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被称为“国产科幻片元年”。但自《流浪地球》后，科幻电影并无新的佳作。

今年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科幻十条”，大力助推科幻电影发展。“科幻热”的背后，是市场的供需矛盾，也是专业人才的极度紧缺。面对科幻片，华语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呢？

王红卫

王红卫，资深电影监制、编剧、策划。1991年至1995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1996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9年至2007年分别赴德国、美国访学。2006年至2012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主任。

参与策划和编剧的主要作品有电影《疯狂的石头》《无人区》《心迷宫》《暴裂无声》《被光抓走的人》《疯狂的外星人》《流浪地球》等。

这是王红卫第二年参加蓝星球科幻电影周。国内以科幻为主题的电影节展本就不多，而每一次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论坛上，主持人让“金牌策划”王红卫聊聊，近期科幻项目观后感究竟如何。他调侃道：“科幻太热了，项目特别多，评审都不够用，似乎总是我们这几人，脸都看腻了。”

观众爆发出笑声，继而又短暂的沉默。

干完评审的活儿，还没来得及参加颁奖礼，王红卫就急匆匆赶高铁回北京，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

傍晚，途经南京牛首山下的星巴克时，他特意要了一杯拿铁咖啡，“醒一下脑”，立即埋头于手机上的工作。这样的忙碌状态估计还要持续很久，只有春节可休息几天。

疫情并没有浇灭人们对科幻的热情。作为《流浪地球》的策划、编剧，这一年，王红卫收到了许多科幻剧本。但是，“大多质量堪忧”。

以科幻电影的眼光看，它们没有达到科幻的基准线。如果不以科幻，仅以普通类型电影的眼光看，好像一夜回到15年前。

那是2005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刚刚起步，观众再次走进电影院，所有人欣喜不已。

在大学导演系教书的王红卫忽然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享受闲暇时光了。伴随中国电影市场的兴起，他开始变得忙碌。一大堆剧本和项目送到他的手上。彼时，他的观感是一些项目并非能否赚钱的问题，而是连基本的剧作常识都没有。

经过15年的发展，电影项目的常识性错误越来越少。直到这两年，忽然热起来的科幻电影，又让他仿佛回到15年前。

一切，让人喜忧参半。

科幻片绝不只有太空、人工智能等几个既有类型

解放周末：这是您第二次参加蓝星球科幻电影周，创投项目的质量比一年前有所进步吗？

王红卫：比起我之前看到的剧本，以及平时接触的社会项目，确实有一些进步。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愿意继续“掺和”科幻电影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吧。

解放周末：但您也指出，其中有一些犯常识性错误的剧本。这些剧本是出自没有经验的“外行”，还是说，职业编剧可以驾驭其他类型的电影，但科幻就不行了？

王红卫：前者居多，主要是大量外行涌入。也因为去年《流浪地球》太火，让许多人注意到科幻这个类型，形成了巨大的话题量和影响力。有些人认为科幻是风投，是机会。

也有一些人原本是科幻爱好者，此前没有与影视相关的从业经验，可能只是写写小说、看看电影。忽然之间，感觉自己爱好的东西大银幕上正在流行，那不如转行写电影剧本试试。

相对而言，职业编剧写科幻的是最少的，他们或许不会犯剧作上的常识性错误，但是科幻内核不足，大多只是披了件科幻的外衣而已。

这3类人，比例大概4：4：2。

解放周末：这次的创投项目中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有一个故事内核是从单车坟场延展开来的。有一个项目，用对外太空的向往，勾连起青春怀旧与中年危机。

王红卫：总体来说，可以用“多元化”来形容。这次我们看到的项目，并非全是硬科幻，一部分人正试图拓展科幻题材的边界，用不规范的界定来说，有“心理科幻”“数学科幻”“语言科幻”等，林林总总。

科幻片绝不只有太空、人工智能等几个既有类型。我非常鼓励中国电影从本土社会文化出发，进行科幻尝试。中国科幻热掀起之后，应该有更大的空间，给年轻人尝试更多的新东西。

解放周末：但社会舆论似乎更关注“硬科幻”。有人认为，能拍出成功的硬科幻电影，意味着我们的科技、文化、工业体系达到一定的综合水平。更多寓意和期待，其实是在电影之外。

王红卫：就硬科幻题材来说，我们目前的人才储备、工业储备是严重不足的，支持不了几部。可能还找不出《流浪地球》以外的第二个比较成熟的团队。

再者，我不喜欢用“弯道超车”这样的词去灌鸡汤、画大饼。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观众，大家都在迎接一个科幻电影时代的到来，只要适合这一代年轻电影人的创新，都值得鼓励。

多做几部成功的电影，比说一万句话管用

解放周末：近两年，谈到科幻电影，谈论技术的内容多了起来，比如“虚拟棚拍”“后期前置”等。是因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刺激到了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成长？

