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精神恐惧与现代战争的深刻反思 ——关于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 王春林  2021年01月22日22:32

内容提要:在这部下足了历史考古学功夫的长篇小说中,邓一光成功地设置了一种真正可谓是众声喧哗、堪称杂多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一方面,聚焦二战期间著名的香港十八日保卫战;另一方面,聚焦一座位于原始丛林中的日军D俘虏营。在对现代战争进行总体性思考与表达的前提下,更是集中思考表现了人在残酷战争中的精神恐惧问题。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对战争进行深度现代反思的长篇小说。

关键词:邓一光 《人,或所有的士兵》 战争 精神恐惧 历史考古学

《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据说整整耗费了邓一光十年心血的字数将近80万字的长篇小说,不仅是邓一光小说创作过程中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而且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战争题材方面难得一见的杰出作品。邓一光是一位书写战争的高手,从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到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出身于军人家庭的邓一光,此前已经给我们奉献出了很多部相当优秀的战争小说。但这一次,在沉潜长达十年时间之后,这一部《人,或所有的士兵》,却不仅仅称得上是作家的自我超越之作,而且更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备了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作品对话的中国当代战争长篇小说的标高之作。

从文体属性的角度来说,小说是一种特别强调作家想象虚构能力的叙事文体。然而,这种看似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虚构,却并不意味着作家就可以凭空地胡编乱造:“曾经长期存在,而且至今依然能够获致很多人认同的一种理念,恐怕就是,既然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体,那作家在写作时就可以放任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天马行空的虚构,甚而可以尽情尽兴地依凭个人的主体意志随意编造……从根本上说,纪实与虚构,乃是作家建构小说艺术大厦最基本的两种手段。我们需要加以深入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实际的小说写作过程中,作家究竟应该如何纪实,如何虚构?纪实与虚构之间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关系?”①说到小说中的纪实,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社会与时代的纪实。也因此,我才进一步推论到:“……事实上就已经涉及到了我们关于小说写作中‘纪实与虚构’关系的第一重理解,那就是故事情节可以虚构,但故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与时代却容不得一点虚构。”②之所以要在这里专门提及小说创作中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乃因为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历史长篇小说的引人注目处,首先在于他在纪实性方面下了足够大的功夫。

尽管说当下时代那些被标榜为历史长篇小说的作品简直多如过江之鲫,但说实在话,如同邓一光这样在一部足称厚重的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下足了历史考古学功夫的,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的确十分罕见。首先是在篇尾细致列出的数量多达47部(其中包括两部影像资料,其余均为图书作品)的“本书参考资料”。一般来说,需要在篇尾列出参考资料的,都是要求论据必须真实可信的学术研究论文或者著作。最起码在我,在一部历史长篇小说的篇尾处,看到“本书参考资料”的专门罗列,乃是第一次。保守一点估计,如果说一部图书的字数是20万字,45部图书叠加起来就是900万字或者干脆说就是1000万字。如此海量字数的参考资料,不仅要认真地通读,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地将其中的很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天衣无缝地巧妙穿插融汇到《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去,其高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一种事实。虽然我们后来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读得特别津津有味,但邓一光所直接面对的这些参考资料,却可以说全都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历史资料。如果没有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对文学这一神圣事业的敬畏精神,要想做到这一点,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人都说做学问“板凳要坐十年冷”,邓一光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也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这一点。其他且不说,只是邓一光如此一种兢兢业业的写作姿态,就足以赢得我们充分的敬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差不多遍布通篇的页底注。只要稍加留心,即不难发现,这些注释可以说全部都有着专有名词的性质。或者是相关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相关的地名与机构名称,当然,绝大多数恐怕还是那些真实存在过的相关历史人物。从写作技术的角度来说,能够把这些具有突出史料性质的东西,令人信服地编织进一部想象虚构性质同样非常突出的长篇小说中,所充分考量的,正是邓一光非同寻常的艺术构型与整合能力。即如开篇不久处的这样一段:“那是一次经历奇特的工作,孩子看到大量来自中国的战地照片,他们当中有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卡帕拍摄的正面战场照片,美联社记者杰克•贝尔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每日先驱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日占区照片,还有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新闻纪录短片,孩子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触目惊心的图片和纪录片,对国内发生的事情十分震惊,那些照片和纪录片胶片帮助他做出了启程回国的决定。”③这里,邓一光其实是要交代主人公返国参加抗战的动机。原本在日本留学的郁漱石,此时已经迫于父亲郁知堂的压力,转道美国求学。即使如此,郁知堂也不肯放过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一方面是迫于蒋介石所谓“奖惩名单”的压力,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恐怕还是顺从于自己内心中根深蒂固的“以死报国”情结,郁知堂要求郁漱石必须马上返国投身抗战,否则,“吾将谓汝作弃国审判”。但从根本上说,最终促使郁漱石启程回国的,却是他在参与普利策新闻奖工作时所看到的上述那些照片和纪录片胶片。面对着这些真实呈现着国内抗战境况的照片和纪录片胶片,倍觉震惊的郁漱石,方才下定决心回到了早已是满目疮痍的祖国。罗伯特•卡帕、杰克•贝尔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尤里斯•伊文思,都是以报道中国抗战而知名于世的新闻记者。能够借助于郁漱石返国动机的交代把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有机地编织进小说文本之中,所见出的,正是邓一光消化处理相关知识或者史料的突出能力。

或许与邓一光的作家身份紧密相关,在纪实性史料的穿插方面,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对诸如张爱玲、海明威、萧红、许地山、戴望舒等一些作家在小说中的想象性编织处理。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先后进入到邓一光视野中的这些作家,都与抗战时期的香港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作家之所以要把他们刻意地编织到小说文本之中,与他对香港在历史长河中跌宕起伏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紧密相关。虽然说作家在处理这些真实存在的作家时,要么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要么耗费笔墨略加展开,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一点是,邓一光在进行编织处理时,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想象性的问题。先看海明威。海明威的中国之行,是在民国三十年,也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那一次,因为郁漱石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的缘故,身为第七战区中尉军官的他,被安排参与了接待海明威夫妇的工作。“玛莎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海明威是玛莎第二任丈夫”,因为不放心妻子单独前往中国战场,海明威执意同行。“郁漱石读过他俩的书,他告诉帕特•赵,相比海明威名声大振的《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他更喜欢玛莎的《灾区现场》和《疯狂的追求》,他认为玛莎比她丈夫更出色。”关于海明威,有两个相关细节值得注意。一个是,海明威接受了美国政府的特殊使命:“罗斯福的顾问们想知道国民政府是否有决心和日本人战斗到底,日本和斯大林的和约对远东有何影响,除了推销自由和民主美国在远东到底还能做什么。”再一个细节,海明威是个大滑头,故作身体不舒服:“实际上,等她一离开,他就缠着余汉谋详细了解华南战区战况,让余长官亲自为他模拟沙盘。”不仅如此,到了第二天,他干脆以指挥官的身份,带了一支小部队,去前线进行实地考察。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在写到海明威的时候,邓一光的着眼点,更多地是他所承担的秘密政治使命。之所以会是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与决策,乃是《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长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作家对海明威的想象性书写,只有落脚到这个层面上才能够得到很好的理解。

然后,是张爱玲。郁漱石与张爱玲的见面,是在吊唁另一位现代作家许地山先生的时候。先是郁漱石发表演讲:“他说许先生是中国引进印度文学第一人,最早翻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许先生4日西归,只隔三日,泰翁也于7日西归,双仙驾鹤,天地之命。”接下来,就是时为港大学生的张爱玲,与郁漱石的一番交谈。也就是在这个部分,邓一光借助于郁漱石之口,对张爱玲做出了相应的描述与评价:“阿石对艾琳的评价是惺惺相惜那种,说她先逃出父亲的生活,再逃出母亲的生活,最终因战争所陷没能逃去英伦岛,港大文史系数她学业最出色,她纠结,发自己的狠,眼光与心事纤细到不像话,因俏皮而生动,却又因尖刻而危险,因冷漠挑剔的冲突气质让常人难待,这样的人拥有无边寂寞和天性敏感,一抹懒散斜阳一阵短促横风都能陡然惊起世界,其实根本就是在人们之外活着,在自己的躯壳外活着,没人看得清。”这哪里是郁漱石在谈论张爱玲,这简直就是作家邓一光在通过郁漱石谈论着他自己对张爱玲堪称入木三分的理解与认识。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叙述者接下来的一句点睛之语:“阿石那样说艾琳,像是在说他自己。”唯其因为郁漱石与张爱玲之间有着近乎相同的精神气质,所以,也才会有他对于张爱玲那样一种深入骨髓般的真切理解和评价。

