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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通吴楚”是一座碑，此碑位于甘肃省徽县大河店镇青泥村吊沟社公路旁的青泥古道路边一侧，系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 年)青泥村附近百姓为整修青泥古道所立纪念碑。我从徽县去青泥岭时路过此碑，并与之合影。碑身略有残损，碑文有一部分被破坏，有些字已无法辨认。碑前的路就是历史上“蜀道”的一段，通往青泥岭。也就是说，这座碑立在“陇蜀故道”的路边。看资料知道，碑文内容是介绍青泥古道的通行路线、险易程度及当地百姓自发维修青泥古道的情况，“路皆崔嵬，险阻可畏。”“往来负载莫不寒心。”这是碑文中的两句。

“远通吴楚”这四个字的信息量很大，有很强的纵深感。明明是通往蜀地的路，却说“远通吴楚”，不言自明，一旦进入蜀地，吴地、楚地也在眼前了。这是政治家的雄心，至少是经济家的野心。历史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点，得巴蜀后，顺长江而下，即可得吴楚。这是后话，此处不表。

关于路，应该是这样，只要目的明确，有利可图，勿论有多少险阻与往来寒心，都有人勇敢地去走。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为什么要把荒原或高山踩出路？你我心知肚明。好了，我不想过多地诠释路是怎样形成的，说多了就要重复常识。

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是谁最先在秦岭上走出了通往蜀地的路？为什么要入蜀？可以肯定的是，这条路是为了入蜀，而不是蜀地的人们要出蜀。那么，最先入蜀的是什么人？要去蜀地干什么？

我没有找到可靠的史料证明是什么人第一次踩出了“蜀道”。一位朋友用掷地有声的言辞告诉我，在《天水志》中有记载第一批入蜀的人。我在《天水志》中并没有查到，但却让我相信了这位朋友的说法，或者我也想这样猜测。这位朋友这样告诉我：“当初伏羲氏大部人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附近），一小部分人翻过秦岭到达巴蜀。”

现在河南淮阳已经称作是“伏羲故里”了，建有庞大壮阔的伏羲庙，也叫“太昊陵”。河南淮阳的伏羲庙建在一座较大的广场上，占地875 亩。始建于春秋，增制于盛唐，完善于明清，号称“天下第一陵”。太昊陵不远处有一座湖，叫龙湖，也被当地人称作“天下第一湖”。龙湖的名字也是因为伏羲太昊陵而起。太昊陵与龙湖我都去过，参观太昊陵着实感受到了肃穆与庄严。天水的伏羲庙，也叫“太昊宫”，俗称“人宗庙”。我去参观过，规模、建制和淮阳的“太昊陵”大体差不多，但建筑时间要晚于淮阳，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建。据史料中记载的传说，是一万年前伏羲氏这个部落由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顺渭水而下，沿黄河东行，来到太行山以南以东的地区（今河南的中西部），在舞阳、淮阳等地定居，进而繁衍、壮大，开枝散叶。史料记载，伏羲姓风，现在当地还有许多姓风的人，据说都是伏羲氏的后代。不说东迁到太行山东部一带的风姓部族，试猜想另一部南去的风姓族人。按照传说中塑造的伏羲氏，是人文始祖，有雄才大略，大部分东迁时，派一小部分族人越青泥岭，渡嘉陵江，进入巴蜀，勘探考察，以图日后经营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么第一批踩出“蜀道”的人，就是伏羲氏的部族。遗憾的是，我没找到证据，连传说也没看到。

我认为有可能是伏羲氏部族最先走出了“蜀道”，是因为伏羲氏的东迁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主要是地质灾害和气候变化）下才迁徙的。被迫迁徙就可能兵分两路，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定居。伏羲氏迁徙时并不知道要迁到哪里，定居淮阳附近当属偶然。

人的生活原理是这样的，所有能走通的路都是活路，找不到路走，人就像被困在笼子里，那就是囚。

“蜀道”被开通，一定是人们不想被囚，想找到活路，更大的活路。

我接着猜测。巴蜀人群是华夏族人吗？华夏族人是什么时候定居在巴蜀的呢？

关于蜀，有这样一个传说。

李白在《蜀道难》中提及“蚕丛及鱼凫”，那么我们就从“蚕丛”入手。传说“三皇五帝”之一的黄帝娶了蜀山氏的女子为妃，生下一男婴。男婴长大后是“目纵”（即双瞳），居岷山下的石穴里。他善于养蚕，因“教民蚕桑”有功，而被部人称作“蚕丛”。后成为蜀地的首领。东晋时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

