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为深入打造里下河文学流派品牌，进一步推动里下河文学高地建设，繁荣江苏文学精品创作，第八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近日在江苏泰州举行。此次研讨会的主题进一步细化，不仅就里下河诗歌进行深入探讨，而且设置了“里下河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里下河文学的未来”两个议题，进一步推动里下河文学流派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有效衔接。

脉络与价值

里下河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始于新时期文学的初期，上世纪80年代以汪曾祺的“轻文学”为代表。

南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范钦林梳理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并进一步解释“轻文学”：“相对于那些所谓重大题材的作品，汪曾祺的那种带有抒情性散文化和地域乡土文化特征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性作品，创作了一种具有新的品格的文学。”

汪曾祺出生于里下河地区，其作品描写的是里下河具有地域特征的地理风貌、乡土风情和人文特征。里下河地区民风醇厚，人民守本而不闭塞，南来北往的运河，东西通达的长江孕育了里下河的文化与人民。汪曾祺及其作品的出现是这一流派的第一代作家的代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第二代作家以毕飞宇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批优秀的里下河作家作品作为主体。

从文学史的视角看，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流派都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以及后来的京派、海派、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也是这样。他们有的是为了某一宗旨、主义而集结到一起，有的是围绕某一本期刊进行创作，有的则是因为某一种共同作品风格而得名，也有的是因为某种地域的特征而被读者认可和欣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文学流派都逐步进入了文学的历史。

中山大学教授刘根勤发现，从里下河走出去的文人群体，最终都转向以故乡为题材的研究与创作。费振钟从江南古典文化研究回到《兴化八镇》式的写作；毕飞宇从先锋派、实验派文本回到《玉米》《玉秀》《玉秧》和《地球上的王家庄》式的乡土题材；王干在近年展开了《泰州的河》等故乡题材系列回忆与抒情；刘仁前的“香河系列”从农村走向城市，展示了里下河地区的现代化与城市化气质，具有独特的案例价值。

里下河作家群体的共同特征，就是文笔细腻优美，无论是风景风情风俗还是职场生活，都保持了一种接近“中庸”的姿态，以理想的尺度勾勒出里下河式的“乡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与文化生态。里下河文学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具有传承意识并且非常稳定。从汪曾祺开始，里下河作家的“传帮带”就形成了传统，以里下河地区辐射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形成了稳定的梯次。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品具有水和土的双重禀性，这个地区的文学在本质上更加接近于自然。宁夏作协副主席张学东注意到，好的文学作品总是传达出一派生机勃发的自然风貌，一种接天地水土之气的阔达与通畅。这一点上，里下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汪曾祺、毕飞宇、刘仁前等人的佳作《大淖记事》《地球上的王家庄》《香河三部曲》已为读者提供了优秀范本。这里的作家更像一个个摆渡者，逆流时孤注一掷，顺流时波澜不惊，内心保有一个梦想，在里下河这片广阔的水域将一叶文学扁舟驶向理想的彼岸，他们总是像农人对待一枚枚沉甸甸的果实那样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这也是里下河赋予他们的使命。

里下河文学的“文化寻根”

里下河文学到底能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是一个众说纷纭、没有形成统一观点的重要问题。《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也更多地持有一种相对严谨的否定性价值立场。但他同时认可，在里下河地区长期以来不仅集聚了一批思想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家，而且这些作家业已构成了一个地域性色彩极其鲜明的作家群，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王春林详细辨析了里下河文学创作与“寻根文学”的关连。“寻根文学”的根本特质，尽管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能够为大家所公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文学思潮在社会政治之外，不仅发现了一个更为广大开阔的民间文化世界的存在，而且也以一种民俗风情书写的方式艺术性地呈现着民间文化世界。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就以其对民俗风情的表现、对民间文化世界的呈现，暗合于“寻根文学”的根本特质。在里下河作家群体中，除了被追认为先驱的汪曾祺之外，刘仁前、刘春龙、庞余亮、顾坚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借助于民俗风情的书写而积极有效地描摹呈现一个自在自为的民间文化世界，也可以说是他们一致的审美追求。所以，断言里下河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与曾经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寻根文学”之间存在着相对紧密的内在渊源，是既合乎逻辑也契合事实的一种可靠结论。

