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该写写朱革子了，以前朱革子在我的故事里都是跑龙套的小角色。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很重要的位置装着朱革子，我们是发小还是同学，我一直认为朱革子是个人物。

从我们高中毕业那一年说起吧，高中毕业不久之后，招兵工作就开始了。我们军区大院内张贴了许多动员参军的标语，例如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好儿郎扛枪卫国，等等。其实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参军用不着动员。我们的出路少得可怜，高中毕业要么下乡，要么就业，就业对我们应届高中生来说比登天还难，大部分应届高中生都是下乡的命运。参军是最好的结果了，即便不入党提干，按当时复员军人的政策，怎么也会安排个工作。因此，想参军的人有很多，每年招兵的名额就那么几个，所以竞争就尤其惨烈。

那年我们报名参军的人站成了两排，足有几十人，看起来黑压压一片，有男有女，我竟然在队伍里看到了朱革子，他站在队尾，神情严肃地看着接兵的两个军官。两个军官很年轻，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写满了参军报名者的名字。每年招兵都是如此，名曰：目测。其实接兵的军官站在队前看看我们的外表，然后让我们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能通过目测。在队伍里我发现朱革子还是吃惊不小，我一直认为朱革子不符合参军的条件，因为他有口吃的毛病，部队无论如何也不能招一个结结巴巴的人。此时的朱革子有些心虚，所以才站到了队尾，我偷眼去瞄他，显然他经过了一番精心打扮，穿了身假军装，还戴了顶假军帽，人五人六地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名准军人。他目光正虚虚地望着队前那两个年轻军官，把自己的胸脯挺得笔直。不说话的朱革子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甚至腰板挺得比我们还直。我环顾左右，队列里大都是军区大院子女，相同之处是我们没等参军呢，却早就穿上了军装。哥哥姐姐大都在几年前参了军，我们的军帽和军装也大都是哥哥姐姐寄来的，于是，我们就人五人六地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名准军人。不了解内情的人，看到此时我们的队伍，还以为是整装待发的军人。

朱革子有个姐姐叫朱革静，三年前我们还在读初中时就参了军。在这之前，朱革子不仅没有军装穿，也没有军帽戴，他就一脸羡慕地望着我们头顶上的军帽，一边咽着口水一边说：等等我我姐参军，我我也有军帽戴了。朱革子的父亲在军区后勤部管营房，被称为朱局长。其实是营房管理局的副局长。朱局长的头很大，大得有些夸张，他不仅头大，还一年四季都理着光头，戴的军帽也是最大号的。朱革子无法继承。朱革子这小子长得很怪，和他父亲一点都不一样，头是细长的那一种，还有些方，远远看去，他的肩膀上顶了一个长方形的头，随着身子在移动，但我们看久了，觉得朱革子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有一点朱革子和父亲倒是很像，就是结巴。朱局长也结巴，我们经常能看见朱局长领着一帮人，在我们军区大院里背着手仰着头瞅着一栋房子在议论，朱局长的声音很大：这这房房子，明明天派人修修……朱局长是管营房的首长，他说修，用不了两天，果然就会来人维修了。朱局长在业余时间也会经常在营院里转悠，背着手，把那顶大号军帽捏在手里，顶着一颗硕大光亮的脑袋，这儿看看那儿瞅瞅，眉头一会儿紧锁一会儿舒展。营房在他眼前静默着，一排排一列列的，像一群列队整齐的士兵。的确，营房在他眼里就是士兵，他想修理谁就修理谁。营房大多是这座城市解放后有了军营才建造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有的门窗开裂了，也有的墙面斑驳了，我们就经常能看到朱局长带着一堆人，站在这些待修理的营房前，指点江山，结结巴巴地下达指示。

朱革子的父亲资格很老，听父亲说，他们在抗日时就认识，那会儿他还不管营房，就是名战士。他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朱局长在抗美援朝时头受过伤，被美国鬼子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炸伤了脑袋，据说至今脑袋里仍留着一块弹片。从那以后，朱局长就开始留光头了。有一次，朱局长被父亲叫到家里喝酒，我有幸仔细研究过朱局长的脑袋，在他右侧太阳穴向上的位置有一道疤痕，那道疤有手指头那么长，呈月牙形状。喝了酒之后，那道疤就呈深红色，比其他地方的皮肤颜色深了许多。喝多酒的朱局长就摇着一颗硕大的脑袋说：老老石，我我这脑子大大不如以前了，不好使了，老老忘忘事。说完就用手掌啪啪地拍他的脑袋。朱局长不论和谁聚会，人们议论的话题都不会离开他的脑袋，因为朱局长的脑袋的确是个问题。在我们的记忆里，经常有救护车出入营区，有时救护车停到办公楼下，有时停到朱革子家的单元门口，只要有救护车出现，不用问，十有八九是来抢救朱局长的。朱局长脑袋里的弹片经常让他头疼，这种疼不是一般的疼，每次疼痛发作都会让他晕倒。每次朱局长晕倒，救护车都会风驰电掣地赶来，医生护士七手八脚地把朱局长抬上救护车，不多时，救护车又会开回来。然后我们看见朱局长又顶着他那颗硕大的光头从救护车里跳下来，背着手，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向办公楼或者单元门口走去。一次次病痛发作，朱局长已经不把头痛当回事了，我们也习惯了，只要看到风驰电掣的救护车驶来，不用问，十有八九是来接朱局长的。朱革子跟我们说过，他父亲脑袋里的弹片已经和神经长在一起了，没法手术了。只要他一犯病就拉到医院，打止痛针，然后就又和没事人一样了。

朱局长还是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军容整齐，唯有他经常不戴帽子，军区首长似乎也了解他和别人不一样，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经常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看到朱局长站在军区大院的操场的某一处，努力伸长脖子，让那颗光头暴露在太阳底下。表情很舒畅的样子，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朱革子给我们解释道：我爸爸说，脑脑子里的弹弹片受潮了，他要晒一晒，晒干干了就就不疼了。

朱局长在阳光下晒脑袋的情景便成了我们军区大院的一道风景。不知是朱局长脑袋受潮的缘故，还是别的原因，朱革子一直没有一顶真军帽。每当我们嘲笑朱革子的假军帽时，朱革子就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等等我姐参参军，我就有真真军帽了。果然在朱革子的姐姐朱革静参军后，朱革子头上就多了顶军帽。那天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朱革子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上来，跑到我们面前，他的样子有几分骄傲，又有几分羞涩，结巴着说：咋样？这这军帽可是真的。我们端详朱革子时，却发现那顶帽子有些怪异，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仔细再打量时，这才发现他戴了顶无檐军帽，确切地说，这是顶女兵军帽。无檐军帽戴在朱革子头上，滑稽可笑，有一绺头发从前额处钻出来，样子像个女生。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便集体哄笑起来，弄得朱革子也手足无措的样子。他脸先是红了，又白了。最后把那顶女式军帽塞到书包里，低下头匆匆地向学校跑去。

从那以后，朱革子再也没戴过军帽。我们经常拿那顶女式军帽取笑他，每次他都红着脸说：别别说说了，好赖也也是真真军帽。后来我们发现同班女生王秋月头顶上多了顶女式军帽，我们一致认为朱革子把那顶军帽送给王秋月了，朱革子就急赤白脸地说：别别瞎说，让让人听听到不好。他这么说完，我们的哄笑声就更响亮了。虽然朱革子不承认，但我们发现，从那以后，他和王秋月之间总是眉来眼去的。有时在放学路上，两人走的距离也很近，看到我们朱革子才快走几步，把王秋月甩在身后。

王秋月也是我们大院里的孩子，她父母都在军区门诊部上班，两人都是医生。王秋月是家里的老大，没有哥哥姐姐参军，她头顶上突然多了顶崭新的女式军帽，我们有千万条理由相信她头顶上的军帽就是朱革子送的。王秋月以前梳两条辫子，辫梢还经常系两条红头绳，在后背上甩来甩去的，很灵动的样子。因为突然多出的这顶军帽，她居然把辫子剪掉了，改成齐耳短发，人显得飒爽了许多。我们偷偷地注视着变化了的王秋月，心想，她以后要是参军，一定是个漂亮的女兵。

我在参军报名队伍里也看到了王秋月，报名参军的女兵不多，王秋月站在队伍里显得与众不同。为今天的目测她似乎精心打扮了，齐耳短发梳得又黑又亮，配上那顶军帽俨然就像个女兵了。王秋月和三年前的她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身材高挑，该丰满的地方一律丰满，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望她。反而王秋月总是很大方，一双眼睛顾盼生辉，每次望到朱革子时，我们发现那目光总是会亮一下。她望向我们却没有那种亮。有一次在放学路上，我们把朱革子截住，非得让他交代和王秋月的关系，不交代就不让他走，那次把朱革子逼得没招了，他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我爸头头疼，都都是王王秋月父母把把我爸送到医医院的，我给给她军军帽，那是感谢人家。朱革子终于承认王秋月头顶上的军帽是他送的了。我们想起朱局长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在太阳底下晒弹片的情景，在心里就原谅了朱革子。但我们仍然嫉妒他和王秋月那种过电似的感觉。一想起他们之间四目相视的样子，心里便怏怏地不快。

