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让中国电影市场停摆长达180余天。7月20日，电影院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作为振奋市场的重要档期，2020年国庆档拿下39.52亿元票房，成为同档期影史第二，并使得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超越北美市场位居全球首位。年末的贺岁档，不仅影片类型多样且云集了多部重量级作品，助力年度电影票房向200亿发起冲击。然而，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影业因疫情遭受重创并且面临着电影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国电影必须砥砺前行，化危为机，花大力气夯实“新基建”、补齐各种短板以避免“木桶效应”，并致力解决电影发展内生性动力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

夯实“新基建”：好作品是唯一的方法论

经此一“疫”，中国电影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得以更为显著的凸显。在国际形势和电影产业都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夯实中国电影的“新基建”迫在眉睫。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当下的“新基建”要从过去重视影院和银幕的建设，转向做大、做强制片业，不断推出优质作品。回顾2020年度电影可以发现，“重工业电影”升级迭代，新主流电影双重价值凸显，“港味”美学韵味浓厚，还有诸多影片对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切回应，但其中隐藏的问题与矛盾也不容忽视。

1.“重工业电影”的战略升级

整个电影产业的提质增效，离不开电影的工业化。而“重工业电影”不仅是电影工业化的必由路径，同时也是产业逻辑和资本逻辑下的战略诉求。近年来，中国电影从过去单方面地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而更多地转向自主摸索和拓展，发展态势已经在由一味追求“速度”和“产品”转向了对“质量”和“品牌”的投入。

《八佰》作为全球第三部、亚洲首部全IMAX摄影机拍摄的影片，是影院复工后的第一部重工业电影，打响了电影院复工的第一枪。该片为了真实还原上世纪30年代和抗日战场的历史细节，主创团队在苏州设计搭建了占地两百亩、拥有68栋建筑的实景，甚至重新开挖了一条长达200米的“苏州河”，另在上海青浦利用五六百亩地，再造了一个四行仓库。正是这样的工业化操作，再加上CG技术的辅助，影片才得以复原苏州河南岸歌舞升平、北岸宛如地狱的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战争期间的炮火硝烟，进而让观众沉浸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之中。

贺岁档上映的《紧急救援》同样是一部“重工业电影”，该片与导演林超贤前两部电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主题和风格一致，使电影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品牌”标识。在具体的工业实践上，影片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剧组购买了一架真的空客飞机，力求细节上精确，并邀请到了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的John Frazier进行现场特效指导，还借用了拍摄《泰坦尼克号》所用的水上影棚，实景拍摄海中救援情景。

此外，《姜子牙》也拓展了动画电影的“重工业”之维。影片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学，并接续《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神话人物体系。在3D技术的辅助下，片中所建构的神话世界也得到了美轮美奂的展现，是中国动画电影的又一标志性作品。

“重工业电影”的战略升级体现了中国电影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以及与世界电影工业接轨的速度。还可以看到的是，“重工业电影”并没有模仿好莱坞，而是充分开掘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资源，呈现出了独特的工业美学气质。

2.新主流电影的双重价值

2020年是特殊的，除了疫情带来的冲击，这一年还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自上世纪50年代起，用电影献礼便成为记录重大历史时刻和事件的常用形式，今年亦有《夺冠》《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紧急救援》等代表影片。作为新主流电影，以上作品不仅得到了主流市场的认可和欢迎，又鲜明地体现了主流价值观，实现了主流市场和主流价值的融合。

新主流电影的成功，离不开政府资源的支持和规范的商业运作，更与内容表达密切相关。综合今年的新主流电影来看，它们首先都寻找到了人物可信的个性化动机。以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家乡》为例，影片的5个故事都找到了与观众达成共鸣、共情的连接点。《北京好人》通过张北京透视的是全民的医保普及；《天上掉下个UFO》则在讲述黄大宝潜心发明各类稀奇事物时，激发对乡村发展的思考；《最后一课》以帮助乡村教师老范恢复记忆来窥探乡村的多维振兴；《回乡之路》借乔树林致敬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无名英雄们；《神笔马亮》以马亮在家庭和事业中的奔波，来反映精准扶贫事业里的苦与乐。

在具体表现上，新主流影片必须着力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让价值观的表达得以落地。影片《夺冠》在表现“女排精神”时，从郎平的运动生涯和日常生活切入，呈现了这一人物因为排球所经历的阻碍、危机、挣扎与成长，再辅以紧张激烈的赛事，让观众得以看到特殊年代里，以郎平为代表的女排队员，是如何艰辛地为国家、民族赢得荣誉。