充足的历史考古学功夫之外,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形式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真正可谓是众声喧哗、堪称杂多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设定。具体来说,邓一光采用了一种战后法庭审讯的方式来结构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民国三十四年,也即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广州行辕军法署开庭审理第七战区中尉军官郁漱石。他被指控的罪名是“通敌叛国罪”。用结案报告中的话来说,他被指控的罪名共有四项。一、于敌酋俘虏营中屈身事敌。二、弼佐日寇杀害我抗日人士,对国防委员会第三厅少校李明渊死亡负有难以脱咎之责。三、苟合取容殖民主义,在英国殖民者复侵香港过程中,自堕人格,典身卖命。四、对日酋香港战俘总营之D营战俘集体被屠事件负有连带责任。围绕着如上这些被指控的罪名,控辩双方、当事人自己,以及相关证人先后做出相应的陈述。除了身为第七战区中尉军需官,后为D战俘营战俘的郁漱石之外,这次审判的出场陈述人先后包括该案辩护律师冼宗白,该案的审判官封侯尉少校,前美军少尉、同为D战俘营战俘的奥布里•亚伦•麦肯锡(简称亚伦),郁漱石的养母尹云英,日本中国派遣军少佐、D战俘营次官矢尺大介,香港华茂易公司经理、前第七战区中校军官梅长治,国防部少将军官邹鸿相,贸易公司雇员刘苍生以及外交部驻外代办秦北山等,共计10人。针对郁漱石被指控的各项罪名,包括郁漱石自己在内的这十位陈述人分别就自己所了解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或长或短的陈述。所有这些陈述,再加上后面简短的结案报告,以及被称为冈崎的日本生母的一封信(也即遗书),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整部《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全部叙事内容。由于法庭所询问题不同,相关陈述人所陈述的内容不仅侧重点各不相同,而且各自的出场次数也大为不同。相对来说,郁漱石之外,亚伦、矢尺大介、封侯尉、冼宗白他们几位的出场次数要明显多于另外的那些陈述人。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以上这10位陈述人所承担的也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就此而言,邓一光的整部小说就可以被理解为是多达10位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围绕郁漱石被指控的四项罪名而展开的一个叙事过程。由于这些陈述人实际持有着各不相同的思想价值立场,对同一人物或者事件持有着个性化的看法,所以,整部小说的叙事过程,很显然有着鲜明的如同电影“罗生门”一般的叙事特点。除了第一人称参与式的多角度交叉叙事之外,邓一光之所以要采用法庭审判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与战争叙事,恐怕也还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味。如果说法庭的审判过程需要相关当事人给出信实的法庭证词的话,那么,历史(具体到邓一光的这部长篇小说,也就是指那场被诅咒的战争)的发展演进过程,也同样需要当事人提供具有可信度的历史证词。从这个角度来说,邓一光通过这10位历史或战争的当事人所提供的证词,在积极有效地还原主人公郁漱石人生历程的同时,其实也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供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证词。更进一步说,邓一光的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被视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历史证词。

具而言之,邓一光这部无论是字数,抑或还是内蕴品质均真正足称厚重的长篇小说,所聚焦表现的核心事件有二。其一,是二战期间著名的香港十八日保卫战。1941年12月8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几个小时后,很快又以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香港发动突袭行动。面对日军的这一突袭行动,由多国军队组成的香港守军迅即做出反应,进行积极抵抗。但最终却因为实力不济以及军心不振,甚或并非仅仅只是战斗实力相对较弱的缘故,只是固守了18天的时间,就在付出巨大伤亡后被迫宣布投降。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的主人公郁漱石,因为恰好在香港执行公务的缘故,不幸被俘。其二,郁漱石被俘之后,很快就被押解到位于燊岛原始丛林中的一座日军D俘虏营度过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简直就是非人的俘虏生活。放眼中国当代的战争文学作品,虽然说数量不少,但如果从“写什么”也即题材的角度来说,不仅没有见到过专门书写香港十八天保卫战的作品,而且,以战俘这样一个特定军人群体为聚焦点的作品也极其罕见。单只就这一点来说,邓一光这部厚重长篇小说的填补空白意义也不容低估。

然而,尽管香港的十八天保卫战乃是邓一光这部长篇小说的核心事件之一,但在作品中,作家的相关描写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保卫战本身,而是竭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关注范围,以更开阔的思想视野,在更大的历史时空中对香港的命运展开了相应的书写与思考。具体来说,邓一光的香港书写,其实也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具体展开的。其一,是以郁漱石为核心的一个战时小组的命运遭遇。按照证人梅长治在法庭上提呈的供词,以阿石为组长的这个小组是在民国三十年也即1941年的夏天,开始出入于香港的:“阿石小组夏末进港,协助我转移战区滞港物资。他来以后,通过军事使节团帮助我重新建立起通关渠道,勉强恢复了物资出港通道,算是没有酿下大麻烦。”一直到香港保卫战爆发前夕,阿石都在以不断进出香港的方式,完成着本应承担的使命:“阿石在7战区兵站部服务了14个月,往返港九9次、澳门3次,其中6次因货款和手续出现问题,在港九滞留时间均超过30天,可以说,14个月,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港九和来往港九的路途上度过的。”但正所谓阴差阳错,等到事发前夕,本应离开香港的郁漱石却鬼使神差地不幸滞留在了香港:“也许6日那天,我应该当机立断,阻止阿石下船,并且命令他尽快离开。如果他在恰当的时机离开,他会逃离那场罪恶的攻防战,命运将完全不同。”“可是,阴差阳错,他留在了香港,他的命运在这座岛上等着他。”那么,郁漱石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迫滞留在香港的呢?原来,就在他坐船马上要离开九龙码头的时候,却被他曾经的上司、国防委员会的李明渊少校给拦了下来。事情的真相是,李明渊所押运的一艘满载战略物资的船因为悬挂美国星条旗的缘故而被英国当局意外扣押,他急切需要郁漱石留下来帮助他把那艘船弄出来。从本质上说,郁漱石还算是一个比较仗义的古道热肠的人:“李少校的遭遇让阿石心软了,也许不是因为这个,而是海风。那天天气晴朗,暖风和煦,谁都想躲开战争,阿石已经躲开了,可是,他总不能撇下老上司不管,要知道,李少校教过他如何与擅长装傻的美国人打交道。”请一定注意,邓一光在这里非常巧妙的荡开一笔。一般来说,人的心情好坏,与天气的晴朗与否,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就此而言,邓一光对海风的强调就不能说纯粹全无道理。尽管他的顶头上司梅长治并不同意,但到最后却经不住郁漱石的再三纠缠,勉强同意。只不过梅长治认为郁漱石一个人留下并不妥,所以便把他们小组的4个人全都留下了。但是,这位特别看重人间情义的郁漱石,根本就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这一贸然决定,到最后不仅没有帮助李明渊要回船只,竟然还会把自己送入一道万劫不复的深渊。

