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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要面对的是海量的小说家的小说创作谈、读书笔记等，还包括批评家的小说批评实践、理论家的小说理论建构等。勾勒每个历史阶段小说理论的历史状貌、历史特征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聚焦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自身发展道路的描述，也有着补充、完善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状貌、特征的重要价值。在研究过程之中，深描的方法和案例法是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作为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有着迷人的学术魅力。

关键词：当代小说理论 发展史 深描法 案例法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惯于从作家、作品入手，因此形成了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经典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确能起到“大浪淘沙”的作用，翻检出在思想和艺术上有贡献的作家、作品。不过，诚如有学者言，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理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为主要的问题是，无形缩小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家、作品周边的诸多“要素”，例如作家的生活状态、文学生产的环境、作品的发表与接受等，无形之中被忽视。事实上，文学创作不是处在真空环境之中。作家首先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其创作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包括出版、流通、读者接受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为了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学者们纷纷开拓，在文学教育、文学期刊、文学制度等领域上寻找到了研究生长点。

专业读者的接受，往往也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专业读者的接受，就是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内容。但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常常把当代文学批评排斥在外。这样处理当代文学史的结果自然不令人满意，“没有批评史基础的文学史是不会具备必要的文学感性基础和文学审美基础的；只有经由批评的感性提炼和审美观照进而形成批评史的脉络，将文学现象流变演绎为一种感性审美逻辑，在此基础上的文学史才是真正可能的”①。当代文学批评史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当代文学批评有着极其特殊性。当代文学批评一般由专业读者承担，普通读者比较少涉及和关注。但是，一个不容易忽视的现实是，从作家个人的角度来讲，文学批评对作品的分析和价值判断会对作家产生比较深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学包括现代文学批评相比较而言，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与古代文学批评相比，当代文学批评更为活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大，和文学制度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相比较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而言，和文学批评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成为当代文学区别于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的某种标志性特征。中国古代也有大量诗文评、小说评点，不过，无论是诗文评还是小说评点，大都属于文学鉴赏领域，和古代文学创作构成生产性关系的程度有限。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批评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和当代文学批评不同的是，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还没有获得国家体制性力量，还无法纳入到国家文学生产系统之中。当代文学时期，文学批评不再仅是简单的文学鉴赏，还具有引领文学发展的重要功能，具有“浇花”“锄草”的社会功能。当代文学批评家，很大一部分是从事文学管理工作的干部，例如，周扬、茅盾、邵荃麟、陈涌等。他们代表着国家意志来从事文学批评。由于国家体制力量的介入，文学批评所具有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超出了文学鉴赏的范畴，具有指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重要功能。另外，新时期以来中国大学文学教育高速发展，很大一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是专职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高校教师。这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被称为学院派批评家，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是基于专业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职业看法，更看重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价值。这种职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批评。学院批评家所代表的文学批评，表明文学批评不再是简单的文学鉴赏行为，而是国家力量的再现，还是一种职业行为。于是，文学批评开始和文学创作之间产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这是当代文学批评区别于古代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的最为重要的地方。

二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既关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思考，也关注一定时期文学观念的表达，更应该关注具体文学文类的批评。具体的文类——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影视文学——的批评实践，更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内容。关乎一个时期甚至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文学理念，更多时候依托于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离开了具体文类的批评实践，当代文学批评就难以存在，也难以构成丰富的有机体。在各类文体的批评实践之中，小说批评又是其中数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因为，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文体门类，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对象，故而产生了最为丰富的成果。“随着现代文学的发生，以虚构为特点的小说上升到了文学中心的位置，并以小说这一文体为中心，展开了整个现代文学的重建过程。”②由小说批评切入当代文学批评，为窥见当代文学批评的特征、内涵，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与优势。