泰州学院教授孙建国认为，里下河文学的“文化寻根”，曾经留下无数印记，至少有三点可圈可点。第一，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汪曾祺是“文化寻根”的自觉践行者，并以此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学一流作家行列；第二，施耐庵《水浒传》“任天而行，率性而动”的原始思维，对里下河文学影响深远；第三，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的重要思想“百姓日用即道”，对里下河文学影响巨大。从刘仁前的《香河》、庞余亮的《顽童驯师记》、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李明官的《范家村手札》、曹学林的《船之魅》等作品中不难看出，丰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因，内化为作家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质，为里下河文学流派开掘了源头活水。其温暖而忧伤、细腻而婉约、刚健而沉郁、写实而济世等文学品格,已经深深烙上了里下河文化的精神与气质。

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思潮，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广泛影响。这一思潮中非主流的汪曾祺，创作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一批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塑造出了一个“桃花源”式的故乡。那么，今天的里下河作家应该有哪些作为？

“有评论家对里下河作家创作进行过分类：离乡写作、半离乡写作、本土写作。自我对照，我虽属‘半离乡写作’，然我的笔一直没有离开过‘故乡’，这是我文学的根脉所在，是我的血地，是我的精神家园。我要努力去做的是，对脚下这片土地作更深入的挖掘，去揭示出一些‘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之谜。”中国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仁前提出，要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根，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创作姿态，还要寻找属于自己的“高质量”。

如何让文学也能“高质量”，恐怕很难用统一的指标体系来界定。刘仁前说，自己的创作经常是一种“远距离的观照”，采用一种回望的姿态，这个时候创作者由爬行之态，转变为离开地面飞行。这种飞行姿态，倒是根椐具体情形，发生变化的。可空中鸟瞰，可盘旋察看。惟如此，才能获得多视角，多维度的观照。要从自身的创作实际出发，努力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高质量”，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好作品，来温暖人，鼓舞人，感染人，真正做到“为时代抒怀，为人民放歌”。

对里下河文学作品的观察与思考

里下河文学流派之所以在近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绝不是偶然的。对于近年里下河长篇小说创作，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芒有独特的观察与思考，他从史诗品格、成长叙事及人性追问三个层面论证自己的观点。

里下河区域既是水乡又是平原，既属江北又紧邻江南，既接近楚汉文化又浸染淮扬文化，因此这里自古以来文化繁荣，构成了一个异质文化涌现、多元文化碰撞的特殊地带。但另一方面，里下河地域四周高、中间低的“锅底洼”地理状貌特征，又使它相对独立，相对稳定，变化中有不变。变与不变这种双重的特色，与里下河作家浓厚的人文情怀相结合，形成了其长篇小说创作以苦难叙事与乡愁书写为特质的地域史诗品格。如夏小芹的《娘已嫁人》、徐惟清的《鹊桥归路》、夏涛的《烟花》以及徐晓思的《母亲望着我》都堪称是苏北水乡的苦难断代史。刘春龙的《垛上》、刘仁前的《残月》、顾坚的《爱是心中的蔷薇》、沙黑的《四月南风》、李明官的《衣胞地》均属一种带有独特的乡愁意味的“新乡土写作”。

在里下河地域史诗写作中，还特别着重历史叙述与人的成长史叙述之间互文互补的效应。在里下河长篇小说所构建的审美世界中，“历史的人”更多地被“人的历史”所取代。姜寿荣《芦花暴》讲述的是里下河水乡青年在战争年代投身火热生活和不断成长的故事。陈峰的《爱痕》真实地呈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即“官二代”的成长历程。周荣池的《李光荣当村官》集中关注大学生村官的成长，颇具填补当下审美空白之效。徐晓思的《母亲望着我》则将目光聚集于农村留守儿童、贫孤儿童、单亲和空巢家庭儿童的成长问题，探讨了如何用爱和教育拯救他们的主题。庞余亮的《顽童驯师记》既涉及教育又教师的成长，《有的人》涉及父子冲突，无疑是深刻触及心灵探询的成长叙事。

