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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阑中的叙述》

作者：黄子平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ISBN：9787301305904

定价：59.00元 

第十章 灰阑中的叙述

一 “如果……”

在地上用石灰画一个圆圈，古时候，叫作“灰阑”。

《灰阑记》的故事源远流长。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对簿公堂。高潮处，是到石灰圈旁边，拔河比赛。亲生母亲自然不忍心看着孩子的嫩胳膊被扯成脱臼或骨折，松了手，却反而赢了官司。于是戏台上下一齐松了一大口气，所罗门王或黑脸老包，真个是英明伟大明察秋毫。

一个古老的故事，广泛流传、反复编演，终归有点什么道理。粗粗一想，《灰阑记》的故事里包含了太多的主题因子：血缘、财产、亲子之爱、正义、奸情、谋杀……千百年仍在人们身边繁衍着一出出活的戏剧。细究起来，戏的激动人心处，仍在那高潮部分：先是小孩子可能被活活扯开的痛楚和恐惧震撼我们的生理和心理；随后，戏剧性的转折又“净化”了这痛楚和恐惧，提出荒谬绝伦的拔河比赛的昏官亦在此时重放天纵英明的光彩。

古老的故事绝非单向地向我们灌输道德主题和戏剧性愉悦，我们，当代的读者和观众，也不免会向古老的故事发问。因为我们自有我们的问题，不单向现实、未来，也向历史、传统、先人，寻求答案。倘若答案毫无着落，或者，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操作欲望”，试图重新阐释、重新改编那些既成的古老故事。

任何改编都出自一个原始的质询：“如果……”？譬如说，德国人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询问的就是：“如果亲生母亲并不爱她的孩子呢？”这一问，结局便是，那不忍心而松了手的，却是那位辛辛苦苦哺育了孩子，带着他颠沛流离、经磨历劫的女仆了。血缘关系让位于阶级意识，让位于出自下层人的淳朴的“人性之爱”。

20世纪80年代的西西，对着这古老的故事，也有一个原始单纯的“如果”，一个由她所处的历史时空逼出来的质询，由此产生了她的决不原始单纯的，《肥土镇灰阑记》。

二 “玛丽个案”

据说，西西正在写“肥土镇系列”。因此，小说集《手卷》里，《肥土镇灰阑记》当格外值得注意，它可能是系列里较早的，也是较有分量的一篇小说。但是，另一篇，写作时间比它早两个月，篇幅极短的《玛丽个案》，在我看来，不单是《肥土镇灰阑记》的“前奏曲”，而且对于读解整本小说集《手卷》，也有某种“提纲挈领”“导游图”的意味。

这一篇，正如西西的其他小说，构思和手法都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小说的“正文”极短，只有如下七句：

她的名字叫玛丽。

玛丽的母亲去世了。

玛丽的父亲成为玛丽的监护人。

但，玛丽向法院提出更易监护人的请求。

法院根据玛丽本人的意愿，指定一名妇人作她的监护人。

荷兰和瑞典，为了小小的玛丽，闹上国际法院。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国际法院判决：荷兰败诉。

这只是一则新闻（或旧闻），而且有点语焉不详。西西遂在每一短句之后，用括号加上颇长的注释，除对正文做必要的解释外，却也并无什么具体的描写、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刻画，只是建议读者，去读有关的书籍。如在“玛丽的母亲去世了”后边，小说建议：“对已婚妇人的死亡有意查根究底的人，何不去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或者，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又或者，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又比如，在“闹上国际法院”句后，括号里写道：“两方争夺一个孩子的故事，我们读过多少？如果你强调血缘关系，你当然读了《圣经》所罗门王的断子案，以及我国元代杂剧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如果你重视的是对小孩的爱，那么你自然也不会错过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这些书目开的大都是文学作品，拿“文学”给“新闻”作注，无形中，消解了“虚构”与“纪实”之间的界限，暗示了文学作品、新闻媒介、现实世界重重叠叠微妙复杂的“互文性”。但这一系列文学书目的开列，却是为了*终逼出西西胸中郁积萦绕、挥之不去的那个原始单纯的“如果”—在*后一句正文的后边，括号里不再提供书目（无法提供）：

我们老说二十世纪是法治的时代，是该尊重孩童意愿的时代，可是，我们也许就不当小孩是有意愿的人吧。万一他们有，又怎么办？……至于能够尊重孩童意愿的作品，请协助我找寻。

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来“操作”了。于是我们有了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

三 叙述者“马寿郎”

