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上桃花行走的人 ——读王彬散文集《袒露在金陵》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汪琪 2020年12月21日16:38
《袒露在金陵》是王彬近年创作散文的合集。延续王彬一贯历史文化散文的风格，山河旧屋、过往人物飞入纸页，鸟雀鸣虫、娇花老树跃然笔下。作者用细腻的体认和沉静的思考进入历史与生活的内部，发现表象之下隐匿的真实，这真实有遗憾也有美好。
《背篓里的桃花》一文写到一位背着桃花坐在台阶上休息的农民，他“背篓里有一株娇艳的桃树，花枝纷披，饱满地绽放湘妃色花朵。这个农民叫刘敏华，他居住的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被规划为三峡库区。搬迁时，他把自家门口的桃树小心翼翼地挖出来，装进背篓，背着它离开了故乡。……行走时，他和它就变成了一株移动的、招展花枝的桃树。”娇艳的花被刘敏华妥善地安置在背篓里，免于淹没在长江万顷碧波之下的命运。
王彬正像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背上桃花行走的人”，他在历史与现世的交汇处打捞隐没的文化记忆，于是顾太清、赵孟頫、图海显出身影，清风阁、八通碑、野狐岭进入文化视野。作者捡拾起那些即将被无可阻挡的现代洪流吞噬的人、事、物，为其拂去蒙尘，爱如珍宝地放入了自己的背篓，行走时，也便成了一株在阳光下闪烁光芒的树。
横跨在读者与历史人物之间千百年的岁月已经冲淡了真实的痕迹，历史散文不免会落入掌故传奇的窠臼。不同于一味沉湎于过去、演义旧闻的文章，王彬的散文现实感极强。得益于几十年来对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游刃有余地调度着史书典籍、诗词曲赋、历史掌故，悠然地出入于历史与现世之间。
《Azad、梭罗或豆田哲思》从沙湖写起，由庙宇般的松树想到爱松树的梭罗，再由隐者梭罗想到伯夷、叔齐两位传说中的隐者。伯夷、叔齐认为武王伐纣不仁，“义不食周粟”，最终吃光了山上的“野豌豆”，饿死于首阳山。写到此处，对隐者的德行与悲剧命运的分析渐入佳境，作者却笔锋一转，回到了在湖畔悠闲种豆的梭罗。梭罗种豆不穿鞋，用光脚去亲近豆子；陶渊明也种豆，他穷到没有鞋穿，便也只能无限地亲近大地。梭罗得了瓦尔登湖畔的一块地，选择过自然的生活，他自己建造房屋、细细计算开支、守护豆田并陷入哲人式的思索；陶渊明则“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中国传统之隐、西方现代之隐与眼下的沙湖之隐，由一片豆苗钩连，由一轮明月贯通。由眼前之景到文学之思、历史之思，最终返归眼前的松柏——Azad——自由之树，全篇看似随心而至实则前后呼应、结构严整，笔力刚健。
读王彬先生散文时总能感到他由衷散发出的哲学之思与人文关怀，这份关怀为他在历史长河中采撷的花朵又增添了一份柔光。
《红粉》一文将白居易极端相反的两面袒露出来，他对底层劳动者有深切的同情，对歌女关盼盼却能不近人情到了极点最终逼死了这个无辜的女人。写出《卖炭翁》《观刈麦》《琵琶行》的诗人自然值得尊敬，但“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刺激而死，还要感谢这个男人”这种非人道的事也绝不能避而不谈。
《翠屏山》由杨雄杀妻联想到曾经的同事小刘，小刘也有个美丽的妻子，妻子被一个小学老师的老婆捉奸，小刘选择原谅妻子。《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英雄们可以翻脸就将妻子杀掉，“作为一种英雄气概的衬托”，这样写还不够，作者继续说“七十一回本的《水浒传》，英雄们杀戮的对象，最多是女人与穿麻衣的草民，并不是贪官污吏，最后的招安，实在是顺理成章”。对《水浒传》的评价字字诛心，更显得小刘的宽恕弥足珍贵。
《兄弟》一文写鲁迅与周作人兄弟的决裂，从两人的日记入手细致梳理兄弟二人反目前温情的互助，反目后的痛苦，以及兄弟二人没有说出口的悔恨。周氏兄弟的决裂是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彬从日记进入周氏兄弟的内心，以未尽之言布局全篇，将鲁迅和周作人还原为两个漂泊在外、相依为命、相互理解的兄弟。不管这场决裂的真相是什么，潜流着的兄弟之情与十几年的断绝对周氏兄弟而言都是真切而痛苦的“伤逝”。
王彬是以广博的爱去拥抱世界的，柳树、杉树、桃花、梅花、蛐蛐、杜鹃，各种生命在他笔下蓬勃丰美地生长着，就连惯常被认为如不吉的、悲伤的乌鸦也可以叫人欢喜，因为“樱花是美丽的，乌鸦也是如此美丽呀！”王彬的思索是沉静的，沉静的思考经他满怀的同情与大爱包裹，更如静水深流，余韵悠长，洗去了许多文化散文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通病，在平易的叙述中凸显人事的隽永。
“背上一株花”行走在现代社会并不容易，历史已经离依赖朋友圈、抖音生活的现代人越来越远，蛐蛐的叫声在钢筋水泥的大城市行将断绝。但正如刘敏华找到新居后会将桃花妥帖地栽回大地一样，王彬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回的“文化之花”也将重新栽回大地，而读者朋友正是这株熠熠生辉的新桃的第一批赏鉴者。
敬历史，敬自由，敬隐没的真相。
（汪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