与此同时，新主流电影商业性和主流价值观的融合，能且只能经由叙事达成，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整体的故事表达和富有感染力的台词、动作细节上。《金刚川》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最终阶段，志愿军战士是如何通过金刚川的故事。影片表现的并不是一场硝烟浓烈的大决战，但通过三段式的叙事手法将大战前的“暗流涌动”细致描摹，从不同视角反映了战士们在金刚川建桥、补桥、抵御敌机空袭的英雄壮举。影片开场，旁白“那一年，俺们都才十七八岁，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通过那座桥”，便道出了战争背后的辛酸。为了争取快速到达战场，一部分驻守金刚川的士兵要潜入水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人桥”让战友们快速通过，这一具有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的细节展现了志愿军的智慧和毅力。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需要注意其中的两个显著盲点。一是过于相信有形资源和有利条件的堆叠，如盛行一时的明星策略只能作为商业运营，电影的故事内核才是关键。其次是过于相信以往的成功经验，投资者和制作者只顾竞相模仿，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制作”而非“创作”，忽视创新和拓展，极易造成内卷化，极易造成与新观众的新需求脱节。

3.“港味”美学的突破与桎梏

在2020年的中国电影市场里，香港导演执导的作品是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线。陈可辛、唐季礼、许宏宇、关信辉、刘浩良、林超贤、邱礼涛等导演先后带来了《夺冠》《急先锋》《一点就到家》《热血合唱团》《除暴》《紧急救援》《拆弹专家2》等影片，港味美学浓厚，这其中有导演们的突破，也明显可见其桎梏。

动作片是香港电影的重要类型，香港导演在制作此类影片上有着丰富的经验，《紧急救援》《急先锋》《拆弹专家2》中花样迭出的动作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便足见这种类型片制作经验的运用。但过于依赖经验惯性，会产生诸多问题。唐季礼和成龙合作多年，曾创造过喜人的票房成绩，但《急先锋》却遭到滑铁卢。这其中尤为关键的一个因素，便是该片在回归经典“成龙功夫喜剧”时，却刻板地套用香港动作片的打斗、街头飙车、商场追击、美人计等几大固定模式，没能带来新的惊喜。此外，该片重动作而轻内容，未能契合主流观众群对于影片共鸣维度的需求。

从题材挖掘到表现形式的极致化，是港味美学的特点之一，《除暴》中警匪对峙的“咬死不放”、《紧急救援》里命悬一刻的救援场景、《拆弹专家2》设计的爆炸案都有着极致化的表现。然而整个华语电影市场在近几年发生了极大转向，尽管市场上依然欢迎优质港式动作片，但要寻求到更大可能的市场突破点，“港式”只能是类型的基石，故事质感和人物共鸣才是关键。虽然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和风格，但《紧急救援》相较于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 其在视听呈现与叙事层次的联系上紧密度明显要弱。

以人本为中心的港式人文理念，是港味美学的精神内核。影片《拆弹专家2》在保持极致的视听体验时，通过拆弹专家潘乘风在执行任务前后三段不同的人生经历，演绎了一个普通社会个体面对困境时从平和到偏激，再回归到善良的历程，探讨着“我是谁”和关于救赎的人伦命题。

香港导演的“北上”，为内地电影市场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片场经验和类型理念。随着合作的日益深入，“港味”美学成为影片的独特标签。但如何平衡这种美学范式与新的市场需求尤其是观众需求，仍然有不少亟待解决的新的课题。

4.重中之重：共情度和话题性

考察电影的维度可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最重要的维度则是观众的感受、认同感、认可度以及综合性的反馈。总结2020年度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与观众的共情度，以及电影包含的话题价值，是需要着重评价的两个方面。

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共情”这个概念，他认为共情是一种能深入他人的主观世界，从他人的角度体验世界的能力。电影要让观众能沉浸于其中，就必须与观众产生共情，使之进入到电影的世界里。《八佰》和《金刚川》从历史事件出发，让观众产生“历史共情”； 因疫情久居家中，观众对家乡有了新的理解，《我和我的家乡》便通过5个故事激发“家乡共情”；《一秒钟》重回特殊年代，与有着共同记忆的观众达成了“经历共情”；而《除暴》《紧急救援》《拆弹专家2》则从不同领域出发，与警察、救援人、拆弹专家碰撞出“职业共情”。

电影理论家巴赞早已先锋地指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要观照并反映现实，就必须紧扣时代议题。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一点就到家》《秀美人生》《橙妹儿的时代》便以各自的创意讲述乡村振兴和扶贫人的努力。影片还恰当地加入了代表时代发展的电商、直播、网约车、快捷支付等元素，融社会话题于剧情。《夺冠》则选择了从“女排精神”这一贯穿国人记忆近40年的话题切入，在讲述历届女排的发展和郎平的成长之余，还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变迁。

而原本观众高度期待，但最终口碑无法继续发酵的《姜子牙》便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影片代表着中国动画的工业水平，视觉特效着实精彩。但全片要表达的主题太过分散，导致无法和观众产生共鸣。