当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对象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其一是学者的小说理论研究成果，例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等。其二是被翻译过来的小说理论、小说理论的译介。其三是小说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成果。其四是小说家关于小说的理论探讨。小说家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演讲稿、创作谈、读书笔记、访谈录等。有不少小说家还出版过专门著作。例如王蒙《漫谈小说创作》、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张炜《小说坊八讲》、韩少功《阅读的年龄》、残雪《 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毕飞宇《小说课》等。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丰富形态和状貌，找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新的领域与视野，我们不得不关注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有着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6年，这是当代小说理论独尊现实主义的历史时期。从内涵上来看，这一历史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存在着两类表现内涵：一是偏重抽象的“现实”理念的现实主义，一是偏重于感性经验“现实”的现实主义。两类现实主义小说理论都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内涵。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之中，偏于从抽象理念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基本上是主导性的力量。而偏于感性经验的“现实”，常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这种状态最终导致了现实主义小说理论陷入到抽象政治性甚至政策性观念的束缚之中。 出于对前一个历史阶段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反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理论开始走上了多元发展的历史道路。于是，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从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初期，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出现了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主体性小说理论、形式主义小说理论三类小说理论多元并存的历史状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在第二个历史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和第一个历史阶段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有所不同，它更加贴近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经验性表达和对创作主体意志、情感的承载。因而，从价值上更加具有启蒙意义。主体性小说理论则是以张扬主体为价值追求，小说的表现对象、小说的结构、表现方法等理论建构，都出现了与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完全不一样的风貌。它崇尚情感、情绪、生命意识，在结构理论上多倡导空间结构，表现方法上推崇象征。形式主义小说理论主要是在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影响下形成的，主要有叙事形式本体、语言本体、符号本体三种理论形态。当小说理论发展到1990年代中期，当代小说理论的第三个阶段形成了，小说理论开始出现了综合性发展的历史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实主义小说理论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开始出现崭新的样貌，以回归到生活现场为第一要务，以人民性和精神价值为基本导向；另一方面，综合文化批评和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资源，形成了“形式—文化”综合性小说理论，小说修辞学取代了小说叙事学。此历史阶段小说修辞理论尝试沟通中国古代叙事学理论传统，开始创建具有民族传统的中国叙事学理论。

三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虽然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着基本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但是，它更能深层次显示出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所不能叙述清楚的问题。例如，谈到“十七年”文学的时候，现有文学史大都把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潮流、文学论争至于“非正常”状态，把偏重于抽象“现实”观念的现实主义看作其时唯一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持此论者由此认为，“十七年”时期文学与政治高度同化，呈现出一体化的格局。然而，通过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勾勒，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其实是两种现实主义理念——抽象的“现实”和感性的“现实”——彼此交锋的历史时期。虽然，抽象观念的现实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与之相对的、偏于感性经验的现实主义并未消遁。同样，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小说理论的梳理，我们也可以发现，1980年代的文学史和“十七年”文学史之间，其实并非割裂，而是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一方面，1980年代所谓现实主义的回归，其实是对十七年时期被压抑的“感性的现实”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扬起；另一方面，1980年代所张扬的形式、审美、纯文学等观念，是建立在对“十七年”时期“观念的现实主义”的有意识的规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史的钩沉，有着丰富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价值。

此外，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史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能纠正当代文学史叙述上的一些成见。谈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普遍认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不重视形式。事实上，如果回到小说理论史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不仅不是重视形式，而是相当重视。只不过其所构建的形式不同于“纯文学”的形式而已。其实，“十七年”时期的小说理论在处理形式上有着独特的追求。在小说文体上，对于短篇小说，则有赵树理倡导的“小说就是故事”的观点，有魏金枝提倡的“小纽结”之说，还有茅盾、邵荃麟、侯金镜等倡导的“横断面”的理论观点。而长篇小说则有“新评书体”说、“史诗”说两种理论观点。上述种种观点，小说理论家都有详尽的阐释。就拿短篇小说要写“横断面”的观点来说吧，就有不同的观点。茅盾认为，“短篇小说取材于生活的片段，而这一片段不但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并且使读者由此一片段联想到其他的生活问题，引起了反复的深思”③。所谓“生活片段”是小说家“在所熟悉而且理解得透彻的生活的海洋里拣取这么很有意义的一片段”④。邵荃麟也持此论：“短篇小说的特点，就在于从生活的片段的描写，使读者能以此推及全体，好像植物学家从一些树木的横断面，可以去研究森林一样。”⑤茅盾、邵荃麟认为小说是以写“事”为主，是通过叙述事件的“横截面”来反映整体性社会生活。侯金镜把短篇小说所写的横断面锁定在人物性格的横断面上。他认为，“短篇的特点就是剪裁和描写性格的横截面（而且是主人公丰富性格中选取一两点）和如此相应的生活的横截面”，短篇小说即使写人的一生命运，也应该以“主人公性格的横截面为基础的”⑥。毫无疑问，侯金镜的观点显然比胡适、茅盾、邵荃麟更具有现代气息。无论是写生活的横截面，还是专注性格的横截面，短篇小说都必须在有限的文字里，深入开掘，折射社会的整体发展，反映社会生活发展的本质。看到茅盾、邵荃麟、侯金镜关于“横断面”的论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十七年”小说理论放弃了在形式上的探索呢？

