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定格在美好的瞬间
我们对明天过于慷慨，总以为还有机会，其实不然。
前不久收到张霖女士给我寄来张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遂浮现往事。2002年夏我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张晖也刚入学读博士。在办公室初次见他，谦谦有礼，言谈敏捷新锐，给我很深印象。他给了我一本《龙榆生先生年谱》，是他在南京大学读文科强化班第四年的作品，愈使我觉得人才难得。想不到他在2013年3月突然因病去世，英年早逝，令人徒生“文章憎命达”的悲慨。这本年谱虽属少作，出版后广受赞誉。此为“增订本”，据《后记》，张晖的同门学弟倪春君受张霖之托，依据张晖生前所拟定的增订版蓝图删改、增订而成。
我的一些随笔文章属于学问方面的收入《凌波微语》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偏重文艺方面的收入《午后的繁花》，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本《风义的怀思》较为特别，收入十一篇文章属追忆、悼念性质。所追念的都是我的老师、学生或朋友，除了《金庸的折叠江湖》这一篇，我与金庸先生没有交往，大约因为章培恒师对他的小说十分喜欢，故因邀而作。面对这些文章，我心头涌起感恩与追怀之情不能自已。回顾平生逶迤踯躅于学文教书之途，至今工龄也有四十年了。早年就读过韩愈的《原道》《师说》之类的文章，然而一路上如果没有良师益友的耳提面命、爱抚关照，就谈不上对古训有一番感同身受的体验。当然另一方面，想当年像我那样，照从前的说法不过是一介寒士，也曾蹉跎岁月、遭遇曲折，如果不是碰上昌明开放的年代和勇于拨乱反正的师长们，就是另一种人生了。好像最近听谁说过，与其靠才学更不如靠运气，我不知对不对，只觉得悲哀。
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有 “风义生平师友间”之句，书名取“风义的怀思”不敢说师门宗风，借此对幸能亲炙的前辈学者表达崇仰与礼敬，也有意与同道们矢志薪火传承而共勉。这也是为何我收到《龙榆生先生年谱》时产生的感动。所谓“风义”，在我的理解，风也者，指风尚、风骨与风化，关乎风气的熏染与影响；义也者，指义利之辩，涉及道义精神与侠义担当。试想倪春君与张晖素未谋面，然倾力相助，我想这不光因为师友相托与同门之谊，也是因为把“风义”作为人文传统而加以尊奉之故。
近一年来因为《书城》杂志连载我的《词史札记》，时常看龙榆生先生的著作，渐渐一窥其堂庑，虽然是从外面看进去的，偶有会意便掩卷而叹。清末词学复兴而臻至精微，词家不再是“伶工”而具现代“作者”意识。以此为背景王国维方始标举“境界”，并称“大词人”为“大诗人” “大学问者”。龙榆生师从朱祖谋，与唐圭璋、夏承焘属同门师友，犹如一树三花，皆毕生致力于词的研究、整理、诠释、创作与普及，就他们已出版的著作来看，卷帙浩瀚而洋洋大观，其相互之间切磋、勉励与激扬之语在在可见。这似乎能说明尽管他们历经社会环境与思想领域的变迁或个人遭际的颠簸，却能锲而不舍而终成正果，也未始不是“风义”精神的坚韧表现。
由于东西流转，数度搬迁，我与友朋来往的书信东一摞西一包地塞在抽屉或纸箱里，懒得看顾。那一回叶祝弟君嘱我写回忆文章，即本书中关于魏斐德等四位先生的那篇，翻箱倒柜却意外发现赵景深师的一封信，顿使我感愧万千。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读硕第二年写了一篇与夏写时先生商榷的有关明代戏曲家王骥德的文章，在《学术月刊》上刊出，嗣后该刊也刊登了夏先生的回应文章。那时我有点头重脚轻，又写了一篇万把字的驳论，赵老看了竟然给《学术月刊》编辑部写了满一页纸的推荐信，嘱我把信与文章一起寄给月刊。
信上日期是1982年6月19日，当时我大约忙于毕业，结果没寄出去，这封信一直留在身边。四年前为纪念景深师写了怀念文章，也没提这件事，压根儿忘了。今天捧读此信，最后一段说：“夏写时先生是我所佩服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史家，虽然年轻，但成就很高；陈建华是我的研究生，他写的驳论是他自己有此看法。希望您能支持更年轻的一代。事理当为越辩越明。我这些简单的话也只是供您参考。欢迎您删去陈建华文中不当之处。祝好，赵景深。”读来一股温暖流注，眼前浮现先生的慈霭面容，这么挺学生好像有点打抱不平，其间若有一股侠气。