那次参军前的目测，朱革子便被淘汰了，原因还是他的口吃。当两个年轻军官喊到他的名字，朱革子就挺胸抬头地从队列里走出来，还学着军人的样子，给两个年轻军官敬了个礼，大着声音说：首首长好。他的话一出，两个军官确认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个军官就说：你叫朱革子？朱革子答：是。军官又问：你为什么要参军？朱革子挺了一下身子答：保保家卫国。这次两个军官把眼神长时间地聚在了一起，似乎又一起肯定地点点头，就在手里的花名册上做了个标记。结果在公布体检人员名单中，朱革子的名字就消失了。那天，我们看到朱革子的目光是绝望的，他狠狠地扫了我们一眼，转身便跑开了。那次，王秋月也进入了体检的名单中，朱革子跑开时，我们看到王秋月也一脸失望，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朱革子的背影远去。

二

朱革子因为结巴，参军落选了。

我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天，专门找到了朱革子，他正在楼下的花坛里吹口琴，不知他吹的是什么曲子，曲调黏稠悲悲泣泣的，我站在他的身后，他仍然没有发现我。我看着朱革子的背影就想，要是他说话像他吹出的口琴声这么流畅，参军就不会落选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口琴声便戛然而止了。他回头望着我，满脸的悲哀，半晌，我才问：下一步怎么打算的？他把身子转过来，声音低沉地说：还还能咋，下下乡呗。我又把手拍在他的肩上，他突然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恨恨我我爸。我一惊，不解地望着他。他甩了一下口琴里的口水道：我我妈说了，我我口吃就就是和我我爸学的。朱革子的母亲我们有印象，一个干净利落的中年女人，在机关的卫生处上班，一年四季总喜欢在脖子上系点什么，围脖、纱巾之类的，于是人就显得很俏皮。她比朱革子的父亲年轻不少，站在朱局长面前时，人就越发显得年轻。朱革子悲伤地勾着头，把脚前的一粒石子踢飞又说：为为这，我妈和和我爸吵吵了一架。我不知说什么好，拉着朱革子坐下，安慰他道：下乡也不是什么坏事。在乡下待两年，回来找个工作也不错。

我发下新军装那一天，又找到了朱革子，他在家里也正在打背包，这两天他就该下乡了，我把自己的军装和军帽送给了朱革子，我这套军装是真的，是二哥参军后特意从部队上给我寄来的。朱革子看着我送给他的那套军装，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又保证道：我到了部队，一定给你寄一套新军装。我看到朱革子眼圈红了。

在那个飘着雪花的早晨，我们登上了运送新兵的卡车。我们军区大院里这次参军的有十几个人，有同学杨卫平、刘振东等人，我们在卡车上还看到了王秋月，她和几个女兵挤在车厢角落里，背对着我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车下的朱革子，他穿着我送给他的那套军装，背着行李，手里提着提包，蔫头耷脑地走出来。我们把身子探出车厢，齐声呼喊着朱革子，朱革子脸色苍白，冲我们挤出一丝难看的笑意。我们知道，他这是去街道集合，准备下乡了。我挥着手冲他喊：朱革子，到了知青点来信。他没再回头，就那么勾着头、耸着肩膀一点点向院外走去。我发现王秋月的目光也在追随着朱革子的身影，似乎从她的目光中还看到了泪光。我又想起上学时，她和朱革子经常四目相对时那道像闪电一样的东西。

我们车下站满了送行的家长和亲人，他们不断地叮嘱我们注意这样那样的事项。我们参军出发，朱革子下乡，却没有人来送朱革子，他形单影只的身影在院外渐渐消失，最后望不见了。

新兵连结束之后，我和杨卫平分到了一个班，王秋月那几个女兵则分到了师部的通讯连，做起了话务员。通讯连在师部机关院内，条件要比我们团里的连队好许多，我们团部在距离师部还有二十几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到了连队不久，我就得到了朱革子下乡知青点的地址，便洋洋洒洒地给他写了封信，通报了同学们的去处，最后又强调了一下王秋月，告诉他王秋月所在的通讯连比我们的条件好之类的。过了好久，朱革子才回信，信不长只有半页纸，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你们条件再不好，也比我们知青点强上百倍。关于知青点我们没有体验，但军区大院里许多哥哥姐姐都下过乡，他们经常以看病或探亲的名义从乡下跑回来。他们一律面色枯黄，衣衫破烂，回到城里后便开始想办法不再回去了，四处托关系在城里联系工作。找不到接收单位的，便托各种人脉到医院开出五花八门的诊断书，总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再下乡。许多人从乡下回来后，往事不堪回首地总结道：知青点不是人待的地方。他们从乡下回来后，缓了一阵，又缓了一阵之后，枯黄的脸才又泛出血色。

接到朱革子的来信，我一面想着朱革子的艰苦岁月，一面找机会去师部转了一圈，师部的院子要比我们团部大上好几倍，在我们眼里就是现代和文明的象征。卫生队专门在一栋灰色小楼里，院前屋后经常挂满了白色床单，还有女兵的军服，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女人晾晒出来的内衣，同连来的女兵，有好几个被分到了卫生队。卫生队是女兵最集中的地方，除此之外，通讯连话务班也有十几个女兵，王秋月就是这些女兵之一。我们部队是野战军，在团以下的单位，别说见女兵，就是各个连队猪圈里的母猪都见不到一只。因此，每到周末，请假去师部转一转、看一看成了我们的奢望。

我们每次去师部，先要走上一段路，才能见到公共汽车的站牌，等上好久，一辆公共汽车才喘息着驶过来，摇晃着再开上半小时左右，才到师部。师部的军人服务社是最热闹的地方，周日的时候，许多男兵女兵都会到军人服务社买东西，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三三两两的女兵走过来。她们似乎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有时她们会买点东西，有时又什么都不买，但她们手里一律会拿根冰棍，一边走一边吃，吃完冰棍，把手里的木棍又潇洒地扔到身边的垃圾桶里。

有一次，我和杨卫平结伴来到了师部，在军人服务社门口看到了同学张雯，张雯参军前又瘦又矮，脸上还有雀斑，在我们班女生中属于丑小鸭。此时的张雯，几个月没见，人就变了，比以前胖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这都不重要，那天我们见她时，她正和另外两个我们不认识的女兵走在一起，她们一律目不斜视，挺胸抬头地从服务社里出来，杨卫平叫了一声：张雯。张雯立住脚，目光缓缓地投向我们，像电影里的慢动作。她终于认出了我们，嘴里发出“呀”的一声，然后就夸张地说：是你们呀。那天我们站在军人服务社门前和张雯说了几句可有可无的话，张雯的话题从始至终一直没离开卫生队，什么学习打针了，配药了，总之，她把自己当成了个人物，临走时还不忘说上一句：有空到我们卫生队去玩。然后她头也不回，挺胸抬头地走了。惹得一群路过的男兵引颈张望着她的背影。

杨卫平冲地上吐了口唾液，咬着牙说：什么玩意儿，跟我们还装得人五人六的。我也补充道：卫平你说得对，上学时，我们男生都没人正眼瞧她。杨卫平又咽了口唾液，喉结上下滑动一下说：在部队就是缺女生，要是放到别的地方，我都不搭理她。

又有一次我和杨卫平去师部，在门岗外面碰到了王秋月，她匆匆从师部院里走出来，门岗后面有一个传达室，传达室门前立了只绿色的信箱，她是来寄信的，投完信抬眼看到了我们，怔了一下，便主动招呼道：是你们呀。王秋月几个月不见是真的变了，确切地说是变得漂亮和洋气了，一身军装合体地穿在她的身上，她的眼睛更亮了，乌黑的那种，她扑闪着睫毛看着我们，弄得我们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杨卫平一遍遍咽着口水，突然结巴起来：秋秋月，你咋样？王秋月就简短地介绍了一下通讯连的状况，我们分手时，她又突然叫住了我们，低垂下眼帘小声地问：你们谁有朱革子的地址？我没加犹豫把朱革子的地址写在了她的手心。她一直张着手，似乎五指握在一起那地址就会从手心消失，她一边道着谢，一边张着手向院里走去。

回团部的路上，杨卫平一遍遍地问我：她还没忘掉朱革子？我没说话，望着公共汽车的窗外，想到了上初一时，王秋月戴着朱革子送给她的那顶军帽时的样子。确切地说，朱革子和王秋月之间的来往并不多，两人只是偶尔相望，目光交织在一起，激起一片电光石火，其他时间我们真没发现朱革子和王秋月有暗度陈仓的故事。朱革子和我住一栋楼，中间隔一个单元，上学放学，我们两人经常走在一起。在上学的路上也会经常碰到王秋月和其他几个女生，她们叽叽喳喳，似乎见了我们男生，她们的话就格外多。我私下里问过几次朱革子，问他是不是对王秋月有意。每次朱革子都急赤白脸地辩白道：怎怎么可可能，我我是因因为她父母每每次接接送我爸。