蜀山氏是谁？怎么去的巴蜀地区？不得而知。那么蜀地的蚕丛氏时期，中原地区是哪个王朝呢？商朝。甲骨文中已经有“蜀”字，同是《华阳国志》：公元前1613 年，商朝君王祖甲执政后期，蚕丛氏部落不屈服商朝人的控制，领导部族奋起反抗，结果弱不胜强，战死岷山，部人四处逃散，他们的一支，“从茂汶盆地的东面翻过与岷山相连的玉垒山脉进入四川盆地的西北沿”，志在伺机重新抗争。由此看来，蚕丛是黄帝的儿子这个传说不太靠谱。黄帝是远古时期的传说，而商朝已经是成熟的奴隶社会了。

还有，“蜀山氏”或“蚕丛氏”与中原地区有着很深的交往，而且生活习惯也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看两段史料：

《华阳国志》：“纣（这里指商纣王帝辛）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公元前1057 年，鱼凫王杜宇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号称蜀。即《尚书·牧誓》记载的“庸、蜀、羌、髦、微、卢、彭、濮人”中的“蜀”。古蜀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

1987 年第10 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证明蜀地于中原地区往来的时间判断，文章题为《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中指出：“至迟在二里头（夏末商初）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西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

1988 年第4 期《文博》杂志，发表一篇张亚初先生的文章《论商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文中说道：“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商时期，蜀叟国所见夏商的青铜礼器，有的直接得自中原（馈赠或掠去），有的是依样画葫芦的仿中原制品，基本上是‘拿来主义’。西周时期情况就起了变化。从彭县所出青铜器看，蜀叟国在制造青铜器方面已经更多地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才能。”

从许多史料中看到，巴蜀地区一直是（奴隶社会）中原王朝的辖区或并行的政权，并且是华夏族，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华夏族伏羲氏的一支呢？传说和猜想都不是历史的真实，各位看官一看且一笑罢了吧。

我不是一定要认定“蜀道”是伏羲氏的一支走出来的，但是还有什么人可能是第一批走出“蜀道”的呢？我接着猜想：羌人或氐人。

《诗经·商颂·殷武》上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此诗可证氐人、羌人在商朝时是商的附属国，且与中原来往频密。甲骨文中也有“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卜辞。历史上有许多学者认为，氐、羌同宗同源。这个问题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我们只说“蜀道”。

在一些远古传说中，氐人是炎帝的后代，羌人是黄帝的后代。也就是说，氐人、羌人都有华夏族血统。我无力去考证氐人、羌人的血缘血统，要继续围绕着“蜀道”的话题进行。史料载，氐人、羌人最先活动的范围在川西北地区的松潘高原（也有一种说法，羌人最初的活动范围在青藏高原），后逐步向附近的青海移居，再沿着黄河向内地移动到甘肃陇南徽县一带，再扩张到四川川东北地区。

2015年，我因工作去陇南时，特地去文县氐人的白马山寨参观。寨子坐落在岷山下的峡谷中，白水河从寨子旁穿过。岷山山顶上的雪很白，白水河的水很凉。我们在山寨里住了一夜。晚餐时，我被白马人的憨厚、热情、热烈所感动，大醉。早晨醒来后，我写了一首诗 《白马人》。现录在此处：

岷山顶上有雪

有不能溶解的白

山下是白马人的村庄

白马人爱笑

对太阳月亮都笑

笑着唱歌笑着喝酒

笑声比白水江还汹涌

我在白马人的村里

住了一夜

才知道他们

习惯用笑来镇压苦难

笑声镇不住的部分

就放到岷山顶上

让不融化的雪

再多一层冰

2009 年，我还去过四川绵阳平武县氐人的白马山寨。我们围着一堆篝火跳锅庄舞，喝酒。酒至半酣，几个白马小伙子把我抬起来，抛向空中，再把我接住，要连抛几次，这是对客人的认可和爱戴。

陇南宕昌县现在有一个羌人山寨，是因为旅游的需要，今时的人建造的。寨子里没有羌人，如果有穿着羌人服装的人经营或表演，也是汉族人装扮的。

说几句羌人吧。羌，这个字是“人与羊”的结合，这个字里暗含着羌人是最早驯化野羊的族群。有人考证，在距今八千年前左右，古羌人离开西藏地区的羌塘、昌都及察卡盐湖地区，东进到青藏高原的东缘临洮、岷县、宕昌等地区。