该做的没做，该记得的又忘了，于是人情文债两亏欠，想想事出偶然，也就释怀了。我不善怀旧，然时不时挂在心头的，譬如安耀华老师，七十年代跟他学英语，这些我在书里写过。看到他的两封信，用英文写的，那时我在美国，说他已入老境，语气豁达如故，却关心着我的状况。2000年暑假我回国，和安老师、小伍与老姚聚在一起。翻来翻去，只有他的相片，也有他和小伍的，怎么没想到和他合张影？我责怪自己的疏忽，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他。后来在香港工作，打电话给他女儿阿月头，说安老师已不在了。
我们对明天过于慷慨，总以为还有机会，其实不然。想起叶笑雪先生就感到歉疚。1998年暑假我回国与吴格兄一起去看叶先生，他已知觉模糊不能言语。接着我去了郑州，在大哥家住了两个礼拜，回来他已走了，追悼会也开过了。我和叶先生是忘年交，1988年我出国，他住进我的复旦宿舍，照看我的书籍，把它们编目，一条条抄在纸上寄给我，每次写信都事无巨细写得密密麻麻。两年后宿舍给复旦收回，叶先生在搬出前把我的书装了四十几个箱子，和我的同门兄弟们一起把这些箱子运到古籍所，直到2013年我回到上海之后兄弟们又把这些箱子运到我在市里的寓所。
的确，平生所交不乏古道热肠性情中人，使我感发，在记忆中闪亮。每次见到吴格兄，就替自己难过。叶先生精通文史，学贯三教，曾担任李亚农秘书，因生性孤直而遭打击吃苦头。在复旦时已年届古稀，吴格与他甚为莫逆，常与他讨论学问，在生活上照料他。在他身后吴格为整理与出版其著述不遗余力，《徐森玉年谱》手稿本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谢灵运诗集》也将由复旦出版社出版。这令我非常感佩。
张爱玲说她小时候一个人在花园里一边跳舞一边唱：“一天又过去了，离坟墓又近一天了。”那当然是“童言无忌”。但是在她晚年写的《对照记》里说：“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听上去就“寒丝丝”了。我在《紫罗兰的魅影》一书的自序中提到一些应当致谢的师友，结果掐指一数十余年里已经作古的不下十位，心想一一列出来不免吓丝丝，因此最后写道：“书至此，不禁心头泫然。文中提到的几位前辈长者已奄然长逝，不一一道及，他们的著述与精魂永在，储于我心影。所谓人生苦短，世道亟变，仅愿留取当下，珍重眼前，与大家共勉。”序文署的日期是在2015年5月25日，而该书在去年出版时，范伯群先生和赵昌平兄先后仙逝。一时没写文章，因为《凌波微语》一书的出版需要一篇自序，于是写了两段话以志悼念。
王羲之《兰亭序》中“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之句为人传诵，宇文所安先生在《追忆》一书中认为这句话代表了中国文人对传统的信念，其中“记忆”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然是指文学经典而言，否则谈不上传承的意义。我对于自己所写的不存奢望，许多属于时过境迁的东西，但是古人说：“慎终追远”，纪念往圣前贤是中国人的传统，为的是尊重生命，为现世与将来的福祉祈愿。诉诸文字的纪念固然具有某种仪式的意义，正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借一瓣馨香以通灵，也即“精魂永在，储于我心影”的意思。
从前写《兰亭序》，练字而已。现在年越长，越觉得它像一篇悼文，时代的隐痛渗透到生命之中，方能领悟生死，珍惜当下。至此不禁悲从中来，恕我一吐为快。去年，这场疫情之前我已痛失两位——二月里我的大哥，八月里我的好友孙绍谊兄，先后离世。一样的病，都是早年埋下的病根，再三辗转于同样的两家医院，老天难回，悲夫痛哉！在病床边，大哥说了几句只有我能明白的话，无非伤心话，我只握着他的手，千言万语饮恨喉间，诉不尽风雨手足情。与绍谊兄的相识是上世纪末在夏威夷的亚洲年会上。君子之交难得是相知，近些年我回到上海，他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来往愈多，好像我们还在一起畅游西湖，一壶浓茶正在慢慢泡开，却走了，六十岁还没到。
