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十月》“新女性写作专辑”中的作品围绕自我与日常的书写展开。经济生活、爱情生活、性问题等方面的书写显示了当代女性“自我”构建中某些激进成分退却，较为“实际”的倾向。诗意生活中难以察觉的女性“自我”的丧失、青年恋爱中自由的有限性、难以辨清的男性形象，以及反复出现的同质女性群体，说明日常生活正是性别政治最大、最难以察觉的场域。以日常生活为逻辑生成的“自我”，某种程度上以压抑“内在自我”为代价，文学生活作为“内在自我”的承载者呈现出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自我 日常 《十月》 新女性写作 性别政治

当谈论“女性写作”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女性写作”与“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中产写作”等标签在相互指涉中模糊了面目之时，“新女性写作”是否重新勾勒出“女性写作”的面庞？是否勾勒出“女性写作”的“新”面庞？2018年底以来，针对当代作家的性别观及其写作，张莉发起了两次大规模问卷调查①，应该说，这是继1980年代丁玲、艾青、王蒙、茹志鹃、李准、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人在出国访问中第一次被问及性别问题②，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使女性写作受到空前关注之后，中国当代作家第三次如此密集地遭遇性别问题。不同于作家们第一次面对性别问题时东、西方话语不可沟通，也不同于世界妇女大会牵动的女作家作品出版热潮“显现出的是中国女性文学主体性的匮乏”③，在这次公开的同题问答中，回答虽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④，但是基于某种“审慎”，提问者和回答者、不同回答之间呈现出可沟通性，而且第二次调查将问题更精细地定位到“性别观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使得问题回到了文学内部。

《十月》推出的新女性写作专辑是在性别观问题调查脉络之上的，它集结了贺桂梅和张莉《关于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和一批小说、非虚构、诗歌作品，前者对40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进行了勾勒，并论及性别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一次较为集中的女作家作品展示，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正如采用“女性写作”而非“女性文学”，这一专辑先在地规定了写作者的性别，暗合了“性别观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调查中“性别观”与“女性观”之间隐秘的游移。也正如调查中，性别问题似乎很容易滑向“性”问题，“女性写作”的用法突出了写作中性别本身的意味。不过，假使我们能够跳出女性本体论或者本质主义的理解，而将“性”这个主题“作为一个极具能量的支点，或作为一个在性别与阶级（不少社会中还应该包括种族）——我们通常只将这些范畴用于描述人类的劳动分工——之间进行意义交换的点”⑤。那么，重新来看“女性写作”，或有其道理。这当然是对“女性”及其写作投注一种特别的关注，但是，当女性医护工作者在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经期护理依然需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时候，需要这样的特别关注。

自我的维度

“新女性写作”，必然是相对于“女性写作”历史的。贺桂梅和张莉的访谈从历史脉络中论及女性问题落在个人层面的合理性，以及“个人化写作”命名之后面临的“自我窄化”危机，并指出“中产写作”作为批评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以偏概全。从此角度来看专辑所包含的作品，则颇具意味，“个人化写作”和“中产写作”似乎成为了两个充满警示意味的标签，一方面，作家们在写作中尝试以在地的人物形象打开写作空间；另一方面，即使是《对岸》——以一群经济无忧的女性为表现对象，人物聚会设置在充满中产意味的咖啡厅——这样的作品，也在结尾处走向世俗人生的安稳和自我宽宥，与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⑥有明显差别。问题或许是，面对前人的高峰——“八十年代后期，铁凝的《玫瑰门》，包括‘三垛’，王安忆的‘三恋’，特别是她的《弟兄们》以及《纪实与虚构》，在性别意义上真的已经推进到非常极致的情境”⑦，新一代的女性写作者如何理解女性，又在怎样的维度中去塑造她们所理解的女性？如同《寄居蟹》中失去了身份证的林雅，女工这一从国家经济结构层面所赋予的身份并不足以定义其自我。她，到底是谁？

在对谈中，两位老师多次提及自我的某个时刻，标示的是属于自我的时间，也是属于历史的时间。作家们的笔下也是如此，《白貘夜行》中“最后一批大学生包分配”⑧、小城煤矿业的兴衰、令人困扰的微信群信息，《山河》末尾对全家便利店碎碎念，《我只想坐下》开篇提到《还珠格格》热映……这些尚存于我们记忆，或我们正与其亲密接触的日常场景提示，作家们正是在她们所经历的时间里书写我们时代的女性。如何理解时代之于女性的影响呢？以独立的女性意识为标尺，专辑中的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并非一种与时俱进的图式想象，其复杂难以概括之处，正是女性自我的真切之处。

