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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新乡土三书的日常入史与艺术升级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 白浩  2021年01月19日16:32

内容提要:罗伟章的新乡土三书,引琐碎日常细节来构筑新的乡土史,将生活的经验容量、人物的情感容量、叙述的情绪容量,以及智慧容量融为一炉。神俗一体的题材,雅俗共赏的故事,妖神人复合叙事的难度,历史与现实的容量与张力,这些使得《寂静史》不光具有罗伟章个人创作的成熟意义,也显示出当代中国小说艺术升级的成熟意义。

关键词:罗伟章 新乡土三书 《寂静史》

在城市化浪潮中,乡村从生活经验到价值意义都日益被淡忘,执着于探究和书写乡土的罗伟章,在当前文坛也就更为打眼。相对于以前的《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和《大河之舞》,《声音史》《世事如常》和《寂静史》,是罗伟章对于乡土世界的“新三书”,这三部作品,具有直抵新世纪现场及新乡土经验的鲜活与沉厚,从微观个体世界新经验的俯察到“史”的意义的深挖,蕴藏的不只是罗伟章的个人蜕变,也隐含着对于当下文坛精品开掘与艺术升级的可能性探索。

一、 一步一景与移步换景——日常的诗意

新乡土三书,是对新世纪乡村现实的咏叹调,而首先打动我们的,是琐碎日常中的诗意。个体日常经验自然琐碎,却又蕴含着穿透和超越日常的力量。《声音史》①以杨浪的天赋异禀聆听一个村庄,他能从声音里听出寂静,也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每捕捉到一种声音,他都在脑子里存放着,怕声音发霉,每过些日子,他都翻出来晒一下。风热雨冷,花开叶落,那是四季的声音;锅碗瓢盆,鸡鸣牛哞,那是生活的声音……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这些声音柔软绵长,将今朝和往昔,天衣无缝地接续起来。声音书写着村庄的历史。声音消失,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消失。杨浪用他的耳朵和嘴唇,把村庄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那些远离村庄渐次老去的人们,能循着他的声音,找到回家的路。在这部小说里,声音抽象而具体,是一种气味,一种叙述语调,同时也是展开小说的关节和枢纽。借由杨浪的视角,罗伟章表达的不仅仅是对某一“村落/聚落”的简单叹惋,更指向其背后所代表维系的独有文化。这两者对于后现代框架下情感日渐疏离的人们,显得是如此的珍贵。在这样一种基调下,小说呈现出“古今”隔空对望相谈的可能,“时间”一词在此有了厚重丰盈的质感。由此,作品完成了对土地―这一人类内心深处的力量之源―的饱含深情的吟咏和“祭奠式”书写,呈现出对乡土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困惑与复杂性思考②。正因此,雷达在评论这部小说时给予了深情赞美,认为其是“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并因其“深刻和广涵”,“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隐喻的、象征的世界”③。

《世事如常》④干脆就是满篇日常细节,无核心情节贯穿全篇,亦无开端高潮结局之类的“小说范式”,只是小镇上的群像和杂事,无惊天动地声,无惊世骇俗情,整个就是日常而已,鸡零狗碎而已,如此自不免絮叨。絮叨的叙事却让人忘记了絮叨,乃因为作者对于每个小人物、小事件的精彩掌控与领悟,构成了清明上河图式的民俗风情图。作品中有五行八作、襟襟绊绊,堪称城乡结合部小镇生活全书。人性浏览图,合起来的烦恼群像也如浮士德式的精神求索图。“我”的人生浮沉微不足道,但旺盛的生命力总领全篇,它有时表现为旺盛的情欲,有时表现为灰色颓废的感叹,而这感叹来自于对世事人情潜思默察的执着与感悟,其生机蓬勃盎有兴味带来了叙述的波折动人,带来了语言的机锋和意趣。小说一步一景的功力,已不需情节带动(固然它还是有情节的),细节的饱满让人忘了路之远近。

要完成这样的表达,除语言功力,还需要容量,或者说更需要容量:生活的经验容量、人物的情感容量、叙述的情绪容量——这些表皮之下,是智慧容量。比如介绍李兴的胖儿餐厅:“李兴不胖,是个瘦子。他把餐厅取成这个名字,是跟自己幽默一下。他是那种喜欢说反话的人,他把说反话当成了幽默,不知道这是最低级的幽默。不过他在我面前不那样幽默。他对我总是很尊敬的样子。被尊敬是相当无趣的事,我的观点是,你要是不想跟谁交往,但出于某种原因,又不得不交往的话,就下死劲儿去尊敬他,直到把他憋死为止。”短短一小段,精练地介绍人(李兴)、物(胖儿餐厅)、事(低级幽默),人物身份、性格特征,又语含机趣,富有韵味,耐得咀嚼。前面的介绍已经暗含相关交往细节的故事性想象,后面果然交往富有戏剧性,爱读书的李兴把我“天然地当成了导师”,“有好几次,我去他那里吃饭,他都想坐下来跟我讨论,可是我没有兴趣;我越没兴趣他越尊敬我,举手投足极其谦卑。老实说,他的谦卑让我感动,同时也让我空”⑤。

