”的出现及其产生的影响，开始重新打量自己所处情境，新的问题便会被发现，变革的需要于是乎被提出。就权力或势能而言，“他者”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外来者，也可能是一种趋势、力量或权力。比如说《到城里去》（刘庆邦）中的“他者”就是城市化进程。五月的人生命运变迁，当然也是如此，但对于五月而言，“他者”的出现，既没有改变她看待世界或事物的看法，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推动作用。“他者”的出现确乎带来命运的转折，但这一转折之后，作用于五月的仍旧是惯性或者说“例行化特征”⑨，五月虽然被刻意塑造，但其所显示出来的仍旧很难说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

结识山货客，与此后的所有相遇都不尽相同，其象征意义极为明显。山货客到菇窝村来收红菇，小说这样写道：“八十年代末的菇窝村，和一千年前的菇窝村一样吧，如果那时候有村庄的话。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木匠、裁缝、货郎流动带进去的。山货客带来了最了不起的东西：他给菇窝村带来的是酒心巧克力。”这一“酒心巧克力”，与1980年代初的另一部小说《哦，香雪》中的铅笔盒和发卡类似。但铅笔盒和发卡带给乡村小姑娘的想象与酒心巧克力不一样。香雪们是凭借铅笔盒和发卡来想象城市，后者带给她们的震惊效果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而酒心巧克力则显示出来的是瞬间的窒息和直抵内心的感觉：“舔尝的时候，孩子们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两眼珠子都停滞了。那是令菇窝村窒息的巅峰时刻。”城市是直接以“酒心巧克力”这一物的形式，显示在乡村小姑娘五月的感觉中。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时间点乃“八十年代末”，而不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进程加快之时。五月对城市的想象既不像香雪，也不像九月（关仁山《天高地厚》《九月还乡》）。她对城市的想象仅仅限于“物质世界绮丽的魔光”，她最初并不或并没有想到要走向城市，只是因为凭借“酒心巧克力”这样一个吉登斯意义上的“象征标识”⑩，山货客开发了五月的早熟的身体——诱奸了她。是这被打开的身体，使五月发现她在菇窝村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村里人对她投以“憎恨鄙夷”的“打量的目光”。可见，对五月而言，结识山货客的意义在于，当她被视为乡村的异类或“他者”时，有了一个可供想象的接纳之地：山货客答应娶五月，让她对走向山货客所在城市——骊州——充满了期冀。但事实上，在之前，五月并没有来过骊州，她对城市还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山货客家的地址，只知道在“中山路后面”，她是充满着对城市的想象来到骊州的；她也身无长技，甚至也称不上勤快，因此五月的进城之旅注定了不堪。

与大麦的相遇构成五月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大麦的未婚妻大闹足浴城，肆意羞辱五月要她当场同大麦做爱，这一表演情景最后假戏真做促成了两个人。与大麦的结识，从相遇到相爱和结婚，具有一种戏中戏的感觉。入戏讲求的是似真、清醒和自觉，很难说五月多么喜欢大麦，只是因为两人处境相当：都是外地人，都没有本地户口，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五月与大麦的婚姻，是一种典型的“纯粹关系”11之体现。大麦以基本的信任要求五月，五月则始终对大麦保持审视的态度，这样一种不对等，决定了他们之间婚姻的潜在危机；当大麦得知五月瞒着他把8万块寄存在阿德那里时，他的决绝和毅然就显得理所当然了。与山货客带给她的“光晕”明显不同，大麦带给五月的是一种相似处境下的平视。这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是从一个懵懂乡村小姑娘，到具有一定现代意识的年轻女性的转变，其中，五月经历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都因为有阿德的存在。

遇到阿德前后，五月先后在“丝丝美”美发店和东方之珠足浴城上班。美发店时期的五月，经常遭受来自城市男性的骚扰，这是一种充满欲望的侵占姿态，五月对这种姿态反应暧昧，因此被迫从美发店辞职。至此，不难发现，在面对城市充满欲望的凝视时，五月还没有充分考虑到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或态度因应。东方足浴城时期的五月，虽仍不能摆脱被欲望凝视的困扰（大麦未婚妻大闹足浴城就表明了这点），但因为阿德的出现，这一状况有了根本改观。充满欲望的凝视下，只有占有的意图，而不可能是其他。城市之于乡村女性，只有在摆脱了充满欲望的凝视之后，才可能真正展开塑造。阿德恰好充当了这一角色。早年的阿德曾因腰肌损伤而导致性功能受损，但他无疑又是高傲的，因为曾有过一段充满荣光的礼宾生涯。这是无欲的身体和具有优越感的精神的奇怪结合。在他的审视下，五月到处都是缺陷，不仅有“剃刀背”，而且举止粗俗，因此他开始了身心两方面对五月的全面“规训”。也就是说，阿德想把五月塑造成一个与城里人一样的正常人形象。