朱革子的父亲朱局长每年都会有几次被救护车拉到医院里去抢救，一想到他父亲我就叹气。有时我们放学后，会在办公楼门前的操场上看到朱局长，他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在晒太阳，一看见朱局长，我就知道，他脑子里的弹片又受潮了。朱局长的脑门流着汗，脑袋越发显得油光锃亮，嘴里发出咝咝哈哈的声音，不知是因为舒服还是痛苦。走在我身边的朱革子每次看到父亲这样，便背过脸去，露出难看又痛苦之色。朱局长有时会看到我们，把笑堆在脸上结巴地说：三小子，你你们放放学了。我一听到他结结巴巴的声音就想笑，但又不能笑，忍住笑应道：朱叔叔又晒弹片了。朱局长就笑一笑，把一脸褶皱堆在脸上。这时的朱革子会急三火四地拉着我快步走开。朱革子在没人时经常叹气，然后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道：我我妈说说了，我我口口吃这毛病就就是和我爸学的。我不以为然地说：你妈说得不对，你学结巴了，你姐怎么没结巴？那会儿朱革静已经参军了。听说朱革静当的也是名话务员，口齿清晰地接转电话。朱革子就摇着脑袋说：那那不一样，我我姐是女的。我听了他的话就笑了，结巴传男不传女，我第一次听说。

想起往事，又想起王秋月要朱革子知青点地址的事，我断定，朱革子和王秋月真的没有什么，要是有什么，他们不可能不通信，也用不着向我要朱革子的地址。但为什么王秋月偏偏只要朱革子的地址？我心里又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一天晚上，我正躲在宿舍里给朱革子写信，想告诉朱革子王秋月要他地址的事，杨卫平突然闯进宿舍把我拉到门外，兴奋异常地告诉我：我刚才和王秋月通电话了。他的眼睛冒着亮光，意犹未尽的样子。我不屑地说：和她通话有什么大不了的。杨卫平就摇着头说：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太好听了，简直就是悦耳动听。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个词，不可思议地望着他。他拉着我来到了连部门外的走廊上，那里有部连队公用电话，战士们有事需要和其他连队战友联系就在这儿打电话。杨卫平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手哆嗦着，拿起电话，先是接通团部的总机，让总机接通师部总机，然后把电话听筒贴到我耳朵上，这时，听筒里传出一个好听的女兵声音：你好，请问找哪里？这声音的确很好听，用悦耳动听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杨卫平冲我使着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便问了一句：是王秋月吗？得到了肯定答复之后，我没话找话地说：你给朱革子写信了吗？电话那端突然短暂地沉默，半晌，我才听她说：没有。最后我放下电话，心也跟着怦怦乱跳起来。

杨卫平挤眉弄眼地说：咋样，是悦耳动听吧？没想到做了话务员的王秋月声音一下子动听起来，她吐字标准，声音随着每个电波的律动传过来是那么让人受用，简直是天籁之音，像音乐又像一场春雨，总之，她的声音无法言说和形容。

从那以后，有事没事地我和杨卫平就会凑到那部电话前和王秋月说上几句话，她是师部总机的话务员，每次值班都有许多电话需要接转，这时，她就让我们稍等，她接转完电话后，又会上线和我们说上几句。每每这时，我的心情就会舒畅许多，久了，我还有种罪恶感，我隐隐地觉得她在和朱革子通信了，只是她不说而已。我从朱革子的来信中看出了蛛丝马迹，朱革子现在来信不再抱怨知青点有多苦多累了，而是憧憬地说，争取早日回城找份工作。信的末尾总是会写上一笔：最近见到王秋月了吗，都是同学，你们在一起要互相照顾。我隐约觉得朱革子和王秋月有些不对劲了，同参军的这么多同学，他为什么不提别人，总是提王秋月？意识到这些之后，我便不再给王秋月打电话了，杨卫平就像中了邪一样，只要王秋月当班，他都要和她说上一阵子，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就是没话找话。每次和王秋月通完话，他的人就不一样了，飘飘悠悠的，幸福的神色一直洋溢在脸上。然后迷迷瞪瞪地望着某一处发呆。我意识到，杨卫平这小子已经暗恋上王秋月了。看到他这样，我就想到朱革子在信上说的话：你和秋月是同学，要相互照顾。看着杨卫平走火入魔的样子，我又不好戳破他。

三

杨卫平已经爱上了王秋月。这是我的发现。以前周末时，他总是约我和他结伴去师部，在军人服务社买两支雪糕，来到门外，一边慢条斯理地吃雪糕，一边暗中观察来来往往的女兵，当然，偷看女兵的不仅有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男兵。女兵们自然也知道我们在偷瞄她们，路都走得和平时不一样了，又矜持又妖娆。看着女兵们如此模样，我就想，她们此刻一定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一群女人。自从在师部门口和王秋月邂逅之后，杨卫平总会到通讯连门口站一站，有时会碰到话务兵在换班，三五个女兵站成一排，“一二三四”地去总机班换班，下了班的几个女兵也排着队“一二三四”地走回来。我们有时会看见王秋月也在队伍里，她发现我们就冲我们笑一笑，回到连队院内便消失在门洞里。每每这时，杨卫平就干干硬硬地咽口唾液，仿佛刚从梦中醒来，半晌之后冲我说：咱们回吧。

杨卫平对王秋月走火入魔后，再到周末时，他就独来独往了，每到周末，把假条塞给班长，然后就像只兔子一样从我眼前消失了，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杨卫平一走，我就想起朱革子，不知他此时在知青点如何受苦受累。我给朱革子的信件大都是在这会写的，当然我并没有提杨卫平追求王秋月的事。起初朱革子的信回得很快，抱怨没能参军，他还说，一个老知青告诉他一个治结巴的偏方，就是大声地读报纸。我想象着朱革子读报纸的样子。我记得我们上学时，老师也经常把朱革子叫起来，当着全班的面读课文，朱革子读课文时总是铿锵有力、抑扬顿挫，一点也不结巴，作文写得也是文笔流畅，语文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当成范文来读。老师在讲台上读他的作文时，他坐在位子上，腰板是笔挺的，眼睛还一亮一亮的。这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朱革子的来信少了许多，有时我写上三两封信之后他才回上一封。内容也简略得很，有应付差事之嫌。我又想到了王秋月要朱革子知青点地址的事，就想，也许朱革子把写信的热情都献给王秋月了吧。这么想过，我在内心深处为朱革子祝福着，但隐隐还有些失落，在我们眼里王秋月方方面面的条件都要比朱革子强，不知王秋月喜欢朱革子哪点了。

周末下午的时候，杨卫平从师部回来了，不仅他回来了，那些请假外出的士兵，都陆续回来到班长那儿去销假了。杨卫平每次回来，神情都很疲惫的样子，他歉意地从挎包里掏出一只苹果什么的，递到我面前声音虚虚地说：给你带的。我把目光投向他，希望从他眼神里看出些什么，每每这时他都在掩饰，脸上挂着笑，把目光移向别处，嘴里南辕北辙地说：以后你需要什么，我去服务社给你带回来，省得你跑腿了。我再用目光深究他时，他已经躲出宿舍了。

只要一有空闲，杨卫平就往连部跑，我知道，他一定是给师部总机打电话了。过了一会儿，又一会儿，他便回来了，嘴唇似乎舔过了，湿湿的很滋润的样子，一脸满足和幸福，开口说话时，也努力咬“音”嚼字的，让自己的话语标准起来，我想，他一定是受了王秋月的影响。

有一次，晚上我和他在操场上散步，有几颗星星在天边闪着，杨卫平似乎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扭头向连部方向张望，我知道他又想给王秋月打电话了，便立住脚认真地盯着他说：卫平你想谈恋爱我支持你，可你要分清对象。他听了我的话，眼睛眨了几下道：怎么了？我又说：王秋月和朱革子有意思，咱们不能做对不起哥们儿的事。从上初中开始，我就把朱革子和杨卫平等几名同学当成了哥们儿。哥哥姐姐都毕业了，有的参军有的下乡，我们成了保护弟弟妹妹的男人。军区大院子弟学校经常和地方上育红学校的那帮人起冲突，这种对立矛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一上学时，在放学或上学的路上，经常遇到育红学校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欺负我们，还经常抢我们头上戴的军帽。每每这时，哥哥们总是过来解围，有时把他们吓跑，有时又会发生一场恶战，总之，有哥哥们在，我们没吃过亏。现在轮到我们保护弟弟妹妹了，我和朱革子、杨卫平几个人天天像救火队员一样，前赴后继地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经常把育红学校那些欺负我们的男生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杨卫平听了我的话，怔了怔说：你能肯定朱革子和王秋月好上了吗？

我说：虽然不肯定，但也十有八九。

杨卫平咽了口唾液又说：只要他们的关系没有宣布，我就有追求王秋月的权利。

听了杨卫平的话，轮到我发怔了。杨卫平又急三火四地奔向连部，饿狼似的扑向了那部电话机。

在以后的日子里，杨卫平经常迷迷瞪瞪地跟我说：王秋月的声音真他妈太好听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我不知道杨卫平是喜欢上了王秋月这个人，还是她那悦耳动听的声音。或者兼而有之，总之，他为王秋月已经神魂颠倒了。

