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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者”的自白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 李振  2021年01月22日22:34

内容提要:《人,或所有的士兵》带着某种不趋同的追问徐徐展开,又在整体上构成了一种别样的言说,提示着作为叙述的历史的不可靠或另外的可能。小说通过特别的人物、特定的关系与特殊的环境让常见的战后或历史的反思变成了一种在场的警觉,尽管这些对自我、对他人、对处境的认识来得相对含糊且充满了当局者的无助与绝望,却也悄然实现了当局者到旁观者的转换,也因此超越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式的简单无力的共情,并由此获得了异常广阔的叙事空间,让小说可以从一个更为高远的立足之处去讨论战争、世界格局、正义或邪恶以及复杂而普遍的人性。

关键词:《人,或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 战争 历史 叙述

那是一些名字。我从未见过使用它们的人们。我曾经想见见他们。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呼,家人。可惜它们全都记在我脑子,我没法把它们留下,只能带着它们一同离开,想来怪可惜的,但也没有什么吧。”①郁漱石的遗书中,那些在战俘营被艰难记下的名字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去向”。它们是战俘家人的名字,四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却因为一个近乎偏执的记录者的离世而失去了历史的意义。这是当事人或记录者的悲哀,亦是历史无法避免的尴尬。从这个角度看,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大概正是将那些四散的名字聚拢起来,并非一定要呈现某段完整的历史,却也以文学的形式来努力挽回那些被历史洪流冲散或掩盖的孤零零的声音。

80余万字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由众多法庭陈述、法庭举证、法庭外调查和最后的结案报告组成。这种严密、冷峻的形式除了关联着战后审判的情节逻辑之外,也意欲为小说营造出庄严、客观、真实的氛围。这成了一种被虚构出的真实——当事人的陈述,律师的辩护,全面细致的庭外调查——所有的言说都紧紧围绕着那个至关重要的审判。这似乎构成了某种内在的矛盾,即相关历史的真实、形式的真实与小说人物、情节虚构之间的潜在冲突。这种矛盾当然不会成为作家写作或读者阅读的障碍,毕竟文学的真实与文学之外的真实是两个并无太多关联的问题。但是,邓一光在小说结构或形式上的设置其实已然将这种矛盾变成了对所谓历史或真实的冲撞。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仅在1941年香港十八日保卫战的历史中,“郁漱石”们的命运与记忆犹如尘埃,历史往往记下了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与荣耀,却也让无数的生命与言说卷入到巨流般的宏大叙事中销声匿迹。然而《人,或所有的士兵》偏要纠结于一个“郁漱石”的命运,它并非只为厘清一名中尉军官、一名战俘的功过与“罪行”,或借此呈现十八日保卫战的惨烈与战俘营的非人岁月,而是以众多历史洪流中的“尘埃”为另一粒“尘埃”的存在作证。小说以此提示着历史叙述难以回避的局限与偏颇,它在人物、情节、故事之外,以其特别的形式构成了某种特定的话语方式。这不是个人史或野史的叙述路径,反倒有着极其繁杂的叙事框架和异常宏大又沉重的精神维度,并将其寄寓于一个仿佛游离于战争之外的“奇怪的灵魂”。它的存在映照着那些证明它存在过的个体,也映照着它存在并始终与之疏离的时代、环境、人群乃至具体的家庭,它们之间共存却又不断错位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两种历史或者说两种话语方式的博弈。