这几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虽然对五月构成重大的影响，但只是影响了她的人生命运，而没有影响五月的意识。五月仍旧是我行我素，即使深知阿德的严苛训练，对身体的矫正有好处，也充满抵触心理。可见，五月并不是具有主动性的人，但也不能说五月没有自己的意志，而只是说她始终受到一种吉登斯意义上的“实践意识”（consciousness）所支配。“所谓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须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对于这些意识，行动者并不能给出直接的话语表达。”12不难看出，“实践意识”是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其概念的阐释力常常只能涵盖那些反传奇化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对那些具有传奇化色彩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比如说须一瓜《白口罩》中的民间救援队队长），其阐释力十分有限。《五月与阿德》显然属于前者。五月并不是一个像香雪那样的有主体性或主体性很强的个体，她只是受本能或无意识所驱动，被现代社会的商品的“光晕”所吸引。她没有强烈的欲望要成为一个城里人，或走向城市。如果不是村里人异样眼光的凝视，她不一定会离开乡村。她走向城市具有被动性。但她走向城市却具有象征性，因为这是一个被城市文明及其代表所开发过的身体，这与那些走向城市后被城市所开发的女性形象明显不同。在关仁山的《麦河》和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等小说中，女性是到城里后被玷污，这表明了城市的混杂性和现代文明的污浊。而五月是以早熟的身体在乡村遭遇城里人山货客的，因此当她走向城市的时候，已对城市滋生出免疫力，但也因此具有了魅惑力，所以在她到“丝丝美”美发店做工的时候，会在老板山鸡和老板娘那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在老板眼里，五月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在老板娘那里，五月则让人充满警惕。

五月想做城里人，但城里人在这里只是作为现代文明的表征，而不仅仅是纯粹意义上的身份。这才是最为根本的。她寻求的是城里人所代表的现代文明。这是阿德所着力塑造的，也是五月所潜意识中倾慕的。因而也就决定了当她结识大麦时，不再像初识山货客时那样失态，因为此时的五月经历了阿德全方位的规训，大麦在她眼里只是寻常人形象；同样，当她再次看到山货客时，也就会表现出失望了。“她心心念念的北斗星一样的存在，原来不过是城里最普通的老男人。看上去，他不过是一只龟鳖类的快乐小动物。五月瞬间心如枯木，困惑的目光，一直僵硬木然地随那个熟悉的背影走上三楼vip的大楼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的逆转，是因为，第一，五月是以收银员的身份看待山货客；第二，山货客的“光晕”其实是城市商品“酒心巧克力”所赋予。一旦商品的眩晕效果消退后，山货客的本来面目——即普通老男人——即显现出来，而这时其所显示出来的就是本我，山货客走向三楼，其实是寻求欲望的解决去了。

二、启蒙与塑造主题的凸显

五月与三个男人的关系，很容易让人想到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的关系。如果说林道静与三个男人之间构成一种否定之否定关系的话，那么五月与这三个男人的关系也具有类似的性质。阿德的出现，让五月对城里人及山货客具有了免疫力，当她再一次看到山货客的时候，表现得就很平淡，她也并不强烈地想要嫁给城里人。同样，也是因为有阿德从旁指导，在面对大麦时，五月才会拥有自信并能以审视的目光从容对待。

