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阎连科关于《她们》的写作，唤醒了关于乡村女性在中国文化传统当中久处不变的苦难的命运史，打捞起她们在变动不羁的社会时代之下，隐忍、压抑却富于蓬勃生命力的灵魂传记。透过《她们》，我们能够捕捉到其蛰伏于“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之中隐秘却一以贯之的精神张力，其中不仅具备了阎连科作为男性作家尊重、关注女性及女性问题的可贵品质，更饱含着他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优秀作家忠实地记录、吐露外部现实与心灵真实的赤子之情。

关键词：阎连科 《她们》 非虚构写作 女性命运 灵魂传记

一

在阎连科长达4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时常伴随着来自评论界“众声喧哗”、截然不同的反响。相对于小说出版后所面对的研讨和争论，阎连科的“非虚构”作品却往往会获得基本一致的广泛认可。他自己亦对这种“审美接受”的状况颇为费解。对于一位作家而言，他的每次写作都是重新出发，但在文本之中也一定存在着某些独特的元素贯穿始终。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阎连科的“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也必然存在着某种一以贯之的特质，这也成为他叩问内心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关键。那么，这些独属于阎连科的元素是什么呢？阎连科的虚构和“非虚构”文本，缘何会遭遇不同的“接受”的命运？

无疑，阎连科小说的写作场域或叙事背景，主要是依托于他的家乡——河南省嵩县田湖村所建立起的一片弥漫着荒寒气息的“耙耧山脉”。多年以来，在这片冷硬、孤绝的场域，他坚持以心灵真实为准则的“神实主义”，通过奇崛的想象，去描摹欲望鼓动之下人们做出的吊诡举动，发掘乡土溃败情境中人性的危机，从而，使得阎连科踏上找寻乡土写作的“第三种道路”。他的“非虚构”写作，也同样以一个忠于土地的农民视角，谦卑又羞赧地回望着生养他的故乡，凝视着他渴望和艳羡的城市景象。正因如此，他的“非虚构”文本总能打捞起被人忽视或遗忘的记忆，用素朴的文字于细微处揭开乡村与城市、欲望与文明之间深藏的裂隙。唯有他在发现北京西南四环近旁的一处近千亩的野园绿地时，不事声张地倾尽所有积蓄租下一隅房院，在他的“711号园”中开始了于自己一生而言最为奢靡的诗意人生，真诚地感悟“人间草木”里蕴藏的生命哲学。也唯有他会在《我与父辈》中写下一个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的乡村少年如何记忆着知青下乡的岁月。当他回想起整日在田头吹笛漫步的知青们，每日吃着自家只有重要节日才吃的细粮白面，村里不断地丢失的牲畜，这些都让他无法认同1980年代初中国文坛兴起的“知青文学”，因为它武断地将苦难简单地归结为某块土地的愚昧。“传统观念认为，虚构和非虚构二者必须分开。但作家不是这样写作的。小说（虚构）并非全无理智，散文（非虚构）也并非全无想象。人们也不是这样生活的。人们不会严格区分自己思想和行动中的想象和理智的成分”①。当事实与谎言并存，真实的背后往往还有不一样的真实。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阎连科写作的“神”与“实”的衔接点？我们能否通过阎连科在非虚构作品呈现出的事物的不同侧面，去领会他“虚构”文本中所蕴含的“非虚构”因子？去寻找他“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中的边界及其异质性元素？

在阎连科看来，他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位女性，以渺小却坚定的光亮铸就了阎连科实现梦想之约的火把。1975年，阎连科在大姐的床头读到了张抗抗的《分水岭》，其中讲到的作者通过写作离开北大荒的故事，使他萌发了“逃离土地”的想法。阎连科的二姐为人刚毅要强，自小也比弟弟的成绩要好。但是，在那个该做出谁去读高中决定的晚半夜，她将唯一的读书机会让给了弟弟。她对阎连科说：“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的。”②自小精通占卜算命的三婶，让阎连科顿悟原来世间真的有无法解释的“神迹”，这带给他对于真实和现实的最初启迪。高考落榜之后，阎连科参军入伍，当父亲行将离世的关口，他遇到了愿意同他完婚并支持、理解他的妻子。阎连科眼中的这些女性，她们所经受的琐碎与艰辛，彰显了乡村女性面对磨难的坚韧与智慧，但这份伟大，却是由家乡祖祖辈辈的女性不得不去面对的苦难本身及性别观念造成的“命中注定”所赋予的。