如果——

如果让灰阑中的五岁孩童，说说他的意愿，说说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又将如何了结？大人先生们会给黄口小儿“发言权”吗？小孩子敢在公堂上开口说话吗？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即便他一言不发，任人摆布，搁在石灰圈里充当拔河用的“绳子”，难道小脑袋瓜子里，就毫无感觉，毫无所思？

这便是西西（携带她所处的历史时空），向古老故事提出的质询。任何质询都具有“去蔽”的功能，千百年来包括我们在内的人们的偏见、自以为是和心理障碍被暴露，人们荒谬的生存状态被照亮。小说逼问传统，更逼问每一个活在传统中的你和我。

如今，在这座衙门之内，又重审这么一件人命关天的案件。死者已矣，要决定的可是我的将来。难道说，不是我寿郎，才是*重要的角色么？这么多的人来看戏，到底想看什么？看穿关、看脸谱、看走场、看布局的结与解，看古剧、看史诗、看叙事、看辩证；还是，看我，一个在戏中微不足道的“徕儿”，怎样在命途上挣扎，获取尊严？或者，你们来看《灰阑记》，是想看看包待制再扮一次如何聪明而且公平的京官？真奇怪，舞台上的灯光，都投射到包待制的铁脸上，那象征了所有的希望和理想么？我站在他撒下的小粉圈里，只期望他智慧的灵光？我和一头待宰的羊有什么分别？

西西的“如果”重构了整个古老的故事。情节乃至台词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戏还照着“古时候”那样，有板有眼地演着。站在幕边上，这个无人注意的五岁小孩马寿郎，却长篇大论，一连串无声的旁白，给这些情节和台词做着“注释”。两个叙述层面交错着展开，一是原有的对白，在舞台上发声呈现，用的仍是元杂剧的文体语言；另一个却是马寿郎的“内心独白”，一如电影里的画外音，叠加于古久的对白之上，不免掺杂了好些（西西本人的）现代语言进去，诸如“婚姻，是**的出路”之类。西西在宋元话本、杂剧的语言上下了相当深的钻研功夫，却也难于将这两类相隔六百年的叙述语言融会得天衣无缝。

问题在于，我们读者，并不太觉得五岁的马寿郎大谈“选择的权利”有什么别扭之处。我们明白这个叙述者的复杂性，他至少，有三重身份：首先是故事里的那个马寿郎，一切都有他在场亲历亲见；其次则是舞台边上正在扮演“马寿郎”的马寿郎（这两重身份纠缠起来难解难分），我们经由他的耳目听到对白看到剧情；再次，便是由西西的“质询”武装起来的五岁小孩，见多识广，心明眼亮，莫说大娘、赵令史、苏模棱、董超、薛霸等一班恶人瞒不了他，就连装神弄鬼的包待制，他也有一肚子的“腹诽”。这个身份复杂的叙述者遂成功地将传说、传说的搬演以及对这搬演的批判，三者融为一体，将六百年时间也顺便压缩到了一个平面。如是，你才不会诧异，这个活在宋代（传说时间）的五岁小儿，却晓得元代“九儒十丐”的情状，又用现代思维（！），对脚本说三道四。小说一开头，叙述者就亮了底：

让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肥土镇不在上演戏剧，因为肥土镇本身就是舞台。一切都是真事，何需搬演。这也不是古代，而是现在。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旧的尚未过渡，新的仍未到来，这仍是一个灰昧昧的年代。

空间重叠到了一个平面：肥土镇即舞台，舞台即肥土镇。时间压缩到了一个平面：今古不分，无古无今，一切发生过了，一切仍在发生。叙述者在数重身份中跳出跳入，转换自如，他同时是剧中人、扮演者和剧评家。读者在阅读中，也不断在数重角色中移动转换：他既在剧情之内又在剧情之外；既是戏剧的观众，又是剧评的读者。这种种的“平面化”令人想起绘画上的“立体派”（奇怪的是，所谓“立体派”，干的正是将立体平面化的勾当），将另一只眼挪到这半边脸上来，以超现实手法，攫取更“真实”的现实。小说的叙述，在这方面，其实比绘画便利。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线性行进的媒介，所谓小说中的“空间感”之类，乃是经由“语言心理学”的转换才形成的。时间的“平面化”倒是小说叙述的现代发展，由此却带来叙述结构的立体化。在时间的平面上，那个活了六百年（还将活多少年？）的五岁小孩，孤立无援，站在灰阑里头，他的叙述却在努力挣出那昏暗的石灰圈儿，超越拘限他的历史时空。