我们入伍第二年的春节前，探亲休假，从车站出来，我们意外地看见了朱革子，他穿了身旧军装，立在出站口，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向我们身后望着。杨卫平怔了一下，犹豫着脚步，我拉了他一下向朱革子走去，快到他眼前时喊了声他的名字，他一惊才把目光移到我们的脸上：你你们也坐坐这趟车？说完他又向出站口望过去，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看到王秋月从出站口走出来。朱革子冲我们说：我我去接接人了。说完火急火燎地向王秋月奔过去。

杨卫平手里的提包掉在了地上，他呼吸急促，脸都白了。我狠狠地扯了一下他的肩膀，我们都没想到，王秋月和我们坐一列火车回来，我们居然没有发现。上了公共汽车，杨卫平似乎才缓过神来，仍用不可思议的语调说：怎么会，怎么可能，王秋月怎么看上他？

爱情这东西是说不清楚的，在那年的春节，我经常可以看到朱革子和王秋月成双入对的身影。王秋月穿着军装，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映得她的脸红扑扑的，朱革子则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不离左右。如果说我们上高中时，朱革子和王秋月是暗恋，现在就是从地下走到地上了，他们明目张胆的爱情像面旗帜似的在那个春节到处招摇。

杨卫平显然是失恋了，在探亲的日子里他几乎闭门不出，不论怎么打电话叫他，他不是说不舒服就是说家里有客人，总之他找各种理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直到假期只剩两天了，同学们张罗一次聚会，他才勉强出来。十几天没见，杨卫平似乎变了一个人，很憔悴的样子，眼窝深陷，似乎是真的大病了一场。席间朱革子带着王秋月姗姗来迟，朱革子拱着手一遍遍说：对对不起大家，来来晚了。王秋月脸红扑扑的，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很少说话，别人不论说什么，她都报以微笑作为回答。自从朱革子和王秋月到来后，杨卫平更加沉默了，目光就没离开眼前的盘子。

酒席间我们都一遍遍祝福着朱革子和王秋月，花好月圆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不知为什么，喝了酒的朱革子口齿变得清晰起来，他拉着我的胳膊一遍遍地说：秋月和你是一个师的，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她。他说这话时，还把目光落到杨卫平的身上，杨卫平头都没抬，他们之间无法确认眼神。那天晚上，朱革子很兴奋，话很多，酒量也很惊人，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他站起来道：今天我一人敬各位一杯，虽然我没参成军，但秋月替我参军了，我知足了。说完他开始打通关，一个又一个地敬下去。轮到杨卫平时，朱革子有些喝多了，脚步不稳，端酒杯的手也有些抖，他拍了一下杨卫平的肩膀，叫了声：卫平。杨卫平就抬起脸，却没端杯子的意思，朱革子就说：卫平，咱们还是不是哥们儿？杨卫平把目光躲开，从牙缝里挤出一个“是”字。朱革子就说：我喝三杯，你随意，就是为了哥们儿。果然，朱革子站在杨卫平身边真的连喝了三杯。我看见此时王秋月的目光一直在朱革子和杨卫平身上游移着。朱革子喝完，众人都把目光移到杨卫平身上，饭桌上一下子静下来。这次回来探亲，所有人都知道他暗恋王秋月的事，但没人把话说破，刚开始喝酒时，也小心地维护着他的心情。杨卫平突然站了起来，伸手抓过酒瓶子，那瓶酒刚打开，还有大半瓶的样子，他把瓶口插到嘴里，一口气把大半瓶酒都干了。引来众人一片喝彩。朱革子放下酒杯，一把抱住了杨卫平，突然狼嚎似的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卫平呀，我没看错，咱们是永远的哥们儿……

那次休假回来，杨卫平几乎变了一个人，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周末的时候，他几乎不再请假外出了，需要日用品也是让战友们帮忙带回来，再也不去连部打电话了。他学会了吹口琴，没事他就躲到操场旁的树下呜呜咽咽地吹上一气，然后把目光拉长望着天边某一处星光或者云朵沉思。

四

先是王秋月当满三年兵后复员了，杨卫平也是那一年复员的。复员的老兵都到师部集合，然后再用大巴车送到火车站，我一直把杨卫平送到了师部，三年战友生活让我们的感情得到了升华。最初连长宣布杨卫平复员的消息时，我心里没着没落了好一会儿，到了师部操场上，杨卫平就站到了复员老兵的队列里。这些摘去领章和帽徽的老兵，虽然仍穿着以前的军装，但怎么看都觉得少了点什么。我在复员老兵的队列里发现了王秋月，她和几个为数不多的女兵站在一起，自从她和朱革子公开恋情之后，我和杨卫平几乎再也没见过她。原因是我们一晃就是老兵了，偷看女兵那是新兵才干的事。但王秋月和朱革子又好上的事实还是给杨卫平带来挺大的打击。自从那以后，杨卫平的性格大变，他不再天真无邪地嘻嘻哈哈了，而是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杨卫平就是那会儿学会吸烟的，没事的时候，他就会在连队院内找个角落蹲下身子，看地上的蚂蚁爬来爬去，然后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上一口，让烟雾把整张脸罩住。我们刚到连队时，看到许多老兵都是如此的状态，那会儿我们不理解，以为他们当兵当傻了，不知道那些蚂蚁有什么好看的。当我们融入老兵发呆看蚂蚁的行列里时，我才突然发现，我们也已经成为老兵了。

站在复员老兵队伍里的王秋月，一脸平静，她上大巴车的样子还有些雀跃，就像一只刚出笼的小鸟。她坐在大巴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立在车下的我，手伸出来小幅度地冲我摆了摆，甚至还咧开嘴笑了一下。杨卫平坐在距她隔了几个窗口的位子，大巴车启动的一瞬间，我冲他们大幅度地挥舞着手臂。不知为什么，泪水突然涌出来，模糊了我的双眼，大巴车就在我朦胧的视线中远去了。

杨卫平复员两个多月后吧，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在信中喜气洋洋地告诉我，他现在成了一名交通警察，刚刚报到，正在接受培训。我替杨卫平感到高兴，交警也是警察，小时候我们各自谈起梦想时，记得杨卫平和朱革子两人的理想就是做一名警察。

想到朱革子才意识到，他已经好久没给我来信了，我们参军，朱革子下乡，都是在同一天，细算起来已经有三年多了。我们军区大院里也有一些哥哥姐姐下乡了，大都是三年两年就从乡下回来了。我给朱革子写了封信，询问他在城里工作联系的情况，还告诉他杨卫平复员回去找到交警的新工作。不知为什么，朱革子一直没有回信。

年底时，我被宣布提干了，春节前回去探亲。从参军到现在，我这是第二次回家。我回到军区大院时，在门口竟然看到了朱革子，他穿了件油渍麻花的军大衣，大衣老旧得已经看不出成色了，他的头上居然还戴了顶狗皮帽子，一只手提了只提包，踉跄着身子往里走。我是从他走路的姿态认出他的，大叫了一声，他回头，发现是我，把手里的两只提包顺手扔到地上，张着手臂向我迎过来，结巴地说：是是你小小子呀。我们俩在军区大院门口结实地拥抱了一下，我从他身上闻到了一股土炕味。以前朱革子来信告诉过我，他们知青点住的是土炕，北方人对土炕自然不陌生，可我一次也没住过，就问他住土炕的感受，朱革子在信中说：一股煳了吧唧的味儿。此时我在朱革子身上闻到的就是这种味儿。我们一边拍打着对方的后背，一边大笑着，我抽空问：你这是从乡下回来了？他就答：可可不，费费老鼻子劲了。然后他又打量我道：你你小小子行呀，穿穿四个兜的干部服了。我从朱革子的脸上看到了羡慕的眼神。我们一边说一边向院里走去，我们又在楼下分手，相约着过两天好好聚聚。

回到家之后，我才听母亲说，朱革子父母为了早日把朱革子从乡下调回来真的费了不少周折。朱革子父母都是军人，朱局长是管部队营房的，母亲在机关的卫生处上班，两人几乎和地方上的人没什么交往。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要么在部队提干，要么复员，按照政策顺利找到工作，唯有朱革子还在农村吃苦受累，他们都为朱革子着急。后来还是姐姐朱革静的男朋友出面帮忙，朱革静几年前就复员了，在一家医院里当护士，朱革静参军时，在部队一直是卫生员，复员回来当护士也顺理成章。她的男朋友是自己的战友，在木材厂当车间主任，为自己未来的小舅子帮忙自然不遗余力，终于找到一个招工名额，这才把朱革子从乡下调了回来。

几天后，朱革子、我、杨卫平还有其他几个同学聚了一次。朱革子刚到木材厂报到，还没正式上班，我们两个没事人到得比较早，到饭店包间等了好一会儿，其他人才陆续赶来。记得杨卫平是最后一个赶到的，酒菜已经上来了，他穿了身警服，推开门带来一股寒气，他一边搓着手一边说着抱歉的话，然后依次和我们握手。轮到和朱革子握手时，我发现朱革子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去。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席间喝酒时我为了调动朱革子的情绪就说：听说王秋月到市毛纺厂上班，那单位效益好，祝贺你呀。有人就补充说：王秋月现在在厂工会当广播员，你们没听过王秋月广播吧，声音比电台的播音员一点也不差，有空你们可以去听听。众人就起哄，一起夸王秋月的声音好听，人也漂亮，都说朱革子福气不浅。虽然大家都这么说，朱革子的情绪仍然不高涨。