在中国，尤其在中国乡村现实中，“女人首先是人”的问题，尤为突出和刺目。直至今天，在乡村不视女性为人而被家暴是很经常的事。而且女性被家暴，还会被视为是传统文化和男性社会的恶劣之共识。

当阎连科重返时间的河流，他渐渐意识到家中女性亲眷给予他的、为家庭承担的远远不止于她们“应该”承担的，严肃艰深的理论无法解释家族中的女性在不同时代必须接受的“命运”、遭遇的惶惑与尴尬。他通过对家族女性生活的省察扎实地得出结论：女性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女性问题。他也意识到无法用描写父辈的语言去书写家乡的女性。阎连科十分清醒，深藏于中国传统文化隐形结构中的传统观念，“男权中心”意识，始终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作祟。真正的文化启蒙，永远处于行进的途中。因为，任何轻视、蔑视女性的传统心态，远远不是零星的个案。于是，《我与父辈》之后，暌违十年，阎连科终于找寻到了思索的路径与呈现的方法，他立足于中国农村女性生存的基本现实，首次提出“第三性”的概念——一种无论在何种年代，都如同赘疣一样附于女性身上、挤压着女性的生存和精神空间的“女性之他性”。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从外部现实和文化精神两个层面探讨了“第三性”带给女性的桎梏。实际上，“第三性”“女性之他性”这种提法，已经越出了女权主义、女性学、社会学的边界，而在历史主义、心理学、生物学、性学、经济学、哲学的层面，重新审视和厘定西蒙•波伏娃、西蒙娜•薇依、福克和巴特勒等人的女性研究理念，从自己熟知的女性现状出发，辨析个性化的女性存在和经验。应该说，阎连科以女性为切入点和视角，从自我开始，细密地梳理人格系统、文化素养中早已缺失的那部分，探究女性沉默状态和现实语境下，人性深处的“七年之痒”。

二

世上的浪漫莫过于童年的某种记忆，在这份记忆之中，母亲无疑给予了这份浪漫最初的温柔。阎连科回忆自己母亲有着自成一派的言说风格，若要形容什么东西大，便是“大得和世界样”，若是形容什么东西小，她便说“小得和人心样”，仿佛人生行旅也如同组织语言的方式一般千变万化。可是在阎连科看来，母亲的命运仿佛从姥姥过早离世，祖父重组家庭将她赶出时就已经定格了。直到母亲嫁给了父亲，她的人生历程才再度启动。事实上，所谓的启动也不过是母亲获得了和大多数乡村女性一样结婚生子的机会。由于历史条件、自然灾害和生产发展的要求无形当中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使她们不仅要承担自古以来“男外女内”的“义务”，还要负担起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使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她们”成就了“他们”，支撑起了家庭，负担着“他们”无暇或时常不愿负担的部分。农村女性普遍扮演着“既女又男”的角色，这也构成了“第三性”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母亲被除虫的农药腐蚀的红肿皲裂的手掌，和水亮血红的面庞，分明诉说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绝不仅仅是灶台前没完没了的柴米油盐这样“简单”。

正如阎连科坦言，在《她们》中将母亲单列一章来写，是因为她是自己的母亲。可是又有多少农村女性能够像阎连科母亲一样有机会去北京治疗经年的劳作造成的肉瘤，到海南去看看傍晚海上的星空？她们匆匆嫁到夫家生儿育女，又急忙忙奔向生命的归途，仿佛花开花落一样平常。在中国有这样成千上万的农村女性经受着同样的磨难与艰辛，却无人过多地去发现并关注她们的世界是如何美好又凄凉的一座花园。与此同时，农村女性的婚姻也是多重生存压力之下的精神枷锁之一。乡村女性的嫁娶多数是以家庭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条件的优劣来判断的。殷实稳定的物质生活，让乡村女性自愿放弃或从未思考过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必要。在农村，适龄的青年男女也都自觉地认同着这种以极端物质化保障作为衡量标准的婚姻。