阿德对五月的塑造是多方位的。既包括身体的矫正训练，也包括文明举止的纠正训练。他用来启蒙五月的是一本《世界名人名言》。他想改变五月的，并不是她的物质生活水平，因为他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他所擅长也能胜任的是改变五月的文明修养，即一整套言行举止，名人名言就是一种切实可行也见效快的做法，因为毕竟五月文化水平有限，他自己的知识面也较窄。阿德终究不同于薛去疾（刘心武《飘窗》）。身为工程师的薛去疾启蒙保镖庞奇用的是西方古典名著，他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启蒙；这种方法很有效果，但其影响常常是潜移默化和深层次的（即作用于情感结构的层面）。相比之下，名人名言显然具有奏效快和夸饰性的特点，而且也最为符合中国人的实情。阿德要求五月的是，先背下来，不管懂与不懂或理解不理解，这就像传统的背书的做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阿德想要达到的就是这个效果。五月慢慢也从对名人名言的背诵中得到好处，她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崇拜、敬仰或迷惑的复杂眼光。但五月的学习，只是皮毛。她追求的只是实用，而不像庞奇，薛去疾在他那里收获的是人生观世界观的改变。五月的学习是碎片化的，是取其所需，庞奇的改变则是整体性的，这就是区别所在。

阿德想着要从整体上重新塑造五月，但因他采取的是名人名言式的启蒙法，其对五月的塑造只能以失败告终。原因很明显，名人名言虽看似富含人生哲理、颇多启示意义，但彼此之间并无逻辑上的连贯关系，因此不能有效建构五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五月本又混沌不明，随意性很强，其结果是名人名言只具有具体情境的实用性。形塑五月的最强大能量，并不是名人名言，而毋宁说是日常生活的惯例和“例行化特征”13。五月仍旧我行我素，仍旧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她既没有被名人名言所改变，也没有沉入到商品的“光晕”中去。五月从来到城市，到跳楼自杀那一刻，都还是原样，没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她的脊柱侧弯变形——即“剃刀背”——也最终没有好转，当然也没有太过恶化。

五月真正感兴趣的是对物的想象，而不是占有。她不像香雪（铁凝《哦，香雪》）和孙少平（路遥《平凡的世界》）对走向城市那样有明确的目的或目标，也不像宋家银的丈夫（刘庆邦《到城里去》）是被城市化或全球化的进程所推动；她甚至也并不贪慕城市生活的富足和享乐如许细娇（陈残云《香飘四季》），也没有因为好逸恶劳而走向堕落（如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中的黑牡丹和关仁山的《麦河》中的麦圈儿）。五月走向城市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即是说，她是带着茫然无目的的状态走向城市的。她是一个方向感不明的人。五月的主体性因而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体间性”。这可能就是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对大多数走向城市的农民而言，事实也可能如此。山货客身上的“光晕”消失了，但现代文明的“光晕”本身仍旧存在，其表现在某些象征器物上，这才是城市真正吸引五月的地方。这些，在阿德的别墅这一象征物下得到一种想象性的满足。“五月觉得，在那些技师服务生们眼里，她就是城里人！她和这些外来妹外来弟们，当然不一样。即使整个骊州老百姓，又有几个人家有别墅的？！真武路的好处，谁也忽略不了。”这种吸引力与全球化无关，与城市化无关，它关乎的毋宁说是文明——更确切地说是现代城市文明——或者说现代化。五月所在乎的“城里人”身份，是由现代文明的一个个具体的物件所组成，比如“进口的抽水马桶、自动电话、各种香港电器”。事实上，其中很多物件只是出自“电影录像里的港台新奇东西”，即是说，这些都是五月自造的幻觉效果，有些物品在这个城市别墅里并不存在，只是她虚构进去的。不难看出，五月其实是生活在城市物质文明所营造的“光晕”里。真正吸引她的也只是这些，阿德的别墅给五月提供了想象得以施展的空间。但也止于想象，五月并没有强烈的占有欲。她并不是一个特别爱慕虚荣的人，她的购买力所及，也只是那些外国破烂衣服。对五月而言，阿德的别墅比阿德，更具有象征意义。

应该指出，五月与阿德的关系其实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二元论命题的独特呈现。以前的小说写作，大都在一种理论预设的框架内思考和表现。1950—1970年代的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是进步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的二元性；1980年代以来，这种关系被城市化进程所逆转，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农村青年男女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其推动下走向城市。这一等级秩序集中表现在农村青年男女走向城市这一行动的推动力上，或是被知识的占有所吸引（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人生》中的高加林），被商品的“光晕”所迷惑（如贾平凹《极花》中女主人公对高跟鞋的喜爱），被全球化进程所推动（曹征路《问苍茫》）；或者表现为一种文化的优势所制造生产的压迫（孙频《同体》等）；或把城乡关系置于全球化的框架下做一种同构性的处理（阎连科《炸裂志》）等等。这都是理论框架下的表现方式。其好处是线索分明，对于社会进程和走向能有一个明晰的呈现，极具象征性，但隐喻性的表现后面可能会牺牲掉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或丰富性，问题的复杂性并不能得到呈现。