在她们的写作中，经济问题由属于集体、国家的宏观问题转变成为了一个有关“自我”的问题，这一根敏感的弦固定在各种关系之间，牵引着关系场中的角力。《白貘夜行》中，择偶问题事实上是一个经济问题，有限的选择被划分为明确的阶层，姚丽丽和技术员结婚，虽一开始看起来并不是最好的选择，20年过去，正常和体面使她能够“稍微摆出一些类似于族长的威仪感”⑨，但是合作的婚姻却并不能容纳“自我”难言的一面，于是有了夜中饮酒；《山河》中，我为男朋友买名牌内裤后明白了妈妈为何要用超出日常许多倍的丰盛早餐招待爸爸，“不是想要取悦的热情，而是希望得到尊重的冲动”⑩。问题或许不是女性经济独立能力已经达到怎样的水平，在这些小说中，除去尚未走出校门的詹立立，她们都具备供养自己甚至孩子、男性的能力，但是，这些女性形象似乎依然有些许委顿，“半边天”下，站立的并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自我”。

作品中大量存在的还有爱情问题。在“新时期”的女作家作品中，爱情话语在女性主体生成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在本专辑的小说中，爱情总是带有虚幻面影，梁爱华无数次寄出的信，没有一次得到回应；林雅与军军初遇时“前所未有地快乐”11，但随之而来的是军军对林雅的无穷消耗；宥真对尼克期期艾艾，尼克却不辞而别……形成反差的是非虚构作品《小瓷谈往录》，小瓷的三次感情经历似乎都波澜起伏，也构成自叙的人生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一面，其与神孩儿在精神与生活上的合拍毫无疑义是一种理想爱情。诡谲之处或许在于，虚构类文本中失去的爱情从非虚构类文本中回归了，爱情在脱去意识形态性后再一次返璞归真。

性问题似乎丧失了所曾有过的激进姿态。《对岸》中关于性的话题构成闺蜜相聚的核心八卦，无论是脱异性裤头，还是与已婚的初恋情人相会，都游走在禁忌边缘，但是前者被解释为恶作剧，后者设置为生理期的抗拒，两次都未曾对禁忌构成真正的冒犯，回避了性别关系中欲望的一面。相对而言，男性对女性的性侵由近两年来的社会话题转而成为一个文学主题集中呈现，是一种新的书写。若林雅与军军在泊寓中的初夜感受到的是“奇怪的自由感”12，老董对林雅的调笑则构成真实的恐惧与厌恶；宥真讲述韩国文坛某位著名作家如何戏弄女性、操纵评奖，或许正是一种无国别的、并不正常的职场“常态”。复杂之处在于，如同詹立立起初只以为列车员是出于单纯的好意，“我”和宥真提到的著名作家牵手走路之时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存在问题。如果说，詹立立以为的善意——最终证明只是伪善——是一个比较容易理清的问题，那么牵手走路这一行为却是在两性关系的暧昧地带，从公序良俗方面来说，此事并无冒犯，所以“我”在听了宥真讲述之后反问“会不会是误会了”13，但是因宥真的讲述，牵手走路也开始变得可疑。性别立场正是从“我”对宥真的信任中清晰起来的，曾有的风月不堪一击。它们的共同后果是，不是每种善意/风月背后都有一双令人厌恶的手，但是所有善意/风月都可能陷入性别立场上的怀疑。这是对公共议题的共同回应，女性有关“自我”的书写由此再次折返现实，并使其复杂幽微之处得到了呈现。

“新女性写作”，要放到中国社会世俗化转型语境中去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宏大主题相对隐退，个人获得选择可能，但却是比较有限的选择。所以，不难理解文本中激进成分的退却，以及“自我”建构中某些较为“实际”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女性写作”确实是“新”的，它写出了我们时代女性面临的问题、做出的选择，以及内心的惆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并非线性进步史观意义上的“新”，而是“自我”在社会生存中取得了一个可以容纳自身的“新”的平衡点。当然，平衡并不意味着这种状态本身没有问题，也不意味着永恒不变。