说说笑笑之间，几瓶白酒就喝光了，一直到饭店打烊我们才离开，朱革子明显喝多了，一出饭店的门，便找到棵树抱住，身子也滑下去，冲树根呕着。杨卫平和我一直把朱革子搀回军区大院内，因我和朱革子住一栋楼，杨卫平跟我们分手时把朱革子交给了我。杨卫平一走，朱革子拉着我走到花坛的排椅处，因为是冬天，排椅上落满了雪，他不管不顾地坐下，我只能陪着他。他把我的手攥紧，还用了些力气，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我不服哇。我不解地盯着朱革子，他把头向前伸着，又做出随时要吐的样子，却没吐而是说：咱咱们都是同学，你你们工工作都比我我好，我进木木材厂就就是一个工工人。说到这个他大哭起来，时间已经很晚了，家家户户的灯早就熄灭了，朱革子的哭声在空旷的花园里显得异常突兀。他的哭声尖厉而又流畅，和他的结巴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想把他的嘴堵上，又觉得不合适，只能把他的头按在怀里，手抚着他的肩膀。他的肩膀随着他的哭声耸动着，我搜肠刮肚地安慰着他：没事，工作不合适想办法再找，天无绝人之路。好说歹说把朱革子劝得消停了一些，我扶着他来到了他家单元门口，却发现朱局长已经立在单元门口了，他披着棉衣，光着头正盯着我和朱革子。朱局长没说话，默默地从我手里接过朱革子，冲我点了一下头就往单元里走去。显然，朱局长听到了儿子的哭声，从楼上下来，朱革子见到父亲似乎一下子就清醒了，他止住了哭声，依靠着父亲的身体上楼了。我默了好一会儿才向自家门洞走去。躺在床上我久久没有睡着，想象着今天晚上朱革子的表现，他心不甘情不愿。虽然从农村回到了城里，但他并不满意现在的工作。

几天后，我出门办事，路过木材厂，突然想起朱革子就在这里上班，冒出了想去看看他的念头。见到朱革子时，他正在车间里忙碌着，穿了一身蓝色工作服，还戴了只口罩。一根硕大的圆木被天车运到一架电锯面前，一个老师傅把一个铁钩子用力扎到圆木上，然后按下按钮，电锯突然启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电锯飞转着切进圆木里，顿时木屑纷飞，直到一根圆木被锯成条状，师傅关闭了电锯，车间安静下来，朱革子才看见我。他带我走出车间，从兜里掏出烟来，我们站在院子里吸烟，他把一口烟深深地吸进肺里又缓缓吐出，像发出的一声叹息。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突然伸出手在自己脸上抽了一巴掌，声音清脆而又响亮。我不解地问：你这是干什么？他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凶狠起来：都都是因因为我这结巴。要要是我不结结巴，我我就会和你们一样。朱革子突然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替他难过起来。那天我和朱革子立在木材厂院子里，吸了一支烟，说了几句可有可无的话便告辞了。

一想起朱革子的眼神我的心就沉甸甸的。我在院里见过几次王秋月，她住在我家对面的那栋楼里，想见她并不是难事。复员后的王秋月穿着便装，人和在部队时就有些不一样了，头发似乎烫过了，波浪状，围巾外面的头发随着她的脚步一颤一荡的，很是好看。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看到过她和朱革子出双入对的身影，两个人都独来独往的样子。不知她和朱革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突然想起同学说，王秋月现在是毛纺厂的播音员，声音动听得和播音员没什么区别。出于好奇，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毛纺厂大门外，毛纺厂离军区大院不远，公交车也就几站地的样子。我到毛纺厂大门口时，正是交接班时间，一群女工走进厂内，厂内又有一群女工走出来，眼前是一片戴白工帽的女工。纺织厂是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二十四小时昼夜轰鸣。我到厂门前时，厂区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音乐。音乐突然停止了，广播里传来一个动听的女声：职工朋友们，现在是纺织厂电台播音时间，下面播报职工投稿……没错，这就是王秋月的声音，在部队时，我和杨卫平通过电话听到过她的声音，电话里她的声音很迷人，像块磁铁把人的耳朵吸住，此时，她的声音通过广播传递出来，仍然那么有磁性，标准的女中音。我在纺织厂门口站了许久，一直到王秋月的播音结束我才清醒过来，在回来的路上，满脑子仍然是她那悦耳动听的声音。我终于意识到，声音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即便没见过王秋月本人，凭她的声音也会被吸引，并爱上她。我又想到了朱革子因为结巴而苦恼，我理解了朱革子。

我归队的前一天晚上，接到了杨卫平的电话，他说要为我送行。我赶到他说的饭店时，他已经站在饭店门口了，看到我径直向一个包间走去。进了包间我才知道，除了我之外，他谁也没叫。他一边开酒一边说：今天我谁也没叫，就想和你单独聊聊天。大约半瓶酒下去之后，他突然对我说：朱革子和王秋月吹了。我一惊，盯着杨卫平。他就说：我听毛纺厂一个哥们儿说的，听说他们厂长的儿子在追求王秋月。我有些急促地问：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吹了？杨卫平苦笑，摇摇头：听说是朱革子提出来的。

我得到朱革子和王秋月分手的消息并不吃惊，我回来这些天一次也没有看到他们出双入对的身影，他们分手却是朱革子主动提出来的，这不能不让我吃惊。在我们看来，王秋月能爱上朱革子就是个奇迹。一想起王秋月从广播里传出的动听的声音，我心里就麻酥酥的。

杨卫平喝了一口杯中的酒，认真地看着我说：我现在追求王秋月还算不仗义吗？

我认真地望着杨卫平的眼睛，我知道从参军那天开始，他一直在暗恋王秋月，只是因为知道朱革子和王秋月好上了，他才把暗恋的苗头扼杀在心里。我想了想说：你不能这样，王秋月和朱革子的关系怕没那么简单。

杨卫平急不可待地说：再晚了，就让那个厂长的儿子抢去了。

我又说：她现在和那个厂长儿子谈上了吗？

杨卫平犹豫了一下才道：应该没有。

我再说：她要是和厂长儿子谈上了，你再去抢。说完又认真地盯紧杨卫平的眼睛。

他眼里突然亮了一下，拍了一下大腿说：我懂了。

那天晚上我和杨卫平分手，走到朱革子单元门下抬头向朱革子家张望了一会儿，发现他家的灯已熄了。我真想见到朱革子问问他为什么要和王秋月分手。这时把朱革子叫出来显然不合适，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疑问和遗憾匆匆地归队了。

五

我归队之后，给朱革子写了封挺长的信，内容有三，首先问他为什么和王秋月分手。其次，希望他振作起来。最后，我告诉他口吃这毛病是可以治好的。我不知在什么杂志还是报纸上看了一则故事，说是国外有个国王，因为口吃很自卑总不能当着他的人民把演讲进行下去，这个国王便天天读报纸，当着众人，渐渐口吃的毛病就好了，成为一名擅于演讲的国王。信寄出后很久，我都没有得到朱革子的回信。

杨卫平却来了信，他在信中说，朱革子想放弃和王秋月的爱情，可王秋月并没有放弃，原因是，他经常能在家楼下的空地上看到朱革子大声朗读报纸的身影，每每这时，王秋月都会站在朱革子一旁充当忠实听众。杨卫平在信中说，朱革子的朗读和上学时朗读课文一样，声音很大，也很流畅。最后他在信的结尾处不无忧虑地说：这个办法能治好他的结巴吗？我看玄。杨卫平已先入为主地下了结论。

我不管杨卫平如何悲观，三天两头地给朱革子写信，为他把朗读继续下去加油打气。朱革子虽没回信，但我能想象得出，朱革子站在楼下的一棵树下，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或杂志，大声朗读的样子，家家户户的窗子后面挤着各种各样的脑袋，目光自然也是复杂的。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朱革子的父母是如何看待他的。他们是为朱革子的境遇感到悲伤，还是充满了悔意，这一切我不得而知。

大约半年后吧，杨卫平突然又来了封信，他告诉我，军区大院辖区的公安分局面向社会招聘警察，有军人履历的退伍官兵会优先考虑。他喜气洋洋地在信中告诉我，有许多战友报名了，还罗列了他们的名字。最后他又忧心忡忡地告诉我，朱革子也报名了。我明白杨卫平为什么忧心，他是担心朱革子因为口吃的毛病，最后功亏一篑。那样的打击怕朱革子承受不了。杨卫平婉转地告诉我，希望我给朱革子写封信，让我劝劝朱革子放弃报名，正视现实。