又比如说到男女关系:“一旦成为女人,男人就成了她们篮子里的一棵莴笋,掰掉哪些,留下哪些,都由她们说了算……我现在就是她手里的那块面,她嫌这块面太细瘦,要把我弄成球的形状。”⑥语言自然轻巧,形象生动又奇正相合,读来有麻酥酥的痛感与喜感。

作者对于日常细节的表达力的提升,既是悲悯察世,又是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这种升级延续到中篇《寂静史》⑦,开篇就到处是细节的精彩。

她边舀昨夜煮好的猪食,边骂那只养了半年却不到五十斤重的家伙:还好意思叫,还好意思发气,屙泡尿各人照照,还不晓得羞死!

乌鸫善学同类的叫声,还会学人说话,这时候它说的是:“还不起床!还不起床!”谢翠芬笑了一下,回身走进里屋,将苞谷壳一阵扒拉,唤醒了女儿。

谢翠芬对“不争气的猪”的责备羞臊,面对鸟叫起床的羞涩,处处都情趣盎然。对物作者信奉万物有灵;对人,则是表现出劳作与生存的情趣。

能当背二哥的人,都是命好的人,他们有体力,累得吐血,吐出的血把路边一丛野草淹死,也只是抓把干净草,将嘴巴揩了,又接着上路。

在对原始生存哲学的展示中,对最受苦最卖大力的人,作者逻辑一倒转,就将其变成了“能当背二哥的人,都是命好的人”,就成了生命力的苦涩赞颂。这里有原始的幽默,有含笑的泪,有带着诅咒的赞赏与温馨,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情感和认知,“劳动人民”的哲学。

多数人身上没那么多血,更没胆量吐那么多血,便只能守在老地方,脚下无路,就四肢并用。因这缘故,峡谷地区的男女,胳膊都较常人长一大截,包括林安平,也包括她母亲谢翠芬。

从这里就由虚转实,由玄转实证。

语言本身的张力、细节本身的张力支撑着文章有条不紊的气度,既有静气又有大气,俨然见“古今多少事,都付向笑谈中”的沧桑与宁静。

二、汇神俗、雅俗于一炉的复合叙事

细节带来绚丽,但毕竟是碎银,它们需要积攒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构成立体空间,才能形成攻坚利器,才为大器,才是大票。细节为花,思想为根,那故事与结构就是枝干。罗伟章所写的还是小说,因此,讲故事才是正经本行。本文就《寂静史》谈谈作家怎样融合了多种故事原型,使小说好读,吸引人。

小说是夺宝探险、寻幽访古的故事模式。这是好莱坞经典模式,典型如《木乃伊》《古墓丽影》《夺宝奇兵》,都是一拍再拍的经典系列,可见其好看、吸引人的程度已经让人不厌其烦。故事的首要出发点是欲望驱动,这就是对凡人俗世最为亲和的元素,“跟林安平接触,我是带着功利的,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是受命去为县里旅游资源开发而效力的,“我接到的任务很明确,既要搜集原生文化,更要学会制造文化”。故事开篇就肩负着荒诞的解构和颠覆矛盾的责任,将神秘神圣的文化与功利低俗的经济政绩结合。头儿神谕一般的指示“世上最富想象力的职业,不是艺术,是政治”,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新的启蒙,由此理念出发,故事的叙事空间就拉得很宽阔。接着故事很快改变走向,变成了精神的游历,俗人忍不住被激发了被压抑的圣洁。带着功利目的的寻宝探险,小说由此进入历史与神话的幽深之处,感慨于人神的伟大崇高与欲望纠缠,中间不乏肉体凡胎们经历小混乱而带来的插科打诨。这和传统的由神圣到堕落的叙事轨迹反其道而行之,既新鲜别致又意味深长。“我”的初访引出故事缘起——“寻文化与造文化”,而重心落在林安平自述话语中的“妖”成长史,这是第一篇章,“埋线”。继而第二篇章“上坟”,从传说中的神回归到眼前真实的神人混合体,现实中的矛盾体林安平,经两代女祭司(牟斋姑与林安平)相互印证,终于“成神”,蜕变为祭司,这算是上升和矛盾激化。继而第三篇章,再次变形,回到现实,被打回原形,“不准成神!”希望破灭。林安平女儿身份的暧昧引出对“神”的质疑,回到原来(单位、家庭)生活圈的“我”被拉回原有的落魄放诞的文人轨迹。借女祭司故事而暂时得到精神拯救的“我”重回现实的祛魅轨道,而“我”与女祭司的神交也被世俗污蔑为身交。终章,经过“认祖”的拯救挣扎,到最终“我”被官方放弃,归于幻灭沉寂。当然,这里林安平的认祖仍算是升华,彻底下降的是“我”,这就是小说真正的主题,双方缘尽,归于共同的幻灭沉寂。这与“夺宝奇遇记”中的好人最终全身而退并顺便发了点小财甚至抱得美人归截然不同,小说最终回到了现实的严肃质问和反讽。