一部电影的成功，无疑要以“共同体美学”为基础，与观众的情感、思想和审美紧密联系。此外，作为社会的镜像，优秀的电影也要与时代一起议问题、论现象、共发展。

新挑战：释放电影市场内生动力

总体来看，中国电影市场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具有很强的可变性、可塑性。中国电影经济基本上只是票房经济，与以电影版权及其衍生品开发为核心的电影新经济还有很大距离。在当下疫情带来的众多不确定性因素面前，夯实“新基建”才能带来更多优质作品，释放中国电影市场的内生性动力才是走向电影强国的关键。

受疫情影响，春节档影片纷纷撤档，《囧妈》选择登陆抖音等平台，之后《肥龙过江》《源·彩虹》也相继转战网络端播出，引发了关于窗口期、传统院线方与流媒体方利益分配的争论。无独有偶，国内头部级影视公司华谊也宣布2021年制作的电影将会在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放眼全球电影行业，华纳宣布将取消院线窗口期，将旗下17部电影在院线和流媒体平台HBO Max同步上线。紧接着，迪士尼也宣布未来几年将有50部影视剧登陆Disney+。网络技术的成熟和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线上发行成为大势所趋。因此，与其排斥和抵制流媒体，不如利用互联网来赋能电影产业。但这需要全面统筹考虑，需要顶层设计的引导，需要建立起共同利益观和平衡利益观，建立更符合中国电影发展实际的、合理的“窗口期”来保障电影院利益，也通过多重网络渠道让影片的效益得到保障。这样才能充分保证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充分激发各方的创造力。

还需要看到的是，“电影+互联网”的实践也在尝试优化产业结构性问题的其他方面。受疫情的波及，传统的路演方式已不可取，《我和我的家乡》启动围城联动线上首映，受到了观众们的好评。最火热的直播也进入到电影之中，不仅主播薇娅和李佳琦在《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中有客串演出，《一点就到家》还采取了通过直播间销售电影优惠券的营销活动。短视频和纪录片对电影的宣传推广更为常见，《我和我的家乡》番外篇在抖音上线，《夺冠》等的幕后纪录片也同时期在B站上线，这些都合力助推着影片“破圈”，触达到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性别的观众。同时，也使得传统的宣传推广方式实现了迭代。

从市场的初步复苏，到火热的国庆档，再到冲刺贺岁档，可以看到，撑起市场的多是春节档留下的“存量”影片，中国电影唯有寻求到更多的“增量”，才能凭借过硬的创意、项目和人才储备来应对“后疫情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电影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之大变局”，这其中尤其需要高度关注并且有效破解两个问题。

以2020年国庆档为例，39.5亿元的票房中，《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夺冠》的占比分别是47%、35%和9%，贡献了超过九成的票房。毫无疑问，市场既要有头部影片，但也需要有中等体量的作品在不同档期投放。同时，头部影片不应该只集中在春节档、国庆档，要有更加均衡的分布。年末，既有主流观众群偏爱的视觉大片《紧急救援》和喜剧片《沐浴之王》，亦有符合中老年观众群的《一秒钟》，还有青年观众群喜欢的爱情片《如果声音不记得》、奇幻片《赤狐书生》等，不同体量和类型的影片丰富着市场。需要重点看到的是，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第一次离别》、艺术片《气球》、纪录片《棒！少年》和《掬水月在手》等也拿到了一定量的票房，由此可见，市场需要多类型的影片来满足观众多样化、个性化、精致化、分众化的观影需求。

临近岁末，贺岁档电影市场向着既定的200亿目标进行最终的冲刺，并且终于出现了人们期盼已久的走势：25、26两天单日票房都超过了2.6亿。《拆弹专家2》上映三天票房超过3亿，获得了口碑票房双丰收，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合理有序的市场不会辜负好电影的硬道理。更令人惊喜的是，2020年12月31号上映的《送你一个小红花》带来一个新的观影热潮。接下来，还有尹力导演蛰伏多年的力作《没有过不去的年》。尽管疫情时有反复，但中国电影市场好戏连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快乐和感动。疫情无情，电影有情，电影市场充满新的活力和动力。不过，在笔者看来，观影人次的指标比票房指标更重要。2016年至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观影人次分别为13.72亿、16.2亿、17.16亿、17.27亿，相应年份的银幕数分别是41179块、50776块、60079块、69787块。不难发现，从2018年开始，银幕数仍保持着稳健增长，但并没有拉动更多的观影人次。而电影产业要实现良性发展，需要银幕数、观影人次与票房的增长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因此，需要总结新的方法论来解决中国电影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次矛盾，以满足广大观众对美好电影的需求。

受疫情困扰，环球同此凉热，电影产业亦是如此。中国电影唯有继续夯实“新基建”，用优质作品来寻求“增量市场”，刺激内生动力的释放，才会在后疫情时代稳步调整和拓展，才可以在全新的大变局中把握先机，实现健康可持续高质量繁荣发展，向着2035年既定的社会主义电影强国目标砥砺前行。

中国电影一直在努力，中国电影需要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