命运拐点的出现,与美军的海军基地被袭,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紧密相关。就在郁漱石决定留下的第二天凌晨,日本不宣而战,在马来半岛戈塔巴鲁登陆,同时突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火奴鲁鲁岛和瓦胡岛。面对形势突然间的陡转,港督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战争就这么到来了”。就这样,以郁漱石为组长的原本只是从事军需后勤工作的军人小组,也就被裹挟拖入到了一场不期然的战争之中:“缪和女和敖二麦随后也冲进来,他俩比朱三样文明一点,至少穿着背心。缪和女随手为我抓了一件外套,朱三样和敖二麦搀着一脸是血的李明渊,我们惊慌地离开摇摇欲坠的办事处,跑到大街上。”需要注意的是,郁漱石他们命运的转折,与一位名叫老咩的民间抗日者的出现有关:“开战两天后,我在九龙遇到老咩。命运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改变。”就在郁漱石他们小组的几个人举棋不定的时候,老咩的一味鼓噪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我没有反对老咩拿国家的耻辱胁迫我,等于默认了他煽风点火一力撺掇的立场;我说让他抬一筐卵石来,他贯甲提兵地抬来了;我在深水埠没有被炉砖砸断脊梁骨,在金山没有被鬼子的掷弹筒、英军的重炮报废掉,剩下的事情反倒简单了,我是中国军人,不能任鬼子逞凶肆虐,这就是我的责任。”就这样,在把朱三样留在医院照顾李明渊之后,郁漱石、缪和女、敖二麦以及老咩们,便开始以一种误打误撞的方式协同英军对日作战了。接下来,借用冈崎小姬后来与郁漱石对话时一段高度概括的话来说,就是:“11日参加金山作战,18日参加北角战场作战,19日和20日参加黄泥涌作战,审讯记录上是这么说的,这三场香港攻防战中的关键战役,不断受到减员困扰的小组始终坚守在战场上,直到26日凌晨守军投降前几小时,因为小组全部战亡,你本人被俘才结束抵抗。”一直到最后,在郁漱石带领着一支七人组成的小分队试图恢复水库的供水设备最终无果的情况下,郁漱石本人不幸成为了日军的俘虏。

其二,从战前一直到战后香港命运的宏观观照与思考。我们注意到,只有在后来进入D俘虏营,在与英军摩尔少校的交谈过程中,郁漱石方才了解到,其实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沦陷命运,早在战前就已经被那些政治家们谋划好了:“太平洋战争前一年……鉴于香港并非英国核心利益,建议对香港做放弃打算,为远东防务除去弱点。”然而,出于考虑到国王与大不列颠帝国在亚洲的声誉的缘故,军方却拒绝对香港不战而弃。这样一来,也就有了郁漱石所理解的:“‘就是说,’我尽可能完整地梳理上校的说法,‘坚守香港是漠视战争对平民生命财产造成的伤害和破坏,但香港陷落和战争造成的悲剧,以及对声望造成的损失,都不如主动放弃香港严重,而联邦军队的抵抗会鼓励美国对日参战。如果这样,抵抗的全部意义不是能不能守住香港,而是如何为香港陷落后的政治压力解围,以及从浴血抵抗那里赢得多少道义优势?’”其实,也不仅仅是英方,中方的高级将领陈策将军,对这一切也同样是心知肚明的:“现已查明,由于各方对国军驰援寄予厚望,身为国府驻港最高代表,陈将军颇感为难,命手下参谋伪报了战情,高级将领们是心知肚明的。”你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在骤然间了解到这种真实内情后,郁漱石的感觉会有多么绝望和愤怒:“我坐在摩尔上校面前,沉默不语,盯着杯子里的红茶底子。我觉得我就是那撮底子。”尽管郁漱石的表现看似平静,但无端被捉弄后的绝望和愤怒,其实早已跃然纸上。所谓的香港保卫战,其实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样一来,有着很多平民与普通战士伤亡的香港保卫战,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政治家手中的游戏:“香港激战中不断倒下的官兵和平民,他们被政治家抛弃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早在战前英国的政治家就准备彻底放弃香港,那么,郁漱石他们的战斗行为,以及在香港保卫战过程中所付出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也就随之而被彻底消解和颠覆了。

接下来,就是香港的战后命运。早在民国三十二年,也即1943年的时候,随着二战形势整体上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美英两国的参谋长就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制定击败日本的总体战略。其中,第二阶段的目标之一,就是由国军准备香港战役。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则是中美联军夺取香港。到了两个月后的魁北克会议上,香港作为盟军反攻日本的中期目标得到确认。尽管香港的被解放指日可待,但战后香港的归属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英两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尽管罗斯福曾经忠告丘吉尔应该把中国当作一个大国来对待,但丘吉尔的表现却是特别傲慢:“开罗会议上,香港问题再度被提及,委员长与丘吉尔当面冲突,恼羞成怒的丘氏气急败坏宣称,中国要收回香港必经一战,从他尸体上跨过。”虽然时任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的魏德迈支持委员长收回香港的决心,但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却把支持的方向逐渐倾向于英国一方:“19日,魏德迈接到马歇尔转达杜鲁门指示,表示美国不在香港受降问题上再做表态。英军可以接收香港。”就这样,一方面蒋介石忙于应付国内与共产党纷争的局势,根本无暇收复香港,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明显地倒向了英国,香港最终还是保持了其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也因此,一个让国人感到悲哀的残酷事实是,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二战中的战胜国,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借用郁漱石的辩护律师冼宗白的话来说,就是:“胜利只是以美、英、俄重新瓜分世界约定利益,以及那些恰好站在胜利一方的民族主义当权者们获取不当权力和财富来结算,和老百姓唯一的关系,是他们将在结束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后,再一次接受兵燹之祸的内战。”由冼宗白的谈论可见,邓一光的视野事实上已经超越了香港问题,更是在思考和关注战后中国的未来命运。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香港在战后的日渐繁荣:“很快,发电厂投入使用,旺角和深圳铁路段恢复通车,珠江口和香港间贸易重启,到典礼之时,返港人员突破40万,学校陆续开学,学生达数千人,比日据时期的高峰还要多。这样的政府,无论殖民与否,民众看到了希望。”

香港书写之外,《人,或所有的士兵》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艺术成就,乃突出地表现在作家对现代战争的总体性思考与表达上。说到对现代战争邪恶杀人本质的尖锐揭示,美军少尉亚伦的一番话可谓一针见血:“我没有英国人的纠结。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对于人们结果不同,它制造了死亡和伤残、家破人亡,却给政客和投机商创造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成为新的国家和时代的代言人,而士兵的全部工作就是杀人——杀掉敌人,越多越好,无论间接还是直接,他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士兵只是战争中政客们的杀人工具这一点,所以亚伦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法:“让更多人看到战争干了什么,记住它,这是士兵的家人应该承受的。所以,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发行了英国人在古堡山屠杀波士顿民兵的明信片。没有什么可遮掩的,无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它就是用来干这个的,记住它,别忘记了。”正是在如此一种前提下,邓一光才会借助于郁漱石之口,做这样一种假设性的思考与诘问:“可是,两个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在战场上相遇,他们一个是山东菏泽的种田人,一个是佐世堡的渔民,他们只在乎世世代代熟悉的高粱和马鲛鱼,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素无往来,自然也没有任何仇恨。但他们勇敢地向对方冲去,毫不犹豫地把刺刀捅进对方胸膛,用工兵铲切断对方脖子,因为做到这个而欣喜若狂,冈崎学者以为这是怎么回事?”与其说这样的问题是提给冈崎小姬的,莫如说是提给广大读者,或者干脆说是人类全体的。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正如同郁漱石所假设的,如果没有所谓的战争发生,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类个体,原本只是在各自的生存轨道上依照生存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庸但却幸福的日常生活。但仅只是由于战争的发生,一切便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本素不相识的两个人类个体,由于所谓国家或者民族仇恨的缘故,却在战场上成为了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敌人。就这样,从个体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仇怨可言的两个人,却因为被所谓的国家或民族仇恨无端绑架的缘故,而成为了群体意义上的敌人。关键问题在于,所谓国家或者民族的仇恨云云,从根本上说只与那些政治家或者政治集团紧密相关。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是,战争的结果却往往只是意味着众多普通民众的无端伤亡。古语“一将功成万骨枯”所尖锐揭示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道理。也因此,不知道邓一光自己是否有自觉的意识,但在我的理解中,他借助于郁漱石的这段话语所揭示的,却是一种充满着荒诞色彩的战争现实。试想想,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只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就在战场上把对方视为敌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厮杀,其荒诞性质的具备,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一光才会进一步追问道:“战争让士兵变成这样,但谁能说得清,士兵们的仇恨和国家的仇恨真的是一样呢?”说实在话,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将其艺术地表现出来,邓一光的突出思想能力与艺术智慧自然不容否定。

