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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2021年的第一场思南读书会如约而至。小说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与评论家黄德海、木叶带来一场名为“如何阅读一个短篇”的精彩分享。

这是小说家与评论家之间的一次对话，充满了“我不同意”、“我不喜欢”，可谓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犹如一场“辩论会”。第一位提问的读者还说：“今天这场讲座是近年思南读书会最畅快的一场。”

此前李浩的文学批评集《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匠人”意指“我是一个匠人，我懂得技艺”；“坊”则源自批评家蒂博代的“作坊式”批评方式的理论，这本集子由此得名。李浩最初的设想读者是自己的学生，希望为他们呈现另一种教学方式、另一种进入文学的方式。他还打算就“外国短篇小说的十堂课”再写一本《匠人坊》，目前已写了卡夫卡和博尔赫斯。

“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小说家走进大学，开了小说课，成书的也已颇有几部。无论是雄心勃勃还是自然流淌的结果，它们公之于众之际，大家想必各有研判，而且这种研判还可能反射于这个作家自身的创作实绩。”木叶说。

小说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中）与评论家黄德海（右）、木叶（左）带来一场名为“如何阅读一个短篇”的精彩分享。主办方供图

选出百年中国十部短篇，你会选？

在书中，李浩选择了十位中国作家以及他们的十部短篇作品——分别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沈从文的《丈夫》、张爱玲的《封锁》、莫言的《枯河》、余华的《爱情故事》、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王小波的《夜行记》、残雪的《从未描述过的梦境》和东西的《私了》。

“如果是我，我大概有三四个人不会选。不是写得不好，而是他们的作品不在我的序列里。”黄德海说，他会选鲁迅，但是从《故事新编》里选；他会选沈从文，但可能选的是《萧萧》；而对于张爱玲，他直言李浩的选择（《封锁》）对张爱玲“太不公平了”！

“《封锁》是张爱玲二十几岁时的作品。她在那一时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得到过很多肯定，但她后期的作品关注太少，我们或许应该多关注张爱玲的后期。唐诺写过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说张爱玲有一份遗稿，是把曾经写父母的一篇散文重写了一遍，把旧稿中的很多怨言都删掉了。也就是说，张爱玲用了四十年消化她母亲带给她的怨念，这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做的事。”黄德海补充，“我或许还会再加几个人的作品，比如钱钟书《人·兽·鬼》中的某篇，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还有许辉的《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写的是一个人给亡妻刻碑的故事，深厚大气温和，写得非常好。”

要是木叶来选，同样有三四个人不会选，或具体篇目不同。“当代作家可注目者实是不少，争议性或许也更大些，如果说有谁必选，此刻首先想到的两个，一个是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有苏童，他不同时期的短篇都有很好的。”

“必须承认，我的解读包含了个人偏见。”李浩为自己的选择进行了“辩护”。在他看来，他选的十部作品首先都具有经典性，作家的经典性或文本的经典性；二是话题性，让他“有话可说”，同时在文本的细读之外还有文学话题可以深入探讨；最后是代表性，即这些作品都是一种类型的代表并且能够展示那种类型的基本面和可能的高度。

“我希望我保持阅读的真诚，所谓真诚也包括了偏见的部分。我不喜欢的我会说我不喜欢。即使你们都说我不该选一些作品，但对不起，我还是会选择。我会从我出发，并尽量让自己更宽阔一点。”

文学批评，是否会偏向活着的作家？

即便面对共同选择的作家，三人的评价也很不一致。

比如，李浩认为：“沈从文的语言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儿拖，有点儿黏，它的前行速度一直是慢的，介绍性文字时时出现，有些不太必要的细节他做得略略铺展了些——有时就是多一句两句，但整体上，都多一句两句，那种黏滞就显出来了。何况，他不注意故事起伏的设计。”

“我完全不同意。”黄德海说，看李浩写沈从文，他一边看一边想把李浩拉来好好讨论下“你为什么这么看”，“谈到介绍性文字，沈从文就是这样的沈从文，如果没有这些，小说的意思在哪里？你说沈从文不注意故事起伏的设计，但我觉得这方面他在中国大概能排前三。”

“我也喜欢沈从文，不过我不认为他需要特别的捍卫。”木叶称，“我看过很多解读沈从文的文章，李浩谈《丈夫》的这一篇还是带来了些许意外，我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李浩，柔软的潺缓的李浩，援引更为自然的李浩，他也提供了一种不太一样的视角，尽管他有的大胆判断我不太认同。我认为沈从文可能是最接近契诃夫的中国作家，这么说也未必就是很恰当的赞誉，但他确实会在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突然抓住灵魂性的东西，那也往往是逼视灵魂的东西。”