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构成中，确实存在着等级秩序和不平等性，而且这种不平等中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深刻内涵，但这种不平等，并不必然生产出相应的身体和具体行动来。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人的行动受到三个层次的因素影响，即“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的动机/认知”。14对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而言，其大多受“实践意识”所支配；而理论框架下的城乡叙事所呈现出来的，其行动者则大都受“话语意识”所左右（有主动走向城市的意愿和意识，比如说孙少平、高加林）或“无意识的动机/认知”（其主人公走向城市没有明确的意识，大都被推动或随波逐流，比如说刘庆邦《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的丈夫）所推动。《五月与阿德》中五月的行为所显示出来的正是“实践意识”层面的内涵。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五月是一个主体性不强，或者说目的始终不明确的人，其行为表现所显示出来的其实是“实践意识”的强大。现代文明的“光晕”吸收着五月，但只是在特定时刻具有迷惑作用，大多数时候的五月仍旧受日常生活的“实践意识”所支配。她比大多数农村青年男女都要更早地走向城市，至少在他们村里是如此。但她走向城市既无目的也无准备。这是一种在特定情境下的“进行”，而特定情境，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行动者的“周遭世界”15，它必须符合、适合，或与行动者的身份相匹配。五月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双向塑造”。她既被阿德所代表的城市底层所塑造，她又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重塑、印证阿德所呈现给她的经验。

这种“实践意识”的存在，使得五月的人生中虽然出现几次戏剧化的逆转，但并不可能出现质变式的飞跃。“实践意识”的存在表明，一个人是生活在日常生活流之中的，所谓意外或惊喜或传奇，虽可能出现，但不太可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也意味着，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存在一种稳定性的定向关系，即只有在同一阶层的人之间才会形成有效的相互性影响。五月只能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塑造，她不可能被塑造得更好，她也不可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五月的双向塑造显示出来的实际上是定向塑造。在这方面，贾平凹在《极花》中有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他之所以没有在小说结尾让被拐卖的女主人公获得解救，是因为他十分清醒一点，即，小说女主人公期待并想象房东的大学生儿子（大学生身份）喜欢上她并把她解救出去终究只能是幻想。五月只能被与她类似的城市居民塑造，她不可能被工程师薛去疾代表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被铅笔盒所象征的知识塑造。五月的一切都处于暧昧中：作为足浴城收银员的暧昧身份，与阿德的暧昧关系（有欲而无性）。五月缺少主动性，因此不会想着去融入城市，不会想着去适应城市，不会想着改变自己；但她又照单全收，她会容忍客人的搂搂抱抱和吃豆腐（在东方之珠上班期间），她会表现出对商品的“光晕”的痴迷，但也只是淘来外国倾销到中国的垃圾衣服，她对金钱并没有表现出强大的兴趣。

无疑，小说除了表现城乡关系外，还涉及几重关系，一重是女性和男性的欲望关系，一重是正常与病态的关系，一重是全球化与地方化——即香港与骊州——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形成并发挥作用只能是以定向方式在具体情境下完成。所以，一旦遭遇香港来的卫革，阿德的保姆小张纵使再跋扈嚣张也立刻缴械投降。卫革所代表的全球化情境和香港空间，是小张所不能想象也不可能抗拒的。这一情景之于小张只具备现代性意义上的震惊效果，而不具备形塑力量。震惊效果产生形塑力量，必须是针对有自觉意识的主体，比如说高加林、孙少平、田保根（浩然《苍生》）、涂自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震惊效果对大多数普通民众，只具备震慑作用并产生行动，却不一定改变其“实践意识”，更不用说是“话语意识”。所以，在五月生命中的几个关键时刻，虽然影响着五月的人生命运，但并不具备形塑力量。比如说山货客，其酒心巧克力所显示的震惊效果，推动了五月走向城市，但在物我分离后他就显示出了本来面目。比如说阿德，一旦其别墅所能激发的想象力耗尽，他所具有的形塑五月的力量也将告终。比如说大麦，他的爱情想象在五月这样一个不谈爱情的人眼里只是利益的权衡与考量。从这个角度看，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不可能不让人启发良多和足够深刻。