再如，叙述和描写是小说的两种最为基本的表现方式，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也一直是“十七年”时期小说理论的重要论题。对这一理论问题，外国小说理论家，如卢卡奇、热奈尔•热奈特、布斯等，都有过深入的论述。尤其是卢卡奇，他把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处理问题，上升到小说家的世界观的高度。“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家、批评家也对叙述和描写展开过深入的探究。赵树理在谈到如何处理小说中的风景描写时说：“最好把描写放在展开故事以后的叙述中——写风景往往要从故事中人物眼中看出。”⑦茅盾也对小说中的风景描写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作家常常要从各方面来考虑，在怎样的场合应该有怎样的环境描写。不适当的环境描写会破坏作品的完整性，至少也要破坏作品的气氛。一段风景描写，不论写得如何动人，如果作家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来欣赏，而不是通过人物的眼睛、从人物当时的思想情绪，写出人物对于风景的感受，那就会变成没有意义的点缀。”⑧即使是篇幅较大的风景描写，也是放在人物的眼中来看待的。黄秋耘这样来评价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篇幅较大的风景描写：“作者并不经常作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他比较喜欢把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溶化在故事情节中，借此烘托出生活环境的氛围。”⑨这样的处理方式实质上是把风景的描写融化在叙述之中。笔者曾把十七年时期小说形式的构筑归结为对于“时间形式”的建构。⑩因此，当我们梳理了“十七年”时期小说理论关于小说文体理论的建构、关于叙事与描写等的“规定”，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只重视政治功利性而不看重形式吗？

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代小说理论史的研究，也彰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一些隐含的问题。通常认为，1980年代的文学广泛吸收了外来文学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1980年代中国文学以十年的时间，演绎了西方百年的文学历程。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这个结论基本上能站住脚。但是，从小说理论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史的另外一面。不错，西方现代派甚至是后现代文学作品被广泛译介到中国，并在文学创作上产生了相应的效应。比如，1980年代生产了大量具有现代派特征的文学作品。但是，从小说理论史的角度看，情况也许有些复杂。1980年代初期，高 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问世，曾引起了理论批评界比较激烈的反映，文学界也因此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这本小册子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的创作特征，被认为是中国作家的现代派文学启蒙读本。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了解就会发现，高行健对西方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的理解，正向他这本册子的名称一样，是从小说技巧的角度来进入的。而小说技巧属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文法理论范畴。由此可见，高行健要推崇的虽然是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但是，他所选取的路径是中国古代文法传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古代无系统的小说理论构建，仅有小说阅读“指南”。更重要的是，这些“指南”性质的文字，还以评点的方式，依附于小说文本。古代小说理论的特殊存在形态，制约了中国学者对于小说理论的理解。陈平原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认为，1980年代的小说理论：“似乎还大体停留在二三十年代的小说理论水平上。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四十年代以后甚少小说理论著作问世，不管是译还是著。我们有相当精采的小说创作谈、小说批评和小说史，可就是没有即便还不怎么精采的小说理论。不怀疑在小说创作谈、小说批评和小说史中蕴含着新的理论倾向，可没有构成理论形态，就难有大的发展。近几年出版了一些近乎系列创作谈和技巧论之类的小说理论著作，有的颇有新意（如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可大多数却不如人意。二十年代的情节、人物、背景三分法+五十年代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鲁智深与安娜•卡列尼娜+美学+心理学+“三论”……整个思维框架没改变，理论语言没有更新换代……”11由此可见，对西方小说理论的接受，观念仍然是“旧”的。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国小说观念仍然没有走出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在这样的观念下，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就能创作出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同质的文学吗？恐怕是不能的吧！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仍是“整个思维框架没改变”。由此可见，1980年代文学真的就是演绎了西方百年文学的进程了吗？即使是对西方文学的演绎，恐怕也是为中国的有色“眼睛”过滤了的吧。 经由1980年代的小说理论研究入手，我们不难得出上述观点。