阎连科在《她们》中关于家乡姑娘婚嫁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女性对婚姻与性的盲从的某种确证。母亲在帮大伯家的孩子介绍对象时，由于家徒四壁只得从四处借来家具，换上新的被褥，又将屋子打扫得焕然一新等候相亲姑娘的到来。对方要嫁过来的嫂子“莲”，亦是在订婚后为着自家哥哥的婚事马上筹划让大伯家帮忙去偏远的家中盖瓦房。等到“莲”家的房子盖好，她的哥哥娶了新嫂子之后，她也很快地嫁到了大伯家成为了阎家的“莲嫂子”。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回想这场为了自家男孩“坑骗女性”的婚姻时，双方却都没有丝毫的受骗感。“莲嫂子”不仅坦白了自家的许多摆设也是从邻居家借来的，而且对于夫家的做法也报以爽朗的笑声：“不都这样吗？我那次进门，就看出那些家具和摆设，都是借的别人家里的，谁家能有那么富裕、要啥有啥啊。那么富裕人家为啥要娶我为妻呢？”③物质条件与环境的合谋使得母亲从“媒人”的身份转变为“媒婆”，而“莲嫂子”亦为着现实原因而乐于接受瞒骗。这一在农村家庭中被自然接受的现实背后，实则蕴藏着深层的精神缺失。农村婚姻中并非没有自由恋爱，阎连科的小姑就是乡村女性自由恋爱的“典型代表”。她是在家人的反对下“逃嫁”到“远得和天边一样”的夫家中去的。小姑的夫家虽然离得远，却也因为在深山区，有机会种下更多的粮食。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小姑和姑父走上一天的路程，在半夜将粮食送往娘家时，家中的所有人都认同了小姑的选择、她的“逃嫁”是正确的。时隔几十年之后，姑父已经离开了人世，小姑的几个子女也都去到县里或城中打工，成家立业，小姑却仍然生活在那片孤绝的山头上。饥荒的日子或许再也不会到来，小姑却将为了生存而选择的“自由恋爱”永远停驻。当我们理解了《她们》中的“她们”，或许也就懂得了刘恒《狗日的粮食》中，为了粮食上演的一场场生死歌哭的瘿袋；贾平凹的《黑氏》中，人生因三个男人而如风中芦苇般无助的农妇黑氏。或许我们对阎连科在长篇小说中并置于血肉化奇观和苦难叙事的爱情隐线，就多了一份更富有温度的人生体察。也就更加清楚，无论时间如何流转，真正有担当的作家，在写作中依旧会不断地回返到土地之中，并在字里行间诉说着对人性、生存境况、精神现状的审美观照。

时间推近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阎连科来到城市，他发现衡量一场“成功”婚姻的砝码与农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城市婚姻往往关涉了门楣、收入、提干、学历等等“必要因素”，却唯独“不谈爱情”。每个人都被动又主动地沉浸在这场“交易”里，阎连科自己的相亲经历也同样在推算和被算计当中经历了多次浮沉。对城市的渴望使阎连科放弃了本来说好的一段农村姻缘，命运的巧合却让他再度偶遇昔日自己为了想要逃离土地而舍弃的对象。彼时的少女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阎连科耳畔回想起当时女孩在信中写下的：“我不会怪你阎连科，我只怪我没有好好读过书。只怪我的命不好。只怪我们都是农民，谁都想过上好日子。”仓皇之间，人类的一处“污地”收留了他，阎连科躲进不远处的公厕。在这里，阎连科并未否认自己虽然看到了时代的龃龉却不得不遵从它，他将自己内心的憎恶与艳羡、谦卑与怯懦，毫无保留地袒露给读者，诉说出一代人的怕和爱。

阎连科从女性的隐忍与默许中，体察到这种承担从根源上是不得不为生存环境和既定规约所接受的“命运”。然而，在受男权社会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中，女性常常很快被遗忘，这也是中国“最残酷、绝情，对女性犹如柔刀钝杀的文化和秩序”。在大家的默许和淡忘中，农村女性经久的生存现实渐渐演变为人生之必然，不再去思考造成这种必然背后的内在原因。这也就使得“第三性”得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继续以更多形式持续侵袭着乡村女性及女性的生存和精神空间。

