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来没见过一个这么好的坏人。”在“知乎”上关于西门庆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帖子下面，有人如此留言。这未必是石破天惊的评语，也是最小众的声音，终究它不能代表主流话语。

估计最不招人待见的事，就是试图去评说西门庆。且不说对他大奸大恶的评价几百年来早已盖棺定论，后来的评论者即使对他固有的形象稍加修正，也都是谨言慎行。毕竟他所有的勾当都可以轻易地冠上恶名而永世不得翻身。

毋庸讳言，西门庆作的恶罄竹难书。但千万不能一叶障目，如果想要真正认识《金瓶梅》，一定要拨云见日，去找书写背后的东西。作者的写作目的肯定不仅仅在于劝诫，这几乎可以成为定论。如果只是为了展示西门庆有多丑恶，那《金瓶梅》就不可能被称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有更为深刻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把西门庆从人堆里摘出来，而是把他放在我们之中，代表众生与欲望博弈。那种面对欲望的贪婪、沉溺、软弱和挣扎，几乎无人可以轻言逃脱。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金瓶梅》，才有可能体察它尽精微致广大的丰富内涵。

绣像本批注者曾经在潘金莲被杀后评道：“不敢生悲，不忍生快。然而心实在恻恻难言也！”这个评论也可以用在西门庆身上，读至他精尽而亡时，难道我们会有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的痛快吗？而“恻恻难言”这个词实在是太精彩了，那种无以言表的遗憾和怜悯，真是令人郁闷不已。

在《金瓶梅》里，没有一个人是单面相的，西门庆更是如此。如果把西门庆这个人放在彼时彼地，以历史和人性的眼光去解读，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虽然“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坏人”的评价稍嫌笼统，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虽然有怜悯，但我也反对动辄便贴上“悲悯情怀”的标签。作为一个作家，在每次写作的时候是不会考虑那么多因素的——不过对作者的意图，倒是可以作各种猜测，其实这种猜测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之一。试想，《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要把他从武松刀口下搭救出来？他原本稳妥妥地死在《水浒传》里，武松手起刀落，我们看得要多痛快有多痛快，甚至懒得去想他二十年后是不是一条好汉。可作者偏偏让武松放开他，先给他一条生路，然后让他背负着罪愆和邪恶，死在自己的孽障上。如果说此举仅仅是为了找一个恶有恶报的事例来劝诫众人，也未免有点牵强。也有人说，此作是作者发泄愤懑之举。清人张竹坡就持此种观点，说他是借刀杀人。所以后来关于《金瓶梅》是激愤之书和悲悯之书的说法不绝于耳。

在《水浒传》里，西门庆死有余辜，他和潘金莲被分配的角色不过是另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而已，只是为了成就大英雄武松而垫背。而在《金瓶梅》里，他忽然还原成了一个俗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平庸之辈，既不是什么无恶不作的歹徒，也不是没有底线只知宣淫的登徒子。他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处世之道——这“道”也难说不是大道——对朋友不吝啬，对女人也不刻毒。敬妻怜子，也时有善行。不欺男霸女，也不强取豪夺。做的大部分也都是本分生意。就西门庆做生意的能耐而言，即使放在现代，也颇有过人之处。

由此看来，作者的意图之深，远没有那么简单和直露，令人颇费思量，他搭救西门庆不是为了让他的死更有戏剧张力和说服力。如果我们细细读来，会发现在移步换形之间，西门庆也暗暗变了容颜。在《水浒传》里，他“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一个奸诈的人”。到了《金瓶梅》词话本里，他摇身一变，成为“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从“奸诈的人”变成“浮浪子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了。宋朝太尉高俅小出身是浮浪子弟，后来的蒋委员长，早年不也是上海滩的浮浪子弟嘛！但还没到此为止，到了绣像本《金瓶梅》里，西门庆彻底翻身，又从“浮浪子弟”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高富帅，而且已经有了点儿玉树临风的意思了：“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

开着大大的生药铺，呼奴使婢、骡马成群的殷实人家！这种细微的改动，应该说其一反映了作者对他的态度——也许他在描写一个恶霸的时候，真的喜欢上了他呢！其二，这个改动也为西门庆在今后的故事里辗转腾挪铺排了很大的空间——他对钱财的大度，对朋友的豪爽以及处理事情的认识高度和果敢担当，都不可能是在几年里练就的，那是需要深厚的家学和长久耳濡目染的熏陶作为铺垫的。况且如果没有这个改动，故事的很多安排就没说服力。比如说“热结十兄弟”时，这十个人怎么个排序？即便作者做了上述改动之后，在“众人一齐道：这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的后面，绣像本批注者还依然不依不饶，觉得他居长缺乏说服力。他问道：“怎见得？”毕竟，如果他是一个破落户子弟，资历跟应伯爵、谢希大他们就差远了。西门庆当他们的老大，怎么能够服众？如果要论年龄排，应伯爵比西门庆还大。但当西门庆推他当老大时，应伯爵立即拒绝了。他说：“爷，可不折杀小人罢了！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么，即使按照应伯爵所言以财富排行，西门庆如果不是殷实人家，花子虚将如何安排？毕竟他才是一个有钱的主儿，西门庆说他“手里肯使一股滥钱”，应伯爵说他“有一个酒碗儿”。所以后来把他排行第四，张竹坡还为此愤愤不平，感叹道：“目中全无子虚！”所以作者这个改动很妙，是非常符合小说的叙事逻辑的。

