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谁也不会想到，人类踏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就被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纠缠着，病毒触发的连锁危机让人们一次次地在孤岛体验与命运共同体、战时状态与新常态、停摆与复工，乃至在偷生的惶惑与共情的慈悲，在诘问与自审、承受与坚持、肉身与精神之间徘徊反复。可以说，疫情既是观察2020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背景，也为我们反思和理解“诗与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文学本质论的话题提供了特别的契机。我们无意重谈“国家不幸诗家幸”，毋宁说，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急情境更深地激活了小说家的现实关怀和及物能力，帮助他们找到了与历史和时代对话的更恰当也更有总括性的方式。因此，总体而言，不论是直面疫情的作品，还是那些看起来虽与疫情无关，但实则别具关怀的作品，2020年的中短篇创作都让读者感受到了文学的正义，和它独有的那种“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状态”的“弱德之美”。

疫情经验的深度展开

2020年岁末，在一场中澳作家线上对话中，澳大利亚女作家费利西蒂·卡斯塔尼亚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出来的最好作品应该不去提及新冠病毒，而去探索新冠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中造成的焦虑、渺茫和意外的喜悦瞬间。”中国不少小说家也有类似的看法。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在疫情这样严峻的时刻，创作者不应该只满足于记录和见证，更应该勇敢地介入和反思，在对疫情和人类病相的关注与表现中，容留更沉潜的思考和更宽阔的关怀，以及属于文学的审美的超越。就像小说家姚鄂梅谈到的，疫情只是小说特定的时空，它“不会提升一篇平庸的小说，同样，也不会拉低一篇好的小说”，此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疫情的书写中将即刻的经验深化为存在的经验，在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包容对群体命运的体察。就这一点而言，不少小说家都在努力尝试，如梁晓声的《哥俩好》、池莉的《封城禁足99天脑子闪过些什么》、余一鸣的《地下室》、文清丽的《花似人心向好处牵》、南翔的《果蝠》、姚鄂梅的《爸爸的妻子》、弋舟的《掩面时分》《羊群过境》、付秀莹的《你看你看星星闪耀》、普玄的《生命卡点》、王小王的《蒙面人》、杨遥的《大鱼》、宋阿曼的《然后我们一起跳舞》等等，它们或者写爱和惊惧，或者写温暖和悲凉，或者写常和变，或者勾勒细微的现实，或用迂远的寓言手法，不尽相同地为时代留存下关于疫情的中国故事。

全民抗疫留下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普通人面对生死的担当和对责任伦理的担承更是闪耀着人性的辉光，正是这点点光芒才换得中国抗疫的巨大成果。梁晓声的《哥俩好》从孩童的视角，讲述了父母滞留武汉的小哥俩居家“战疫”的日常，小哥俩的经历也是无数中国老百姓的共同经历。小说家用艺术的凝缩记录了孩子在“非常时期”经历的特殊成长，他们所接受的人生教育其实亦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疫情的自我教育。姚鄂梅的《爸爸的妻子》同样采用了孩子的叙事视角，不过讲的却是孩子们平时觉得窝囊世故的大人在非凡时刻迸发出了英雄的火花。小说里的父亲冒着冒犯妻子和感染新冠肺炎的双重风险，深夜跑到定点医院护送护士“彼岸花”回家，又热心招募志愿者组成专门接送医护人员的“火线司机群”，自己最终被感染入院，整篇小说堪称唱给普通抗疫志愿者的一首温暖的谣曲。

南翔的《果蝠》接续他此前的《珊瑚裸尾鼠》《最后一条蝠鲼》等表达生态忧思的小说而来，聚焦蝙蝠这一在疫情期间被全球广为关注的动物，体现了小说家的敏锐。由于疫情暴发，林业部门在压力之下准备捕杀当地的果蝠，动物学家刘传鑫出面制止，指出这种不科学的矫枉过正与人类此前的猎食野生动物一样，都是对自然界的过度干预。而小说结尾，成千上万的果蝠倾巢离去，影踪全无，似向世人昭示着自然的神秘和天机。

弋舟的短篇《掩面时分》和王小王的短篇《蒙面人》都以口罩为由头。《掩面时分》借叙事者与旧日同事的一场约会，传达出终日与口罩相伴的生活带给人心理的微妙和细致的变化，比如，当相见的旧友同时摘下口罩，准备就餐，那“两张一览无余的脸，竟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瞬间的尴尬”。两个旧友的聚谈在过去的职场回忆和当下疫情的生活间出入，共同陷入了对“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是你没有防备的事情”这个有些悖论的人生情境的思考。小说呈现的不过是生活的片段和心理的暗角，却又在“何处是家”的追问里延展了小说关怀的指向。《蒙面人》则描写一个所有人的面容都被口罩掩盖之后的世界，而“一个人人蒙面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人性谜题的世界”。小说将一个人感觉的“不对劲”一点一点剥开，寓言化地呈现了面容的隔绝所导致人与人心理沟壑的悬隔。小说的隐喻稍嫌显豁，但的确也映射了很多人对隔离与距离、自我和他人边界的感知。