再来说氐人。陇南的氐人与四川的氐人是同一族群吗？曾经有一支氐人从陇南到达四川？是否陇南徽县与平武之间有一条氐人走出来的路？假设在商朝之前氐人就从陇南的徽县到达绵阳的平武县，那么，“陇蜀故道”就有可能是氐人走出来的早期“蜀道”。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没有任何证据。

写到这儿，我有点沮丧。在西周之前竟然找不到是谁最先开辟了“蜀道”。司马迁在《史记》上有这样的文字：“古道从殷商通蜀。”并没有指明是什么人“通蜀”，而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氐人、羌人是与商朝、与中原地区来往较多的，这也是我猜测氐人、羌人最先开发出“陇蜀故道”的理由。但是空口无凭，我就猜测一下，安慰一下我大胆而活跃的思维罢了。

下面我再讲一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已被记录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尚书》中。《尚书》是辑录西汉时的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个上古时期的故事而成。在《禹贡》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迹，其中就有大禹治水于巴蜀的记录。大禹先后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沱潜既导”，“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这些记载就证明了大禹曾到过巴蜀，（禹是夏朝的第一个国君，定都阳城，是今天的郑州附近。那时候大禹去巴蜀治水，应该是走旱路“蜀道”。）或者说在三皇五帝时期，“蜀道”就已经存在了。此类的记载还有几处。《史记》中《大戴礼记》和《世本》都讲了黄帝与蜀地的土著嫘祖成婚，生下青阳、昌意两个儿子并定居蜀地的古老传说。《帝王世纪》中说炎帝的母亲梦中到蜀地（华阳）游玩，并有感而孕。凡此等等，不过是强调巴蜀地区一直和中原地区是一族的、政治一体的。同时，也隐约透射出在远古时期就有一条或几条关中平原及秦陇之地通往巴蜀的路。可见，不是李白先生说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接下来我想带着学者的态度来阐述一下“蜀道”。我只是带着学者严谨的态度，不敢称自己是学者。

蜀道，其实是入蜀之道。强调一下，是人们想入蜀之道。“蜀道”的称呼是什么时候被命名的，学术界众说纷纭，裴松之的《三国志》中《蜀志》有如下表述：“太和中，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二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这两句话的内容， 我就不多解释了，录此二句，只是说明在三国时期已有“蜀道”一词。

陇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陇文化蜀道学者高天佑先生在其《蜀道学刍议》一文中，有如下描述：“蜀道，顾名思义，即入蜀之道。主要是指经由关中、陇右翻越秦岭、通过巴山，连接陕西、甘肃和四川之间的道路。其主干线，主要由关中翻越秦岭到达汉中，再过巴山进入川北的‘秦蜀古道’，以及经由关中翻越陇坂、西秦岭到达陇右、陇南再入蜀的‘陇蜀古道’组成，也包括由云贵入蜀、由湘鄂入蜀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支线道路。”

“‘蜀道’的开通，最早可能是在夏商及其以前原始社会晚期。‘蜀道’之名，始见于东周战国时期。《战国策·秦策》即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说法。《史记·货殖列传》亦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的记载。说明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蜀道已经是西北陇右、北方关中、中原与蜀汉、西南地区文化、经济、民族相互联系的交通要道。现存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略阳的《郙阁颂》和甘肃成县的《西狭颂》等东汉摩崖石刻群确证：褒斜道石门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隧道，它和陇蜀古道中的祁山道与嘉陵道，以及沿线的邮驿路栈在两汉时代，对于汉朝开发、控制西南地区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唐宋时期，褒斜道又经多次修葺；天宝十五年（755 年）唐玄宗李隆基入蜀避难，即取道褒斜驿道。嘉陵道甘肃徽县段现存北宋《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确证：宋廷规定嘉陵道为官路驿道，至和年间敕令改道，设置驿站，管理交通、通信事物。此后，‘蜀道’成为中原连接、控制西南方的官方大道，这便是经由陕甘入蜀的狭义‘蜀道’。广义的‘蜀道’，则是指从四川盆地外缘周边省市通往四川各地的道路，或从四川盆地内部通往周边省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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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商震，1960 年生于辽宁营口 ；出版诗集《大漠孤烟》《无序排队》《半张脸》《琥珀集》《食物链》《谁是王二》《脆响录》及随笔集《三余堂散记》《三余堂散记续编》《一瞥两汉》《蜀道青泥》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