疫情尚未结束，生意已在蠢蠢欲动。一二个月里与朋友们约了数次饭局。去年我问吴格是否认识张荣明，几十年没见了，我俩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认识叶笑雪先生的。吴格说认得，就爽然定了见面的日子，因为疫情拖了半年多。上月里我们终于聚首，叙旧也怀旧，我与荣明回忆曾去虹桥拜访叶先生，那一带还荒凉得很，叶先生住在一间茅屋中，与他女儿做饭招待我们，面盆里煮了许多鱼。另一次饭约是与几位出版人一起，谈起昌平兄。又一次是与上戏的朋友们，自然谈到绍谊兄。又一次跟我的中学里同学嵇幼霖，暌违半个多世纪了，说起我们当年做过的捣蛋事，笑得像昨天一样开心。他还能记得全班谁是第几号，坐在第几排，我旁边坐的女生叫什么。我跟安老师学英文，就是他的姐姐介绍的。说起我常陪安老师喝酒，阿月头做的红烧肉。我问他能否联系上阿月头，想知道安老师葬在哪里，几时可以去他的坟头烧一炷香。他看着我，又避开我的目光，然后说阿月头前几年已经故世了。
这次疫情如此凶猛，一下子我们与死亡靠得这么近。而饭桌上谈笑风生，大家仿佛从压抑中解脱出来，享受舌尖之美与生之欢快。说奇怪也不奇怪，都是相熟的朋友，会聊起相熟的逝者，当然聊得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现实，其严峻的程度不亚于疫情。在对逝者的钦佩与揄扬之中分享着友情与诚信，对工作的热情与理想的追求，其实在分享着价值的认同，无非是希望现世的安稳与美好。当大家谈起逝者是那么自然，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其实生死之间仅一板之隔，他们好像就在近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
一天手机电话铃响，一时没接听就挂断了，屏幕上显示“大哥”两字。瞬间里我头皮发麻，事后知道是嫂子打来的。我不信鬼神，却突发奇想，或许大哥真的会从另一个世界来电，那我们能聊聊人鬼世界，岂不有趣？这臆想可笑，不过怎么说呢？有人说我们已进入“后人类”时代，新媒体、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与日常生活习惯，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必然来临的预言不绝于耳。简言之，我们生活在真实与虚拟的世界中。有趣的是，或许是看多了魔幻小说和电影，我在一首诗里描写某天在衡山路上蒲吧，接到我妈从阴间发来的微信，叫我提防一起喝酒的人是个骗子。当然这是文学虚构，但对我来说首先得意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否则谈不上明辨是非真假。就像对待这次新冠病毒，如张文宏医生所告诫的，要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心理准备。
看到绍谊仍在我们的朋友圈里，不免会产生一种魔幻之感，油然想起他所研究后人类理论的专著以及他所组织的世界后人类电影研讨会，而翻看我们之间的私信记录，往事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的是绍谊好酒好客，逢年过节会邀请他的同事、朋友与学生在他家聚会，拿出从美国加州带回的上好红酒，而他自己则因病不能喝酒，见大家尽兴而高兴。我也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发文晒图。一次是在他家吃蟹，另一次是2017年年末石川兄邀请绍谊与我去南京艺术学院观赏他从日本携回的民国电影《风雨之夜》。我们游览南京故城，在城头上绍谊看见地上一根竹竿，两头系着大红灯笼，他举起竹竿豪爽大笑。我把这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里，并作打油诗曰：
蟹友笑趴金陵城，
横扫灯笼堪称霸。
倦游穿越后人类，
返来兰邬孵豆芽。
诗后附几句说明：“吾等一行畅游金陵城头，曾于孙府吃蟹，属趴行‘蟹友’也。绍谊举灯笼，霸气四溢，一如其新著横扫二十一世纪‘后人类’电影理论。末句谓绍谊年年蹲点好莱坞，占卜奥斯卡奖项十不离九，若有神助。”
两年之后绍谊离开了我们，他的生命却永久定格在美好的瞬间，给我们留下久久难以平复的回忆。
（本文为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风义的怀思》自序）