王红卫：工业体系涉及意识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管理层面等多个方面。一般来说，科幻类型片对工业体系的刺激比较大。这是因为一部科幻大片涉及非常复杂的流程、分工与团队合作，不可能靠导演一人之力去完成。

《流浪地球》是在剧本走到一半时，概念设计、特效创作等就已经介入。如果剧本全走完，再一步步来，估计到现在还没上映呢。它的成功，让大家开始意识到电影有工业属性，大制作类型片需要按照科学的方式工作，制作流程渐渐被业内重视。这是影片带给电影工业体系的良好促进。

比如，我国的特效公司MORE VFX，在《流浪地球》之前已经制作过大量电影特效。但是前面那么多部加起来，都不如一部《流浪地球》出名，公司因此快速被人熟知。大家终于不再小瞧中国特效工业，也意识到特效不再是“打补丁”的活儿。

解放周末：听说郭帆团队、宁浩团队的核心人才，在电影完成之后都散落在中国各大类型电影的创作中。

王红卫：这些个体就像种子。

工业体系怎么建立？撇开钱不谈，它不可能靠政府制定出来，不可能靠专家呼吁出来，不可能靠学者设计出来。第一，需要整个行业具有工业意识。第二，需要有能力的人，踏踏实实在各个岗位做事，系统才会逐步生长起来。

给予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等待种子发芽。这些人的散落，最终会对电影工业系统的成长和完善起到关键作用。

解放周末：也有人总结，好莱坞电影是制片人中心制，而我们是导演中心制。对科幻电影而言，哪一种制度更好？

王红卫：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

卢卡斯是好莱坞现代科幻电影产业奠基人，他开创性地执导了一部科幻作品，但此后就转做出品人。他既是导演中心制，也是制片人中心制。我曾经和郭帆开玩笑说，你不如接下来也做卢卡斯。

当一部电影具有开创性时，主创团队往往身兼多职，出现导演、制片合二为一。而当行业的门被推开后，主流科幻电影可能还是朝制片人中心制发展更好。因为科幻电影需要的工业体量太大，导演以个人之力难以完成，需要制片人在其中各个环节进行流程把关、策划、协调资源等。

目前，我们行业内并没有多少在好莱坞有过长期经验再回国的人才。前几年可能有，这批人水土不服走了。现在生存、活跃的人才，都是自己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有些人喜欢一窝蜂、赶潮流，追求“宏大叙事”，但做比说更重要。如何打造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体系，多做几部成功的电影，比说一万句话管用。做多了，才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才谈得上进一步发展和研究。

解放周末：怎样才算“成功的电影”？

王红卫：我自己认为做出的是一个好作品，不是来自别人的评价，也不是来自票房的表现。我不太在意外界的声音。如果一部好作品，还能票房大卖，那就是饭后甜点。但是否吃饱了，首先取决于自己的感觉。

《流浪地球》最后看到成片的那刻，我心里觉得差不多行。即使最后没有大卖，我对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满意的。

解放周末：类似的项目还想继续挑战下去吗？

王红卫：肯定想。喜欢玩的人，一定会喜欢新的东西，想打破纪录，追求新的刺激。

“青葱计划”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这批“野生”苗子

解放周末：电影产业归根结底还是人才问题、教育问题。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师，您会把近几年科幻电影的发展内容融入课堂教学吗？

王红卫：基本上我参与过的片子，上课时只字不提。

解放周末：为什么？

王红卫：我是老师，不是作为业内人士去学校分享实践经验的。

我个人认为，每一部片子的成功经验都是个案，都只是这部片子的成功。艺术创作领域不存在可复制性，一件事归一件事。老师教的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是“基本真理”，是特别基础的东西，不应该是个案。

解放周末：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为行业所用怎么办？

王红卫：毕业和真正开始做导演，中间必然隔着很多年。这很多年需要自己磨炼。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老师教你基础的意识和手艺，毕业后你能做什么，在行业内承担什么角色，需要凭你自己继续成长。

解放周末：这个时代的学生与20世纪90年代怀揣电影梦的学生有没有什么不同？

王红卫：有变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现实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电影学院的机会非常难得，录取率很低，大家特别珍惜，愿意克服各种困难，付出努力。可以说，入行成功率更高些。

现在有些孩子文化成绩上不了一本院校，估摸着能上中戏、北影也挺风光，就报了电影学院，说起来似乎不比一本院校差。这部分孩子可能不是真的喜欢艺术，而是带有功利性、权宜性的考量。当然，有梦想的孩子也有。

我经历了“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学生，整体感觉是，就创作天分、克服困难的毅力等而言，代与代之间确实有差距。这是时代的不同吧。