三

毫无疑问，时至今日，乡村女性依旧是一个“失语”的群体。如果说，阎连科所讲述的自己母亲一辈人所担当的性别化的劳动角色、本土家庭日常生活习俗中所折射出的性别区分，是由于生存条件的艰苦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结果，那么，变动不羁的时代不仅没能扭转这种局面，反而更加轻而易举地在乡村女性的身上留下逼仄、冷峻的印记。

时代的注射器似乎没有谁再拿在手里要强行注入女人的身体内部去。但市场、金钱和欲望，这些看似自由地摆在社会文化里的现实和精神物，却又以无形之手和物性的力，让女性自己去拿起那似乎搁置的“第三性”的历史注射器，由她自己朝着自己身上注射和变异。

阎连科以切肤之感，通过对家族中不同代际女性的人生历程的观照，深刻揭示当代社会中乡村女性在精神和心理上所承受的性别之重。原本那个在穷困的年月里娴静读书的大姐，却在晚年里无处安放自己的身心，只得把不断往返于医院看病作为晚年唯一的消遣。大姐由于教师编制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命运”的捉弄，被进入“体制内”的念头彻底缠住，她生活的意义也自此被悬置起来。三姑家的表姐是被婆婆家离婚回来的，原因是表姐有瞌睡症，常常一睡就睡到晌午之后。回到娘家的表姐，后来嫁给了远处山中的二婚男人家，她第二次嫁走时没有告诉任何外人，也向家里人交代自己的一生太过丢人，没事将不再与家人来往。表姐的人生，就这样被瞌睡症和离婚的夫家推向了人生最黑暗的深渊，匆忙收场。多年后，当阎连科了解到，瞌睡是一种不甚严重的中枢神经病，只须针灸就能够痊愈。可是，随着阎连科父辈的离去，家中与表姐的联络也被永久地阻断淡忘。那些本来善良、朴素、坚韧的乡村女性未能得到时间的馈赠，相反她们的“命运”却总是被随意地捉弄。

追踪、回顾阎连科的小说文本，可以发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通常美艳动人，闪烁着母性的爱的光辉，又时常为爱而痴狂：《日光流年》中的蓝四十，一生都在奉献和牺牲中度过。小时候，她为了帮助父亲留住来村里翻地的卢主任，奉献了自己的贞操。为了成全和自己青梅竹马的司马蓝成为村长的理想，她理解司马蓝迎娶老村长家的女儿杜翠为妻、自己却终身未嫁。当司马蓝喉堵症发作且想要赚钱修灵渠的时候，她又外出去做“人肉生意”来救治司马蓝。当我们再度回想起阎连科笔下的大姐，为了一家六口人每人能够喝上一瓶汽水饮料，剪掉她的一头秀发，卖给街上的废品收购站。这样“爱的痴狂”，同样令人心碎，令人忧伤。这样的生活细部和情境呈现，显然不是阎连科的艺术想象和一时的写作激情所致，而是实实在在的乡土美学和伦理想象。“生活很早就像小说了，当现实呈现出故事的力量而战胜虚构时，我为小说家的想象而汗颜”。阎连科认为，非虚构不能抵达的地方可以用虚构来实现，但是，如果不联通起阎连科的成长经历和他对女性境遇的深切观照，我们很难理解他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源于怎样的现实，更难理解那些看似与其他人一样的，有着血肉、欲念、犹疑、困惑、善良和忧伤，有着无尽的人间烦恼、喜怒哀乐和人性的弱点。可见，阎连科这部《她们》的写作发生，就是从自己感到无法超越生活本身的痛苦开始的。