朱革子能听我的吗？我知道他的梦想就是做一名警察，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梦想着当警察？他涨红了脸，半晌才说：警警察是是和和平年代的英雄。记得我问他这句话时是初二上学期。正是秋天，地上落满了树叶，我们走在树叶上一片哗哗作响。我们报名参军前，他又提过一次，小声地告诉我：我参军不不想提干，回回来想想办法分到公公安局。那个年代很多人参军就是想复员回来分配一个有铁饭碗的工作。那天，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朱革子的肩膀。他正一脸向往地憧憬着参军以后的样子。没料到，参军前的目测朱革子的梦想就被腰斩了。

我不知朱革子最近的朗读对治疗他的口吃有没有什么效果，我和杨卫平的意见不一样，我在信中鼓励了他，希望他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这次朱革子很快回了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为了能考取警察，他现在每天跑五公里，用两小时时间朗读报纸。他的信中充满了浪漫的现实主义气息，我为朱革子感到高兴。

大约一个月以后吧，朱革子又来了一封信，他又一次喜气洋洋地告诉我，他已经考取了警察，分配到街道派出所，成为一名光荣的治安警察。接到朱革子的信，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

又几个月后，我休假探亲，母亲告诉我，朱革子考取警察并不那么容易。他是先挨了父亲几个耳光，又找人说了情才有了考取警察的机会。原来，朱革子又是在第一轮被考官刷下来了，他是如何含泪回到家里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但回到家里和父亲大吵起来许多邻居都可以做证，他们争吵的声音几乎整栋楼的人都听到了。朱革子含着泪冲父亲结结巴巴地说：都都怨你，我这这结巴都是和和你学的，害害得我我，参军不成，连连警察也当不上。朱革子含泪地抱怨着父亲，朱革子的母亲就两头劝了：你们小点声吧，当不上警察当个工人天塌不下来。朱革子不依不饶：我我这辈辈子就毁毁在我爸手里了。这时，人们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喊：放放屁，我我那么多好处你没学，谁谁让让你学学这个了。朱局长的口吃一点也不亚于朱革子。朱革子此时一定是梗了脖子，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他仍然不依不饶地说：不不怪怪你，怪怪……那个谁还没说出来，朱局长的巴掌左右开弓连扇了朱革子几个大耳光，声音清脆而又嘹亮。紧接着就安静下来。朱革子和我们一样，从小到大没少挨父亲的打，以前打几个耳光这都是小事，小时候我们闯了祸还被父亲绑到楼下的树上去喂蚊子。后来我们再大一点，在外面惹了祸，就不敢回家了，要么跑到院外的同学家借宿，要么跑到郊区的山里去躲藏，几天后，我们自以为父母消了气，才敢颤颤颠颠地溜回来。但自从我们上了高中以后，个子都有父亲高了，也懂事了许多，父亲就不再打我们了。

几年没遭到父亲暴打的朱革子，突然受到这致命一击，一定晕头转向，目瞪口呆。他用手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父亲，父亲的一颗光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朱革子镇静下来，放下手，仰着红肿的脸说：好，你不是打我吗，我从今以后不在这个家里待了，我走还不行吗？

朱革子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准备收拾东西，母亲却兴冲冲地进门一把拉住他的胳膊道：儿子，你这病好了！朱革子望着母亲道：什么好了？母亲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道：你的口吃呀。朱革子不信任地盯着母亲的脸，又摸摸自己发热的脸说：妈，我真的好了吗？母亲哭了，一边哭一边说：还不快谢谢你爸，他要不打你几巴掌，你这口吃病能好吗？

朱局长打完儿子正后悔，他背着手在客厅里转圈，听老伴这么说才把注意力收回来，望着喜极而泣的老伴，又望一眼发呆发愣的朱革子说：你你再讲讲两句。

朱革子就说：我要是考不上警察，工作我也不干了，我要离家出走。

朱革子后来跟我说他当时的确有这个想法。就此云游四方，破罐子破摔了。

朱局长听了，左手打右手，又跺了一下脚道：老老天爷呀，你你可不好了吗。

朱革子的结巴被他父亲打好了，但人家警察招人的考官已经宣布朱革子被淘汰了。似乎也无可挽回了。朱革子母亲就眼泪汪汪地冲朱革子的父亲说：老朱，这次你无论如何要帮一次儿子，咱们可就这一个儿子呀。当初，朱革子没能参军，母亲已抱怨父亲好几年了，一提起儿子下乡时吃的苦就唉声叹气。后来虽然是回城了，工作不仅朱革子不满意，他们也不满意。

朱革子的母亲不想放弃这次改变儿子命运的机会，一遍遍央求着朱局长。朱局长在客厅里又转了两圈，看了眼呆站在一旁的儿子，狠了狠心说：我我给王副局长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管用。朱局长说的王副局长以前是军区的一名转业干部，他们在一起共过事。

朱革子的命运就此发生了改变，他又重新接受了面试、笔试……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治安警察。

那年的元旦前一天，我又一次回家休假，一进军区大院大门，就看到了大门口一旁的电线杆上贴上了大红喜字，每隔几步就张贴了这样的喜字。这些喜字显然是刚张贴好的，我顺着喜字一直走到朱革子家那个楼门口，楼门口左右各贴了喜字，我不知谁要结婚了。刚进门，正要问母亲，母亲告诉我，是朱革子要在元旦结婚。朱革子马上要结婚了，这小子居然一点消息也不给我透露，我又问母亲：新娘是谁呀？母亲说：还有谁，不就是那个王秋月吗。我心里舒了口气，朱革子这是挣扎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想想也是，现在他口吃病好了，又当上了梦寐以求的警察，在我心里他完全配得上王秋月。

朱革子的婚礼是在一家饭店举行的，我和杨卫平还有同年的战友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朱革子身穿警服站在台上，人一下子就显得很精神。王秋月穿了一身大红的衣服站在朱革子身旁，她正一脸幸福地微笑着。婚礼主持是朱革子的姐夫，木材厂的车间主任，他热烈地讲了一番花好月圆的话之后，然后安排新郎新娘讲话。先是朱革子向前迈了一步，给到场的所有人敬了个礼，然后他口齿清晰地冲新娘子王秋月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同时也感谢了到场的每位亲戚朋友。轮到王秋月讲话时，她还没开讲，台下就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那是参加他们婚礼的毛纺厂的女工们，她们一边鼓掌一边呼喊着王秋月的名字。当王秋月第一句话一出口，全场立马变得鸦雀无声，许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忘记了她当时讲的内容，但她动听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我们的脑海里。她的声音像动听的旋律，穿过了我们所有人的耳膜，听着她的声音望着台上，我觉得她的人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在婚礼的舞台上绽放。

我在整个假期，无数次地看到朱革子和王秋月出双入对，恩爱甜蜜的身影出现在军区大院里。我望着他们恩爱如初的身影，衷心地祝福着他们。

这次休假即将归队前，我突然又一次接到了杨卫平的电话，还是要为我送行，准备了酒宴。我几乎每次归队前，杨卫平都要搞一次这样的仪式。上学期间我和杨卫平关系不算紧密的，但经过几年战友的历练，我们的关系明显比其他同学更近了一层。

晚上来到杨卫平指定的酒店，发现朱革子和王秋月也来了，我前脚刚到，杨卫平带着一个女孩也到了。席间杨卫平介绍说那个女孩是他们交警支队的内勤叫赵小琴，赵小琴也当过兵，要比我们晚两年，她在部队时做的是卫生员。

那天所有人都显得很高兴，我们三个男的都喝了不少酒，先是互相说着祝福的话，到后来，我们就回忆上学时的种种趣事。还说到了朱革子送给王秋月那顶女式军帽，王秋月这才说出了实情，她就是在那会儿爱上朱革子的，她说到现在那顶军帽她还保留着。我们一起回忆着青葱岁月。

饭局结束之后，因为赵小琴的家住在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先把她送上公交车，才一起往军区大院方向走。朱革子明显喝多了，这半年来，他正春风得意，结巴的毛病被他父亲几巴掌扇好了，又娶了王秋月，他没有理由不高兴，所以就喝多了。王秋月半搀半扶着他。我和杨卫平相互搀扶着往回走，趁朱革子他们不注意，我小声地问杨卫平：今天咋把朱革子和王秋月也叫来了？这话我一进门时就想问，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杨卫平突然把我拉到路边，我们俩坐到马路牙子上，挥手让王秋月扶着朱革子先走。两人走出一定距离后，杨卫平才道：你知道吗，我这是给我自己画上一个句号。我明白他说的句号是什么意思，在朱革子没结婚前，他一直暗恋着王秋月。去年我休假时，朱革子处于人生低谷，有意回避着王秋月，杨卫平就动了再次追求王秋月的心思。杨卫平掏出烟，我们各自点燃，他看着明明灭灭的烟头说：念想就像这烟头，吸完了就熄了。我扶着他的肩膀说：那个赵小琴不错，她当过兵，现在又和你在一个单位，你们一定有许多共同语言。杨卫平听了我的话，突然大哭起来，不可遏制的样子。我没有理他，我知道，杨卫平正把自己的暗恋埋葬。果然，过了一会儿，杨卫平把烟掐灭在马路牙子上，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说：走，咱们该回家了。一路无话，我和杨卫平肩并肩地向军区大院走去。