日常生活的性别政治

贺桂梅认为，“从8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文学’，到80年代后期注重反叛父权制社会的‘女性真相’，都在指向一种经验化、本质化的女性想象和认知”14。把这种想象和认知视为一种无意识显露的束缚，反映出的是女性主体建立之时可供调用资源的匮乏。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显然一直在努力挣脱这种束缚，也显示出一定成效，如张莉所指出的，2010年来的“非虚构女性写作”从“我的世界”转换为“我眼中的世界”，在“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同构中，重塑了“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15不过，较之“非虚构女性写作”向公共空间的突围，更多作品是从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扩展“自我”的维度，由此达成对具体情境中无穷尽的“个人”的理解，如此，日常生活成为了性别政治最大、也最难以察觉的存在场域。

蔡东的《她》中存在某种叙事目的和叙事效果之间的偏差，从表面上看，《她》是一个孤寡老人（连海平）怀念亡妻（文汝静）的故事，但是最终达成的效果却是亡妻以一个清晰的形象成为缺席的在场者，也正是这种在场，使得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疑问。小说正是以多个日常生活细节构造文汝静的，她爱跳舞，在舞台上“是发光的物体，吸饱了日精月华，自行发光”，婚后放弃跳舞，却将自身对于美的理解融入生活，“她无时不刻在秘密起舞”16。为什么要“秘密”起舞？为何连海平的家人反对婚事？是女性的美艳和不贞之间的想象性关联吗？为何婚前连海平可以力排众议娶回文汝静，婚后，却忌讳跳舞二字？为何连海平在回忆中才想起文汝静曾经多么爱跳舞？而不是在她犹豫之时支持她跳舞？疑问不仅是对连海平的，文汝静呢？为何婚前敢于展示跳舞之美，婚后却要将其收缩起来？是对连海平对抗家人的报答吗？还是对关联美和不贞的屈服？所以要贤良淑德，以一生来打败那种隐秘的猜想？当开篇即以文学名句——“我是我自己的了”——展示连海平内心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提问，文汝静曾属于她自己吗？为什么婚前婚后的文汝静被割裂成台上台下的文汝静？舞台上的闪耀和日常生活中的精致优雅是等质的吗？舞台上闪耀的那个女性形象和婚后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必须要完成转换吗？

这一连串的疑问被日常生活的稳妥、诗意掩盖，性别政治的尖锐之处，似乎淹没在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之中。不难发现的是，并不只是一方在维持“理想生活”，当“女性真相”被替换为“生活真相”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双方都可能被规驯。但是，对于男女两性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政治并非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如同詹立立在火车上的遭遇，问题不仅在于女性以为的善意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男性的“理所当然”，更在于，作为女性的詹立立为什么不能买一张卧铺票，为什么会失去孙家宝让给她的座位？

更有意味的或许是专辑中作为群体的女性系列，《白貘夜行》中的四个师专毕业女生，姚丽丽和女儿；《寄居蟹》中的林雅和女儿饼干；《宥真》中的中韩两位女作家。这些女性形象系列多数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对女性心理和情谊细腻妥帖的书写在证明其各有“自我”的同时却无法为其着上不同的人生底色。母女关系更是以“母女同命”为潜在文本的，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姜长安，老舍《月牙儿》中先后以身体供养彼此的母女，循环重复的命运成为女性主体建立过程中的最大恐惧，《山河》中看似有解的母女二人都要单独面对生育问题其实是无解的，所以姚丽丽对女儿大喊，“你要是考不上好大学怎么办？你也留在这里吗？”17为什么总是母女，为什么总是女性？玉珍说怀孕者“怀的是命运”18，可究竟什么是命运？“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9当我们无法从“个体再生产”的角度质疑“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个体再生产”只能是一种循环往复、并不具备向前推进能力的再生产，“日常生活”也只能陷入一种单调重复的恒常。

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的命运是无解的吗？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政治似乎也只能从日常生活中寻找产生变动的可能。连海平在文汝静过世之后成为“主妇”功能的补位者，然而并未削弱其主体性，外孙女末末学跳舞作为一种个人兴趣出现，如果与姥姥当年爱跳舞存在某种呼应的话，也只能是一种关联很弱的呼应，并非是对过往日常的对抗。正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逐渐褪去附着的性别含义，个人，不论女人或男人，都才有了从性别政治中松绑的可能。反之，《寄居蟹》中，军军耗尽林雅，林雅向军军举起铁梯子应该是性别政治最为激烈凶险之处，小说最后，林雅死于毫无意义的误杀，将一切对抗都消解于虚无。