郁漱石在法庭如此自辩:“你们说不清楚中日间的战争自何时起,说不清楚近百年来中日间的冲突哪些算战争,哪些行为应该被计入战争罪,哪些罪行应该由国家承担,由政府决策者和最高领袖的人来负责,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语焉不详,在国家责任上闪烁其词,又怎么能合法地执行生杀予夺的大权,指控我这个低级军官对中日间的战争负责……可是,上百万渡过中国海登上中国大陆烧杀掠抢的战争施加者,他们呢?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匆匆送走,你们害怕什么?”②作为被告的自辩,我们很难讲其中所谓道理的有效性,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郁漱石有关“责任”“审判”以其“合法性”的质问能否为其自身的“罪行”进行有效的开释,所以它更像一个宣言而非自辩。郁漱石在这里使用了“你们”,那么,“你们”是谁?是法官、法庭?还是自辩所质问的国家、政府?或者那场刚刚结束的战争?当这种质问面对的是如此庞大同时又是如此虚无的存在时,与其说它是指向了某个对象,不如说是将自己与之划清了界限。它更多地意味着某种言说的立场,无论对方是象征着法律的法庭,还是包含着民族或国家话语的政府,甚至是代表着正义的战争,它都主动地选择了一种拒斥与疏离。事实上,这成为了整部小说得以展开的前提,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郁漱石——一个下层军官,一个编号131的战俘,一个在世界大战中无足轻重的人的故事才有了被提起、被讲述的可能。因此,对郁漱石这一人物的设定以及由此发散开去的一系列“证人”与相关情节,还有整部小说意欲实现的言说方式,构成了某种相互的成全。它不是由人物到情节再到意识的单向的导入,而是在一个宏大又特殊的语境中实施了颇具匠心的布局与雕琢。正如郁漱石自辩中的那句“我不属于胜利者一方”,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既往战争叙事的逻辑,“不属于胜利者一方”在此也意味着不属于失败者一方,小说并不追究这场战争的胜负对于国家或军人意味着什么,而是另起炉灶式地去谈论“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让一个战争中异质的存在去诱发了一种普遍而被遮蔽的声音。“我不是一名军人,天生就不是,我出身优渥,喜欢读书,命运却让我做了一名军人”③——这个被虚构的人物所拥有的特殊身世、家庭、情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消解着我们常见的战争叙事思维,这就像人们都在关心战争的胜负而这个人在追问“我是谁”。他的存在预先打破了关于战争、国家、民族、权力、利益等一系列概念既有的话语场域,从而将小说带入到英雄、胜利、荣耀以及轰轰烈烈之外的有关战争的文学空间。

《人,或所有的士兵》一开始就准备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思路,从小说人物的设置,到通过情节和结构特别呈现出的人物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时代和历史不一样的讲述方式,让它天然地带着某种不趋同的追问徐徐展开。那些法庭举证、庭外调查犹如可以机动配置的装置模块,它们相互勾连映射,在陆续产生其联合效用的同时,又在整体上构成了一种别样的言说范式。它的存在正如郁漱石的法庭自辩,并不一定能够改变某些既有的结果,却依然提示着作为叙述的历史的不可靠或另外的可能。

郁漱石的辩护律师冼宗白曾在一次演讲后有这样的感慨:“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回答议员先生问题时提到的那位中国士兵,他不再是我案例中的内容,而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证物。”④作为“证物”的郁漱石在小说所提供的历史环境中无疑是个特别的存在。他的父亲是中国军官,而生母是日本人——“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能煽动起报国的激情?我该报生父的国,还是生母的国?”⑤这种困惑直接导致了郁漱石奉父命回国参战之后有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心结,“我对那个国家的人下不了手”。而且,邓一光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郁漱石对生母的了解也仅限于她是日本人,他自少年时便想方设法搞清自己生母的情况却始终一无所获。于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和一种来自内心的追问在整个战争时期成了不断挤压、摧残着郁漱石的东西。回到国内的郁漱石即便拒绝上前线却也无法回避自己成为中国军人的事实,但相对时局与战事的变化,寻找生母或者说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的内在冲动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这样的人物预设固然带有了某种刻意为之的文学的偶然,但它却由此不断触碰着那些被人为赋予的却常常被理解为先天的或理所当然的身份及其相关的责任、义务以及道德判断。更重要的是,小说于此引入了情感与本能,我们暂且不谈一个人与生母的情感链接是否可靠,仅从小说所给出的前提来看,那是一种自幼埋下的困惑和忧虑,它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已然内化为难以改变的精神气质,即便不付诸实际的行动,也将令人对自我与外界的认识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作为一种内化的精神难题,所谓时局或者环境的聚变又将与其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人,或所有的士兵》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变成小说中一条十分明确的线索,但无论是郁漱石于香港十八日保卫战中的作为,还是他在D战俘营中的生活,以及战后他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其实都与这种内心和外部环境的冲突息息相关。因此,冼宗白所说的“人类历史的证物”可能更多地指涉着战争与人的关系,但郁漱石在小说中作为“证物”的存在,还同时指涉着人类有关自我、成长及相关精神症候的精神史和心灵史。也许从这个角度看,“郁漱石”们才是一个个作为个体存在的人而不是归属于哪个国家或哪一派别的士兵。

