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某个夏日，山坡上浓郁的松香和湖塘里荷叶清逸的青气四散飘荡，它们由于热而有了可触的体积感。香气持续而固执，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鼻腔和肺，试图告诉所有沉睡的人，夏日盛大，蝉鸣之外的时间应该属于香气。满山的松树，湖塘里到处都是沉绿的荷叶，其间粉白的荷花典雅温婉，没有丝毫的放荡之气。即使大风吹来，湖塘里凌乱杂陈，它们也是微漾而已。松树和莲叶荷花怕是国画家最喜欢的了。我认识的国画家中，没有画过的几乎没有。问过原由，说是莲叶与荷花能很好地运用点线面，画面丰富多变，更能体现水墨的意味。在走马村，这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它们不过漫无目的的这么长着，具有单纯的审美意味。不要说远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我想，走马村没有几个人见过宣纸上的松树、莲叶与荷花。一旦进入纸面，它们在变形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神圣加冕，成为具有精神象征的物件。在走马村，它们没有精神性，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植物罢了。

某个夏日，午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位特别的客人来到了走马村，据说那是个美国姑娘。真是个漂亮的美国姑娘，她的头发金黄，眼珠透着深沉的蓝，还有她的脸，上面有淡褐色的雀斑，飞翔如鸟群。她和同行的中国青年，以及我们村的某位妇人一起从村口走进来。因为美国姑娘的缘故，妇人在众人前挺直了腰杆，她告诉围观的乡民。她从黄石回来，正好碰到这位美国姑娘，她询问了村里的情况，决定过来看看。妇人指着同行的男青年说，他会说外国话，我说的话，他再说给那个女的听。进村之后，美国姑娘先去妇人家喝了口水。乡间的水碗，粗糙又邋遢，妇人给美国姑娘倒了热水，美国姑娘喝了几口。放下碗，她告诉翻译，她想四处走走。大人几乎都散了，小孩子们不管不顾地跟在美国姑娘后面。这简直是乡村的奇迹。一个美国人，来到了偏僻的乡村，这是不是第一个来到走马村的美国白人？答案无法知晓。我第二次见到不同肤色的外国人是在读大学之后，时间已经挪移到了上世纪末。我确信我的记忆没有出现误差。童年，我知道的外国非常有限，除开美国和日本，别的国家都不存在。当翻译告诉我们，她来自美国，我的震惊不亚于看到了外星人。美国，她怎么可能来自美国？她的白皮肤又确切地提醒我们，她和我们如此不一样。孩子们拥簇着她来到了湖边，荷叶长得正高，在不远处连成一片。站在湖边，美国姑娘看着干净的水，水底的砂石和游鱼，她比画着游泳的动作，用偶尔溅射出来的汉语告诉围观的孩子们，在美国，他们喜欢游泳。这里的水太干净太美了，如果有泳衣，她想下水游泳。跟随着她的妇人制止了她，她说，女人游泳像个什么样子，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女人怎么可以光着身子下水。美国姑娘说，泳衣，泳衣。她的手在她的胸部和胯部划出泳衣的线条。在她的提醒之下，我注意到了她的乳沟。这一点也不让我羞涩，不要说那么一点乳沟，就算她的乳房整个暴露出来，也不能让我震惊。乡下孩子，见过多少妇女喂奶，硕大的乳房充满汁水，蓬勃地展示着野性的生命力，那都是常见的物件。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她的眼睛，像蓝宝石。我也想有一对那样的眼睛，明亮，澄澈，像是天空和湖水结合的圣婴。她说她会游泳也让我好奇，我还没有见过女孩子游泳呢。若干年后的游泳课上，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忘记了。女同学们穿着泳衣，她们的腿和乳房具有了清晰的形状和色泽。我突然意识到她们是女人，有着和衣冠齐整时不一样的肉体，以及隐秘的欲望和仅供私享的美。我的眼睛因此而低垂下来，我想起了湖塘边的美国姑娘，身体瞬间被唤醒。