行文至此,就不能不联想到古希腊伟大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一部杰出的反战喜剧《阿卡奈人》。《阿卡奈人》所讲述的,是一个睿智的农民因为与敌国单独媾和进而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整部剧作共分五场。在此剧的“开场”部分,一位名叫狄开俄波利斯的雅典农民,看到雅典的公民大会上,竟然不允许一个主张议和的公民发言。对此倍感愤怒无法接受的狄开俄波利斯,不仅在会后赏给了那位主张议和者八块钱币,而且还暗中派他替自己一家人去和斯巴达人单独议和。到了接下来的“进场”部分,由于狄开俄波利斯单独与斯巴达人议和,雅典附近饱受战祸之害的阿卡奈人用石头追打这个被他们认定是“叛国”的人。接下来,在“对驳场”部分,狄开俄波利斯做自我争辩。在强调自己并不想投靠斯巴达人,声称自己一家人其实也受到过斯巴达人蹂躏的同时,也强调雅典人同样应该为战争负责。对于狄开俄波利斯的表现,一部分阿卡奈人表示极端不满,派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出阵与他扭打在一起,并把他打败。到了“插曲”部分,一方面,是和平的交易场面,另一方面则是拉马科斯再度出征。最后的“退场”部分,同样带有突出的对比色彩,在凸显拉马科斯因为在战争中负伤而痛苦不堪的同时,也更加强有力地凸显着单独与斯巴达人媾和后的狄开俄波利斯过着饱食大醉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早在公元前的时候,阿里斯托芬就能够写出如同《阿卡奈人》这样的反战喜剧来,的确令人叹服不已。另一方面,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作家关于狄开俄波利斯竟然可以脱离雅典城邦与斯巴达人单独媾和的天才式的想象虚构。在那个古老的时代,阿里斯托芬的书写,其实已经积极有效地把人类个体与群体(国家或城邦)剥离了开来。无论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化,抑或还是对战争邪恶性质的理解与认识,这位一向被誉为“喜剧之父”的阿里斯托芬都应该被看作是难得的思想先知。尽管我不知道邓一光是否自觉接受过阿里斯托芬的影响,但如果仅就关于人类个体与战争关系的深入思考这一点来说,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乃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更进一步说,潜藏于其后的某种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恐怕是人类个体意识与强调集体重要性的国族意识之间,那简直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毫无疑问,正是在对战争有着真切体认的前提下,邓一光才会不断地借助于相关人物之口,进一步表达自己对罪恶战争的深度思考。比如那位因为曾经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所以兼具知识分子身份的郁漱石:“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让我着迷,人们为什么会有仇恨,为什么会互相残杀?我们是人,共同成为人类,可我们却是不一样的人,就因为一些人说一种语言,另一些人说另一种语言,一些人信仰这个,另一些人信仰那个,解决纠纷的办法只有彼此杀戮。”所谓语言或者信仰的不同,说到底也就是国家与种族的不同。长期以来人类战争的发生,实际上往往是不同的国家和种族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当然,也正如郁漱石所观察到的,人类的战争也同时发生在某一个国家之内,比如,中国:“更何况在这场战争中,被中国人杀死的中国人不在少数。”很多时候,与国家内部那样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紧密相关的,恐怕就只能是缘于政治或宗教信仰的不同了。唯其如此,一直到战后走出俘虏营的时候,或许与曾经有过难以忘怀的感同身受紧密相关,郁漱石仍然耿耿于怀于战争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他身体笔直地坐在我对面,困惑地盯着荆条篮里的面包,‘人们为什么会有仇恨?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我们都是人,如果不开口,没有人能分辨出我们不同的种族,但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就像他们说一种语言,我们说一种语言,另外的人说一种语言,解决这些语言纠纷的只有子弹。’他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也许,我们是来自不同物种的生命。’”大约也正是因为对这些更多地发生在不同国家或者种族之间的人类战争感到特别绝望的缘故,所以,辩护律师冼宗白才会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自然界,并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做相应的对比:“看看庞大而精致的自然界,它自身的冲突有多么巨大和剧烈,可是45亿年过去了,它从来没有把自己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人类却在短短的30年中,在两次全球战争中让自己建立了几千年的文明之杯粉碎掉,在一地的碎片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罪恶。”虽然其内部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矛盾冲突存在,但从总体上看,自然界却能够建构并维持相应的存在秩序,相比较来说,仅仅只是在30年的时间里,便发生了两次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的人类这一群体,就让人不能不感到绝望,不能不怀疑是不是人类的文明本身出现了什么难以自我根治的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被政治家或者政治集团所刻意操纵与控制的战争,对“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内在人性世界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言论,同样是通过辩护律师冼宗白的口吻表达出来的:“我只想请教诸位,在战争中,为什么国家的软弱无能和罪恶可以畅行无阻,没有人去追究,那些被极端暴虐的战争分子欺凌和屠杀的人们,为国家而战的人们,为什么就不能软弱,这是什么道理?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这一方面,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香港保卫战以及香港战前战后的命运归属问题。一方面,是以郁漱石为组长的小组多少带有遭遇战性质的浴血奋战,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兵,他们在香港保卫战中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可圈可点。另一方面,却是那些政治家们早在战前就已经做出的放弃香港的决定。具有突出反讽意味的是,等到战争结束后,因为被起诉而站到了审判席上的,竟然是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郁漱石,堂而皇之地接收了香港的,依然是那些毫无羞耻之心的政治家。两相比较,也就难怪冼宗白会在自己的演讲中提出国家的软弱与普通民众的软弱为什么会是截然不同的遭遇的根本原因所在。关键问题还在于,郁漱石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固然不能说没有“软弱”的成分,但他实际上却也努力地在困境中尽到了一位普通士兵的本分。唯其因为特别感叹于自己的当事人郁漱石的悲剧性命运遭际,所以,冼宗白才会意识到战争会对一个人的人性世界造成多么巨大的致命打击:“战争的结局不是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了下来,也不是世界经过胜利者的分配拥有了全新的格局,它最大的结局是人性的改变。”是的,人性,正是人性。一方面,人性的改变,的确是战争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另一方面,文学的一大“英雄用武之处”,也正在于对于堪称复杂与深邃的人性世界做深入独到的探究与挖掘。这样一来,邓一光这部《人,或所有的士兵》最值得注意的一大思想艺术成就,自然也就是对以郁漱石为突出代表的那些普通士兵由战争所导致的内在精神恐惧的捕捉与表达。但在具体展开对郁漱石他们精神恐惧的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邓一光对战争所进行的总体性观照与反思,并不是凌空架虚地在抽象的层面展开,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在以郁漱石为核心人物的关于香港十八天保卫战以及D战俘营战俘生活的简直就是事无巨细的描写基础之上的。反过来说,作家对以郁漱石为核心人物的香港保卫战与D战俘营战俘生活的描写,也并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狭隘视野,而是自始至终都被放置在一种堪称宏大的总体战争观照视野之中进行的。质言之,郁漱石们的精神恐惧与战争的总体观照与反思,二者之间所实际构成的,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彼此依存关系。