结 语

尽管五月常常受“实践意识”所支配，但阿德对她的塑造，仍旧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这种隐喻性集中体现在阿德与五月的年龄差所显示出来的时代错位上。阿德的高光时刻是1950年代的部队经历及礼兵生涯，腰肢扭伤构成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一扭伤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表面看起来，阿德还是那么的挺拔英武，但其实好看不中用，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性能力严重受损。简言之，他的挺拔只具有象征意义，挺拔与无能在他那里构成鲜明的反差。所以，他才会一再拒绝小姨子宝红的大胆追求，他不愿把自己的色厉内荏和空皮囊的本相暴露出来；他妻子的性冷淡正好掩盖了他的虚弱不堪。但在年轻的五月面前则不存在这一窘迫。“阿德似乎就很享受对五月的优越落差。不仅是物质性差距，更是精神性的落差。没有对比，就没有对幸福的确认。”在五月面前，他的虚弱不成其为虚弱，相反他的优势却被凸显出来。他的虚弱和色厉内荏在老年人的身体中具有天然合法性，但这虚弱的身体却具有精神上的崇高性：早年的礼兵经历和挺拔的身姿赋予了这一崇高性。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的等级关系，也使得阿德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感。事实上，他也只有这一层优越感，他在经济上并不比五月更宽裕（山货客因为诱奸赔付给五月4万元钱，这在1980年代末并不是一笔小数字）。阿德作为一个城市居民所具有的等级优势，使他获得一种比欲望的满足更高的精神上的愉悦，他要以无私（不收房租）的崇高形象感动自己。但毫无疑问，阿德又是有欲望的。他虽然对宝红的身体表现出一次次的抗拒，但他并不拒绝欲望，这种欲望在五月以及保姆小张那里得到转移性的满足。

在这里，两个时代——即1950年代和1980年代末以来——的关系问题，仍是关键所在。1950年代是一个高扬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时代，阿德在其礼兵生涯中所收获的正是这种精神性的崇高，这是通过拒绝物质而获得的身份认同。但这样一种精神认同，在1980年代末——阿德遇到五月时——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显然遭到极大的挑战。阿德在市场化时代无疑会被迅速边缘。阿德的优势变成劣势，而他的劣势——身体上的残损——终究使他远离时代和社会。这样一种转换，带来的只能是阿德对其过往高光时刻的不断回忆和对精神的执着守护。事实上，阿德除了精神上的优势，他并没有别的可以炫耀的。他所住的别墅并不是他家的，他家祖上只是作为房屋主人的仆人在代主人看管房屋。这样一种代理人身份，只有在1950年代后的特定语境中才显示出其主人翁意识和崇高色彩。他与五月，都属于19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分化过程中的边缘人群。阿德只有在五月那里，才能收获认同。这是他和五月关系的实质，所以他要始终控制着五月，而不是真的想要侵吞五月暂存在他那里的8万块钱，从这个角度看，阿德与五月的相遇，带有浓重的挽歌意味。他只有通过不断向五月炫耀他的过往荣光来显示他的存在。而也正是在这种回忆和炫耀中，他们才真正达到互相认同和互相“确认”：一个曾经拥有，一个在想象中获得满足。五月与阿德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镜像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结尾五月的跳楼显示出来的就不仅仅是阿德与五月建构彼此身份认同的失败，更是新的命题的提出，即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处理1950时代的精神遗产，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需要不断地被提起。就此而论，《五月与阿德》的出现，其意义不可小觑。

注释：

①③孟繁华：《都市深处的魔咒与魅力——评须一瓜的小说创作》，《时代文学》（上半月）2013年第9期。

②须一瓜：《春天的一种创作谈》，《时代文学》（上半月）2013年第9期。

④⑤⑥李敬泽：《三段论：须一瓜（代序）》，《提拉米酥——须一瓜中短篇小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6、序言1-6、1页。

⑦⑩111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106、17、84、119页。

⑧须一瓜：《五月与阿德》，《收获》2019年长篇专号秋卷，本文关于该作品的引文均引自该文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⑨121314[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引言11、引言11、引言11、6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