《小瓷谈往录》中，小瓷问神孩儿：“如果我想成为最理想的好媳妇儿，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神孩儿回答“朝你自己的心努力就行了。做好你自己就行了。一个好的自己里头，肯定包含着好媳妇儿这一项”20。这一回答化解了婚姻生活中女性“自我”与“妻性”之间的剧烈矛盾，又未否定个人在婚姻中的责任，使得“妻子”身份从对自我的束缚转变为个体在新的维度上的扩展。当然，男性的“丈夫”“父亲”身份与此同理。正因任何人都不能回避性别问题就像任何人都不能回避日常生活，所以要格外注意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政治，尊重性别差异，首先要理解性别差异，理解生活细枝末节中藏匿的基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问题，才能理解具体情境中的人。

“活着之上”

苏珊•S.兰瑟曾提到1832年出版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一封秘密书信，由于新婚女子有义务向丈夫公开其信件，只得通过巧妙编行在书信中向密友吐露内心不幸。这样一来，逐行阅读和“先读第一行，然后依次隔行往下读”就产生了两种意义完全相反的文本。21采用类似的方法，以逐行和错行两种方式阅读翟永明《去莱斯波斯岛》第五节的前半部分，也可以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诗行的原本形式如下：“身分为二 麻痹的性别/留在原地 活跃的欲望/分裂出去 黯淡的思维/留在原地 自由的呼吸/分裂出去 我去。”22按照逐行阅读方式断句：“身分为二，麻痹的性别。留在原地，活跃的欲望。分裂出去，黯淡的思维。留在原地，自由的呼吸。分裂出去。我去。”按照错行阅读方式断句：“身分为二。麻痹的性别，留在原地。活跃的欲望，分裂出去。黯淡的思维，留在原地。自由的呼吸，分裂出去。我去。”

首先，两种读法导致“留在原地”和“分裂出去”的内容正负价值颠倒，逐行阅读“留在原地”的是“活跃的欲望”“自由的呼吸”，“分裂出去”的是“黯淡的思维”；错行阅读，“留在原地”的是“麻痹的性别”“ 黯淡的思维”，“分裂出去”的是“活跃的欲望”“自由的呼吸”。其次，错行阅读将第一行的前半句（“身分为二”）和最后一行的后半句（“我去”）独立成句，然后每一行的后半句和下一行的前半句构成完整意思；而逐行阅读，可能使得最后一行的“分裂出去”无对应对象，无法构成完整意思。这种意思残缺不全的情形正同兰瑟反驳的对于“女性语言”23的偏见十分相同，也仿照兰瑟对于新婚女子作品的解密，我们或许可以认为错行阅读更符合诗作本身。不过，这也带来了关于“分裂”的两个新问题，第一个是，为何将“麻痹的性别”和“黯淡的思维”“留在原地”，而“分裂出去” “活跃的欲望”和“自由的呼吸”？第二个是，为何完整的诗歌内容在诗行形式上却表现为“分裂”？

以“分身为二”的方式“让心代表我的身体/躺在莱斯波斯岛”，“但不是实体 亲身/而是抚着萨福的羊皮书页/入梦而去/弹琴而去/腾云而去/御剑而去/土遁而去/驾诗而去”。24身与心分裂、自我分身背后，是一个分裂的主体形象，也是此在和彼在、现实人生与理想生活的分裂。极为相似的是，专辑小说中写到的多种“离开”与“去莱斯波斯岛”对应，《白貘夜行》中，“离开”从年轻时的强烈期待变成一个“愚蠢话题”，但是夜中饮酒却又作为与白天日常相对的生活而出现；《寄居蟹》中，林雅为与强迫自己做不喜欢之事的父亲决裂离开苏北老家，与军军决裂之后再次带着腹中的孩子离开军军。所谓离开，是为了抵达更真实的自我，而对“更真实的自我”的理解，与“新时期”以来“自我”生成的方式有关。黄平借《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李顺大造屋》阐释“新时期”文学起源时期以“爱”确立“自我的‘内在性’”和以日常生活逻辑塑造的“自我”。25这两种方式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学中两种重要的主体生成法则，新女性写作专辑中对“自我”的书写一方面注重内在精神，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逻辑中构造，不同之处在于，新的女性形象已经不能从单方面的偏重中获得主体性，而且，在世俗化社会转型中，以日常生活塑造“自我”进一步凸显其功能。结果是，已经发现的“内在自我”再也无法被无视，而按日常生活逻辑生成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压抑“内在自我”为代价的，两者之间呈现出某种紧张关系。