尽管在参与香港保卫战的过程中,郁漱石他们也会有心理的怯懦与恐惧生成,但相比较来说,他们的精神恐惧的生成,却更与D战俘营那简直就是地狱一般的战俘生活紧密相关。先让我们来看香港保卫战中的精神恐惧。这一点,是在身为战俘的郁漱石回答日方陆军省俘虏情报局女军官冈崎小姬的询问时表现出来的。当冈崎小姬要求郁漱石描述他所带领的那个小组在香港保卫战中的士气状况的时候,郁漱石的回答是:“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和正规的战斗单元比,我和我的小组完全是例外,我们是被裹挟进战争的,可我在十八日战争中接触到的大多数士兵,他们在作战动机上足以与敌人抗衡。他们缺乏战争知觉和预期,缺少有效的战役指导,在战争期间,被他们所依赖的关键人物欺骗和抛弃,可他们的战斗决心和勇气一直保留到投降命令下达。”更进一步说,“我们被同一场战争裹挟到一起,临时拼凑成了一支成分芜杂的民间武装,老咩和多数人相信自己正在从事一场正确的抵抗行动,在战争中采取了主动攻击方式,而我本人则采取了退缩性适应策略,最终,除了怀有强烈逃亡愿望的我,其他人都在战争中消失了”。当郁漱石强调自己与采取了主动进攻方式的老咩他们相比较,突出地表现出了“强烈逃亡愿望”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触及到了精神恐惧的问题。他之所以会有一种强烈的逃亡愿望生成,正是因为内心里对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充满了内心恐惧的缘故。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内心恐惧的基础上,才会有冈崎小姬对郁漱石精神世界的进一步解读与分析:“在战争开始时不断做出错误判断,使小组失去全身而退的机会;在战争过程中一次次失去信心,把沮丧和绝望的情绪毫无保留地转递给士兵,使小组完全感受不到指挥官的必胜决心,丧失战斗勇气;在战斗最后阶段,胜利已无指望,却顽固地带领信任坍塌的小组冒险去接通水源,这种时候,失败哪里还有回旋余地?要说恐惧的话,是指挥官从始至终的恐惧造成了小组的彻底失败啊!”一方面,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着自己特殊身世(关于他的特殊身世,容后详析)的郁漱石,本就不愿意实际介入到战事之中;另一方面,他的内心世界里对于误打误撞地遭遇香港保卫战根本就没有一点准备,再加上他生性的一向懦弱,所必然导致的,就是一种强烈精神恐惧的生成。以我所见,在对话的当时,郁漱石并没有对冈崎小姬的分析做出回应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冈崎小姬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击中了某种要害所在。

接下来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就是作为小说重头戏的,关于那座D战俘营中的战俘们日常生活状态的描写与叙述。如果说作为一位普通士兵本身在战争中的遭遇就已经称得上是面对着生死旦夕的无常的话,那么,作为一名战俘,置身于仍然在进行过程中的战争中的命运,就简直如同蝼蚁一般地可悲复可叹了。正如同邓一光在小说文本中所充分展示出的,一方面,是简陋到极点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战俘营的日方管理者们毫无顾忌的打骂侮辱,乃至于可以随随便便地致战俘于死地的暴力行径。也因此,正如同有批评同行已经明确指出的,身处如此一种特殊境地中的如同郁漱石这样的战俘们,其最根本的精神特点,就是某种并非莫须有的生存恐惧感的生成:“在邓一光笔下:郁漱石固然是俘虏,但还谈不上背叛;他有时苟且,但从不出卖同伴;看上去软弱,但又常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为难友争取着微薄的权益……在作品中,邓一光丝毫没有在精神层面主观肆意地拔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合符逻辑地去想象处于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会何所思何所为?于是,在郁漱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④

具体来说,郁漱石那带有大悲剧意味的战俘生涯,是从香港保卫战结束的那一天开始的:“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六日,我的当事人滞留香港,19天后,他在大潭水库被捕,做了日军的俘虏。在此之前,他的小组其他成员全部战死,至少,他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才发现,他小组的成员朱三样,以及拖累他滞留香港的李明渊少校,也都出乎意料地存活了下来。由于早在当年入职国防物资供应局时,即被要求必须严守保密条例,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所以,在被俘之后,郁漱石便决定利用自己有所了解的副官缪和女的家族背景来应付日本人:“他是南洋人,家里的独子,家族做猪鬃生意,他在日本读过几年书,跟人学了点英语,一年前到广东收货款,被国军拉了差,在部队担任一般性传译工作,战争爆发前一周,他随绥靖公署一名副官入港看望公署余主任夫人上官贤德女士,因此滞留香港。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大潭水库被俘,他说了实话,他去那里试图修复坏掉的供水设备,以便人们不至于渴死,不然他没法交代他和他的小组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并且携带着武器。”被俘后的郁漱石,与包括德顿、邦邦在内的其他大约500名各国俘虏,几经周折后,被送到了一个叫作燊岛的地方:“隔着狭窄的海峡,我的当事人看到了燊岛。那是一座美丽而幽静的离岛,岛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植被,一大群鸟儿在树林上空盘旋。我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他将在这座岛上呆满三年零五个月。”就这样,郁漱石在这座燊岛开始了他自己长达三年零五个月的战俘生涯。

从人员的构成情况来看,除了大多数的华人战俘外,被关押在燊岛D俘虏营的,还包括有分别来自于英国、加拿大、荷兰、美国、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国的俘虏。为了与华俘相区别,其他国家的这些俘虏一般被笼统地称之为西俘。整个俘虏营分为东营和西营两部分,西营16栋营房,东营28栋营房。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俘虏营采取了成立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自治的管理原则,但在实际上,真正的管理权却自始至终都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因为发现新入营的郁漱石曾经在帝国京大读过书,不仅日语流利,而且也还懂一些英语的缘故,他被矢尺大介“特别”对待,做了重新的安排:“于是打断审讯官的讯问,下令对新入营者做重新安置,战俘编号改为131号,从东区华俘营搬出来,搬进西区殖民地战俘营9号混编军官营房。”依照对D俘虏营的既往历史有所了解的美军上尉亚伦的判断:“简单地说,D俘虏营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地狱般的存在。”与亚伦相类似的一种感觉,来自于小说主人公郁漱石本人。他说:“我对D营的恐惧不来自寒冷和昆虫,而是那些在D营生活了三年的中国人。”直截了当地说,初始进入战俘营的郁漱石之所以会对D营形成如此一种极其糟糕的印象,与037号战俘龚绍行的影响有关。“作为战俘,你已经失去自由和身份,很快你将失去个性。”“你这么想,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有过去,也不会有未来,只能退化成低等动物,以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活下去,等待死的那一天。”虽然说郁漱石当时对龚绍行的说法将信将疑,但此后的一系列事实却充分印证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邓一光这部长篇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将龚绍行的说法以一种特别形象的方式生动细致地一一演绎并表现出来,最终变成了呈现在纸上的现实之一种。

不期然间变身为131号战俘的郁漱石,根本不可能料想到,他此后的一系列悲惨遭遇,其实都与他曾经的游学经历,与他既懂日语,兼通英语,同时也还能听懂粤语紧密相关。正因为在一个日本人管理的由多国战俘组成的俘虏营里,迫切需要一个如同郁漱石这样的语言沟通者,所以,郁漱石才会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一位具有传译员身份的“双面人”角色。一方面是:“日方要求既懂日语又懂英语同时还能说广东话的战俘131号担任战俘营传译员,战俘营第一次官矢尺大介有权在联合战俘委员会之上领导131号。”另一方面则是:“自治委员会找不出理由拒绝日方,但并不赞同日方的安排,委员会要求131号担负自治委员会文书工作,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的记录、整理、誊抄和翻译,新入营战俘的教育、转移出营登记和告诫,其次才是委员会与日方沟通工作的传译,131号的工作由委员会成员徐才芳直接领导。”用徐才芳的话来说,就是:“‘表面上服从矢尺,’徐才芳在黑暗中说,‘实际上接受我的领导,任何事情必须向我请示汇报,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主动侦察日方情报,提供给委员会。’”究其根本,郁漱石之所以会在战后的法庭审判中被指控“于敌酋俘虏营中屈身事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经被迫扮演过如此一种处境尴尬的实际上两面都不讨好的“双面人”角色。然而,也只有在认真地读过邓一光的这部长篇小说之后,我们方才能够了解到,实际的情况与战后的法庭指控恰好相反。尽管郁漱石的身上有着一半的日人血统,但在D战俘营长达三年零五个月的战俘生涯中,只要有任何一点可能,他都会想方设法为战俘一方,为自己的同伴们谋取相应的权益。这一方面,代表性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的分配问题。昭和十七年,也即1942年的时候,红十字会组织曾经向战俘营提供了一批物资,物资被日方的管理者储存到警备队的仓库里,并没有配发给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战俘。到最后,还是在131号当场出具证据,说服桐山出面做证的情况下,迫使日方把相关的物资分配到了战俘手里。对此,矢尺大介曾经给出过这样的一种说法:“本人没有因为此事惩罚131。这个可怜的家伙并没有因为替战俘赢得宝贵物资配给而受到同伴的感激,相反,他因神龙见首不见尾,属于闪烁其词的危险人物,被排斥在物资监管人员之外,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吧,至于额外的惩罚,则大可不必了。”正所谓话中有话,在矢尺大介如此一番冷嘲热讽的话语中,我们更是聆听到了一种弦外之音。无论是“本人没有因为此事惩罚131”,抑或还是“额外的惩罚”云云,所透露出的明确信息,都是郁漱石也即131号,在战俘营里经常会接受来自于矢尺大介的莫名惩罚。事实上,因为战俘各种权益的争取而挨矢尺大介的狂揍,在郁漱石,早已成为家常便饭:“矢尺说过那句话以后,把我痛痛快快揍了一顿,揍完直接关进重营仓。”“酸枝木制作的囚室潮湿恶臭,高无法站立,长不能躺下,我像一摊烂泥蜷缩在里面,也许脏腑被矢尺打坏了,后背疼痛钻心。一些不知名的虫子嗅到血腥味,军队一样冲锋而来,欣喜地钻进衣裳咬我,吸我的血,到了夜里,蜈蚣爬出来,狠狠蜇我的脚趾,我的腿和脸肿得厉害。”