里下河长篇小说创作富有浓厚的人性探索意识。徐晓思的《归湖》深刻反思了现实世界对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掠夺。汤成难的《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以一个残缺不全的意象象征了失去了爱的能力的时代。周荣池的《爱的断代史》中独特的人性话语流露出浓厚的关于人的终极关怀意识。作为国内第一部反映殡葬工生活的长篇小说，王树兴的《咏而归》可称为中国版的《入殓师》。对于精神生命的关注和挖掘，使里下河长篇创作显示出更具超越性的审美品格。刘仁前《浮城》通过浮城意象展开了对于80年代精神的寻根之旅。鲁敏的《奔月》在把握当下时代的生活与人性现状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思想驾驭能力和超常的美学天才。

北师大教授翟文铖关注的是民俗书写对于汪曾祺小说叙事形态的影响。他提出，细究汪曾祺的作品，民俗书写渗透到他叙事的各个层面，深刻地影响了作品的整体艺术风格。在表现人物成长的时候，汪曾祺乐于通过习得民俗的经历表现人物的社会化过程。汪曾祺的小说拒绝戏剧性很强的故事，但并不完全排斥情节，仅有的情节往往与民俗纠葛有关。民俗的大面积介入深刻地改变了汪曾祺作品的整体叙事风貌。

南京大学教授李章斌也注意到里下河文学流派中的代表作家，泰州、扬州、盐城等地区在内的“大里下河地区”可以说是江苏文学创作的一块沃土，培养了包括子川、庞余亮、冯亦同、张作梗、丁芒、小海、沈浩波、陈义海等一大批杰出诗人。比如庞余亮用一种充满身体的质感和痛感的诗歌来书写现代人失去乡土之后的哀愁，子川的诗歌不仅自觉地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也有着对于细微事物的敏感把握；小海的诗歌看起来简洁、日常化，却隐含着很深的生命体验，特别擅长于对生命瞬间的敏锐把握，一些日常事物在他的手里焕发出诗性的光芒。此外，里下河区域还有很多杰出的诗人有待挖掘，比如冯亦同带着古典意趣的抒情诗体，曹剑诗歌中带有“江北大汉”豪情的爽朗诗风，张作梗诗歌中语言的对话性和跳跃性，义海诗歌中语言实验和形式探索的先锋性等等，难以尽数，里下河诗歌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可观的前景。

暨南大学教授张丽军提出，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中，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和最新的《香河四重奏》，构成了独特的当代中国江南水乡文化景观。正如“香河”里的年轻人一样，庞羽等最新一代里下河作家在精神深处秉承传统精神文脉，有了新的审美理念和传达方式。总之，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个散发独特精神魅力和文化韵味的文学流派，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探寻、发现和阐释。

为新的时代经验赋形

“出于固执，也出于热爱，在这片多水的土地上，我写下了许多自己也记不住的诗。”泰州市作协主席庞余亮的发言富有诗意。他说，这些许多自己也记不住的诗歌，就像那些已过去的旧日子。“那些过去的旧日子，有时候也是新日子。那一年，我终于去了浙江慈溪，到了那个著名的渡口，河姆渡的旧日子，其实也是我们的旧日子，我和我父亲母亲的旧日子，我和我的村庄的旧日子，7000年的日子，一直世袭，一直复制，直到——日子如被流寇偷走的渡船，他们到了彼岸，失去了缆桩的渡船，就是我想了很多年都没回忆出来的第一首诗。”庞余亮的诗歌和父母、和家乡连在一起，如顽强的盐巴草一样蔓延在他那些记不住名字的诗。

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故事，一直以来都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特质。青年评论家傅逸尘汇总近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成果发现，里下河流派作家们似乎都不着力于宏大叙事，而专注于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以小人物的小情感大情怀来为时代叙事，来清晰呈现细微的情感起伏，勾勒出日常生活图景和人生哲学。