解放周末：您同时也担任了扶持中国青年电影导演的“青葱计划”理事长。对培育优秀的苗子，您似乎还是有一份热情的？

王红卫：10年来，我参与社会活动、创作活动时，确实发现了不少“野生”苗子。

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高中都没毕业，有些人的专业不是电影艺术，有些人是拍婚庆出身的，大多没有受过顶级专业院校的训练，但是他们的天分、热情、意志力，可能整体优于院校的学生。他们只能来蹭我们导演系的对外公开课，但这些“蹭课生”的表现往往很精彩。说实话，我更愿意帮助这些“野生”苗子。

另一方面，技术门槛日益降低，电影产业也需要更多人才。供需矛盾下，“野生”苗子的机会增加，更容易被我们看到。“青葱计划”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他们。

解放周末：您判断某个导演或主创能否成才，或者某个电影项目能否成功，有标准或规律可循吗？

王红卫：靠直觉，直觉其实应该是模糊化的经验吧。所谓的标准或规律，我如果想“白呼”很多词也行，可一旦落到字面上，又总觉得有偏差。艺术领域的事，很难用定量描绘、用语言表达。经验和直觉很重要。

科幻电影是人类对整个宇宙的造梦，对世界万物想象力的释放

解放周末：最近您是有意将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科幻电影上来吗？

王红卫：我没那么深谋远虑，就是碰到啥事做啥事。

科幻在电影中只是一个类型，但它已受到得天独厚的优待了。这几年，有科幻电影节、电影周、电影论坛，几个月前，国家还提出“科幻十条”，大力扶持。但目前还没有主流的比如悬疑电影节、动作电影节等等。这是科幻电影的幸运。

解放周末：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从小耳濡目染，有机会看到全球各类科幻作品，在此熏陶下，对科幻亲切熟悉，建立了一套审美理念和观影标准。您作为“65后”，怎么会对科幻题材感兴趣？

王红卫：得益于家里的藏书，上小学之前，姐姐有一套凡尔纳的小说，包括《海底两万里》等，还有一些科普书，是我的科幻启蒙。所以算是少数从小就接触过科幻的“老头儿”。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掀起过第一拨科幻片的高潮，比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现在很火的美国科幻剧集《西部世界》，改编自1973年的《西部世界》及1976年的续集《未来世界》。而20世纪80年代，《未来世界》作为优秀译制片，曾被引进放映。我小时候有幸在电影院看过，留下深刻印象。包括后来的《星球大战》系列等，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拨热度就过去了。随着长大，科幻这件事情就被渐渐遗忘了。如今，中国商业电影崛起后，科幻大片出现了可能性，小时候埋下的种子苏醒了。

解放周末：所以您曾说，中国未来的科幻大片创作者一定是“80后”及以后的年轻人。

王红卫：对，必须是从小看科幻长大的一代人。科幻作品往往是基于少年时期的喜爱，长大后才更能做出一番成就。美国和欧洲的一代科幻大师基本都遵循这条规律。好莱坞第一拨科幻高峰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来所有的科幻概念，基本都可以从这批作品中找到母题。全球现在的知名科幻片导演，当时正是青少年时期，可以看出其中的某种代际规律。

在中国，生于1980年以前的人，如果没有从小的际遇和熏陶，很难拍出科幻的艺术感觉。当然可能会有个例。但整体而言，未来的中国科幻导演，诞生自“80后”及更为年轻的一代人中。

解放周末：目前，影视界“80后”导演已经崭露头角了吧？

王红卫：已经是中流砥柱，但是拍科幻片的不多。可能不光是导演的原因，主要还是好的剧本和项目比较稀缺。

解放周末：当下的网络小说给影视界提供了诸多剧本雏形。科幻片有没有想过从中大浪淘沙？

王红卫：全世界的科幻电影都有一个创作规律：原创较多，改编较少。一般而言，现实题材、个人传记、社会题材等从小说改编而来的案例较多。而非现实类题材电影，原创剧本更多。从规律上讲，科幻还是需要原创。

解放周末：有了科幻的观影人群，才有科幻片的持续发展。近年来，年轻人对幻想题材的接受度和兴趣变大了。类型片的兴衰背后是否也和社会发展、时代背景有所关联？

王红卫：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古今中外，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志怪传奇、诗词歌赋，大多是寄托浪漫幻想的。再看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文学、艺术的创作中，虚构幻想的比例或许更高一些。

解放周末：有人说，这是人类基因里的天性。

王红卫：能想象不存在的事物，能描绘未曾见过的东西，大脑的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无来由的想象力，是人类这个物种特有的天赋，不应该被压抑。而电影的魔力就是把大脑凭空想象的世界，最大化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科幻电影是人类对整个宇宙的造梦，对世界万物想象力的释放，因此能得到更宏大的、生命意义上的共鸣。从各个层面来说，想象力无远弗届，我们的未来就有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