如此一种不断地被揍的经历,再加上战俘一方实际上的不信任,以及战俘之间肯定会难以避免的彼此争斗,数方面的原因整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就是郁漱石精神恐惧的必然生成。“自从12月25日晚上我被两名日本士兵扑倒在黄泥涌茂盛的灌木丛中之后,恐惧就没有停止过。我以为那就是恐惧的终极,已经害怕过了,接下来就是习惯,在习惯中慢慢变得麻木,和别人一样熬下去,熬到战争结束。”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恐惧是一粒种子,它在最初的时候埋得很深,在黑暗中,你只能感到它,知道它在那儿,但你看不到它,在阳光下,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你忘了一件事情,它是一粒种子,在埋入生命土壤之前,它已经被传粉受精,一旦破土而出,就会顽强地生长上去,一日日盛大,直到遮天蔽日,把人整个掩没掉。”正因为在战俘营的日子里,内心的精神恐惧可以说一直在噌噌噌地成长,所以,郁漱石才不仅想要尽快逃离,并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了足称严厉的自我剖析:“我想离开它,我想走出阴冷、肮脏、血腥、敌视和仇恨的战俘营,远走高飞,一分钟也不愿意等待!”“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我不是一名军人,天生就不是。我出身优渥,喜欢读书,命运却让我做了一名军人。”“就算我是一名士兵,人们称之为战士,那也是某种原因‘让’我‘是’,并非我的本意。”郁漱石出生于国民党军政委员会的高官家庭,天生就是一个读书种子,所以,他才会跑到日本去攻读文学专业。毫无疑问,郁漱石的不幸在于,他不仅遭逢了战争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而且还遇上了一个要求儿子必须投笔从戎的强势父亲。也因此,一种阴差阳错的结果就是,一位本该以读书为业的文弱书生,却偏偏走上了血雨纷飞的战场。想以非作战军官的身份避开真枪实弹的战争,却不仅误打误撞地被迫参加了香港保卫战,而且还不幸被捕,成为地位更加可卑的战俘。只有在进入战俘营之后,得暇回头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历程的时候,郁漱石方才意识到那早已深入骨髓的怯懦、软弱以及恐惧:“我一直在害怕,一直在害怕,并且因为害怕而颤抖!”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把我骨子里的软弱和怯懦如同蒲公英花粉一般吹拂掉,我是一个孱弱的人。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在D战俘营,毫无来由的暴力是寻常可见的情形。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在于:“暴力可以减缓海外工作人员程度不同的焦虑,它的副作用是和回忆江南稻米的芳香一样,让人上瘾,以致在名目繁多的诸如破坏营规、损坏营具、内务不整、私下窜犯、滋事斗殴等暴力处罚理由之外,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施暴理由。”倘若套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那种表达方式,恐怕就是“欲施之暴,何患无辞”。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施暴的主体肯定是作为管理者的日本人。那位动辄便在私下里对郁漱石拳打脚踢的矢尺大介,就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事实上,也正是在不仅耳闻目睹,而且也还亲身经历了这种种可怕的暴力之后,曾经有过留日经历,并且对日本人和日本文明有着极好印象的郁漱石,开始对这个樱花国度绝望了:“我浑身发抖,无法想象这是我认识的日本人。不,这不是!我曾经认为我认识他们,在京都皇宫的甬道上、东京浅草的樱花下、帝国大学的课堂里;在阿国加代子兄妹、浅野早河先生身上,我认识他们!现在我知道,我错了,那不是他们,这个创作出人类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民族,这个拥有多情俳句、缠绵和歌和悱恻能乐的民族,怎么会有这么至深的憎恶和残忍?我不相信这是人的世界,但它的确是,韦黾灶是人,D营的战俘们是人,八郎太郎也是人,可是,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做到?”不管怎么说,你都必须承认,这一段充满激情的诘问性话语,肯定是邓一光这部厚重长篇小说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在描写展示郁漱石对日本人与日本民族认识产生变化的同时,邓一光的值得肯定处,更在于鞭辟有力地揭示了人性或者民族性构成本身的复杂性。那个曾经创造出璀璨文明的国度,固然是日本,但那个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试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国度,也同样是日本。温文尔雅的阿国加代子兄妹与浅野早河先生,固然是日本人,凶残野蛮的矢尺大介与八郎太郎,也同样是日本人。也因此,在认同郁漱石那充满激情的诘问性话语的同时,我们更认同作家邓一光试图借此而呈现人性或民族性复杂性构成方面所作的努力。

人性本就有善恶之分,战争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却又会无限地放大这种善与恶。这一点,集中不过地表现在那位简直就是在以怨报德的李明渊少校身上。成了战俘的郁漱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自己竟然会在D战俘营与原以为早已不在人世了的李明渊少校再次相遇:“离开卫生科后,我的当事人又累又困,在黑暗中拖着步子朝西区走去。路过东区16号营房时,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朝16号营房那边看了一眼,看见一个穿便服的中年男子拄着手杖站在营房门口,正和两个军官说话。屋里油灯的光线投射出来,照在男子脸上。我的当事人就像看见一个鬼魅,人被定在那儿,完全傻了。男子停下说话,回过头来看我的当事人,嘴巴一点点张开,直到能塞进一头牛犊。”原来,由于亚历桑德拉•康妮嬷嬷把他巧妙地藏在停尸房里的缘故,身负重伤的李明渊竟然在那里一藏就是六个月。如果不是一位华人医生举报了他,他极有可能在死人当中一直生活下去。尽管说战俘营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但能够与自己曾经的上司不期而遇,却还是让一贯仗义的郁漱石一时欣喜若狂。为了表达这种欣喜的心情,郁漱石千方百计地搜寻募集食物送给李明渊:“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把手伸进他们的私人仓库,募集到一听橘子罐头、一小块人造黄油、一把铝制饭勺和一撮烟草。”“我把礼物大剌剌地堆在李明渊的床上。我觉得自己完全在讨好他。”能够让郁漱石这样一位自尊心超强的人,屈尊做出如此一种“讨好”的行为来,所充分说明的,只能是他内心深处对这份生死不渝友情的特别看重。然而,一副热心肠的郁漱石,却没有料想到,进入战俘营之后的李明渊,不仅热衷于偷偷摸摸地搞所谓“中央系”的宗派活动,而且到最后竟然还成为了一名可耻的犹大,竟然出卖了曾经因为他才滞留在香港的郁漱石。不管怎么说,李明渊的出卖都令郁漱石难以理解和接受:“因为告发者,我在战争到来的最后一刻留在了香港,因为这个做了俘虏,现在,我却被那个在码头上张皇失措抱着我痛哭流涕的人出卖了!我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我被自己出卖了!”“我感到震惊,脑子里一片空白,天气寒冷,我却一个劲地出汗,豆大的汗珠不断顺着脖颈流进后背。我遇到大麻烦了,不,不是麻烦,是死到临头!”问题在于,李明渊为什么出卖郁漱石呢?对此,李明渊自己给出了一种可谓振振有词的说法:“你应该继续想,往下想,你比我更卑鄙。我受伤那会儿,你到处跑来跑去,把我扔在俄国人诊所里受苦;我遭受伤痛折磨的时候,你在犹豫要不要把我丢掉,自己一走了之;我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你把我像块烂抹布似的丢在玛丽医院,指使卫士杀死我;人们在战俘营里熬干最后一滴血,你同人兽同体的鬼子暗渡金针,你说吧,这世上有比你更卑鄙的?我告诉过你,我不允许叛徒存在,你出卖了所有人的利益,我不过只是出卖了你一个人。”依照存在主义的说法,他人就是地狱。李明渊恩将仇报以怨报德的所作所为,在充分暴露其人性之恶人性卑劣一面的同时,却也强有力地再次印证了存在主义此种观点的合理性。关键在于,即使李明渊恩将仇报,无耻地出卖了自己,郁漱石在处理他的后事时却仍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宽恕情怀。“不不不,我的朋友,你在干些什么,难道你永远都要把亲戚弄成一锅糊涂汤才罢休吗?”“还有,我一直想问,你在南京城破城后失去音讯的太太,不足半岁的女儿,她们现在在哪儿?”就这样,“站在李明渊泥土新鲜的坟头,泪水不由糊满了我整张脸。四个士兵诧异地看着我,知趣地走到一边去,警备队的看守远远站在树林旁,没有过来阻止”。面对着出卖了自己的李明渊,郁漱石能够超越个人恩怨,一边眼含热泪一边联想到李明渊太太和女儿的下落,其一种人道主义宽恕情怀的具备,就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事实。当然,这种人道主义宽恕情怀,与其说是属于郁漱石,莫如说是属于作家邓一光的。