西门庆的生意无非就是些生药铺、当铺、绒线铺、缎子铺……虽然他也靠航船贩运之便赚取巨额利润，但那恰恰是靠超前的判断力以及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东西。资本本不是坏东西，它是中性的，西方的文明也是靠资本的力量浸淫出来的。西门庆的成功，简单说就是靠个人能力和资本推动。他在做生意上几乎从未失过手，虽然多次抄底成功，但也不是没有取舍。有一次花大舅来找他，告诉他说：“门外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冻了河，紧等要买卖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买下等价钱。”西门庆想都没想便回道：“我平白要他做甚么？冻河还没人要，到开河般来了，越发价钱跌了！”

西门庆的成功虽然有投机钻营和权钱交易的因素，但与他个人的努力也不无关系。他从小失去父母，又无兄弟姐妹和任何亲戚，几乎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如果把他的成功和他女婿陈敬济的失败放在一起相比较，就高下立现了。女婿陈敬济出身官宦之家，家资甚厚，可以说只要好好干，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西门庆的生意件件都成，而陈敬济的件件都败呢？这很能说明西门庆的为人处世之道和经营能力。

所以，理解西门庆一定要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看，脱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评价一个人，难免偏颇。晚明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育，必然带来对个人主义的崇尚，由个人的奋斗和努力而夺取财富成为一股新潮流。《金瓶梅》中全民皆商、无一人务农，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个人力量又造成市民阶层力量的扩大，而各种“异端邪说”冲破思想禁锢的藩篱，对正统思想挑战，导致封建皇权专制再也不能一手遮天，专制权力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受到金钱的诱惑和冲击，所以金钱拜物教在《金瓶梅》里已经不是奇谈。资本的力量第一次显示出它可以对抗皇权的能力，这种力量如果运用得法，也能够促进社会革命性的进步，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大宪章》。但如果运用不得法，也是一股破坏的力量，它既可以满足一个人的声色犬马或精神享乐，也有可能勾兑司法，让有罪者脱罪和无罪者入狱。

我曾经看到格非老师对西门庆的分析，他说：“西门庆这个形象的新颖之处，不在于他对金钱的积攒和占有，而恰恰在于挥霍，通过挥霍，他在社会、官场、朋友圈和家庭之中建立某些权威……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依附关系，而非传统的宗族和道德关系。”这的确是至论！其实往深处说，西门庆能用钱铺路登上仕途，也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一个极大超越。封建制度除了造成人身攀附，其科举制也堵塞了其他晋升道路，造成阶层固化，而且容易使社会永远在治乱循环中止步不前。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如此漫长，这种制度难辞其咎。所以黄仁宇曾经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叹道：“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所以晚明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导致的个人享乐主义的盛行，绝不是一个“道德沦丧，世风颓坏”所能概况的，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它也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滋生了产生西门庆之类合适的空气和土壤。

纵观金瓶梅，自始至终无非贯穿两个字：财与色。当然这两个字也可以归结为一个“贪”字。的确，西门庆所有的罪恶都可以总束在一个“贪”字上，作者所做的努力也无非是从宗教救赎的意义上去展开——虽然侯文咏先生认为整个《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神的所在”，但没有神的所在恰恰需要神，这也许是作者的意图之一。从卷首热结十兄弟的玉皇庙，到卷尾孝哥儿幻化的永福寺，很能说明作者的这个态度。

西门庆自商而官、以官促商的利益链条于今尚存。但他对财，也就是对金钱的态度，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是极富超前意义的。一方面他认为：“兀（钱）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能理解金钱是靠流通而增值，是晚近以来经济学的精髓。西门庆能懂得以钱生钱的道理，也是他善于扩大再生产而使资产迅速增值的原因。他的经营成功和钱财的迅速积聚，与他的这种认识和持续投资有很大关系。

另外一方面，西门庆也深谙“钱聚人散，钱散人聚”的道理。他之所以在社会上人脉如此之广，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和他对钱财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比如捅破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关系的乔郓哥，只是一个年方十五六岁军户的孩子，而军户在宋明两朝都是像乐户一样的贱民。书中说：“郓哥……家中只有个老爹，年纪高大。那小厮生得乖觉，自来只靠县前这许多酒店里卖些时新果品，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即使如某些评论者说的那样，西门庆是伪善，但他能做到对一无用处的下层人还这样宽厚，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作者添此一笔，绝不是随便着墨的。