六

我调到军区机关那一年，朱革子的儿子都三岁了。也是那一年，朱局长退休了。朱革子自从结婚起一直住在家里，姐姐朱革静和木材厂的车间主任早几年就结婚了，搬出去另过日子了。

我每天早晨上班时，经常能看到朱革子牵着儿子的手向院内的幼儿园走去，这是军区子弟幼儿园，在大院东侧的一个角落里。我和朱革子就是在这个幼儿园里长大的，记得刚上幼儿园时，朱革子刚脱下开裆裤，想上厕所又不敢向老师报告，经常把尿撒在裤子里，然后老师就给朱革子母亲打电话，过了半晌，又是半晌，朱革子母亲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进来。老师早已把朱革子尿湿的裤子脱下来，朱革子便半裸着身子蹲在墙角，想哭又不敢的样子，被他母亲扯起胳膊向家走去。我们透过窗子看见他母亲数落他，说到生气处，还拍了几掌他的后背，朱革子嘹亮的哭声便传递过来。我怀疑朱革子就是那会落下的病根才结巴的。朱革子尿裤子，从小班一直持续到中班，他才改掉这个毛病，知道上厕所要请假。每次请假他都小心地站起来，怯懦着声音道：老老师，我我要上厕所。然后他就弯着腰夹着腿，扭捏地走出去。

现在那个幼儿园还在，只是门窗似乎换了。朱革子牵着儿子的手走在前面，王秋月跟在后面，一家三口幸福地向幼儿园走去。此时的朱革子一丝不苟地穿着警服，挺胸抬头地牵着儿子的手，儿子就左顾右盼地看街景，我发现朱革子的儿子眼睛很亮，五官长得像王秋月。

王秋月已经到市电台上班了，是名交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两年前她参加了市里组织的主持人大赛，一举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不久便被市电台挖了过去。那会儿交通台刚成立，正四处搜罗人才。我们经常在广播里听到王秋月悦耳动听的声音，有时报路况，有时和另外一名男主持人在广播里谈天说地讲笑话，她现在是最受听众喜欢的主持人之一。生完孩子的王秋月似乎一下子长开了，她比以前更漂亮更有女人味了，一眼望去便是颇有姿色的少妇。

朱革子、杨卫平我们这些发小经常聚会，朱革子每次都会晚到，经常带着一股凉风走进包间，先坐下，然后又欠起身子把腰间的枪掏出来，重重地放到桌子上。我们把目光投到他那把枪上，每每这时，他都用手护住枪，低调地冲我们笑一笑道：有了枪才有平安。他这么说，我们也笑一笑。朱革子现在很自律，从来不多喝，每次吃饭，只倒一杯啤酒在自己眼前，饭局结束时他才把那杯酒一饮而尽，于是人就显得很清醒的样子。有时我们喝多了，他会扶着我们往回走。不时地把腰间的枪碰到我们身上，硬硬的。杨卫平就说着酒劲道：操，你天天带着个家伙，是不是睡觉也搂着？朱革子不说什么，只是笑一笑，很满足很幸福的样子。

有时我们饭才吃到一半，朱革子接到电话有出警任务，又抓起枪，急三火四地走了。我们望着朱革子出门的背影，杨卫平就举起杯子喝口酒说：发现没有，朱革子自从当上警察后，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笑笑，我知道朱革子从小就喜欢警察，一直梦想着做一名警察。小时候做游戏时，他总想当警察抓坏人，有一次，高年级的翟天虎和我们一起做游戏，高年级的同学做游戏总是花样百出，翟天虎那天分派朱革子做小偷，我们做警察，翟天虎瞅着朱革子说：你一看就不是好人。小时候的朱革子长得的确有些奇怪，脑袋是长方形的，头发还杂草丛生的样子。朱革子一听让自己做小偷立马咧开嘴大哭起来，我们好奇，他说话结巴，可哭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流畅而又嘹亮，闭着眼睛咧着嘴，让哭声传到每个角落。杨卫平抓了一把草塞到他咧开的嘴里，哭声才戛然而止。

杨卫平也已经结婚了，婚后的生活也很幸福和谐的样子。但只要一提起王秋月，他的表情就复杂起来。有一次，我们喝完酒趔趄着向军区大院走去，他突然拉住我说：我总觉得王秋月嫁给朱革子亏了。我有些惊怔地望他，他看出了我的意思，忙摇头说：我心里早没王秋月了，你可别乱想。作为同学战友，我替王秋月亏得慌。我拉过杨卫平在路边坐下，叹口气说：朱革子这人不错，现在是警察了，穿上警服人也是很精神的。

杨卫平吐了口水说：他不配王秋月。

当初王秋月和朱革子好上时，我也有些吃惊，难道就是因为当年朱革子送给她那顶军帽吗？后来过了几年，我觉得爱情这东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朱革子和王秋月的爱情就是个例子，人们都觉得朱革子配不上王秋月，可人家又很幸福，感情这东西说不清楚。

杨卫平一提起王秋月便耿耿于怀，我明白杨卫平这小子心里的结还没有完全解开，就是因为他当年追求过王秋月。过年过节我们一起再聚会时，王秋月有时也会参加，她似乎早就忘了我们当年给她打电话闲聊的事了，总是大大方方有说有笑的。凡是有王秋月参加的聚会，我们说话都很少，想方设法让王秋月多说话，因为她的声音和收音机里的声音又不一样，更加悦耳动听。后来我们想出一个让王秋月多说话的游戏，她说三十秒话，我们喝一杯酒。我们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个游戏，每次杨卫平都会喝醉。在众人搀扶下东倒西歪地往回走，一边走还一边笑着，脸上洋溢着无边的快乐。

朱革子的父亲那个光头朱局长突然在一天夜里被送到了医院，那天晚上救护车开到楼下时，我们许多人都看到了，医护人员和朱革子七手八脚地把他父亲抬上了救护车。朱局长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并不稀奇，隔三岔五地就会来这么一出。救护车走后，各家各户便熄灯睡觉了，一切归于平静，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们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朱局长昨晚去世了。原因还是脑袋里那块弹片，那块在朱局长脑袋里潜伏多年的弹片，刺破了他脑袋里的血管……

朱局长的追悼会很隆重，军区首长都参加了，悼词是后勤部长念的，我们作为朱革子同学也参加了他父亲的追悼会。后勤部长在悼词中细数着朱局长的履历，我们都惊呆了，他十三岁就参加了革命，在冀中打过游击，抗美援朝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他头部的弹片就是在那次战役中留下的。朱革子的母亲在朱革子和王秋月的搀扶下站到朱局长遗体前。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朱局长遗像，遗像中的朱局长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此时照片中朱局长的头一点也不大。我再望朱革子时，他身穿警服、臂戴黑纱。当后勤部长致完悼词，我们排着队向朱局长遗体告别时，突然听到朱革子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爸，爸呀……他几乎欲扑到父亲的遗体上，被我们抱住，朱革子已经哭成了一团。

平时我们觉得朱革子和父亲的感情一般，从小他一直记恨自己是因为父亲才学成了结巴，虽然，他被父亲打了几个耳光治好了结巴，顺利地加入警察队伍，但每次我们在院里看到朱局长站在凉亭边晾晒他的脑袋时，朱革子总会把头别过去，不想多看父亲一眼。从小到大我们欣赏朱局长晒那颗大脑袋，觉得那是军区大院里的一景，每次都心生愉快。唯有朱革子总会把脸沉下来，别过头去，装作没看见一样。从我们记事起，朱局长就一直是局长，在职位上从来没动过窝，而我们的父亲从师职到军职，隔几年总会升一级。我们放学在军区大院内那片小树林里，每次谈到自己的父亲时都心生骄傲，每每这时，朱革子就会悄悄溜走。

朱局长去世后，父亲的心情也很沉重，在饭桌上没吃几口饭便放下筷子，然后他就说起了朱局长。父亲是朱局长的老战友，他们当年打游击时就在一起，还说到上甘岭上那块弹片，朱局长是中了弹片之后才变得结巴的，父亲叹着气说：老朱脑子的神经被弹片切断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是第一次这么述说朱局长。我想起小时候，尾随在朱局长身后学他结巴说话，那一次，父亲迎面走过来，在孩子群里把我抓出来，狠狠地踢了我两脚。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尾随在朱局长身后，取笑他说话。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朱局长脑袋里的弹片，不仅疼在朱局长身上，也疼在父亲的心里。

朱局长去世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能看见朱革子臂戴黑纱神情严肃的样子。过了好久，黑纱才从朱革子的手臂上消失。不知为什么，朱革子似乎比以前成熟了。他走在院里时，经常把目光投向那个凉亭，那是他父亲退休后经常去的地方，一些人在凉亭里下棋，他父亲则站在凉亭外太阳照得见的地方晒着脑袋。我看到朱革子还会经常在凉亭里驻足，这儿摸摸那儿看看。每次看到朱革子这样，我心里都会沉重几分。