冈崎小姬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是郁漱石的镜像。作为日军俘虏情报局的军官,冈崎小姬与郁漱石首先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二者的第一次交谈主要围绕香港守卫战,是“战斗中的士兵怎么想”。但到了最后,冈崎不但为郁漱石打听了生母的情况,相互之间还生出了某种惺惺相惜的情感。那么,从海滩上真枪实弹的行动力测量和复杂的仪器测试,到漫无边际的闲谈,与其说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或是敌对双方关系的转变,不如说是外界所赋予的身份逐渐淡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郁漱石曾对她心存感激,这不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所获得的食宿上的优待,还包括“是她教会了我用一种心灵方式看待自己,还有他人”。虽然二者依然处于战争的环境,依然背负着战争给予的他们并不一定愿意接受的身份,但他们相处的方式实际上已经基本脱离了环境与身份的限制,正如冈崎最后一次来到D营,“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没有寒暄,没有谈论冈崎为何会转道D营,而是直接进入话题”。这种个体从所在环境的抽离呈现了战争之中人与人关系的复杂。它以一个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并不断被强化的特例连续冲击着对战争的简单认识,从而以最基本的人的情感与关系养成来投射更为普遍的人情、人性与人的处境。当所谓身份、职责在漫长的战争中被消磨殆尽,无论是郁漱石还是冈崎小姬,流露出的都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士兵的无助与相互的怜悯与同情。当两位老友在自知最终离别之际互道珍重,当一个军人对自己的战俘说“请坚持下去”,二人之间那些基于政治、军事、民族的对峙与差异也便于此刻一一抹平,因为“战争伤害了我的祖国和家人,也囚禁了她的家人和国家,不管是否身处集中营,我们都是战争的囚徒”⑥。

相比那种围绕战场的战争书写,邓一光让很大一部分叙事在战俘营展开。它与直接记叙战场的回忆构成了呼应,同时也让小说与激烈进行着的战事形成了某种疏离。这在战争切实带来的同仇敌忾、针锋相对的狂热之外为一种宏观的甚至是旁观者式的反思提供了必要的叙述空间。《人,或所有的士兵》通过特别的人物、特定的关系与特殊的环境让常见的战后或历史的反思变成了一种在场的警觉,尽管这些对自我、对他人、对处境的认识来得相对含糊且充满了当局者的无助与绝望,却也悄然实现了当局者到旁观者的转换。这既是一个经由情节丰富人物形象的途径,也是一个身份及其视野限度的探索,更是一个价值、立场及历史认知的问题。

相比香港十八日保卫战的残酷与狼狈,《人,或所有的士兵》对D战俘营的书写显然走得更远。当战场上的对峙与紧迫感被隔绝在外,战俘营便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空。从小说里的各种供述、旁证和调查可以发现,它被大量的回忆与想象所填充,关于战争、战友、战前的生活、家人或恋人以及离开战俘营之后的种种可能……这个戒备森严的场所无法阻止时间的膨胀。也许从现实的角度看,这里的时间似乎是停止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属于战俘营的不变的常规流程,不断衰弱的肉体和日渐虚无的灵魂不断地消磨着时间存在的证据,或者说时间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它存在或流转的意义。但从文学叙事的角度看,那些在百无聊赖之中被消磨掉的时间却构成了小说有关时间所获得的独特生机。也许对于其中的某个人来说,它不过是浑沌、虚无、语焉不详的闲话,可能是自我安慰,可能是精神崩溃后的呓语,也可能是无来由的狂妄和不着边际的幻想,但这些片断在小说中被当成来源不同的供述集合起来,便构成了一种围绕战争前后并完全跨越了某个具体战俘营的庞大的时间群落。它如同一个被叙述和想象架构起的时间隧道,具体的场景或现实的困境完全不能阻止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战俘的意识通往何方。事实上,我们在小说中也看到那些于不同时间进入战俘营并分散在各个角落的人会因为这种时间的穿越而在某个节点相遇,从而达成了令人惊奇的共识。可能这只是一种文学技术上的描述,但《人,或所有的士兵》却也因此超越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式的简单无力的共情,并由此获得了异常广阔的叙事空间,让小说可以从一个更为高远的立足之处去讨论战争、世界格局、正义或邪恶以及复杂而普遍的人性。