《她们》中的第七章，主要由阎连科选取的听到、认识或走访过的同乡或家乡周边的女性犯罪或自杀的真实经历构成，这些事件无一不具备“战胜”虚构的悲壮力量。她们用生命或鲜血寻找生活、存在的意义，自我价值的确认，对于她们而言就同样重要。方榆花在家割麦子时，割着割着便因为想不通自己“每天都像男人一样干活儿，可我不是男人呀！看不到头，不想活了”的因由，寻了短见；王萍萍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无赖和家暴，最终将丈夫杀害埋在家中的厨房中；仝改枝因为“夫妻生活”的问题，宁愿放弃物质上正一点点改观的三口之家而去和有妇之夫在城市的角落里搭伙。正是由于乡村女性长期以来的隐忍和牺牲被长久地忽视，当她们的自我再度苏醒，决定与生而为人的不可承受之轻决裂时，才会触发如此惨烈的悲剧。在《她们》中，也有这样一些女性：在城里做小姐的赵雅敏，以手表作为对方付给自己的嫖资，只是为了攒够一百块手表，回老家送给喜欢手表却始终为了生存而不得的未婚夫；杨翠为了成就和昔日恋人的一段爱情，在60多岁的年纪付出了自己的性命；吴芝敏因为畏惧外界的眼光，隐瞒了自己作为同性恋的事实，最终由于情感爆发杀害了与自己“形婚”的丈夫……在阎连科看来，虽然女性的命运往往被时代裹挟，但在“她们”之中，依旧有人充满着与现实世界相对抗的机敏与尖锐，兀自闪烁着超然的光芒。

从总体上看，阎连科在《她们》中对家乡女性经历的描摹，复原涵盖了性别与文化、婚姻家庭、两性劳动分工、犯罪、女性主义等女性社会学内核在内的各个方面。然而，性别之沉重，女性之人性，远非一门学科或语言可以定义。阎连科提出的“第三性”，也绝非是标新立异的抽象概念，而是仅仅作为体察乡村女性处境的一种视角，虽然本身不具备改变女性生存境况的能力，但比起冰冷的统计数字和图表，这种诉说无疑更具力量。阎连科深谙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或事停下脚步的真理，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她们》突破非虚构写作的一些惯性和规约，来实现更大的承担与更深入的有关生命和命运的思考。阎连科说，他的全部写作，都是一种文学的证据、见证的材料与资料。他写得越好，这种见证就越有力，越有个人性和艺术性，这种见证就越有历史性和永恒性。他的这部“不想写给自己的书”，绝不仅是留给自己的一部特殊的日记，而是为一代人的情感记忆和命运史存档。阎连科说自己是一个“内心潮湿，敏于黑暗”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骨骼里竖立着永恒的姿态”的倔强的作家。而他所谓的“潮湿”正是源自于对故乡、对人们、对世界坚执的热爱，源于对生活的“忧愤深广”。应该说，阎连科在写出内心深处“最潮湿”的感受时，他也就写出了内心最真实、最崇高、最骄傲、最隐忍也最压抑的那部分情感和情怀。尤其是，还写出了“她们”——文字叙述中所有的女人们——的承载、隐忍、无奈、平静和高尚。从“她们”的形象中，我们深刻感受到阎连科诉诸其中的、超越以往所有小说写作的无私无畏、无拘无束、波澜壮阔和澎湃无边的激情。这种激情进而衍生为一种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反省，他不仅反省一个时代、一段悠长的岁月里，人们的心理、精神生态，而且思考在世事沧桑中作为“碎片”散落在四处的生命个体的存在形态，以及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构成的“无声的中国”。这是否正构成鲁迅数年前所张扬的“中国的脊梁”的重要组成部分呢？那么，阎连科在《她们》中，所从事的依然是一项“打捞”的工作，他正在重新唤醒曾经被我们忽略和遗忘的东西。回忆和唤醒，是生活巨大的隐喻，隐喻是审美层面的回忆，它是“反抗遗忘”，是以理性打捞感性，以沉重打捞沉重，以敬畏打捞平凡。叙述中，人物与人物之间，构成一股股强大的力量，衍生出文本最大的精神张力。一位作家的良心、良知、犹疑、忏悔和赤子之情，最后靠向了“她们”，靠向了这样庞大的、压抑的、挣脱出活力的人群。所以说，若是“回忆录”，只能构成统摄碎片的系统，而阎连科却是想要在“发现女性”这个过程中，淬炼自己的灵魂。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四