从湖塘回到山坡，美国姑娘的美戛然而止。翻译告诉我们，美国姑娘想给我们拍一张照。我们这才注意到，翻译脖子上一直挂着相机。此前，我们的目光完全被美国姑娘吸引过去了。她多好看啊，和我们以前看过的姑娘都不一样。她不光白，还有我们陌生而向往的气息。我们这一带从来没有能够和她相提并论的姑娘，再洋气的姑娘，穿再好的裙子在她面前都是土气的。要是在过去，有人背着相机走进村里，消息很快覆盖整个村庄，照相的来了！通常，拍完照片，要很久照相的人才会再次来到村庄，分发照片，收钱。我还藏有一张童年的旧照，黑白的，大约两寸。我手里拿着一束塑料花（这通用的道具），脚下穿着一双劳动鞋（我最干净漂亮的鞋子，和运动鞋有点相似，黑色的胶底，鞋面黄绿色，帆布质地），头顶上戴着一顶草绿色的小军帽。照片上的我可真神气，我站在正开花的栀子花前，背后一片嫩绿的稻田。那天，母亲心情很好，她说，你还没有一张单人照呢，照一张，以后给你媳妇儿看。母亲给我找出了我最好的衣裤，又给我洗干净脸，连手都仔仔细细地擦过。那庄严之姿，恰似外国孩子第一次去教堂做礼拜。我人生最早，也是唯一存留的照片就此留下。妻子看过那张照片，甚是不屑一顾，你是越长越残破了。女儿倒是说，还是挺可爱的。想象一下，当美国姑娘说想给我们拍张照片时，那群乡下孩子有多开心。我们领着她去了我们认为最好的拍照地点。湖塘的荷花池边，荷花开得那么好，白里透着粉，荷叶精神，不蔓不枝，莲蓬脱掉花瓣也快熟了。水里不光有倒影，还有青蛙和游鱼。美国姑娘摇了摇头。我们又去了山坡的松树林，满山都是松针浓郁的气息，松树边的石头上苔藓斑驳，杂色的野花开得旺盛，简直可以入画的。美国姑娘还是摇了摇头。我们不得不拿出杀手锏，带着美国姑娘去了我们平时舍不得打扰的堰湖，那里有全世界最漂亮的水，堰湖边石壁高耸，缠绕的藤蔓垂下，漫湖花色，天空的云朵沉寂在水底，像是通往宇宙另一头的秘密通道。美国姑娘被堰湖的美震慑，一番大呼小叫之后，她还是摇了摇头。她简直让人绝望。我们已经拿出了我们最好的东西，还是不能打动她。她要是个待嫁的姑娘，那一定是全天下最不好说话的姑娘。

在村庄周边游荡半天后，她选了一个地方。她选的那个地方，连翻译都犹豫了一下，就是这里？翻译和她交谈时，脸色略有不悦，美国姑娘却异常坚定。他们讨论了一会儿，显然美国姑娘的意见占了上风。翻译灰着脸告诉我们，美国姑娘想在这里给我们拍一张照片。那是个什么地方？简直让人难以启齿。有谁还记得三四十年前乡下的厕所？不要说三四十年前，就说十几年前，那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我有个朋友，浙江人，她嫁给了湖北人，他老家在乡下。第一次和丈夫回乡下，她看着乡下的厕所，哭了。那怎么能叫厕所，地下一个深坑，土砖堆起围墙，上面盖着茅草、薄膜、简易的木板或单薄的预制板。没有蹲坑，两条木板颤巍巍地架在粪坑上。粪坑之脏之混乱，让她想吐，她拉不出来。她逃跑一般从厕所出来，急得大哭。丈夫不得不把她领到别人家里，那里好歹有个洗手间，尽管气味说不上芬芳。在乡下住了一晚，她再也住不下去了，冒着被人责怪的风险逃回了城市。她对丈夫提出了回乡下老家的唯一要求，在家里搞个像样的卫生间。听到她的故事，我也理解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位姑娘连高速公路的厕所都无法接受，每次只有到酒店，她才肯上厕所。因此，她吃喝都非常小心，近乎苛刻地控制自己的欲望。作为一个乡下人，我开始以为那是矫情，哪有那么难以接受？如果在野外，那怎么办？直到有一天，我上厕所时，每个蹲坑里都有让人恶心的排泄物。我闭着眼睛上完厕所，那个过程像死亡一样漫长。当年的走马村，和别的村庄一样，沿着山坡建了一些厕所。有些连厕所都说不上，不过是粪坑罢了。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厕所或粪坑，农业的肥料都来自那里。小孩们被父母反复训诫，一定要拉在自己家的厕所里。死鸡死狗死猫，甚至死猪都扔在厕所里，它们在烈日的暴晒下鼓胀起来，随时会爆炸一样。肥硕的绿头苍蝇围着动物的尸体飞舞，热情不亚于财迷发现了金矿。它们的子孙在金矿里扭动，拖着清朝官翎似的长尾。美国姑娘在全走马村最脏最恶心的粪坑前停了下来，要在那里给我们拍一张照片。