四 何往而非“灰阑”？

在这灰昧昧的年代，何往而非“灰阑”？

但身处香港的西西对此似有更深的感触。类似“灰阑”这样的意象，在小说集《手卷》中屡屡出现。那悬在半空中的浮城，既不上升，也不下坠，仿佛也有两只手，在拔河，一是汹涌的海水，一是飘忽的云层（《浮城志异》）。《虎地》里交替写了香港的越南难民营的铁丝网，和动物园美洲虎的兽笼。精彩的一笔是写到铁丝网生锈时，“仿佛这冰冷的金属也有生老病死”。灰阑在无古无今的年代里绵延，但它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有它的历史性即“生老病死”性。铁丝网上爬满淡彩的喇叭花，“如果我们侧耳细听，喇叭花里传来的也许是铁丝网绵绵不绝的絮语，讲述着它才知道的种种故事。”如果—这回是我的而不是西西的“如果”—如果不是“灰阑中的叙述”，而是“灰阑”自身的叙述，将会如何呢？但灰阑缄默不言，并因其不言而深蕴权威。在《雪发》中，“灰阑式意象”是小学校中的一道红墙，那是处罚“犯规”的小学生的所在，酷日照晒，附近男厕的阿摩尼亚味熏人。“顽童爬树”，或许正是一次冲出灰阑的尝试？在《奖品》里，比赛规则（连同信封中的那些题目，连同那些可观的奖品）组成了又一个灿烂辉煌的“灰阑”。走出灰阑的尝试再一次被西西用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加以鼓励。至于身在灰阑并钻入更多灰阑而不自觉的人和事，如《猬的二三事》中名叫“猬”的女子，不断置身于蚊帐、防毒面罩乃至盔甲之中，拒绝大自然的召唤，小说对之有不动声色的讥讽。

无往而非灰阑。实际上，叙述者无法走出灰阑，走出灰阑的是他的叙述。小说集《手卷》的代序《羊皮筏子》里，西西告诉读者，书本就是渡她到对岸去的羊皮筏子。可是，书本不过是来自另一些灰阑中的叙述罢了。但它们告知我另一些灰阑的故事，便使我，得以反视自身所处的灰阑的境况。

马寿郎站在灰阑中对剧情说三道四时，就充分显示了他的书本知识之丰富。据说，在父亲的书房里，其父就给他讲过前汉应邵所著《风俗通》里的一个故事，某官员名叫黄霸，聪明地断过一件两妇人争子之案。这五岁小孩对黑老包的*尖锐批评，其依据亦来自对这种“互文性”的洞察。亲生母亲一生逆来顺受，公堂上早吓昏了头，说不定一听号令就不分青红皂白，将儿子死拉硬拽。倒是大娘常到寺院烧香，听过《贤愚经》里大国王阿婆罗提目怯断争子案的故事，哪会上你包待制的当呢？西西巧妙地将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成果化入她的小说叙述之中，使得“剧中人”不再对“剧本”一无所知。马寿郎在故事之中，却对类似的故事了如指掌，因而他又在故事之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历史的编剧、导演或观众，或只是身不由己的渺小的“角色”？求神问卜、打卦算命，或许是人们试图“预习”脚本的一种途径。而我们，身在灰阑之中，则试图倾听异时异地的灰阑中的声音（无论多么遥远而微弱），以观照自身的生存境况，同时，我们也似乎因自己的叙述汇入这些声音而（在想象中）“挣出”了灰阑。莫非，这正是“比较文学”的存在理由、基本功能？比较文学家们常说的“文心、诗心，古今相通，中外相通”，莫非正是这种想象地处理生存困境的方式的相通？

西西是如此细心地谛听这些遥远而微弱的声音。来自图书馆和新闻传播媒介的信息，构成西西小说的相当重要的背景或潜背景。实际上，她的小说经常援引图书资料和新闻材料来为现实体验做注释。这，甚至成为《手卷》这本小说集诸篇作品的基本结构。

五 短文长注

前面讲到过，《玛丽个案》可读作这本小说集的“导游图”。“短文长注”的结构屡见于集子中的一些小说。《浮城志异》是对比利时画家雷内·马格列特的十三幅油画，别出心裁的“阐释”，连缀成一篇独特的寓言小说。反过来，这十三幅绘画倒成了这篇小说的精彩插图。《名字阿扎利亚》里，“甲”说了一句句有关南非的短语，“乙”就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存为之扩展、诠释，甚至为此跑到图书馆等处去查资料。《这是毕罗索》则让电视里世界杯足球赛的画面与叙述者的亲情回忆互为注文。《手卷》里索性出现了一位“叙说者”，每一段均由一短句开头，如：“叙说者描绘了一幢大厦”，然后才接上那位“叙说者”较长的“描绘”。