其实，《她们》仍然是一部关于人的命运的叙述，是一部经典的“命运之书”。只不过，在这里，一个人的命运史是由一群女性——“她们”的映照而形成与“我们”彼此生命形态的“互文”。进一步说，《她们》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完全可以构成阎连科的一部精神自传。这些，既是他的家族史，也是他的恋爱史、婚姻史、情感史，也是一部个人的奋斗史和家族的命运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也是一部灵魂的“忏悔录”。所以，直到我们写下“另一种灵魂与命运的传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还无法判断和想象，小说家阎连科的这部“非虚构”中究竟有多少“虚构”？其间蕴藉着多少介入人生的成长、梦想和血性的基因？以及，叙述里埋藏了多少智慧、悲悯和才情？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阎连科要在这样的写作里重建一种生命价值。“另一种”的命意，除去自传性之外的阎连科的自我剖析、自我解构、自我超越、自我救赎，说到底，它是一次自我思辨，是一部灵魂的“隐之书”。它呈现、消解、纠正和整饬内心深处深藏已久的“违禁”之音，凸显自身和人物存在于真实世界的若干真实的时刻。“另一种”也指代作家创作主体叙事伦理的自觉，这是一种摒除了任何功利心和焦虑的书写，是站在特殊的视角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整合。也许，其中还蕴含了我们对阎连科写作伦理的深入体会和理解，我们似乎早已预感到阎连科要在“非虚构”的场域，践行其在《发现小说》中提出的“神实主义”创作理论。在《她们》中，阎连科的叙述，指向了“内真实”的灵地，这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或细部，都超越了他提出的“世相真实”。对真实或“真实性”的追求，“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是每一位杰出作家渗入骨髓的愿望和念想，这也是作家作为知识分子身份之心态和品格的体现。或许，只有面对女性的时候，或者，“多年以后”，阎连科遽然间“想起”这些曾在自己生活和命运的关隘，默默存在、至今仍然能够唤醒自己良知的时候，君子阎连科的苦恼和困惑就是彼时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的无奈。重要的是，阎连科可以完全摆脱内心的黑暗，铲掉灵魂堕落的病灶，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拷问”，从而让良知、善良和温暖永驻心间。这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像这样一条几近“忏悔”的路，在阎连科看来，是自我拯救、净化和升华之路，是人格超升的起点。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选择叙事的真实。很难想象，有谁像阎连科这样，让自己的神经在一页页文字的流淌中，忍受自我反省的精神磨砺，而不出现人格分裂的情形。阎连科那个外在的“非我”不停地纠结、纠缠那个内在的“本我”，在重新审视女性的维度上，考量人格、生存、情感和灵魂的比重。

结婚时26岁，那时对逃离土地的信念，已经可以上升为人生信仰的高度上。乃至于要在城里成家与立业，不仅是我和一代、几代人的梦想和信念，而且我以为，还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取之不竭的原动力。这是我的人生之开端，也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地。乃至于自己发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后，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三年间，我伤害着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着。及至被几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地断然拒绝后，连得到“婉拒”都觉得是种安慰了。于是间，一种被夸大的绝望，在我内心化为于连式的沉默与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熬煎。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有任何的仇恨和愤懑，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

在这种有意无意的“伤害”与“被伤害”中，包括自己意识到的种种情感、精神，甚至信念上的“挫伤”，阎连科开始自我反省。他将自己对“理想人性”的期待和寄托，交付给对女性的理解、悲悯和良知。无疑，阎连科的这部《她们》，完全是以人物为核心来结构全篇的。而且，他悉心描述的他家族里的几代女性，每一位都是异常的善良和坚忍，她们以自身最朴素的状态释放出无尽的爱。无论是姐妹、母亲，还是同村同镇的邻里——“她们”，正是这些人物支撑着整个叙事的精神结构，成为一种推动力，让情感抵达叙述的细部，呈现并注入文本以诗性、激情和“隐逸的浪漫”。阎连科在面对家国和个人情感、心理和精神危机时，他的创作追求不仅仅在于摆脱现实的困厄，而是试图像沈从文当年那样，努力重建“抽象的价值”。④并且，在记忆、回忆、反思多维度上展现女性生命中的重重侧面。可以说，阎连科的思索，似乎耽溺于一种沉郁的、疏离的，几乎是形而上的境界里，这就是他的历史意识、思辨精神和叙事伦理的多重自觉的显现。这些，都依赖他乐于以人为审视主体的人性考量，捕捉那些生命里扣人心弦、一闪即逝的灵魂瞬间。