还有一些小说并不直接写新冠肺炎疫情，而是基于对危机的反思，思考个体的生命感觉和情感意义，以及生态危机与人文价值的共振关系。“80后”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中篇小说《荒原上》写的是鼠疫威胁下几个青壮年牧民在隔绝荒原上的一段经历，灭鼠队员仿佛是抛掷在正常社会秩序外的被遗弃者，而鼠疫的消息更加重了他们的“困兽”情境。小说采用了双线叙事，一面是鼠疫带来的胁迫感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一面是青年们因为扭曲和压抑反而更加膨胀的情欲，所有人都经历了一场混合着暴力与情感溃败的成长。“鼠疫”的威胁是小说的远景，它迟迟未来，却内在地盘旋在几个年轻人的心头并掀起了引发死亡的毁灭。鼠患触目惊心的荒原和精神上被隔绝的荒原，二者互相投射，这群年轻人在陷落的同时也在荒原中升腾起巨大的诗情，最终朝着遥遥在望的家归去。小说同时借人物之口道出了捕鼠与鼠疫之间的辩证，以引发读者对草原之“大命”与人兽之“小命”的关系思考。

在家庭和亲情伦理的褶皱里

或许因为疫情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居家时间，2020年不少小说家都将笔触放在家庭和家族之中，试图通过对家庭亲情伦理的展示和病相的剖析，更深入地讨论中国家庭秩序的变迁对整体社会结构尤其是时代情感结构的影响，亦在空间书写的意义上，提供了人际关系与人的成长与家庭之间的生产和支持关系。这方面的佳作有池莉的《打造》、邵丽的《黄河故事》、艾伟的《敦煌》、葛水平的《养子如虎》、张楚的《过香河》、黄咏梅的《跑风》、刘玉栋的《芬芳四溢的早晨》、薛舒的《后弄》、王方晨的《微生细语》、蔡东的《她》、孙睿的《阳历年》、池上的《创口贴》、张慧雯的《玫瑰，玫瑰》、班羽的《羽翅》、杨知寒的《大寺终年无雪》等。

池莉的《打造》聚焦困扰当下年轻人的生殖焦虑，从一个小家庭的褶皱入手对时代做纵深之解剖，笔力有她一贯的劲道。所谓“打造”，是说钟、俞两个门当户对的家庭要让钟蠢涛和俞思语小两口生第二胎，且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孰料在俞思语备孕期间，各种烦心事接踵而来，“打造”计划未果，家庭内部却早已变故丛生。备孕的一年，俞思语生老病死都经受一遍。池莉的这个“打造”故事，对年轻人生殖恐惧的解释具象又精准，她用自己的洞察让读者在几位家庭成员中观照到某些社会集体的症候，从而也让小说具备了里德所谓的那种要紧的“微妙性——分析、质询、考虑、感受压力的那种微妙”，而且池莉也只用了一个很小的切口。

邵丽6万多字的《黄河故事》是2020年度中篇的重要收获。小说通过叙事者回郑州老家为父亲买墓地的事，既内在地写出了一个多子女家庭内部亲情伦理的纠结、缠绕，又辐射开来记录了一段个人的奋斗史。小说以“黄河故事”为名，却并未对黄河景致着墨过多，而是通过塑造母亲、父亲、大姐、二姐、弟弟等一家人的形象，写活了亲情的爱怨嗔痴及代际传递。小说中的父亲除了痴迷做饭一事无成，在母亲的戾语冷嘲下投河自杀，母亲则一面艰难拉扯几个孩子，一面用像对待父亲一样的话语暴力折磨儿女。叙事者不堪忍受母亲，与家庭脱嵌，在深圳创业成功后，她虽然不计前嫌地接纳母亲和妹妹，却始终有心理上的排斥。在为安葬父亲骨灰的回乡之旅中，她与几个亲人见面，在对他们各自生活的观察和对父母的追忆中，最终理解了母亲的苦衷，也达成了对母亲的谅解。这则家庭故事，如盘曲的黄河故道，读起来拉拉杂杂，而每个人物都能呼之欲出，更要者在于，在读了太多“弑父”“恶母”的凛冽小说之后，这个报恩的小说所传递出的仁厚的民间善念，也即作者自言的那“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尤其温暖人心。