要想更进一步地深入讨论郁漱石身上的精神恐惧与战争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就是他在战俘营里被迫接受日方陆军省俘虏情报局女军官冈崎小姬的安排,配合她完成一个关于战俘的研究项目的相关情节描写。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对包括冈崎小姬在内的一众日本军人,邓一光既没有简单化,也没有妖魔化。“她有一张精巧的蛋形脸,小巧而略微上翘的鼻子,同样小巧的嘴,仿佛故意带着一种隐含不露的霸气。她穿着蛋青色陆战队衬衣,改制过的姜黄色窄档马裤,衬衣在宽阔的皮带上方两寸处隆起,合身的马裤衬托出修长的腿和消瘦的臀部,就算一身军装,也堪称精致,如果不是敌国人员身份,她可是个轻盈曼妙的人儿。”即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冈崎小姬的敌对国军人身份,这样一位轻盈曼妙的女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也仍然是非常诱人的。如此一种轻盈曼妙,再加上她身上所拥有的智慧,假若不是分别属于交战国的双方,我想,郁漱石与冈崎小姬最起码可以成为惺惺相惜的要好朋友。即使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交战的对手,他们事实上也是智力相当的很好的谈话对手。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冈崎小姬的激发,也才有了郁漱石对战争问题的若干深入思考。比如,所谓的战争荣誉问题:“文明的进步就像新猎物的踪迹,令人激动,必须升华自己与非族群的文明区别,为群体谋杀建立荣誉、信仰、国家这些符合进化的理由。日本人为了大东亚秩序,中国人为了中华民族存亡,不列颠人为了上帝和乔治,加拿大人和印度人为了联合王国荣誉,士兵一旦被说服,就认为杀戮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如果没有战争,人类的勇气和献身精神这些高贵的品质将被毫无激情的和平岁月消磨掉,这就难怪,交战国士兵拥有同样的勇敢和忠诚,甚至一致的战争道德观了。”在前面,我们曾经专门探讨过战争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并认为阿里斯托芬早在《阿卡奈人》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表现了出来。关键的问题很显然是,既然战争只与那些政治家或者政治集团有关,对人类个体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那为什么在战争中还会有那么多普通民众趋之若鹜地浴血奋战呢?有了作家借助于郁漱石对于战争荣誉问题的深度解剖,这一重要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主要原因还是人类个体被洗脑,被灌输了一整套与整体谋杀其实没有必然联系的所谓“荣誉、信仰、国家”关联项。这样一来,不同交战国的士兵却都拥有着“同样的勇敢和忠诚,甚至一致的战争道德观”这一问题,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那么,被诸如“荣誉、信仰、国家”等关联项绑架了的普通士兵是否就可以远离内心世界中的精神恐惧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长期深陷恐惧的民族,因为不安全感,对世界抱有敌意,除非确认世界被它控制,否则很难把恨意转化为友善,这种情况,反而促使深陷恐惧的人民,因为确认血缘归属的需要,暗示自己不但是民族一分子,而且是民族精神的一分子,必须征服一切敌人,最终成为冈崎学者所说的勇敢士兵。”

然而,以上所谓战争荣誉的问题,其实也不过是精神恐惧的一种被转移而已,早已渗透到人类个体内心深处的由战争而导致的精神恐惧,实际上一直不可能消失,一直都存在着:“我认为纳什医生忽略了一点,战争对士兵的损伤不仅限于躯体,还包括认知、行为、情感、过失性和适应性损害,这需要专业人员的评估,而这些事情他无法做到。之所以这么说,是我想到冈崎学者,她教会了我怎么看待整体的人。她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对自己的专业疯狂迷恋,但很显然,战俘们无法指望她的帮助。”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医学研究报告,“一部分战争损伤概率属于永久性损伤,受到伤害的士兵将终身带着战争伤痕和后遗症生活,包括适应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交际困难、酗酒、药物依赖、生物紊乱、性无能和早衰,直到不甘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是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精神恐惧很大程度上,乃是天生的:“我原来以为恐惧是会传染的,它发生在群体中,人们是它的受染体,由别人传染给自己,或者由国家传染给国民,但是我错了。恐惧是天生的,自打有了生命它就存在,和生命一起栖伏在湿润的子宫里,一点点长大,然后随同生命一起来到这个世界,它只能靠自尊心来抑制,一旦自尊心没有了,恐惧将最终战胜这个人。”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身为小说主人公的郁漱石。我们注意到,战争结束后,重新回到香港的郁漱石,曾经在辩护律师冼宗白的家里弹奏过一个名叫《死岛》的钢琴曲:“妻子几次从厨房出来,倚在门口入神地听郁漱石弹琴。她悄悄告诉我,郁漱石弹的曲子叫《死岛》,作曲家受到一幅亡灵渡过冥河前往地狱的油画影响,写下这首钢琴协奏曲。”事实上,也正是在对郁漱石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聆听了他弹奏的《死岛》后,冼宗白对郁漱石的精神恐惧与生存绝望方才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与认识:“我看出来了,即使有过音乐,他仍然对生活冷漠,回避人群,有着强烈的焦虑,看上去显得孤独而无助。我知道他很努力,他一直试图摆脱战争留给他的巨大阴影,真心地想帮助人们脱离战后困难,可我有一种感觉,他在深深地内疚,为一位香港姑娘,一位独生子下属,一位曾经的上司,还有很多他说不出来的生命,因为这个,他对战后活下来感到羞耻。”其实,在战俘营的时候,郁漱石曾经做出过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冈崎小姬明确提出的,到底是选择附日还是选择继续待在俘虏营里:“他宁愿待在生不如死的俘虏营中,也没有选择条件优裕的附日诱惑,但他其实非常害怕。他不断提到两个字,恐惧。他说他一直在恐惧。那是一种什么感受,他没说,我想象不出来,我只是很吃惊他谈了那么多。我从来没有思考过他说到的事情。一个人活着,他一直在害怕,能够想象这种感受吗?”由于可诅咒的战争的缘故,郁漱石的自尊心被彻底摧毁。从此之后,他的心理世界就完全被那种可怕的精神恐惧给控制了。虽然一般人根本无法理解与想象一个人成天伴随着精神恐惧活着是怎么一回事,但对于郁漱石来说,他已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出这种可怕的精神恐惧与生存绝望了。唯其如此,冼宗白才会有这样一种真切的感受生成:“我有一个不祥的念头,郁漱石逃出战俘营,活了下来,但是,他,还有更多和他一样经历同时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他们在战俘生涯中失去了生命意义,在停止自发呼吸、心脏停跳、瞳孔反射机能消失之前,已经死去了。”