令人动容之处在于，新女性写作专辑中，文学生活作为“内在自我”的承载者，呈现出价值和意义。《白貘夜行》中，四个女生无数次说要离开小城，姚丽丽40岁后真正爱上喝酒，醉酒后“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身体里脱离出来”26……通过层层叠加，“内在自我”难以直面又难以抛弃的情绪堆积起来，所以在日常生活书写中，康西琳，这样一个卖饼空闲读《尤利西斯》《劝导》的人物并不突兀。小说的结尾，月亮被跳进水中的康西琳搅碎，“化作无数金色的羽毛”27，是“自我”的沉溺与解放。《宥真》中，宥真虽然没有获得应得的奖项，离婚后的生活也仅靠打零工维生，但是宥真依然没有放弃写诗，要“Have a nice day”。林白写下，“我不停地囤积作品/以等待我的晚年”28，灌木丛中没有性别的女孩“会晤了简•爱，卡列尼娜和阿芙洛迪忒/会晤了雅典娜和东西方痛苦的哲人”29……并非是每个人必须阅读或写作，而是阅读和写作为亲近它们的人带来了有关生命的领悟，文学是如此丰饶，让我们栖居于此。如同女性学者从女性经验进入女性文学，又从女性文学折返现实人生，就“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人与文学都可能产生这样的“进入”与“折返”。

日常生活不仅是平庸或诗意，当我们向抗疫一线的医护投之以敬意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崇高。

注释：

①第一次从对34位新锐女作家“她们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调查开始，延展到“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同时，基于调查对象性别比例的平衡，增加了女性作家的调查数量，将针对34位新锐女作家的调查扩大为“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并增补了十位“老资格”作家的回答，共计137位作家参与其中；第二次调查内容为“性别观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由男女作家进行同题回答，发出52份问卷，收回48份回答。

②关于该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馨的博士论文《与世界的交往——1980年代中国作家出访现象研究》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③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④异质性不仅体现在不同性别的作家面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倾向，也体现在代际之间，问卷发起者张莉对此说道，“丰富多样而又深具个性的表述当然与新锐作家的回答有隐秘共同之处，但也有重要差别。我以为，正是这些参差多样、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回答构成了当代文学性别观与性别想象的真实生态”。见《关于当代作家性别观的问卷调查》，《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2期。

⑤[美]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郭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4页。

⑥向荣认为，中产阶级文学所讲述的就是“中产者的欲望化故事”，通过“炫耀性消费”“偷情通道”实现，美学上以“优雅”是其“审美趣味和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见向荣《想象的中产阶级与文学的中产化写作》，《文艺评论》2006年第3期。何言宏则认为中产者“非常爱用‘优雅’这个字眼，还有像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中产阶级的身份符号，比如高级会所、名牌物品等等，在很多作家的笔下经常出现，构成了中产阶级写作特有的文体特征”见何平、张光芒、汪政、何言宏《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文艺评论》2005年第6期。在叶弥的《对岸》中，她意在写一个自我谅解的故事，与“中产书写”中的欲望化叙事、以优雅为审美追求不同。

⑦贺桂梅、张莉：《关于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十月》2020年第2期。

⑧⑨172627孙频：《白貘夜行》，《十月》2020年第2期。

⑩淡豹：《山河》，《十月》2020年第2期。

1112文珍：《寄居蟹》，《十月》2020年第2期。

13金仁顺：《宥真》，《十月》2020年第2期。

14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15张莉：《“非虚构女性写作”：一种新的女性叙事范式的生成》，《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53页。

16蔡东：《她》，《十月》2020年第2期。

18玉珍：《怀孕者》，《十月》2020年第2期。

19[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0乔叶：《小瓷谈往录》，《十月》2020年第2期。

21[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页。

2224翟永明：《去莱斯波斯岛》，《十月》2020年第2期。

23兰瑟反驳的是一种认为女性语言具有某种软弱无力、流于客套等本质特征的看法。在新婚女子的信中，所谓“女性语言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重复夸张，回旋反复的结构，还有不合语法的表达”。见[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5黄平：《“自我”的诞生——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28林白：《囤积》，《十月》2020年第2期。

29玉珍：《灌木丛中的女孩》，《十月》2020年第2期。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