四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深受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有机构成部分。但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又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之所以如此论断，是因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在发展过程之中，深受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传统的制约和影响，各种外在因素是通过古代小说理论的传承与转化方式而体现出来的。为了充分揭示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道路和历史特征，主要采用“深描”的方法和案例分析法两种研究方法。

（一）“深描”的方法

“深描”的方法本是格尔兹在民族志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遭遇危机时提出来的一种文化学研究方法。格尔兹把整个文化看成是一个个符号的转换和连接，而对符号的认识和分析又有深浅的层级之分。他把对直接的表层的现象的观察称之为“浅描”，对现象还原性的观察称之为“深描”。“深描”所追求的是以特定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方式描述相关问题。

“深描”的方法运用到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中，所要着力解决的是着眼于小说理论发展的自身命题，把小说理论发展从相关政治、文化的框架中释放出来。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是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相互缠绕在一起，不存在着一个先验的小说理论“存在”。在研究过程之中，有些研究者常常陷入到本质化的思维陷阱之中：尝试去剥离缠绕在“先验”小说理论周边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小说理论呈现出它“本来”的面目。这种研究观念在研究中的确长期存在，尤其在对一个阶段小说理论状貌、特性的描述上，无不存在着这样的思维弊端。例如：在对1949-1976年间的小说理论发展的描述上，常常会构建小说理论与政治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秉持上述观念的研究者认为，1949-1976年间的政治“干扰”小说理论，使小说理论按照政治的轨道运行，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这种观念的实质在于，认为存在着一个“实体”的、“先验”的小说理论。事实上，当代小说理论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纠葛之中建构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孤悬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外，作为一个自足体发展的历史过程。

因而，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首先要面对的是缠绕着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种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从特定事件的开掘中去寻找其中所包含的小说理论元素与小说理论的变化。虽然在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历史过程之中，政治、经济、文化对小说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小说理论发展尤其是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在小说理论发展过程中起到最根本性的作用。而体现小说理论自身逻辑和规律的是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小说理论自身内涵和要素对于时代性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自身的发展，其实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承传与转化基础上的。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理论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新鲜理论命题，但是，基于文学传统的吸收与转化，其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最为重要的内容。利用“深描”的方法，就是要阐释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史是在何种层面上，在何理论命题上接续了传统，这是“深描”带给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二）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所依赖的案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文学会议。例如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全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等。（二）小说争鸣事件。例如关于萧也牧、路翎、王蒙、柳青、茹志鹃等小说家的争鸣等。（三）重要文学论争。例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关于能不能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论争，关于文学题材的论争，关于写“中间人物”的论争等。(四)关于小说创作思潮的讨论。例如关于1960年代历史小说的讨论、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新世纪底层写作的讨论等。（五）关于小说理论的译介的讨论。例如关于现代派小说的讨论、意识流论争、叙事学的译介等。（六）重要小说论著。例如！！！！！《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杨义《中国叙事学》等。

在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小说理论相关命题都被大量案例性史料所包裹。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从浩繁的史料中选取有价值的“案例”，另一方面，要对“案例”展开抽丝剥茧式阐释。经由上述路径进行研究，以期让小说理论的相关命题得到“呈现”。

“深描”的方法、案例分析法，从根本上是为了建立起实证的研究思路。所有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诸多命题的阐释，都是建立在从“案例”之中提炼出来的史料的基础上，“深描”的方法主要目的在于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描述，紧紧围绕小说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变化展开，而不是把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症候与附庸。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史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研究领域，其独有的魅力和价值值得学术界去开拓与深化。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学者投入到相关研究之中去。

注释：

①吴俊、李音：《文学•批评•制度——就“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访谈吴俊教授》，《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②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③④茅盾：《杂谈短篇小说》，《文艺报》1957年第5期。

⑤邵荃麟：《谈短篇小说》，《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6期。

⑥侯金镜：《短篇小说琐谈》，《文艺报》1962年第8期。

⑦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⑧茅盾：《关于艺术的技巧》，《文艺学习》1956年第4期。

⑨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⑩周新民：《文学现代性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

11陈平原：《小说理论更新的先兆——读三部小说理论译作有感》，《读书》1988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