事实上,正如同冼宗白已经明确意识到的,类似于郁漱石这样的人或者士兵,不仅仅只有郁漱石一人,毫无疑问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对于这一点,郁漱石自己还在被困于D战俘营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我在战俘中幽灵似地无声穿行,走过一座又一座墙面黝黑的营舍。我去审讯科、教育科、卫生科、治安科、战俘调解委员会、鞋工班、缝工班、理发班、病员班、炊事班,我去那里干些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干,手操在裤兜里,站一会儿,然后离开。满眼都是我的同类,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不管是不是能够克制住,他们全都在害怕,那些害怕是真实的,没有任何黑夜能将它遮掩住。”“是的,我希望离开我的同类,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害怕会成倍增长,我拥有的不光是自己的恐惧,而且是无数堆积起来的恐惧。”这方面的一个恰切例证,就是那位美军上尉亚伦。但在具体展开关于亚伦的讨论前,我们却首先应该意识到,美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或者东亚文化在对战俘问题上的不同理解与认识。在前者看来,在战争的前提下,战俘的产生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生命存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切实对抗不过的情况下,以举手投降成为战俘的方式保有生命,无可厚非,天经地义。因此,战俘这一特定的身份,与社会道德无涉。换言之,战俘也是人,也有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然而,到了后者这里,一切就被颠倒了过来。中国文化或者东亚文化认为,战俘的产生乃是战争中实在被迫无奈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在把战俘与社会道德紧密绑架在一起的情况下,他们认为,道德评价比生命存在更重要。也因此,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所谓“舍身取义”的理念,才会特别盛行,才会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旦不幸成为战俘,在人格与尊严被剥夺的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带有耻辱感的存在。但即使如此,即使美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对战俘有着足够宽容的理解与认识,曾经长期生活在战俘营里的美国人亚伦,在战后却也仍然面临着精神恐惧的遗存问题。“一天夜里,我从噩梦中大喊大叫地惊醒过来,劳莉塔正泪流满面地搂住我的脑袋在黑暗中哭泣。她做了和我一样的梦。她告诉我,在那个梦中,我们是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生命,我们形同陌路。她痛哭着说出令她恐惧的事情:当我和她做爱时,我的身体冰冷僵硬,牙齿咬得咯咯响,眼里透出绝望的神情,仿佛我被困在一个令人恐惧的世界里,而那样的我正在憎恨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她痛楚地向我举起她的胳膊——她的手臂上,一道一道,全是我在噩梦中对她施暴抓挠出的血痕。”尽管在清醒的状态下看似一切都很正常,但一旦进入到无意识的睡梦状态,亚伦便不仅变得冰冷僵硬,而且还会对劳莉塔施暴。这些行为充分说明,在战俘营里生成的精神恐惧,不仅早已渗透到了亚伦的无意识深处,而且还会以施暴的方式表现出来。

但在结束我们关于郁漱石精神恐惧的讨论之前,我们却既需要对他的基本性格特征有所了解,也需要对他那特别的跨国身世和同样跨国的爱情经历有所了解。借助于出庭作证的外交部代办秦北山之口,邓一光首先对郁漱石的性格特征有所介绍:“郁漱石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聪明,他根本不知道,国民政府在美利坚合众国就像乞儿,受人白眼。”“郁漱石心眼善良,不像他的哥大母校杜威教授那样,主张实用主义哲学,也不像他的学长宋先生那样,工于经济算计,我们很快成了朋友。”“他工作十分出色,进步很快,他的才华就是那段时间飞速表现出来的。”“郁漱石性格有一些孤僻,不爱聚众,总是一个人打发工作之余。”“郁漱石那么说,我着实吃惊。他是个性格怪异的人,总能一眼看明白事情的真相,偏偏又把真相说出来。”综合以上种种,提炼概括一下,郁漱石的基本性格特征就是,心地善良,内向孤僻,略显怪异,虽然谈不上聪明伶俐,但却有着相当突出的工作能力。所有这一切,到了后来展开的主体故事情节中,都有着相对充分的对应性表现。

接下来,就是郁漱石的特别身世与爱情。由于父母曾经刻意隐瞒的缘故,郁漱石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一直到民国二十年,也即1932年的时候,他才从养母尹云英这里了解到,自己的生母竟然是一个名叫冈崎的日本人:“外交部一个使节夫人告诉我,漱石的生母是帝国大学助理研究员。”“是的,漱石的生母不是中国人,那个生下孩子却始终没有出现在孩子生活中的女人,她不是洗衣妇,只是无法留在力主与日决战的知堂身边,出现在愤怒地声讨日本的中国人面前。生下漱石,而这孩子应该叫她母亲的女人,她是日本人。”“那位女性是帝国大学的学者,15年前到过中国,为一名中国军人生下一个男孩,她姓冈崎。”郁漱石当年之所以要执意前往日本的帝国大学学习东亚文学,其内在的一种驱动力或许正在于他想要借此机会去完成寻母的潜在使命。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够解释郁漱石后来从日本回到中国后,拒绝去战场上杀日本人,最终选择去美国任职的决定:“‘母亲,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孩子紧紧拽着箱子的把手,毫无主张地盯着我的眼睛,‘如果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以煽动起报国的激情?我该报生父的国,还是生母的国?我能为它,为它们做什么?或者相反,它和它们能为我做什么?或者我和它本来应该做,但我们都没有做,没有做到,不肯做?’”这是郁漱石从日本返国准备前往美国前,和自己的养母尹云英所讲述的一番话。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其内心深处由于自己的特别身世所导致的根本纠结之所在。到了战俘营中,他之所以答应冈崎小姬配合她完成相应的科研项目,其实也与他拥有一个同样也姓冈崎的生母紧密相关。也因此,尽管说郁漱石后来不期然间被裹挟进香港保卫战,并最终不幸地沦落为战俘,但他内心深处的身世纠结却始终未能得到缓解。如此一种特殊身世,再加上郁漱石留学日本时与阿国加代子之间那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生死恋情,在中日战争期间就必然会使我们的主人公陷入到某种身心撕裂的状态之中。对此,辩护律师冼宗白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然后,我提到了一位参加了香港殖民地保卫战的中国士兵,他叫郁漱石,有一位中国父亲,一位日本母亲,他是他俩结合生出的孩子。战争发生时,他无法求助血缘和国籍给予他应该怎么做的指导,他选择了站在反侵略者一方的抵抗者阵营,带领他的小组参加了战斗,他的小组中一半人如今躺在国联报告那组骇人听闻的数字中。”不仅如此,郁漱石自己也还有一个日本恋人,因此冼宗白才会进一步说道:“他有一个中国父亲,一个日本母亲,身上流着两股敌对者的血,他要和谁作战?他应该去杀死谁?现在,他的恋人失踪了,不知去向,他想去找回她,他只有这一个愿望。”一方面是被迫无奈地卷入到战争之中,另一方面是内心深处日本生母与恋人的如此一种解不开的精神情结,再加上香港保卫战与战俘营中的种种遭遇,所有这一切叠加在一起,自然也就是郁漱石精神恐惧与生存绝望的最终生成。

熟悉邓一光战争题材作品的朋友都知道,他此前的书写既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更表现出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这一点,单只是从《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这样的小说标题中,即可以明显见出。依据笔者多年来的阅读经验,作为一位作家,能够从当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去英雄化”之后的对于战争中精神恐惧情绪的真切书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理解邓一光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之前写下“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这样一句题记。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把邓一光这部耗费十年时间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看作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杰出反战小说。我们从其中所真切感受到的,乃是作家内心深处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注释:

①②王春林:《小说写作中的纪实与虚构——从王安忆〈天香〉说开去》,《山西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③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本文关于该作品的引文皆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④潘凯雄:《活着,但要记住——看邓一光长篇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文汇报》2019年12月6日。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