对于朋友，西门庆从不苛责，而且基本上有求必应，从不拖泥带水。“热结十兄弟”时，其他人凑的份子因为分量不足或者成色不好被吴月娘嘲笑道：“你看这些份子，只有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成银子，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红的黄的，倒像金子一般。咱家也曾没见这银子来，收他的也污个名，不如掠还他罢。”西门庆道：“你也耐烦，丢着罢，咱多的也包补，在乎这些！”还有一次，应伯爵因为家里添丁经济困难来找他诉苦借钱：“哥若肯下顾，二十两银子就够了。我写个符儿在此，费烦的哥多了，不好开口的，也不敢填数儿，随哥尊意便了。”那西门庆也不接他文约（借据），说：“没的扯淡，好朋友家什么符儿？”西门庆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五十两银子，还给他找台阶下：“这五十两，你多拿了使去……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爱不大了？你可也替她做些鞋脚衣裳，到满月也好看。”

很多论者评论说，西门庆一门心思钻在钱眼里，靠钱满足色欲，是个没有任何感情只有下体的“动物”。这种说法也未必客观。很多人喜欢抓住玳安的这句话不丢：“俺六娘嫁俺爹……该带来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银子休说，只光金珠玩好，玉带、绦环、鬏髻、值钱宝石，还不知有多少。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其实玳安这话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西门庆真是为了钱，李瓶儿人已经死了，钱自然都是属于他了，他为何还是如此伤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钱字解释不通的。

更有一种评论认为，单靠做生意的小打小闹根本喂不饱西门庆敛财的胃口，所以通过婚姻来谋取大笔的嫁资是西门庆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如果没有他先后骗取富孀孟玉楼、太监侄媳李瓶儿和她们的巨额财产，根本不可能如此发达。如果仅从结果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事情发生的过程看，也与事实有悖。西门庆对李瓶儿是见色起意，虽然他知道花子虚有钱，但怎么知道李瓶儿的财产更丰？即使他知道李瓶儿有财产，但他毕竟与花子虚是结拜兄弟，如果花子虚不出事儿，西门庆谋他财产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况且在李瓶儿把资财运进西门庆家之前，连花子虚都不知道她有多少财产。李瓶儿是在花家三兄弟告花子虚之后，请西门庆帮忙，才告诉她自己的资产的：“妇人便往房里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寻人情上下使用……妇人道：‘奴床后边，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里。奴用时取去……这个都是老公公在时，体己交与奴收着的之物，他一字不知。’”

至于另一个寡妇孟玉楼，西门庆本不知此人，她是媒婆薛嫂儿介绍给西门庆的。不过这里面有个特别让人忽视的细节，也就是媒婆介绍她的容貌和资财时，即使天花乱坠，西门庆并未表现出多大兴趣。媒婆说：“这位娘子，说起来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生的长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来就是个灯人儿。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西门庆没有任何表示，但当她说到孟玉楼“又会弹一手好月琴”时，“西门庆听见妇人会弹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问薛嫂儿：‘既是这等，几时相会看去？’”

对于权钱交易，刚刚进入官场的西门庆开始还是有底线的。刘太监的兄弟买了一个庄子，用皇室专用的木料盖房被查获。刘太监亲自拿着一百两银子给西门庆行贿，被他拒绝了。而且他对自己的上司夏龙溪收钱便给人办事颇为轻看。但见多识广的应伯爵并不这样认为，觉得夏龙溪不利用职务之便挣些钱，怎么过日子呢？“哥，你是稀罕这个钱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没有，他不挝些儿，拿甚过日？哥，你自从到任以来，也和他问了几桩事儿？”西门庆颇不以为然：“大小也问了几件公事。别的到也罢了，只吃了他贪滥蹋婪，有事不论青红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甚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

还有一次，专门通过走门子搞贿赂承揽官府大宗采买项目的揽头李智、黄四，拿到了一万两银子的官府项目，通过应伯爵向西门庆借钱做这笔买卖。西门庆认为，这些人买通官府，以假充真，实在让人不齿，而且“我衙门里搭了事件，还要动他！”

只可惜进入这个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当他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便不顾一切，丝毫也没有礼义廉耻了。苗青一案，西门庆受贿一千七百两白银，私放了苗青。后来等到他在官场上驾轻就熟时，拿钱办事简直就像喝酒吃茶一样轻松了：“西门庆前边陪着乔大户说话，（乔大户）央求他：‘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当时买一个上好的丫头，也只是四五两银子而已。两千两银子这么重大的事项，西门庆想都没想便首肯了，仅仅修书一封让下人来宝送到东京，交给蔡太师的管家就给办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跑腿的来宝也“赚了盐商王四峰五十两银子” ，可见当时的整个官场已经彻底腐朽了。所以绣像本在应伯爵替夏龙溪拿钱就办事而辩护的这段下面批道：“此一段今日仕途所难，勿以西门庆而薄之。”而又在西门庆拿钱就办事的时候批道：“自路皆然，不足深怪。”那深深的体谅之情，读之让人毛骨悚然。当时官场贪腐，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被社会所认可。所以在此背景之下，责怪西门庆或者任何一个官员，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邵丽，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著有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