在现场，木叶还抛出了一个很犀利的问题——《匠人坊》中十个作家有一半已经过世，李浩似乎对故去作家的评价都比较“狠”，包括对鲁迅、沈从文和张爱玲，对健在者的措辞则比较委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活着的作家更难评论？

“我对所有作品都保持了某种苛刻。”李浩对此回应说，他个人的阅读偏好西方文学，身为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他希望把中国的小说文本也放进世界文学的背景中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不好意思，无论是鲁迅、沈从文还是张爱玲，谁也不能获得某种宽恕。”

他也特别提到，书里十部作品有八部都附上了小说原文，但有两个例外——张爱玲和残雪。“张爱玲是因为我没拿到小说版权，而残雪是看过之后觉得我批评过盛。就我自己而言，我并没有‘偏向’活着的作家。”

读小说时，小说背景要不要被抹去？

在具体分析《匠人坊》中的每一篇小说时，李浩会假设自己是外国人，装作不知道鲁迅和张爱玲，然后看看自己会以什么眼光、什么方式阅读中国的这些小说。“谈论这些多数已被经典化的短篇小说，我有意忽略或抛开凝结于它们上面的‘附着物’，忽略或抛开背景性的一切，装作不知道它们的影响力，尽可能地做到仅面对文本，并让自己以一种‘初见’的眼光来打量。”

但黄德海认为，一旦抹去小说背景，很大程度上也就抹去了小说的意味。“背景性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在阅读小说时需要去注意、学习的，它是那么丰厚，是除不尽的余数，不能被拿掉。就像过去我们很羡慕日本小孩一出生就把阑尾拿掉了，他们一生都不会得阑尾炎。但十几年前日本人变了，不再拿掉阑尾了，因为他们研究发现阑尾里有身体需要的所有干细胞。”

李浩反驳道：“可我更要看的是作品对人性，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梳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我读哪一篇作品，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都希望从中读到我自己，读到我的生存境遇，读到我和这个世界的面对以及其中的纠结和挣扎。”

“不知道背景的话，看到的人性很容易是假设的。伏尔泰的椰子如果要全世界普及，很可能是一场生态灾难。”黄德海说。

“为什么不能假设呢？”李浩反问，“你的阅读关注点和我的确实不同。我读巴别尔的作品，重点不在于当时的骑兵军，而是那个环境下的人和人物生活。我读卡夫卡的作品，也不是想看布拉格的世界，那些对我无足轻重，我更愿意看到的是他的故事在哪个地方打动我，哪些东西我写不出来，这是小说家会着迷的地方。我也希望通过别的小说家的作品唤醒我内心的幽暗区域，在这里与他们对话。”

小说的标准，是否也是小说的局限？

“《匠人坊》这本书，在我看来好的地方和有问题的地方都在一个点，就是李浩太强调‘小说’了，太强调小说的命名、方法和标准了。”黄德海表示，小说这个概念是十八世纪以后才有的，这个东西生出来就越来越受到约束，比如“小说人物不应该被全部控制”“小说人物要自己活着”“不能概念先行”等等，“可是为什么不能？这些都是谁规定的？我认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偏见。给出标准的同时也是局限了自己。”

“好的阅读方式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指出它的好，它的独一无二，然后不用太去管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阅读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给学生讲课也是，不是说按照这个标准是这样的，按照那个标准是那样的。我们仿佛拿着一个标尺在谈好小说的标准，可任何标准本身都会被论断。‘不要论断人，以防被人论断你’。”

李浩对此回应说：“第一我会保持我真实的偏见，第二我会在方法上反复地掂量那些小说家哪块做得好，哪块做得不够。《匠人坊》是小说家与小说家的对话，我尽可能想让读者看到这篇小说的主题、结构、人物、语言、情节设定等有着怎样的方法与完成度。我依然认为小说写作是可以教出来的。我也会告诉我的学生两种阅读方法，一是从自己喜欢的作家的文字中找出他喜欢的作家，顺着这条脉络持续丰盈自己，另一方面读到一定阶段后也要去读读你不喜欢的作家的作品，顺着那个谱系也丰富自己。”

这样的对话也让现场读者非常激动。思南老读者许树建说：“台上三位嘉宾一反常态，不是只为新书出版说好话，短短几分钟后就针尖对麦芒，让我们也有点不知所措，到底站在哪一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