七

我们这拨同学中，开始陆续有人拥有私家车了。杨卫平买了车不久，有一个周末他打电话约我去钓鱼，说渔具已经准备好了，我只能下楼，坐上了杨卫平的车。车是新的，散发着刚出厂的气味，车内收音机调到当地的交通台，一阵音乐之后，王秋月的声音便出现了。她先是播报路况，然后和另外一个男主持人谈天说地，他们的话题是吃鱼，从小时候对吃鱼的记忆，到现在市场买的鱼，还有水库鱼。杨卫平不动声色，全神贯注地听着交通广播。我理解杨卫平，便没有打扰他，把目光投向了车窗外，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景色向车后退去。杨卫平把车开到一个水库旁，我看到了漫无边际的水库，王秋月这档节目也下线了。我望着兴致勃勃向水库旁走去的杨卫平，突然明白了什么。

从那以后，我又坐了几次杨卫平的车，车内收音机自然还是锁定在交通台，王秋月动听的声音便充满了耳膜。说心里话，王秋月的声音的确很美妙，就连她的叹息都充满了韵律。只要王秋月的声音出现在收音机里，杨卫平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有时我连喊他几声他也听不到，脸上的表情随着王秋月的声音起伏变化着。

有一次，我和杨卫平聚会完，往回走，就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侧过头望着我，我说：这样挺好的。他问：什么挺好的？我没继续说下去，只是冲他心照不宣地笑一笑，他似乎读懂了我的笑容，沉默片刻，叹口气说：人活到最后其实活的是精神。杨卫平说这话时，我们已经到了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再往前一步，就跨入中年人的门槛了。快到中年的我们，人生就多了许多感悟。

朱革子一家仍然和他母亲住在一起，父亲去世，母亲需要人陪。我经常能看到朱革子匆匆从楼上走下来，手里提着儿子沉重的书包，到楼下自行车棚里推出自行车，把儿子的书包挎到自己的肩上，先是一偏腿跨上自行车，儿子在后面一蹿就坐到了后座上，朱革子躬起身子便带着儿子出发了。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是朱革子的既定项目。还是我们当年上学的八一中学，出军区大门向左拐，过两个红绿灯再右拐，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我们当年上学时，家长从来没送过我们，哥哥姐姐第一天把我们带到学校之后，我们便自己上学了，每天早晨站到楼下呼朋唤友地向学校走去。我因为和朱革子住在同一栋楼，我们一起去上学的次数最多。现在是独生子女了，一下子就娇贵起来，有的开车送孩子，最差的也是自行车。

朱革子半年前买了一辆车，车是红色的很扎眼，他咧着嘴把车开到自家楼下。许多人凑过来看热闹，围着他那辆大红轿车品头论足。众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他不该买红色，红色适合女人，不适合他，况且他的身份还是名警察，一点也不阳刚。朱革子不说话，一味地笑，从车里拿出鸡毛掸子小心地掸着车。我看到他买的那辆车的第一眼，就明白他是为王秋月买的。果然，他上班还是骑着自行车，驮着儿子上学，不久之后，王秋月才光鲜地从楼门里走出来，款款地打开车门，缓缓地把车开出去。

朱革子冲我解释过：秋月在电台上班，她是公众人物，我单位有车，每天上街执勤开自己的车也不好。朱革子几乎把王秋月视为掌上明珠，自从结婚后，他就没让王秋月干过粗活儿，就是每天吃的菜都是朱革子下班后去菜市场买回来，低调地提在手上，一脸幸福地往家走。因为王秋月在电台上班的缘故，她在院里同龄女人中打扮得也是最光鲜的一个，孩子接送由朱革子完成，她只负责光鲜地上班，在电台里说话，人就显得很年轻。朱革子有一次在聚会上喝多了酒，满脸通红地说：我现在很幸福，家里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次我们才理解，敢情他一直把王秋月当成掌上明珠了。

王秋月是幸福的。当初我们许多同学都认为王秋月嫁给朱革子亏了，不仅亏了，还亏大发了。有人甚至说出那句很难听的话：鲜花插到了牛粪上。朱革子用一系列事实证明，他们的爱情是幸福完美的。就连耿耿于怀的杨卫平都在酒后拍着朱革子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革子，你真行，我不如你。朱革子每每这时也不多话，只咧开嘴笑。一切幸福在不言中。

谁也没料到，朱革子却发生了那次意外。他在执勤时，发现了一个公安部通缉的逃犯。朱革子自然要去追赶，结果在一条死胡同里，和无路可逃的逃犯发生了搏斗，逃犯用一块砖头砸在朱革子的脑袋上。当支援的警察赶来时，朱革子早已晕死在了现场。

医生最初给朱革子的诊断是脑出血，朱革子晕死在医院，要做一次大手术，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件大事，我和杨卫平等人赶到医院时，王秋月和朱革子的母亲已经守候在手术室门外了。此时的王秋月已经哭成了泪人，朱革子的母亲没哭，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她两眼一直盯着手术室的门。我们知道，朱革子的母亲是医生出身，一定见过大世面。她见我们赶来，还欠了欠身子，我们忙把她安抚在椅子上，默然地立在她的身旁。她清了清嗓子，似乎在安慰我们，又似乎是在说给王秋月听：革子爸在朝鲜受伤时，是我给他做的手术，从脑子里拔出十三块弹片，剩下那块弹片扎得太深，我没能拨出来。我们肃穆地望着眼前这位刚强的老太太。王秋月就梨花带雨哽着声音说：朱革子万一有啥好歹，我们娘俩可怎么办？老太太用一只手捉住王秋月的手，冷静地说了句：还有我呢。婆婆的话让王秋月止住了声音。

朱革子的开颅手术完成了，可一连三天朱革子都没苏醒过来。医生又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朱革子因为伤势太重，十有八九要变成植物人。这条消息无疑是一颗炸弹。

我们再见到朱革子时，他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头上缠着纱布，我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母亲坐在病床一侧，一直握着儿子的手，王秋月带着他们的儿子站在一旁，眼睛早已红肿得不成样子，他们的儿子躲到母亲身后，想看又不敢看。来之前，我们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可看到眼前的场面，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经常隔三岔五地去看朱革子。每次走到朱革子的病房门前时，都能听到王秋月在朗读报纸，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动听，就像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在病房里播报新闻。我们走进病房时，王秋月才会抬起眼睛，停止读报纸，情绪低落地招待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朱革子母亲的主意，朱革子以前在家里说过无数次，王秋月的声音好听，有时还会让王秋月给自己读上一段报纸听。每次听完，朱革子都会揉着自己的耳朵说：我这一对耳朵有福了。他们私下里说的悄悄话，朱革子又是如何欲仙欲死，我们便不得而知了。朱革子为此还专门买了一部小半导体收音机，没事就揣在兜里，频道自然是交通台。他在家没听够媳妇说话，上了班还要听。

后来王秋月不仅给朱革子读报纸了，还读公安局的通报，那个逃犯如何被抓住的，还有分局对朱革子的事迹的表彰，他立功受奖的通报。有一次，我来到朱革子病房门外，正听到王秋月对朱革子的哭诉：革子，你醒醒吧，你醒不过来，我和大壮该怎么办呢？还有妈，她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你不是说过把我当成女儿吗？革子，你醒不过来，我和大壮靠谁呀……大壮就是他们的儿子。王秋月说到这儿就哀哀地哭成一片了。我立在病房门口，心里也跟着湿了一片。

记得是半年后吧，在这期间，我们这些同学去了无数次，后来考虑到王秋月的身体，我们轮流看护朱革子，让王秋月能够歇一歇。我突然接到杨卫平的电话，他在电话那端变音变调地说：朱革子醒了。我赶到医院时，朱革子果然醒了，医生已经把他身上的一些管子撤走了，他的两只手左右被他母亲和王秋月这两个女人死死地抓着，立在他面前的所有人都喜极而泣。他不解地望着母亲和王秋月，又望望我们，疑惑地说：你们哭什么，我怎么了？后来朱革子说，自己做了一个挺长的梦，梦见自己一直在收听交通台王秋月主持的节目，他听着听着就醒了。

医生都说朱革子能够醒来是个奇迹，我们知道这是爱的力量。

两个月后，朱革子出院了，他在医院里待满八个月后，终于恢复了正常人的样子。他穿着警服第一天去上班时，我们这些同学，还有分局的一些领导和同事都站在楼下迎接他。他穿着警服从楼门里走出来，显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先是冲我们敬了个礼，然后腼腆地说：不不用，这这么弄，我我都不好意思了。

朱革子恢复了正常，但我们却发现他治好多年的口吃的毛病又回来了。我们经常在院里见到送孩子或提着菜回来的朱革子，然后我们就会聊上几句，他结巴着说：快快去上班吧，不不然就迟迟到了……我们笑着，朱革子又是以前的朱革子了。

他们一家过得依然幸福，朱革子学会了遛弯，一手举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的是交通台广播，王秋月的声音行云流水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依然是那么悦耳动听。

作者简介

石钟山，作家，编剧，影视制作人。著有长篇小说《天下兄弟》《遍地鬼子》《男人的天堂》《向爱而生》等三十余部，文集五十余种，共计一千四百余万字。另有影视作品三十余部，共计一千余集。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