林安平作为祭司的特殊人物属性,带来通神的技能与经历,也带动打破现实逻辑的故事,展开《浮士德》式的神游古今,也近乎《聊斋志异》式的人神穿插,自由自然,跨界融合,外延丰富,内涵深邃,尤其是“女”祭司的身份,更平添离奇怪诞的元素。不同于《浮士德》最终回归灵魂的安宁,本篇不是灵魂满足和价值充沛的安宁,而是颓废的破落与颠覆,这赋予当下中国滥俗叙事以严肃意义—“精神在物质世界面前的失措和挣扎,挣扎和受难”⑧。

林安平、我,都经历了从人到神的建构,经历了从俗世之人到精神超拔的升华,然后又被打回原型。最后似乎什么也没发生,无论对谁,都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流萤往事而已,对乡村,对县里,更是被遗忘的人事,大河依旧奔流,太阳照样升起,对于故事来说,一切回归于寂灭,生活则继续。

女祭司与林安平的故事、寻访文人“我”的故事,双线并行,构成复合叙事,极大提升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和内涵空间。复合叙事的难度在于融合,既相互独立,又融合交织,两大叙事间的自然跳转要自然,正是这种难度引发对必然性的怀疑。而小说正是在这方面处理得自然,通神与俗人的矛盾、精神的超拔性与肉身生存的现实性的矛盾,推动情节转换具有生活逻辑的必需与必然性,情感真实,毫不牵强。

神俗一体的题材,雅俗共赏的故事,妖神人复合叙事的难度,历史与现实的容量与张力,好看又深邃,这种充盈的现代性品质,使得《寂静史》不光具有罗伟章个人写作趋于成熟的意义,也具有了当代中国小说在艺术升级上趋于成熟的某种代表意义。

三、历史积淀

《寂静史》具有深厚的生活积淀,扎实的历史文化挖掘,由此生成深邃的主题意蕴。这是小说往下深扎的根。对小说而言,主题挖掘既是支撑故事的“根”,也是结果性的和升华性的果实。《寂静史》的叶茂离不开文化的根深。

小说许多细节已见文化底蕴。“这里的男人,累起来像牲口,一闲,就扭住女人不放,不是想女人,就是睡女人,不是睡女人,就是打女人。”这既是民俗的描述,又是民风的穿透性归纳,更是写出时间、空间的沧桑感。

寂静,有色即是空式的东方幻灭,祭司家族(林安平、牟斋姑、肖道长)的沦落,“我”(现世文人、落拓失意)忧愤混世,最终归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式的幻灭。

从《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来看,罗伟章要构筑乡土之史的野心是一直存在的,但《声音史》《寂静史》明目张胆地打出“史”的招牌来。《声音史》尚可说,万千声音从嘹亮到喑哑,一个村庄从生成到寂灭,本身就具有“史”的品性,而《寂静史》,一个祭司的风流野史,半个落魄小文人的糊涂片段,竟可为“史”?何况是高度抽象的、玄学的,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之史,这是何等的野心展露,这么个生活片段,真能四两拨千斤,支撑起“寂静”之“史”?

单就林安平的生活来说是只记录了半生,显得单薄了,真要能撑住“寂静”之“史”,那需要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

因此,从意蕴的丰富性要求来说,小说的另一半,“我”,就至关重要了,他绝不单只是一个叙述人,他本身就是一个主人公,这里的关键就在“我”的荒诞意味。“我”的故事才是寻常巷陌事,才具普遍性。但“我”这样的故事单讲,毕竟太俗滥。林安平的故事单讲,也就是猎奇而已。所以,林安平——我,这个二人模型,是相得益彰。

当祭司的故事转向现实之后,肩负“上命”的“我”浮沉之后,此前作为判官者和见证人的“何先文”就被转正为主角了,小说的视点悄然发生转移。

一神一俗,一出世一入世,一变一常,在叙事效应上,产生距离感、时间空间的延宕感滋长“史”的张力;在叙事结构上,小说又是相互提点,牵引粘连自然,具有戏剧效应;而在精神文化上,其更是画龙点睛。

回头看来,小说叙述节奏上,前面低缓厚重,后面浮躁快进,正是情节与情绪的需要,前面是神奇和灵性的世界,故而是以一当十,灵悟幽深,后面是庸俗低俗,故而是“且去填词”的庸脂俗粉。如此布局,是有匠心的。

注释:

①罗伟章:《声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

②参见Dubesor《杂感——评〈声音史〉》,《豆瓣读书》2019年2月21日。

③雷达:《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④罗伟章:《世事如常》,《红岩》2015年第2期。

⑤⑥罗伟章:《世事如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9、47页。

⑦罗伟章:《寂静史》,《钟山》2018年第6期。

⑧罗伟章:《是什么让好作品如此难得——一个编辑眼里的当下小说》,《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