“里下河文学有一种脱离宏大叙事的愿望和气息，所谓的刻意与宏大叙事疏离，专注于所凝视的生活。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僵化，是一个伪命题。”傅逸尘认为，进入新时代，通过对里下河文学作为地方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思考，不仅可以重新提炼地方知识，还可以加强正日渐受到现代性冲击的地方性文化的内部认同，这一点在当代尤其重要。强调地方性的同时，不能忽视现代性国家与民族国家整体性的问题。固守本地的作家和走出去的作家构成了里下河作家群体的两翼，而正是走出去的作家，经历了异质性的文化洗礼后，反而把家乡的东西更加深刻地凸显出来。从汪曾祺的小说中，能看出文学传统的浸润尤其是地域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写实传统，支撑着作家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和时代始终保持一种旺盛的创作活力，其实这也是里下河文学作家的优势，尤其是对于大量的在此地的写作者而言，可以为新的时代赋形，这是里下河文学持续往下走，向前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写出当下正在发生或者带有某种趋向性的时代经验，这是里下河文学能够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

写作者必须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扎根处，重新出发，才能让世界的情感在自己邮票大小的“根据地”落地开花。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叶炜认为，里下河的文学流派，既要跳出里下河，还要回到里下河。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新乡土时代必将需要新的乡土文学。里下河文学的“新乡土写作”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质，必须具备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的广阔视野。它的叙事就不仅仅局限于乡村这个特定场域，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城市的打工者，乃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城乡变迁等等。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堂会探讨了里下河地区文化记忆的探寻与建构，同时对于里下河乡土写作的困境与思考也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如何以一种“在地者”的身份穿越里下河平原的广阔时空，通过自己的个人生命体验抵达脚下的土地，讲述时代转型发展中里下河平原的变迁与阵痛，成为摆在里下河地区作家面前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作家既要能够抵达乡土的生存真相，描绘出一幅幅带有里下河地区风俗人情的乡土画卷，又要能够直面改革发展所带来的阵痛，针对当下中国农村的乡土现状，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和反思乡土的现实处境和问题。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进程，里下河作家的乡土写作要能够描绘出里下河平原当下的复杂图景，打开更为丰富开阔的书写境界。

“里下河文学”这些年来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一种“现象”。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刘志权认为，里下河文学不缺乏重量级的作家，从汪曾祺到毕飞宇，包括如曹文轩、黄蓓佳等，都是来自里下河。同样来自里下河的学者王尧的第一部小说《民谣》也具有鲜明的里下河风情。从“流派”的角度看，更需要关注作家自身对这一流派的认同度。这一问题背后，其实是地域流派鲜明的标志性与优秀作家不愿自我设限的追求之间的矛盾。他认为，里下河文学流派尽管以地域流派为自觉追求，但不需要过于自我设限与强化。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留下的精神烙印其实是难以消除的，正如鲁迅所言，自来水龙头流出的自然是水，血管流出的自然是血。但乡土作为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其实是其优秀作家观察世界、反思历史以及省察自身的基点。

出身于里下河流域的作家数量之多、创作质量之高，有目共睹。但要鼓励新人、开拓新路、形成力量，自然与人文地理的熏陶或前辈作家创作的示范作用固然重要，却略嫌力量单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与文学组织的功用就凸显出来了，概念建构的力量也就凸显出来了。青年评论家丛治辰觉得，迄今为止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正是这样的功用与力量的表现。评论家和研究者应提前介入加以引导，或可切实提高本地作家的创作，并形成文学活跃与繁荣的局面。

《大家》杂志主编周明全认为，从更高的层面要求的话，里下河文学下一步发展的重心，应该是组建走出地域概念的束缚，从地理概念向美学概念迈进。正如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所言，“如果是一个地理概念，那只是一个以地域划分的作家群，是生活在一个共同地域里的作家群体的称谓。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可以相同、相近，也可以相异甚至相反。但是如果成为一个美学概念，那它就是一个流派的概念，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有相似的美学风格，有相近的审美趣味。”无论是目前的地理意义上的作家群，还是未来美学意义上的作家群，里下河文学都将是未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闪光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