与此同时,对战俘营的书写全然不像战场上战斗人员之间的简单粗暴,却让战俘之间、看守之间、战俘与看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隐秘而复杂。仅就战俘来说,美军、英军、殖民地军团、国军、地下党游击队、战俘自治委员会以及各个部分不同阶层的军官与士兵,他们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因各自的信仰、利益、习惯乃至个体秉性暗自较量。在面对日军管理方时他们似乎有着共通的利益,却也时常怀揣着各自的算盘,且不乏监视者和告密者。这些群体与个体在战俘营铺开了一张错综复杂的交易链和关系网,它不仅是对战俘营状况的密集呈现,同时也由此考量着战争对人更为隐匿而久远的影响。这正如身处战俘营的郁漱石并不完全认同德顿所说的战争“放大了人们心中的善良和邪恶,把最真实的人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他对人性或者说更广泛的人心有着深深的怀疑,“我觉得人们的内心比我们知道的复杂,不光有善良和邪恶,还有别的”;“我觉得真实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总在变化,变得难以把控,人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在他们身上,哪些事情是真实的”⑦。如果联系郁漱石在香港沦陷前后的变化,对于一个“被迫”成为军人又沦为战俘的游离于战争之外的“奇怪的灵魂”,也许我们便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断定以上的感悟更多地来自于战俘营而不是十八天惨烈又满是“无辜”和“偶然”的战斗。

在战俘营,邓一光为我们呈现了太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关系,而个体口述史式的片断与讲述方法几乎形成了某种情节与故事的狂轰滥炸。但在这些记忆的碎片背后,我们也能觉察作家对于人之尊严的反复重申。无论是战俘自治委员会的种种作为,还是郁漱石接受实验的深层动机,以及菜园班事件,不管其中有多少钩心斗角与利益算计,都离不开试图改善战俘生存条件这个总的命题。而像曹军医用蛆虫控制战俘伤口的感染,美国战俘涂上口红围上床单剪裁的裙子男扮女装,郁漱石为邝嘉欣搜集蝴蝶的尸体,这其实是一系列分外扭曲的行为,但当它切实地发生于战俘营并具体地作用于某个个体之上时,这种无奈与扭曲便成了有关人的尊严所进行的极致的抗争。更重要的是,小说也通过郁漱石表达了尊严于战俘营这一特殊环境中的悖论:“尊严不是一个人是否活着,而是这个人确信活着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只有靠活着才能解释。”⑧这也许能够成为我们理解《人,或所有的士兵》一个十分重要的入口,因为小说虽然书写着一场无比艰难又顽强的战争,书写着战俘营中非人的生活和抵抗,但它丝毫没有我们熟悉的英雄主义及其狂热。相反,一切都是卑微的,即便是抵抗,也可能只是一块从死者身上扒下的布头,几片贴在胸口偷偷带回的菜叶,它悲壮虚无如“口红对战时状态下的女性是一种保留生活尊严的方式”,又如失去自由时的香烟,“它会帮助你回忆起战前的日常生活”,“吸上一口,不至于失去活下去的信念”⑨。它们艰涩又尴尬地渗透在战俘营的每一个角落,让人看到是作为尊严前提的艰难的“活着”,是极致的虚无、崩溃和无法躲避的恐惧,是无奈的妥协和不断被猜疑、误解以致背上通敌叛国罪的忍辱负重。当郁漱石的辩护律师发现他在盥洗室如无助的孩子一样哭泣,战俘的世界才从那个被忽略的阴影中进入到公众的视野而不仅仅存在于战俘们的口述:“地狱不在另一个世界,它就在这个世界,经历过战俘生活的人,他们在某个特殊时期超过作为人的限制,进入到非人的地狱经历中,在那里,一切关于人类的准绳都不复存在。但他们最终战胜了它,活着回到人类中来,他们是勇士。爱他们,也爱我们自己,竭尽一切制止战争,如果做不到,就别让活着回来的他们再经历耻辱,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那就别拿过去的经历来打搅他们。”⑩

小说最末是结案报告:“即经查照原案,详加审讯,本案侦查、预审、合议庭审讯、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终结。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日,奉广州行辕军法署对该案进行宣判,狱警遵即进入广州第二看守所监室提解被告,被告伫立门右,圆睁双目,停止呼吸,现场之蹊跷实非赭墨所能形容,嗣经法医勘查监室,稽无异样,并行尸检,查无死因。”11所谓案件最终未能宣判,也许对郁漱石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而作为小说的结局,这似乎又成了某种质疑,对于战争,对于生命,对于人及其尊严,又有谁能够堂而皇之地宣判?《人,或所有的士兵》以郁漱石的遗书回到了小说不断追问的核心命题:我是谁?我和那些数不清的名字将被如何记忆又将被如何遗忘?而对于战争,“我参不参加这场战争,我都否定了一些什么,背叛了它们”。12

注释: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9、4、149、734、18、655、326、449、293、736、738、738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