某个夏日，午后。剧烈的阳光照耀着粪坑，旁边站着一位美丽的美国姑娘，拿着相机的中国翻译，还有一群乡下孩子。那群孩子，像绿头苍蝇一样手足无措。他们看着粪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这里拍照，那么好的山水和湖塘，难道还比不过一个肮脏的粪坑？粪坑在下方，上方生有杂乱的灌木，旁边的夹缝刚好可以让人站下。美国姑娘招呼孩子们站上去，让他们站成一排，她还示意孩子们脱掉上衣，光着膀子站在日光下。在拍照的诱惑之下，有几个孩子站在了粪坑边上，翻译拿起相机，拍下美国姑娘和孩子们的合影。多少年后，我时常会猜想，这些照片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某本杂志上，成为展示的样本，宣示着贫穷和落后以及愚昧。美国姑娘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有着难以描述的善意，她可能是一位国际主义者，想让世人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值得怜悯的东西。要获得怜悯需要足够的悲惨，还有什么比站在粪坑前拍照更悲惨的？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他们还带着笑，他们前面是一个丑陋的粪坑，对比和象征得到浓缩和提升。无论如何理解和猜测都不能改变一个现实，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羞辱。乡下的贫穷并没有让我感受到屈辱，我以为人世间都是这样的日子。即使年幼，即使还不懂得人生的惨烈和疼痛，在粪坑前拍照依然是我不能接受的，本能让我厌恶。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回了家。这个故事，我后来给很多朋友讲过，做过各种深入的讨论和猜测。这些朋友大多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各不相同的立场。也有朋友问我，你会不会记错了？怎么可能会错，如果你家的屋顶飞过一头大象，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等我听到美国民谣大师约翰·丹佛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里面写到“Mountain Mama，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歌词中的美好让我伤感。在我看来，走马村就是我的西弗吉尼亚，它本可以美好如初生的婴儿，让我一辈子对它只有丝绸般单纯柔顺的爱。美国姑娘拍下的照片，如同递过来一把剪刀，它的锋利和冷漠，让我重新开始思考，走马村并没有那么美好，即使只是童年记忆。

这样的羞辱，像是乐章的高潮，在平静而庸常的生活之中，时不时跳出来，露出它狰狞的真容，向你演奏世界的另一面。后来，我离开走马村，跟随着父亲沿着铁路线搬迁。父亲作为一名铁路工人，干的是最苦累的工种，养路工。离开走马村之前，母亲时常悲叹乡村的艰辛。日常的乡村看起来闲适舒缓，一到双抢季节，人像一台机器，疯狂的运转中，丰收的喜悦也不能盖过肉体的疲惫。每年双抢，总有妇女喝了农药，乡人用竹床抬着喝了农药的妇女往乡镇卫生所狂奔。有的死在半路上，幸运的洗胃之后苟且活着。自杀过的妇人，在乡下是会被人看低一眼的。那些可怜的妇人，一到双抢季节，既要下地帮忙，又要做饭带娃。男人在劳累的愤怒中，将怨气发泄到女人身上。无法承受的女人，崩溃之下，只能拿起一瓶农药。生命轻薄如纸，一戳就破的。母亲说，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男人也不在身边，她吃的苦比黄连还要苦些。即使母亲这么说，见过父亲的日常工作之后，母亲还是感叹，你这是什么国家工人，干得比农民还苦。湖北的夏天，那热是有名的。铁路上的热，我想见过的人不多，允许我描述一下。铁轨在烈日下闪闪发光，青褐色的石子，浸过沥青的黑色枕木，拼命地吸收热气，又放肆地散发出来。沿着铁路，一条升腾的热气，河流一样涌动。那是可见的热气，它们像无色的火焰一样激烈地燃烧，人走在前面，热气阻挡着视线，人影轻跳地摇晃。那么热，别说干活儿，从铁路上走一遍都是遭罪。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在热气腾腾的铁路上干活儿，说挥汗如雨没有一点夸张与形容的意味，不过是纯粹的写实罢了。冬天的冷，无需描述，但至少比热要好一些的。

