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港》2020年第12期｜吴文君：海塘，海
小时候最高兴的就是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面，一路摇摇晃晃，听着轮胎碾在砂石上发出的咯咯拉拉的声音，去尖山海塘野一野。
父亲从安徽上班的地方回来了，也喜欢找个好天，带上我过去漫游一趟。
海塘和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海塘没有沙滩，涨上来的虽然也算海水，却浑浊得像黄泥浆水，找不出一丝海水的蓝。可是海塘沾了一个海字，听上去就是觉得很不一样。从自行车上跳下来，透过一蓬蓬的蒿草，望着远处平平直直的黄线，虽然有点失望，在屋子里呆久了，突然被放生出来的感觉还是让我不管不顾地跑在前面。父亲更喜欢落在后面，被他自己的思绪拖住了似的，抽着烟，越走越慢。
海塘边没有路，只要能下脚，怎么走都行。想冒一下险，就往蒿草多的地方钻，一边走，一边挥手拂开挡路的草叶。那些带锯刺的草叶可是很锋利的，不小心能在脸上手上划个大口子。四周静静的，除了草叶的唰唰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偶尔抬头看一眼天，不管有没有云，想象中的天地的尽头也就是这样了。
走不了多久，出蒿草地，来到一片荒凉的泥滩前。这就是海塘了。海宁的海塘有50多公里长，老盐仓一段，盐官一段，丁桥一段，塘基、塘身各有各的造法，每段都不太一样。尖山这段靠近出海口，海面（或者应该说江面）宽阔。它也没有盐官那种海上长城一般壮观的鱼鳞石塘，目之所及不过是些被人随性摔在那儿的乱石。
和我们这些总处在焦躁中，什么都想玩又不知玩什么好的小孩子比起来，大人们神定气闲得多。只要跟着他们七拐八弯的，最后总会走上一条三面临水的堤坝，一只小石塔立在堤坝的尽头，静静地等着我们。
那时好像都不知道石塔的名字，没人关心它叫什么，笼统地把这段海塘称作塔山塘。
只要去海塘，必定要去石塔那儿。就像去西湖总要看保俶塔，看三潭印月。
越靠近塔，越不好走。得爬过被潮水拍打得奇形怪状的巨石，像梅花桩一样扎在水底的塘基，要是潮水已经涨了上来，还得挽起裤腿，从水里蹚过去，才能登上塔所在的小山。
几棵树众星拱月一般，把塔包围在其中。很多年后，我在书中所附的照片上看到这座塔，从风化的石面上辨认出“永庆安澜”这几个字。在史书上，它的名字就叫“安澜塔”。关于它的介绍很是简单：小型仿木结构实心石塔，六面，残高六层，高约六米，须弥座基石，始建年代不明。一说“乾隆五年尖山坝工告竣，由此，塔至少建于1740年前”；一说“致和元年（1328）盐官州海堤崩，遣使祷祀，造浮屠二百十六，用西僧法压之”。可以确定的是民国四年（1915）重修过，塔身第二层有铭文可考。
到我看到它，又历经六七十年，仍复归为一座残塔，完成垒石为祭的使命，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了遗物。没人觉得它镇得了海，也不相信它镇得了海，镇得了海底的神兽还是别的什么。
我们的兴趣只在于它的所在，这是我们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我们已经站到了地图上的某个尽头。这种感觉让我们无奈（不是吗？已经无路可走了），也让我们兴奋。
涨了潮的江面，被太阳一照，闪出粼粼的波光，恍然有了海的宽阔和空旷。既然看不到青岛那种海，海南那种海，那么这样的海看一看，也是很不错的啊。
然而某天，我还在读小学，忽然听人说下午海塘边枪毙了几个人，好多人都去看了。
我听了大惊，怎么也不肯相信。可是说话的人绘声绘色，形容枪响后，血溅得怎么高，警察走后，守在边上的家人怎么冲上去收尸，又让人没法不信。
至于枪毙人的到底是海塘的哪一段，却又没人说得清楚。反正，那儿就是枪毙人的地方。荒凉，僻静，潮水过去，一切了无痕迹。
又有一天，读初中了，忽然班里风传教过我们的某个老师留下遗书去那儿投海，隔天尸体漂回，搁浅在海塘边，让人发现了。之后还有几桩谈恋爱被抓的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去。