同样在回乡故事里写出情感褶皱的还有黄咏梅的短篇《跑风》。不知小说的缘起是否就是那个被广为传播的段子——每到春节，那些叫玛丽、凯瑟琳、黛西的写字楼的白领都回乡重新做起了翠花、小红、秀兰。这个有些促狭的段子，却道出了一个事实，虽然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出身的打工人在民俗日的大规模返乡依然是观照当下的重要景片，不但可以从中探知城乡落差间身份认同的断裂和偏差，也可借此发掘城乡伦理冲突中诸多的心理变量，而这也是黄咏梅独擅胜场之处。《跑风》里从上海回到故乡的女孩玛丽，又做回了高家的三女儿高茉莉。这一次，她带着自己价值不菲的布偶猫一起回乡。这只叫雪儿的猫一面因为自己的名贵，坐实主人玛丽的高薪，也不断放大她和家人因为收入差距导致的隔阂；另一面，它的失而复归，又让玛丽找到了在城市里无论如何也寻不到的归宿和安稳感。从一开始，作者就暗示布偶猫会跑丢，但这个提早释放的悬念并没有妨碍小说的叙事，一个乡下女孩成长里的脆弱和坚强，家人们并未被物质变化稀释掉的善意和团结，还有城市寄居生活的孤独，所有这些被有条不紊地织进看猫丢猫寻猫的主线中，穿插自然，不落痕迹。

体贴的时代与历史感喟的建立

随着2020年的落幕，新世纪已经走过了20年，这也意味着仅仅从时间容量上来看，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已有差不多的时长，回望来路，再兼之逢“十”之年，会格外激起人们的历史感喟。在2020年的中短篇小说中，不少小说家，包括年轻的写作者都在相对有限的篇幅中，最大限度地带出时代和历史的景深，如蒋韵的《我们的娜塔莎》、朱辉的《求阴影面积》、田耳的《嗍螺蛳》、阿乙的《骗子来到南方》、肖江虹的《美学原理》、叶弥的《是谁在深夜里讲童话》、徐则臣的《虞公山》、刘建东的《甘草之味》、周嘉宁的《浪的景观》、孙频的《骑白马者》、陈集益的《大地上的声音》、郑执的《森中有林》等等。

肖江虹的《美学原理》与他此前的边地素材截然不同，小说借美学家陈公望生前一段的交往与回忆展开四种对生命的领会：一则是他的前妻涂安妮的，涂安妮退休后远离尘嚣和卑污，兀自清洁，却不敢正视人的生老病死，如妙玉一样失却了对人生的宽绰感知；一则是护工王玉芬的，她像孙二娘一样粗鲁豪爽，待人真诚又麻辣，有民间自在的生命活力；一则是路品源式的，一个学院里的美学思考者，就像他撰写的《失效的讲述》一书的题目，谈论美学问题时免不了精英化和书斋化，失却了生命精魂的附着；还有就是陈公望式的，他在临终前将将美的形而上学与家传的堪舆之学冶于一炉，一面孤苦一面领受，最终走向通达的人生极境。小说以“美学原理”为名，在四种对人生之美的理解中连带写出一个乡间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和他对生命来处的追觅。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徐则臣的《虞公山》，小说借一桩“盗墓”的悬疑事件展开，致力书写的也是对祖先、来路的铭记和找寻。中学生吴极对于“姓氏”煞有介事的正名和对父亲的追随足见其寻根的苦心，也隐含着在巨变中作据守的姿态。小说不断引入影影绰绰的灵异叙事，除了加强氛围之外，也提醒我们，小说家与吴极一样，也在展开一场寻根于中国本土叙事资源的回返之旅。郑执的《森中有林》也当做如是观，在东北故事和东北腔调已然成为文坛的“景观”之后，“三剑客”其实都在变，而郑执的变化是既依托自己熟悉的父辈的工人故事，又警策自己不能让重述的父辈经历成为简单的记忆政治。在这个中篇中，他写了近30年一个家庭三代人的聚合离散，将层层嵌套的故事一一剥开，袒露的故事之核是亲情的召唤和正义的报偿，这也不妨看作是一种对来处的回归吧。

周嘉宁的中篇《浪的景观》是她在《基本美》后的又一力作，小说有意从2003年的“非典”写起，通过老谢、群青、小象等青年的交谊观照一代人的青春，并不断在过去和当下形成对话。小说里的众青年虽然只是市场产业链中微末的终端，却不得不在商业大潮中载浮载沉，但无论如何，他们对摇滚乐的热爱和生活在别处的梦想坚持都未曾动摇过。“浪的景观”也是无数“80后”成长的景观，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小说完成了周嘉宁之前的心愿——“每一代年轻人都希望自己的历史被写成艺术品 ”，同时它也证明了“80后”的实力派小说家开始真正贡献具有历史含量的作品，评判这代小说家，不应该再简单化为文化、物质资源和代际逻辑，而是必须要考虑他们和整个世界的关系。

限于篇幅，还有很多重要的精彩的中短篇未能纳入讨论，而上述的分类也不过是为了叙说的权宜，因此这篇文字完全称不上一个合格的综述。不过日后当人们回顾起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时，也许会再阅读我们讨论的这些小说，虽然今天尚不能说它们具有穿透时代和历史的明彻认知，但是至少小说家试图沉淀下来去做“深描”的努力是在在可见的，这也让我们相信，文学不是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