父亲到铁路上班纯属偶尔。春节，铁路上招工，名额派到各个村。正是春节，没人愿意出门。一群和父亲一样没人疼爱的男子跟随着领队来到铁路上，他们挖水沟，铺路基，架铁轨。晚上睡在火车厢里，胡乱地挤成一团，如同溃败的即将发配西伯利亚的流浪汉，冬冷夏热不再赘述。这批工人，有的干完活儿又回到了乡村，这段经历如同人生的插曲。少数表现突出的幸运儿，转正成有编制的铁路工人，从此告别了农民身份，成为乡下人羡慕的国家的人。他们的一辈子，就此交给铁路，其中多数人在乡村的支线干到退休，只有极少数人调到城镇的干线，过上了城镇人的好日子。和父亲一起来铁路的，还有一位后来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偶尔谈起他，父亲还是很感慨，那会儿他干活儿，真是拼命的。冬天那么冷，沟渠里都结了冰，他脱了鞋子就跳进去，我都没那么干脆。对他的升迁，父亲的评价是“应该的，他脑子灵活，也有文化”。脑子灵活可能是真的，至于文化，也不过是初中罢了。不过，相对父亲的小学二年级，那简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这位大人物，从边远的乡村铁路出发，走到武汉，走到北京，又走到监狱之中。父亲不同，他沿着乡村铁路走完了大半生。我数了数，不到十年时间，我们跟随着父亲去过三个铁路工区。这些乡村铁路工区，有着相似的外貌。低矮的平房，狭窄的房间，院子倒是宽大，多半种着法国梧桐，还有难看的绿植，无一例外的都有一口井。即便这么一个地方，也是让周边的农民羡慕的，他们有周末。到了周末，他们还会聚在一起喝酒。铁路上工人不够，也招聘一些农民工，月收入一百五十元。这样一份工作，农闲时也是抢手的。对此，母亲的评价是“农民还是可怜，一样的工作，拿的钱少那么多。儿啊，你要好好读书，我们现在连地都没了。不读书，你能干什么呢”。

我们一家人跟着父亲到铁路时，父亲早已当上铁路工区的工长，那是铁路工务系统最低级的管理职务。在这个职务上，父亲干了快二十年。他像个救火队员一样，在各个工区辗转，我们随着父亲沿着铁路线搬迁，像居无定所的吉普赛人。我已经大了。最初的新鲜感消退之后，我厌倦了这种漫无目的的生活。我本以为，从乡村出来，我们至少可以到一个小镇上生活，能够接触到城市的边缘。我怎么能想到，我们依然生活在乡村的包围之中。铁路工区像一个孤岛，被农田和农民孤立。在周围的村民看来，那是一群吃国家粮的人，算是城里人。生活在里面的人却感觉到被城市抛弃，他们不过是一群吃着国家粮的乡下人，干着比乡下人更苦更累的活儿。这些铁路工人，娶的多半是农村姑娘，成为艰难的“半边户”，亦工亦农。能娶到城镇姑娘的，寥若晨星。即便如此，附近的乡民对他们依然抱有潜在的敌意。在他们看来，铁路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按照规定，父亲作为工长，不用天天去铁路上出工，他还有一些管理上的工作要处理。比如算工资，开会，做资料等等。父亲很少待在工区，除非不得已，他都和工友们一起出工。我对父亲的工作略有了解，毕竟不多。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铁路的轨距——1435，一点四三五米。这也是父亲一位工友的绰号，他矮。有次休息时，他躺在枕木上，身体刚好放在铁轨中间。那么矮的个子，力气也不大，铁路上的工作，让他吃尽了苦头。作为养路工，最害怕的是换枕木。每次换枕木，1435都想哭。哭也没有办法，工作还是要做。父亲能做的是协助1435和年轻的工友，帮他们干一点。父亲退休之后，几次提起，他对城里的工友，还有瘦弱的工友还是同情和理解的，他们干不了这种苦活儿，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干。偶尔他们旷工，或者偷懒，父亲都不记在考勤上，能混过去就混过去吧。