约摸十年匆匆过去，等到要上班了，拿了学校发的一纸通知去单位报到，忽然发现离塔只有一两公里远。
工作很轻闲，每天只是和仓库里的东西以及一老一少两个保管员打着交道，算算哪辆车领走了多少汽油，多少棉纱。
仓库的窗很小，在里面呆久了，会觉得闷，却也没有地方说。
某个下着小雨的中午，一种莫名的心境使然，我又去了。
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乱石草丛，像梅花桩一样的塔基。小雨中的江面覆盖着阴云，完全是海的样子。
我在那儿碰到过捕鳗鱼苗的人。坐在旧轮胎上，趁着潮水涨上来，慢慢飘远，变成一个极小的身影，至于怎么撒网怎么捕捞，可就一点都看不见了。
刚捞上来的鳗鱼苗只有两三厘米三四厘米长，浸在水里透明如无物。像我这种近视眼，要捧到手里才能顺着两个小黑点，也就是鳗鱼的眼睛，发现它的身体。可见捕鳗鱼苗的人非得有一双火眼金睛，才能从浑浊的江水里把它们捕上来。鳗鱼不能人工繁殖，养殖鳗鱼只能靠野生捕捞，论条售价，堪比黄金。早些年，也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每天可以捕几十上百条，塘边有村民靠着这个发家盖起了楼房。不过，这些年已经不太能见到这样的人。唯一碰到的一个，像是舍不得放弃他的技艺才不怕苦地拖着网来到这儿，在我们的追问下笑叹一天只能抓上两三条啊。不止是鳗鱼苗，别的鱼种也在减少，衰竭，几乎已经从江水中断代灭绝了。
除了偶尔一见的捕鱼人，海塘边安静的时候居多。有时也和朋友一起去，呆到太阳落山，覆盖上金黄的水面，归来的渔船，兀自随风晃动的野草，总有一种苍茫之感。
如果一个人站在那儿，比起苍茫之感更能让我沉浸其中的是对今后到底会如何的不解之感。当我竭力望向远处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始终是尚不可及的未来之年。
杉本博司，极度偏爱海的日本摄影家，花了三十年的时间造访世界各地，架起大型相机，拍下海的各种瞬间，将大海的影像作为一种接近古人意识的方法，告诉观看的人：若将时间拉至太古状态，至今不变的唯一存在是那一望无垠的大海。
某年清明过后不久，还是赏花游春的日子，和几个朋友小聚，忽有人提议去海塘，趁着兴致立刻就出发了。
好多年没去，过去必须步行的地段已经有了新修的车道。不仅如此，车可以一直开到堤坝上，下车，塔已近在眼前。除了波光粼粼的水面，塘边略感眼熟的几块巨石，其余一切已似是而非。梅花桩一样的塔基彻底不见了，脚下的堤坝变成笔直的水泥大道。当然当然，愿意换个眼光看看也不错。四月中旬，还是游春的时节。天气不冷不热，太阳也很好，塘边却起了浓浓一层雾。早年被石料厂凿剩的孤锋矗立在雾中，尽可以把它当成“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中”。一个捕鱼人扛着轮胎在泥滩上隅隅而过，意外入镜，成了照片中的主角。
然而，谁都没想到塔的周边居然围起铁栅，挂上大锁。几个人转来转去，爬不上去，也没有空隙可钻；打电话，人倒是找对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各种招数想过，还是进去不得。
不过，真的，就这么隔着栅栏看看也好。塔和人的生命期数是不一样的，人过十年百年，塔才过去一年十年。塔看我们，已抵挡不住老之将至；而我们看塔，却一如故往。就算不走过去，我也看得到以往对现实永远不能满意的自己，总想知道前面还有什么的自己；看得到父亲在塔下悠然眺望的身影，一路走来，沾在他皮鞋上的泥。
回来的车上再一想，还是遗憾，究竟不能读一读从前不知道要去读的“民国四年四月榖旦”“永庆安澜”。
那是我童年及少年时代的世界尽头。
吴文君，1971年生，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收获》《上海文学》《大家》《作家》等刊，有小说收入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获浙江省作协年度优秀作品奖，出版小说集《红马》《去圣伯多禄的路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