我们读书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书的正文平平无奇，脚注或尾注里却掩藏了或泄露了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譬如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价值就远超出它所注的那本书。实际上，倘把所有的书合起来视为一部“大书”，那么人们读到的每一本“正文”，相对于它的“注释”部分，都显得短而又短了。“红学”著作的篇幅大大超过《红楼梦》本身，只是其中一个缩小了的例子罢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接收纷繁的信息，大多简短、残缺不全、语焉不详，又常常无能力、无精力、无途径去查阅它们的“注文”。有些信息看来平平无奇，遥远陌生，一旦弄清其背景或潜背景，详细的注文就暴露出它们跟我们的生死攸关、血肉相连。西西小说的“短文长注”结构，或许正与我们日常经验中这隐秘的一面契合，提醒我们，未经“诠注”的一切短语、报道、指令，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置疑的。注释可能比正文更有内容，而一切叙述都互为注释。

西西的小说有“图书馆气息”，多少令人想起当过国家图书馆馆长的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他把整个宇宙想象为一个多层的图书馆，书和书之间生生不息，任何书都由其他书的“引文”组成。事实上，“文变”不仅“系乎时”，也确实“系乎诗”—文学创造文学，书产生书。“引证”式的叙述方式，给小说带来过于冷静的书卷气、学究气，却使西西得以在一篇小说内部编织许多“小说”和“非小说”，使读者在读一篇小说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调动自己读过的许多作品进入当下的阅读。

有许多“正文”是经不起诠释的。包待制的天纵英明，被马寿郎的冷眼旁观和腹诽整得烟消云散。古老故事的讲述者们暴露出各自的局限—自以为只在看戏的人也身在戏中，自以为高踞公堂者，其实也囿于他们自己的“灰阑”。另一方面，有些明显虚构的“正文”，经过注释，却可能变得格外真实。比利时大师的十三幅超现实主义绘画，经身居香港的西西“志”了一番，就见异不异，比现实还要现实。如果一个人脸上的笑容是正文，他颤抖的手指尖便是注释；热情的言辞是正文，冷漠的语调和眼神便是注释。正如《浮城志异》里提到的那幅画：《这个不是苹果》—线条、色彩、形状是真实的，“苹果”却是个假象。曾经有过许多叙述，还将会有许多叙述，“叙述”本身是真实的，“故事”却需经诠注—尽管，我们也只能用叙述来诠注。

那么西西是否质疑一切叙述呢？西西似乎倾向于认为，灰阑中弱小者的叙述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她捕捉、倾听这些微弱的声音，用来作为那些由“高音喇叭”发布的言辞必不可缺的“诠注”。在这喧嚣嘈杂的世界上，谁能听到这些“灰阑”中微弱的话语？谁愿意倾听它们，谁愿意，肯定它们自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谁愿意将舞台上的灯光，分一点给那昏暗的灰阑？马寿郎在《灰阑记》中也有过两句台词——

那次，我在公堂上只说了一次话，一共说了两句。可是说了又有什么用，没有人相信我的话。别说相信了，他们根本不理。堂上的苏太守不理，他在堂上打盹哩。至于赵令史，轻轻皱了皱眉，用一句话就轻易把我打发掉了：这孩子的话，也不足信，还以众人为主。

其实，诠注是一种权力，所谓“发言权”“解释权”是也。灰阑中弱小者的话语常常轻易地被权力者打发掉了，即使是英勇的“反注释”，也照样纳入那法力无边的“大注释圈”中，消失得无声无息。

那么，羊皮筏子真能渡我到对岸去吗？微弱的声音能改变灰阑外的世界、改变公堂上权力者们的意愿吗？或者，能够帮助弱小者挣出灰阑吗？《名字阿扎利亚》里的“乙”，除了不买南非出口的啤酒和非洲菊，就只能看看电视新闻里黑人流血牺牲的画面。然而，“不买”和“看看”未必就等同于无所作为。《浮城志异》中的*后一幅画，窗外的人群望着我们，垂手而立，“显然不能提供任何实质的援助”，只是在观望。但是，“观望正是参与的表现，观望，还担负监察的作用”。灰阑中的叙述是对沉默的征服，是对解释权的争取，是凭借了无数“参考书目”和人生体验，提出一个基本的质询。或许灰昧昧的年代将无动于衷地延续下去，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灰阑中的叙述才不再是慷慨激昂的大喊大叫。它们是理智的、温婉的、满怀期冀又无可奈何的—在无往而非灰阑的世界上，大声疾呼显得滑稽；智性而温婉的话语，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