由此，我们也才从那些浩瀚的巨著中，会发现那些巨著的名字，原来多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的文学深意，即人的意义。也才发现，在世界浩瀚的中短篇作品中，小说篇目的名字，直接来源为小说人物的姓名或加之与人物姓名直接相关的故事、事件或寓意的，竟高达40％以上，这也就简单明了地证明：人——“人物”，存在文学中不可撼摇的皇位。也由此，不言而喻地再次证明，人物——作为人的具体、典型的代表，在小说中相比其他小说之元素，如语言、情节、细节、结构等，人物是小说最为结实的基础，是文学最为日常而又最为必不可少的主食。通俗地说，人物，是一顿饭菜中的主食，而烹、炒后拼摆的各种炒菜，都是为了让那主食变得更为味美、营养和易咽。⑤

“人——‘人物’，存在文学中不可撼摇的皇位”⑥，阎连科就是这样，将人作为叙事的主体，作为叙述中不断启悟自己进行“抒情考古”的向导，从而也将个人命运作为进入大时代的一个端口，并且成就一个专属于他的独特的经验或故事。在阎连科这里，人物的塑造，显然早已不是写作策略上的选择，而是进入价值或意义追寻的主要途径。因此，“人物，作为写作的一种终极之典型”⑦，也就成为《她们》叙述最深沉、最撼人心魄的存在，成为阎连科与历史和现实微妙的对话载体。

看来，“非虚构”这种文体的确是自由和开放的，写作者可以无拘无束地记叙、抒发情感、思考历史与现实。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另一副面孔——对能够真正直抵内心和精神深处的道德感、伦理感、使命感和灵魂担当的渴求。以往，我们分析、判断阎连科小说创作时，特别愿意将其命意为“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但是，这部《她们》，我们无法轻易地将其作任何自以为是的界定，这是因为，这一次叙述，不是阎连科轻松的“夫子自道”，而是他直接把自己拉回到历史现场，一次次的自我告白，已撕裂任何虚妄、虚伪和文字之障，甚至，不惜对自己做出疑似病理学的解剖。同时，在现实中对往事“夹叙夹议”，没有丝毫妩媚和暧昧以及调侃的语调。阎连科从1970年代的中国，写到21世纪的当下，虽然，他叙述中不乏隐逸着忧伤的自知之明，充满着苦心孤诣的浪漫情怀，但是，他不逃避一切地执拗地“白描”和灵魂“裸露”，无条件地重现她们丰富的人生和命运的变奏，让“她们”卸掉文学虚构的流苏，成为残酷历史和现实的见证者。

我们始终坚信，阎连科从来不会肆意地“拔高”生活，诉诸以某种命意、理念、意图的寄托。因为，一位作家若想认清一个时代的生活和人生场景，必须摆脱概念的束缚，把一个时代的人性状况描摹清楚。这样，他才会把握住事物生成、衍变的来龙去脉。写作者唯有写出存在世界的底色，才可能洞悉生命和灵魂的品质或内在质地。因此，这里就存在着作家如何叙述、如何建立自己的叙述结构，并使这个结构与生活、现实存在达成默契，是否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文学叙事的伦理问题。阎连科十分清楚一个文学文本所能蕴藉的生活容量，作家如何在有限的叙事时空里，呈现、延展能够超越存在本身的心理、精神空间，它是体现作家内心、信仰、艺术追求和审美维度的关键。作家托妮•莫瑞森说过，他痴迷于写作的理由是，“它扩大了我的生存”。而对于阎连科来说，文学写作从来就不会成为滥情和虚无的产物，它一定是对生存、现实的深入体察，以及人道主义的探究和追问，并在生存现实和基本存在理想之间的差距里，洞悉俗世存在的不可理喻性。这一次，他在“非虚构”的文体场域里，放弃了“塑造”和“雕琢”，有意地“压扁”叙事、故事或情节的结构模态，以突兀式、拓展式、“卢梭式”的思辨驱赶生活的晦暗，拥抱世间的所有温情。可以说，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之后，又诚实地践行了“非虚构”的叙事美学，并且为我们贡献出一部女性的命运之书和灵魂的传记。

注释：

①阎连科：《非虚构不能抵达的地方，虚构可以》，《天府文化》2019年7月30日。

②阎连科：《田湖的孩子》，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3页。

③阎连科：《她们》，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关于该作品的引文皆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④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页。

⑤⑥⑦阎连科：《人物：作为写作的一种终极之典型》，《作家》2016年第9期。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