某个夏日，午后。我在铁路上弯腰拔草。那年，我初中毕业，已长成高大的小伙子。我对父亲说，我给你打暑假工吧。父亲想了想，答应了。他给我派的第一份工作是到铁路上拔草，拔草是养路工最轻松的工作。正常情况下，一个下午或者一个上午，要拔六根铁轨还是七根铁轨的草。杂草长在石子缝里，有的根系很深，而草茎又很脆弱，并不好拔。我蹲在铁路上，像蜗牛一样缓缓挪动。我直起腰来，又弯下，有时干脆坐在路基上或铁轨中间。不到一个小时，我的腰酸痛得难以站立，手指也被石子刮蹭得胀痛难忍。尽管如此，我依然勉力坚持，直到太阳落下山去，我绝望地发现，我只拔了三根铁轨的草，六根铁轨看起来不远，却那么的长。回到家，父亲没有问我有没有完成任务，只说，洗手吃饭吧。父亲给我倒了杯啤酒问，明天还去吗？好胜心让我点了点头。拔了一个礼拜的草之后，父亲允许我和工友们一起出工。换枕木，修路基，那些活儿我干不了。也没有人打算让我干那些，他们看我干活儿，笑嘻嘻的，像是工地上来了个杂耍艺术家。我拿着一把铁镐，帮忙打浮起道钉，这是我唯一能独自完成的工作。我更像一个观察者，而不是工作者。那段时间，我看到了父亲和他的工友们真实的工作状态，对他们生出更多理解。还有人记得红色巨轮的黑色蒸汽机车吗？它们怪兽一样在铁路上喘着粗气。我刚到铁路上时，看到蒸汽机车开过来都会远远躲开。实在躲不开，只好捂着耳朵站在铁路边上。车轮那么大，发出巨响，铁轨和地面都在震颤，一节节车厢紧跟在后面，它的巨大和蛮力让人恐惧。父亲他们不会躲开，他们习惯了。他们憎恨的是有些司机特别操蛋，经过他们时，故意放出白色的蒸汽。他们在蒸汽中搞得灰头土脸，怒骂车务那些狗娘养的玩意儿。父亲曾经对我有过期待，希望我能上铁路司机学校，开上火车。那时，火车开始进入电力机车阶段了。

这些都不算什么。我难忘的依然是某个夏日，午后。父亲和工友们在道口换枕木，做维护。道口是铁路和公路的交叉处，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地方。父亲正领着工友换枕木，铁轨交界处的钢板、螺钉。这个时候，最怕火车开过来。一旦发现有火车要过来，他们得快速把钢板螺钉拧上，等火车开过之后，再继续工作。施工现场前方的路基边，会有一位工友举旗提示经过的火车，前方施工需减速慢行。那天，父亲他们正紧张的工作，我拿着铁镐在边上做点辅助性的工作。远处的工友举旗提示，火车快要过来了。父亲他们加快了工作速度。就在这时，一辆小货车开了过来，要过道口。父亲当然不允。车上跳下来三四个青年，对着父亲他们推推搡搡，其中一个指着父亲骂道，你个老鸡巴，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踩死你？父亲没有理会，继续干活儿。青年走过去，踢了父亲一脚，继续骂，个老鸡巴，你给老子滚开，老子操死你全家。他指着父亲，一刻不停地骂骂咧咧。愤怒终于战胜了我体内的懦弱，我没有办法让人如此羞辱我的父亲。我提起手里的铁镐正要冲过去，旁边的工友抱住了我，另一个人抢下了我手里的铁镐。火车过去了，小货车也过去了。我扔下手里的铁镐，愤怒地回了家。一路上，悲伤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我感到羞耻。我的父亲，他怎么可以接受如此的辱骂？他怎么还能继续干活儿，像没事一样。晚上吃饭，父亲给了我一瓶啤酒。他没说什么。有了孩子之后，我问过父亲，他是否记得这一幕，父亲说他忘记了。也许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他没有放在心上。有一个细节我没有给父亲讲，那几个青年刚开始辱骂他们时，我充满恐惧，我害怕。当我提起铁镐，准备冲上去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砸死那狗娘养的。还有，高中毕业那年暑假，我去一位同学家里喝酒。喝酒时，我谈起了这事。同桌的一个男青年突然举起杯子，跟我说“对不起”。他说，他就是当年的那位青年。多么荒唐，几年之后，我和羞辱我父亲的人坐在了一个桌子上。那不是羞辱，他在精神意义上杀死了我的父亲。我冷漠地和他碰了一下杯，没有原谅他。我怎么可能原谅杀死我父亲的人。我知道，那个青年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种，年轻让他冲动。如今，我也活到了接近父亲当年的岁数，我理解但不接受。父亲，我爱你，你才能得以复活。否则，绝不可能。

马拉，1978年生，职业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诗集《安静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